张应昌从营中冲出的时候衣着单薄，尽管情急中往身上裹了条毛毯，仍是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嘴唇乌青，只是逃命要紧，这些末节此时也顾不得了。一路狂奔出十余里，方才遇上总督杨鹤派出的斥候队，将其接应回营。
杨鹤是位相貌清癯的老者，他资历极老，乃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以都御史之位出任三边总督，全面负责延绥、宁夏和甘肃三边军务，节制河西巡抚、河东巡抚、陕西巡抚以及甘、凉、肃、西、宁夏、延绥、神道岭、兴安、固原的九总兵，端的是位高权重。他还有个儿子大大有名，那就是日后一度将李自成打得只剩18骑的杨嗣昌，洪承畴、孙传庭都隶属其麾下。
杨鹤本人性格温和，循循儒雅，对百姓的苦难比较同情，算得是一个好官。他在任上极力主张解决流贼问题应该剿抚并用，而其中又应以抚为主，并且要重点解决就抚流贼的生计问题。其实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流贼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老百姓活不下去，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叛乱一时平息下去，终究还是会再起来的，正如杨鹤向崇祯皇帝自辩时所言：“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
明末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极点，土地兼并极为严重，朝廷、王公贵戚象一座座大山般压在百姓头上，而地方上的豪绅地主不仅享有额定的优免权力，还勾结吏胥，通过诡寄、飞洒、影射等方式逃避粮税，以致沉重的赋税徭役大多落在了贫苦百姓身上。这种情况是杨鹤无法改变的，事实上，就连崇祯皇帝贵为天子也一样无法触动这些人的利益，因为他本人就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朝廷重臣也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利益团体的一员。让他们放弃自家利益，主动减轻农民负担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杨鹤的抚局初期本来也是取得了一些成效的，有不少巨寇纷纷就抚，并被授予官职，但朝廷并不对这些投降的流民发粮发饷，只每人给付一张“免死票”便勒令其回乡。在朝廷大佬看来，不杀你们这些反贼就已经是天恩浩荡了，竟然还吵着要吃饭，当真是丧心病狂！于是乎，这些投降了的流民只得就地“打粮”，抢劫富户粮食以活命，而这时他们就被称为“降而复叛”了。以这些事例攻击杨鹤的人非常多，而崇祯皇帝的脑袋也未必那么清白，最后下旨斥责杨鹤招抚的策略有误，将其免职下狱。
说起来有些事现代人很难理解，比如崇祯皇帝有一次在杨鹤的多方请求之下才命御史吴甡携带10万两银子到陕西招抚放赈，而他放赈的对象有多少人呢？据记载仅巨寇神一魁部就有六七万之众，其他拥众逾万的大小流贼头目亦不下七八人，更别提还有大量守法饥民嗷嗷待哺。这10万两银子换成米只够10万人活50天的，按史料所言，所救之人“不及十一”，造成的后果就是刚被招抚的流贼又沿途“打粮”，“旋抚旋叛”。讽刺的是，在逮捕了杨鹤，弃抚用剿之后，流贼反而大兴，朝廷为了剿灭流贼所花经费比招抚所费要多得多，比如说崇祯十二年之后，朝廷为了剿灭流贼花费多少呢？每年加派剿饷和练饷共计1010万两白银！
杨鹤这次率领自己直属的3千总督标营和延绥总兵杜文焕的1万镇军合兵一处，号称3万大军，作为主力大军一路尾随“二王”南下，此时已行至离三岔口不到40里的地方，而张应昌逃跑时同行皆为骑兵，速度极快，当他们遇见杨鹤大军的斥候时，败军大潮还远远落在后面。
当杨鹤见到张应昌的时候，这位宁夏镇东路参将的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盔甲兵器全部丢弃不说，身上只着单衣，披着一张毛毯，脚上的鞋都掉了一只。他自知有罪，远远看见杨鹤就挣扎下马，跪倒在地，头也不敢抬，膝行匍匐前进，待到近前，方抬头向杨鹤和杜文焕二人抱拳拱手，颤声道：“总督大人，总戎大人，罪将张应昌有紧急军情禀报。”
杨鹤见他这般模样，又好气又好笑，鼻中哼了一声，毕竟关心前方军情，淡淡道：“张将军，先请起身，前方军情如何？”一边作势虚扶一下，一边让旁边的人给张应昌去拿来衣物，让其穿戴整齐。杜文焕乃是积年宿将，见张应昌这般模样，心中已然有数，不待其开口便向杨鹤告个罪，带同几名将领自去部署防线，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股败军和追兵。
张应昌到现在对自家如何败绩还是糊里糊涂，他并不知道自家5千大军其实是被流贼败军冲散的，还道是遭了流贼突袭。问了同行的亲信家丁，也均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得根据自己的猜测胡乱编造了几句说辞，大体就是流贼诡计多端，突然全军一起压上，自家猝不及防之下犹自率部力战不屈，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云云。
杨鹤一直和“二王”保持着联系，深知“二王”中的老大王嘉胤倾向于招安，只是王二态度有些**，但应该也不反对，因此他对自己的招抚政策一直信心满满。但此时事态发展成这样，不由得他不怀疑是否哪里出了什么岔子。听得张应昌禀报流贼是主动袭击他的，心里一个咯噔，暗道莫非流贼内部发生了什么变故？
杨鹤正在怔忪不定，败军的前锋已经到了，因杨鹤和杜文焕是从安塞北面来的，与张应昌走的不是一条路，宁夏镇的溃兵多数沿来路往庆阳那边跑回家去了，连同流贼溃兵也跟过去了一些。此时过来的败军大潮主要以流贼为主，势头已是小了许多，而杜文焕早有准备，严阵以待，竟是稳稳地将这股败军挡在了阵势之外。
求收藏求推荐求打赏，武昌鱼拜谢了！
杨鹤是位相貌清癯的老者，他资历极老，乃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以都御史之位出任三边总督，全面负责延绥、宁夏和甘肃三边军务，节制河西巡抚、河东巡抚、陕西巡抚以及甘、凉、肃、西、宁夏、延绥、神道岭、兴安、固原的九总兵，端的是位高权重。他还有个儿子大大有名，那就是日后一度将李自成打得只剩18骑的杨嗣昌，洪承畴、孙传庭都隶属其麾下。
杨鹤本人性格温和，循循儒雅，对百姓的苦难比较同情，算得是一个好官。他在任上极力主张解决流贼问题应该剿抚并用，而其中又应以抚为主，并且要重点解决就抚流贼的生计问题。其实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流贼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老百姓活不下去，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叛乱一时平息下去，终究还是会再起来的，正如杨鹤向崇祯皇帝自辩时所言：“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
明末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极点，土地兼并极为严重，朝廷、王公贵戚象一座座大山般压在百姓头上，而地方上的豪绅地主不仅享有额定的优免权力，还勾结吏胥，通过诡寄、飞洒、影射等方式逃避粮税，以致沉重的赋税徭役大多落在了贫苦百姓身上。这种情况是杨鹤无法改变的，事实上，就连崇祯皇帝贵为天子也一样无法触动这些人的利益，因为他本人就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朝廷重臣也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利益团体的一员。让他们放弃自家利益，主动减轻农民负担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杨鹤的抚局初期本来也是取得了一些成效的，有不少巨寇纷纷就抚，并被授予官职，但朝廷并不对这些投降的流民发粮发饷，只每人给付一张“免死票”便勒令其回乡。在朝廷大佬看来，不杀你们这些反贼就已经是天恩浩荡了，竟然还吵着要吃饭，当真是丧心病狂！于是乎，这些投降了的流民只得就地“打粮”，抢劫富户粮食以活命，而这时他们就被称为“降而复叛”了。以这些事例攻击杨鹤的人非常多，而崇祯皇帝的脑袋也未必那么清白，最后下旨斥责杨鹤招抚的策略有误，将其免职下狱。
说起来有些事现代人很难理解，比如崇祯皇帝有一次在杨鹤的多方请求之下才命御史吴甡携带10万两银子到陕西招抚放赈，而他放赈的对象有多少人呢？据记载仅巨寇神一魁部就有六七万之众，其他拥众逾万的大小流贼头目亦不下七八人，更别提还有大量守法饥民嗷嗷待哺。这10万两银子换成米只够10万人活50天的，按史料所言，所救之人“不及十一”，造成的后果就是刚被招抚的流贼又沿途“打粮”，“旋抚旋叛”。讽刺的是，在逮捕了杨鹤，弃抚用剿之后，流贼反而大兴，朝廷为了剿灭流贼所花经费比招抚所费要多得多，比如说崇祯十二年之后，朝廷为了剿灭流贼花费多少呢？每年加派剿饷和练饷共计1010万两白银！
杨鹤这次率领自己直属的3千总督标营和延绥总兵杜文焕的1万镇军合兵一处，号称3万大军，作为主力大军一路尾随“二王”南下，此时已行至离三岔口不到40里的地方，而张应昌逃跑时同行皆为骑兵，速度极快，当他们遇见杨鹤大军的斥候时，败军大潮还远远落在后面。
当杨鹤见到张应昌的时候，这位宁夏镇东路参将的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盔甲兵器全部丢弃不说，身上只着单衣，披着一张毛毯，脚上的鞋都掉了一只。他自知有罪，远远看见杨鹤就挣扎下马，跪倒在地，头也不敢抬，膝行匍匐前进，待到近前，方抬头向杨鹤和杜文焕二人抱拳拱手，颤声道：“总督大人，总戎大人，罪将张应昌有紧急军情禀报。”
杨鹤见他这般模样，又好气又好笑，鼻中哼了一声，毕竟关心前方军情，淡淡道：“张将军，先请起身，前方军情如何？”一边作势虚扶一下，一边让旁边的人给张应昌去拿来衣物，让其穿戴整齐。杜文焕乃是积年宿将，见张应昌这般模样，心中已然有数，不待其开口便向杨鹤告个罪，带同几名将领自去部署防线，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股败军和追兵。
张应昌到现在对自家如何败绩还是糊里糊涂，他并不知道自家5千大军其实是被流贼败军冲散的，还道是遭了流贼突袭。问了同行的亲信家丁，也均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得根据自己的猜测胡乱编造了几句说辞，大体就是流贼诡计多端，突然全军一起压上，自家猝不及防之下犹自率部力战不屈，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云云。
杨鹤一直和“二王”保持着联系，深知“二王”中的老大王嘉胤倾向于招安，只是王二态度有些**，但应该也不反对，因此他对自己的招抚政策一直信心满满。但此时事态发展成这样，不由得他不怀疑是否哪里出了什么岔子。听得张应昌禀报流贼是主动袭击他的，心里一个咯噔，暗道莫非流贼内部发生了什么变故？
杨鹤正在怔忪不定，败军的前锋已经到了，因杨鹤和杜文焕是从安塞北面来的，与张应昌走的不是一条路，宁夏镇的溃兵多数沿来路往庆阳那边跑回家去了，连同流贼溃兵也跟过去了一些。此时过来的败军大潮主要以流贼为主，势头已是小了许多，而杜文焕早有准备，严阵以待，竟是稳稳地将这股败军挡在了阵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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