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朱高煦从右边的袖袋里掏出了一道奏本，呈给了朱棣。
“爹，此乃孩儿召集户部侍郎夏原吉、卓敬以及户部各省清吏司郎中、员外郎、主事，查阅永乐元年各省府县常住人口数量、耕地亩数及赋税收入之后，连夜制作的一份税收与人口、耕地关系的统计图表。”
六部主官是尚书和侍郎，其中正二品的尚书是六部的正职领导，而正三品的侍郎则是尚书的副手，分左侍郎和右侍郎，呈现一正两副的配置。
六部的二级机构叫清吏司，但在清吏司的设置方面，各部略有不同。
吏部、礼部、兵部和工部四个部的清吏司按职能类别设置，比如吏部考功清吏司主要是掌管官员考核、处分等事项，兵部武选清吏司主要是武官选授等事宜。
而户部和刑部的清吏司设置则不同于上述四个部，户部和刑部各有若干个清吏司，分别对应一个省的事务，称呼上就叫户部或刑部某省清吏司。
清吏司的主官是郎中和员外郎，其中正五品的郎中是清吏司的正职领导，从五品的员外郎是郎中的副手，每个清吏司配备的郎中和员外郎的人数没有定员。
郎中和员外郎下面还有主事、大使、副使等一系列品秩不高的官职。
正六品的主事是清吏司中仅次于郎中和员外郎的官职，每个清吏司配备一名或数名主事。
历史上，在明朝嘉靖年间，海瑞担任的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就是户部与云南省对接的官员，是户部负责云南地方事务的人员。
朱高煦之所以将户部各省清吏司的郎中、员外郎、主事召集起来，让这些人负责制作各省统计图表，乃是为了增加统计图表的说服力。
毕竟各省清吏司对接各省地方事务，是最熟悉各省常住人口数量、耕地亩数及赋税收入的京官。
如此一来，朱棣便不会对图表上的数据真实性产生怀疑。
而朱高煦制作这套统计图表的最核心目的便是刺激朱棣，让朱棣下决心改革税制。
他相信朱棣见了这一京十二省的各项赋税收入图表对比之后，将会对各省府县的赋税情况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
尤其是解除海禁之后，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越发繁荣，但是给朝廷带来的商税却不明显，可见是商业税的制度出了问题。
而且，像陕西、山西、云南等省的赋税收入，远远低于胡广、浙江等省，根本原因并不是耕地不够，而是人口低于东南沿海各省。
用统计图表对永乐元年所收赋税的数目进行分析时，可以将各省赋税的数目变成图，方便朱棣更快的读取最初数目，提升朱棣对赋税数目的理解。
由于统计图表上的文字内容较少，不需要做文字描述及文本铺陈，图表中的文字往往只用来诠释或标注数据出处，或是更重要的标题等，因而赋税数目分析的结果在呈现上更加简洁明了。
“昨日早朝，俺听了户部尚书郁新的奏报，觉得今年是个丰年，心中还曾沾沾自喜。”
朱棣不得不感慨道：“但看了你的这份统计图表，俺才感觉到朝廷的赋税收入还是太低了！”
大明每年的财政收入，单从货币上讲，约为三百万两白银。
因为大部分赋税收入是以纳粮形式进行征收，所以把田赋、盐税、工商税、钞关税以及徭役全部换算成现银计算，大明平均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两千万两。
历史上，明朝税收的高峰出现在万历三十年，达两千两百九十五万两。
“按照大明全境目前已经开垦的耕地计算，全国田赋加上工、商税收、盐、矿专卖，全年收入应该更多，但实际情况为何低于估算的数目？”
朱棣端详着图表，皱眉寻思道。
“朝廷税收分为田赋和工商税收，而田赋作为税收的大头，直接决定着朝廷全年税收的多寡，土地的使用情况决定了朝廷可以收到多少田赋。”
朱高煦接话道：“本朝施行薄俸之策，且科考读书所费甚多，故而皇爷爷给予了在任官员、致仕官员及有功名者减少赋税和免除徭役的特权。”
租或赋，乃是土地税。
役是徭役，即给官府当差。
历朝历代的徭役远比田租更恐怖，司马光曾言：“有因役而亡者，无因赋而亡者。”
此话几乎道出了历代王朝所有财政收入之症结。
“据孩儿所知，里、甲之长需要到县衙应差，且里、甲之长承担征收赋税的重任。”
“若地方衙门有欠税，里、甲之长先要垫付。如此一来，绝对会有人想着逃役。多丁者分户，多田者便把田产分寄到别户。”
“百姓不愿当良民，想着法子就给官绅当奴，此乃‘投献’。民间有人说天下之田共十分，七分属士绅，两分属藩王，一分上交税。”
朱棣听懂了。
大明幅员辽阔，全境之内耕地虽广，但可供朝廷收赋之田却有限，即使朝廷再加税也无用，何况还有官员会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朱高煦其实还想说一说军屯制的隐患，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
朱元璋白手起家，依靠军屯制取得天下，曾言“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
大明建国之后，朱元璋就在全国大规模推行屯田，命令“天下卫所，分兵屯种”。
起初的军屯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时日一久，弊病逐渐暴露。
永乐初期军屯税粮占总税粮的四成，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到永乐十八年降到了接近两成。
虽说永乐年间对外军事战争不断影响到了军屯，但真正影响军屯制的是当朝权贵随意侵占土地。
明宣宗时，兵部尚书王骥曾在西南地区带兵，他向朝廷上书说到：“贵州二十卫所，屯田近百万亩，所收子粒本足给官军，而屯田之法久废，徒具虚名，良田为官豪所占，子粒所收，百不及一，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妻子冻馁，人不聊生！”
宦官王贵镇守陕西期间，霸占军队屯田百余顷，近千名明军卫所士兵被逼给其种田。
军屯成了达官显贵的私人良田后，曾不费百姓一粒米的军事战争，最终演变成为压死大明王朝的一根稻草。
历史上，“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七百万两，宁夏之役耗资两百万两，播州之役耗资至少两百万两，乃至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此时，朱棣向殿外喊了一声道：“李兴？”
内官监少监李兴躬身疾步而入，俯身拜道：“奴婢在。”
“去传户部左右侍郎夏原吉、卓敬前往文华殿等候。”朱棣开口吩咐道。
朱高煦却立即说道：“爹，夏原吉今日旬休，卓敬已退班。大雪虽停，路却不好走，待他们两位入宫时，怕是天都黑透了。”
隋唐时，官员十天休息一次，称为“旬休”，而读书的学子也自这时开始有了完备的假期。
首先是旬假，十日一休，相当于后世的双休日。
其次是田假，在每年农历五月北方麦子成熟的时候，为期约一个月，读书的学子们回家下田割麦，相当于后世的暑假。
最后是授衣假，“授衣”即“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授衣”，农历九月已近暮秋，天气转冷，学子回家取新制的冬衣，授衣假为期接近一个月，相当于后世的寒假。
到了元代，旬假、节日假都化为乌有，全年的假日减少到十六天。
大明开国之后，朱元璋更是将假期精简为每年只休息三天，分别是正旦年节、冬至节和万寿节。
永乐开元后，朱棣为示新君宽仁，大规模恢复假期，每月三天的旬假，加上正旦、上元、中元等传统节日，形成了延续后世数百年之久的节假日体系。
眼下，朱棣急着想了解大明财政，自动忽略了官员有旬休的这个现实问题。
他此时听了朱高煦的补充，便对李兴道：“户部尚书郁新的宅子距离皇宫最近，你带人抬轿子，去把他请来。”
“奴婢遵旨！”
李兴恭声领旨退了下去。
朱棣让人用轿子把户部尚书郁新请进皇宫的做法，再次刷新了朱高煦对朱棣这位工作狂的认识。
他本想劝朱棣改天再找户部高官商议赋税之事，但转念一想，既然朱棣兴致所在，他又何必做扫兴之人呢？
更何况大明的赋税确实有诸多疏漏的地方，用户部尚书郁新之口，把这些问题说给朱棣听，远远比他朱高煦提出来的效果更明显。
“走，咱父子俩先去文华殿等着。”
朱棣说话的同时，起身离开了龙榻。
“是。”朱高煦恭声道。
半个时辰之后。
“老臣拜见陛下。”
郁新进入文华殿，连忙躬身行礼道。
“郁卿免礼。”朱棣扶起郁新道：“朕此次唤郁卿来，是有事请教。”
郁新连忙道：“臣不敢当，陛下有所问，臣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为何会有人说本朝的赋税收入不如宋朝？”朱棣直言问道。
其实大明的财政收入刚开始并不低于宋朝前期，但宋朝中后期的盐酒茶税增加之后，大明的财政收入就开始低于宋朝，但差距并不大。
后面收入低于宋朝的根本原因，乃是大明赋税长期不增长，反而有下降趋势。
大明财政收入从洪武开国到永乐年间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但自永乐后期开始下滑。
“回禀陛下，两宋之疆域，远不如我大明辽阔，但其年均赋税折算成白银，却与本朝相差不大。”郁新道。
“这是为何？”朱棣问道。
“陛下，宋时商业之繁荣远高于农业，因宋廷不限制土地兼并，故而导致民间土地大量被兼并，很多百姓为了生计不得不改行成为手工业者，如此反而促使宋代商业之繁荣。”
“此外，宋廷还取消了宵禁，因此其夜间城坊闹市商业极为繁华，且全国商业城镇之数远超唐代。其商业之繁荣，给宋廷带来了巨额商税。”
“太祖高皇帝厌恶商人，大明开国之后推行重农抑商之策，故而商人在本朝的地位较低。洪武年间，朝廷施行海禁之策，以至于本朝商人与海外通商不顺，商税大大减少。”
后世有人说明朝商税税率很低，因此没多少商税可收。
其实大明商税种类并不少，而且自开国之后，其种类是逐渐增长的。
当时的通行商税税率大多是十税一、二十税一或者三十税一。
大明建国之前，元末群雄割据，朱元璋的地盘最小，农业税收取最难，工税（采矿业、造船业、军工、织造、窑冶、烧造、造纸等手工业）更是微乎其微，因而收取运输货品税和库房存储税等商业税就成了重点。
于是朱元璋在其辖区内建立官店，垄断交通、存储等行业，并实行低税。
待占领集庆（应天）称吴王后，他就将官店改名为宣课司，各地官店改为通课司，对过往船只、商人所带货物等进行征税。
因为商贾货物在城外堆积，同时经常受到官吏盘剥勒索，朱元璋便在三山诸门外濒水的地方建造了店面，这就是“塌房”。
各地货商的货物在“塌房”进行储存时，收取税钱三十分之一、中介费三十分之一、存储费三十分之一，总计即十分之一。
大明建立后，朱元璋施行垄断牙行（中介行业）的政策。
其一，乃是官府经营的“官牙”即官店，典型的代表就是“塌房”。
其二，即管理对外贸易的衙门，市舶司内建立的牙行机构，主要负责衙门与本土商人及外商间的交流事宜。
其三，为民间私牙，但必须交税后得到牙帖（营业执照），有效期为一年。
起初，朱元璋禁止民间牙行，但因为造成商贸流通阻塞等多重问题，之后解除了相关禁令。
历史上的明朝中后期，随着农业兴盛，各种经济作物、运输业逐渐发达起来，工商业税开始增长。到了万历中后期，商业税就成了大明朝廷的主要税种之一。
但可惜的是，由于官商勾结，朝廷无法从大商人手中收到税，导致大部分税收流失，只能去向中小商人下手，引发民怨沸腾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然，宋代税收一直重于本朝，不但赋税繁重，且种类较多。尽管宋廷赋税收入很高，但民间米价、布价等却也一直在上升。”
郁新怕惹得朱棣不高兴，又补充道：“大多数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宋廷富有而得到改善，尤其宋廷还对外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
朱棣沉声问道：“投献之事，郁卿可知？”
郁新道：“回陛下，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太祖皇帝开国之后，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习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政府，奸弊百出，谓之通天诡者。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当然，还有无孔不入的腐败，比如地方官员仗着天高皇帝远，贪墨赋税米麦，以及军中吃空饷，侵吞军屯子粒。”
朱高煦记得，历史上明朝末期，朝廷在军队薪资方面花费了两千万两白银，几乎占据当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当时军饷名义上发给一百二十多万名士兵，但实际上真正的士兵总数还不到五十万人，其余七十多万人全都是虚报的名额。
“你可是真敢说！”朱棣感叹道。
郁新道：“老臣既不结党，又不营私，自然敢直言敢谏。何况，陛下乃是圣君，有所问，臣不能不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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