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发网站 首先，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而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因此，儒家是主张爱有差等的。
儒墨区别
首先，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而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因此，儒家是主张爱有差等的。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所以，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学术界多持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对立的观点。但是孙诒让《墨子闲话墨家诸子钩沉》据马总《意林》辑录《随巢子》（墨子弟子随巢子的著作）的材料认为。随巢子在论述‘兼爱‘时说‘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即有亲疏的差别，但没有被拒绝的；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被遗忘的。可见随巢子保存了墨家‘兼爱‘说的原貌，是‘纯笃无疵‘的。因此认为，‘爱无差等‘的说法，大概是墨家‘传述之末失‘，加上后人的附会，才成为被攻击的把子。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孙诒让之说，仅录以备考。
其次，‘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为‘小人‘。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虽然主张非命，却又不是无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孔子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因此，他确实怀疑鬼神的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为‘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之，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中就包括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音乐也是一种在精神上抒发感情的活动与享受，但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像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而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因此他得出结论：要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须要禁止音乐。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在名实观上，儒、墨两家也是对立的。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匡正当时实际上已经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其着重点是‘名‘，而不是‘实‘；墨家则相反，主张‘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而不是‘名‘。
事例
1﹑墨者有钜子腹朜，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寡人也。”腹朜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朜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予，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选自《吕氏春秋去私》
2﹑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mo4）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二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巨子不察。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严罚厚赏，此上世之若客也。(未完待续。。)
儒墨区别
首先，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而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因此，儒家是主张爱有差等的。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所以，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学术界多持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对立的观点。但是孙诒让《墨子闲话墨家诸子钩沉》据马总《意林》辑录《随巢子》（墨子弟子随巢子的著作）的材料认为。随巢子在论述‘兼爱‘时说‘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即有亲疏的差别，但没有被拒绝的；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被遗忘的。可见随巢子保存了墨家‘兼爱‘说的原貌，是‘纯笃无疵‘的。因此认为，‘爱无差等‘的说法，大概是墨家‘传述之末失‘，加上后人的附会，才成为被攻击的把子。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孙诒让之说，仅录以备考。
其次，‘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为‘小人‘。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虽然主张非命，却又不是无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孔子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因此，他确实怀疑鬼神的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为‘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之，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中就包括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音乐也是一种在精神上抒发感情的活动与享受，但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像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而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因此他得出结论：要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须要禁止音乐。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在名实观上，儒、墨两家也是对立的。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匡正当时实际上已经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其着重点是‘名‘，而不是‘实‘；墨家则相反，主张‘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而不是‘名‘。
事例
1﹑墨者有钜子腹朜，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寡人也。”腹朜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朜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予，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选自《吕氏春秋去私》
2﹑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mo4）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二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巨子不察。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严罚厚赏，此上世之若客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