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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图澄不能存赵,鸠摩罗什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祸殃。但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

    姚崇在这里把他对宗教的观念讲的十分清楚,那就是如果能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的。就就是佛的化身。在奏章中他举了四个例子,来说明信仰佛教并不保证当政者能得到好的回报。读者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下面我只做简洁说明。

    佛图澄是西域高僧,后赵石勒/石虎都很崇敬他,并建了许多佛寺,但后赵在石虎去世后很快就灭亡(亡于冉闵之手,石虎的养子);鸠摩罗什被后秦帝姚兴奉为国师,但姚兴去世后。后秦迅速亡于北魏拓跋氏;北齐高澄(高欢长子)崇信佛教,在就在即将篡夺北魏帝位的前夕,被仆人刺杀;南梁开国皇帝萧衍,到处建佛寺,倾全国之力信佛,而在侯景之乱时饿死宫城。这四个例子是用来说明帝王信奉佛教并不因此而有好的下场或回报。

    其实姚崇有一个更现成的例子可以说,但我估计他不敢,这个例子就是李显(李隆基伯父),在他当皇帝的那几年。也一样四处建寺庙,但李显的下场就如前文所提到的,相比前面四位,实在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知道,为何写历史你最好写古代史,而不能随便写现代史。特别是解放之后的历史,因为你写现代史。如果不小心挖了共和国的历史上某位领导的疮疤,那他的孝子贤孙。或是政治继承人肯定要跳脚。为了明哲保身,绝不能随便说,也不能随便写,在这一点上,古今并无太大的不同,所以“革命”尚未成功,红小将们仍须努力啊!

    无论如何,结果李隆基接受姚崇的建议,下令严格淘汰全国的和尚跟尼姑,针对不是真心要出家及行为不端的,强迫他(她)们不许留在寺庙,最后有一万二千人因而还俗。

    (连载更新)

    如果说,以入世的精神来对待佛教只是体现姚崇信仰的初步,处理蝗灾则完全显现出姚崇勇往直前,不畏天命也不人云亦云的勇者精神。

    开元四年,东部地区蝗虫成灾,把所有的庄稼啃食殆尽,黄河南北的农民,逃亡一空,而地方官员,束手无策。因为传统观念,农民不敢扑杀蝗虫,只敢在农田旁空地设香案,焚香祝祷请蝗虫离开,可以想见,这方法没有用。姚崇于是下令捕杀蝗虫,派御史到各地督导,这时候,汴州刺史(州长)倪若水却不让御史进入州境,并公然宣称:“蝗虫是天灾,不是扑杀就能解决问题,只要在上位者增进品德修养,天灾自然消失;刘聪(汉赵帝国第三任皇帝,该国是五胡乱华十九国第一个建立的国家)时代,就是对蝗虫采取扑杀掩埋的方法,结果灾害更大(历史有记载这一次蝗灾,但没有记载扑杀掩埋)”

    姚崇听到消息,十分火大,但他知道倪若水之前在中央当过高官,在地方政绩也不错,只是比较顽固一些,对付这种人,必须要让他心服口服,无可辩解才行,于是写信给他,在信上用倪若水的**来对付他,信上是这么说的:“诚如倪州长所言,刘聪本来的品德修为就不是太好,所以克制不住妖孽;但当今天子盛德,妖孽肯定无法超过其恩德。所以关键在地方长官,如果按你的**,是不是阁下的恩德不足,所以蝗虫才会危害汴州?”

    倪若水看到这封信,知道自己已经让姚崇给绕进圈子里了,如果再坚持不遵从,姚崇将信的内容一公开,自己就糗大了?所以只好乖乖让御史入境,督导人民扑杀蝗虫。

    在灭蝗上,姚崇的方式是这样的,他在奏章上说:“蝗虫其实很怕人,所以容易驱赶,而且每块田地都是有主人的,让他们去救自己的田地,一定会不辞辛劳,请同意让老百姓在夜里燃火,虫会被光吸引,就容易扑杀,然后把虫焚烧,挖坎掩埋,一定能消灭蝗虫。”

    灭蝗政策实施后,取得很大的成效,虽然蝗灾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因为有采取灭蝗政策,所以没有发生大饥荒,姚崇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对人民的帮助很大。

    前面说过。在姚崇卖力演出,李隆基热情赞助的情况下。政变的主要功臣,姚崇的政治对手们。新此时已经是“死的死,逃的逃,还有些人滚到山沟里”,都已经远离权力中心。

    为了让姚崇能好好做事,不让他有后顾之忧,李隆基精心挑选了他心目中最佳二把手——卢怀慎,担任黄门监(门下省最高长官;姚崇此时是中书省最高长官,紫徽令)。

    卢怀慎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他最大的作用就是没有作用!这句话可不是我自己编的,而是我们的皇帝老子。李隆基先生说的,而且是在当事人卢怀慎先生面前说的。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姚崇因为儿子的丧事请了十几天的假,政事堂的公文堆积如山,卢怀慎处理了老半天,没有几件事敢做裁决,束手无策,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只好去禀告皇帝看该怎么处理。(这样的宰相我们该如何评价他?无能还是守分?端视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他)

    李隆基是这么告诉他的:“我把天下交给姚崇。而你是我们华丽的摆设,所以别紧张,该干嘛干嘛去,政事等姚崇回来就解决了。“

    果然姚崇回来后。一下子就全部处理完毕,世界又开始正常运转!

    不过卢怀慎很有风度,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行。所以主要就扮演配合的角色,虽然外面嘲笑他是“伴食宰相”。但是两人的组合,效果反而出乎意料的好。而且卢怀慎很正直,多次纠举出一些不符规范或法纪的事。开元盛世的奠造,他其实有一定的功劳。

    开元四年,卢怀慎去世,临终前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等人,李隆基接受了。

    卢怀慎去世后,接替他的人是源耀乾,虽然同样是宰相,不过是以黄门侍郎的身份兼任。

    有一次,姚崇患疟疾,每次源耀乾来报告政事时,李隆基一听就知道源耀乾是否请教过姚崇,通常请教过姚崇的,李隆基都会表示满意,没有请教过姚崇的,李隆基通常会有意见,然后就会说:“为何不请教姚崇?”源耀乾觉得这样自己太麻烦了(可能也太丢脸了),就上奏请求,把姚崇迁到四方馆(接待外国宾客的),家人也可前来侍候。姚崇认为自己患病,不适合住哪里,想要推辞,李隆基说:“让你住四方馆,是为了帝国利益,只恨无法让你住在皇宫内,不用推辞!”

    (连载更新)

    盛极而衰,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乃是自然运行的道理。

    李隆基待姚崇如此之贴心,似乎这个信任牢不可破,山可枯,海可烂,此情永不渝!是吗?

    当然不是,**帝王对大臣所讲的话,不会比花花公子对女人讲的话还可靠多少。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就在李隆基对姚崇十分信任,不可或缺的同一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让李隆基对姚崇的信任有了改变,此时距离姚崇在开元元年担任宰相只有短短的三年。

    前文说过,姚崇的两个儿子光禄少卿(宫廷宴会副部长)姚彝,宗正少卿(皇族事务副部长)姚异平常就喜爱结交朋友,也经常收受外人馈赠,外面的风评不是太好,刚开始李隆基认为是别人有意打击姚崇,所以也不在意,甚至处罚举发的人,但从“三人成虎”及“曾参杀人”的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只要讲的人多了之后,再强大的信任也会动摇。所以自从李隆基的身旁陆续有人在不经意中透露出“姚二代”的劣迹后,李隆基不免也有些怀疑,甚至到后来开始怀疑姚崇是不是有意纵容或是牵涉其中。

    信任就像是玻璃杯,一旦有了裂缝,也就离破裂不远了。这时,姚崇的一个亲信,紫微省(中书省)的主书赵诲,被人举发接受胡人的贿赂,本来这算不上一件特别大的事,但李隆基突然大发雷霆,不但要求仔细调查,还亲自审问。

    眼看亲信可能要被判重刑,姚崇不忍心,于是上疏替赵诲辩解,希望能减轻其刑责,不料奏章呈上后如石沉大海般完全没有回应,而刚好这时候京师大赦,姚崇本以为赵诲可以获得减刑,单独名单公布,赵诲单独没有获得减刑,被判杖一百,流放岭南。这样警告及暗示的味道便相当浓厚了。

    至此,姚崇已经完全了解皇帝心中的不满,他思前想后,决定急流勇退,于是断然以年老体弱为由(姚崇本年66岁),上疏请求辞去宰相职位。李隆基虽然不无遗憾,但终究批准,姚崇免除所有职务

    ,只保留开府仪同三司(散官,无具体职务,可上朝参与大臣奏事)。

    那么李隆基为什么会转变态度呢?

    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种逆反的心理,姚崇当初要求皇帝答应十大条件才接任宰相,而十大条件对皇帝来说是很大的忍耐,等于是一种君臣间的契约,对李隆基来说,为了国家好,我可以忍耐,但同样的,你姚崇身为大臣也必须表现过人的道德情操,这样你对我的要求才是合理的,可是我李隆基牺牲自己,做了很大的克制,却发现你姚崇纵容儿子,纵容亲信做一些不道德的事,这样李隆基在心态上就很难忍受,必然爆发。

    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例子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与张居正的故事。张居正是明神宗的老师,在张居正还活着的时候,明神宗非常尊敬与信任这位老师与大臣,给他几乎相当于君王的权力,但张居正死后不久,明神宗就大肆清算张居正,只差没有鞭尸而已,为什么?因为张居正死后,他的政敌纷纷上书指控张居正罪行,特别是生活骄傲奢侈的一面。皇帝派人调查,发现其中有很多是真的。而张居正却是在讲学时口口声声要皇帝遵循圣人简朴之道,这让皇帝不得不怀疑张居正在皇帝面前是一套,背后又是另外一套,最后对张居正的看法产生180度的变化。(详见黄仁宇著作:万历十五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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