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六八章 但愿只是我多虑了-时空恋旅人插曲how long
第四六八章 但愿只是我多虑了-时空恋旅人插曲how long-时空走私1859-笔趣阁
时空走私1859
作者：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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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国内的政治环境有些怀疑，尤其是对几个重臣开始疑神疑鬼，不过李永吉却并不如何担心自己的安全跟地位，毕竟他是开国君主，对军权的掌握也很自信，整体依旧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
实际上，李永吉也做过一番自我分析跟反省，认为就目前而言，他虽然在国内的行政掌握比较薄弱，毕竟建国没多久就任性出国了，之前也缺乏行政方面的建设，行政官僚方面缺乏底蕴，但是呢，对军权方面的掌控，他依旧还是很有自信的。
之所以有如此自信，是因为帝**是他一手打造的，不管是归属皇室直辖的禁卫军，还是归属国务院管理的国防军，从上到下，都深深的刻画着他的烙印。
不管是禁卫军还是国防军，不但高级将领都是李永吉亲自任命的，就连中级将领他也都比较熟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无线电通信能力的强大，导致欺上瞒下的情况被减到了最弱。
其中，禁卫军中，无线电通信已经普及到了连，国防军因为开支问题，无线电通信只能普及到团一级，这就意味着李永吉可以直接与禁卫军的连级长官以及国防军的团级长官直接通话，必要时还可以强制开启军营的广播，让全军将士都听到自己的声音，最大限度的避免了高级军官欺瞒造反的根源。
除了在技术上保持了信息畅通外，李永吉在打造军队的时候，也很注重思想教育。这一点他早在训练精武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刻意强调并实行，后来军队扩建的时候，也实行了这种实战技术跟思想灌输相结合的方法。
一开始，李永吉的思想灌输只是让他们知道国家民族之类的大义，激励起他们的自豪情绪。不过等到李永吉的地位越来越高，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引进了不少新的思想教导员之后，关于军队思想方面的学习跟教导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在中华帝国建立之后，军中的思想教育已经完全向个人崇拜，或者说忠君思想去转变。
为了加强部队官兵的忠君思想，不管是禁卫军、国防军还是类似民兵一样的国民警卫队，在平日训练的时候，都增加了很多忠君教育，相比而言。爱国教育反而在忠君教育之后。
此时的中华帝国虽然已经处于和平时期，而且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飞跃式的大跃进，但由于底子太薄，建国的时间也太短，所以整体上还是以农民跟穷人为主。
换言之，此时的中华帝国，依旧是个金字塔式的结构，中华帝国的四亿多人口中，八成以上都是贫困线以下。在温饱边缘挣扎的穷人，其中农民的比例更是高达九成！
虽然帝国现在已经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很多工厂，还有很多建设兵团，不过总体而言。工人这个阶级还很弱小，远远不能跟农民相比，所以中华帝国整体上还是一个穷困国家，人均生产力相对薄弱。
这就是说。在此时的中国，当兵是一个绝对让人羡慕的职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华帝国的大肆宣传。人为的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最主要的还是当兵的待遇太好了。
别的不说，就说在国防军当一个最低级的义务兵吧，如今一个月也能有2华元的纯收入，这个收入比很多农户辛苦干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这可不是夸张，因为如今的帝国开始普及高产粮，粮食产量，尤其是水稻产量年年增高，结果就是粮价开始大肆下降，所以种粮食已经不怎么划算了，很多农民，尤其是山东河南等贫穷地方的农民，为了生活，往往只有三个选择，那就是当兵、进城务工，或者去海外谋生。
在这其中，当兵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其次是进城当工人，主要是指建筑工，实在不行，才会选择去海外殖民地找生路。
其实这也是无奈，毕竟现代社会的高产作物产量太高了，加上这几年国内风调雨顺，国内整体人口又不多，对粮食种植又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加上运输业，尤其是海运的异常兴盛，这都让高昂的粮价好像过山车一样的飞速下降。
尤其是李永吉离开中国，沈世明全权管理帝国内政之后，他开始以商人的手法治理国家，也就是减少行政支出，增加国库收入，不说挪用了本来说好全部投入到教育方面的土地税，就连原先说好的种粮最低保障也停止了发放。
说起来，所谓的种粮最低保障，还是当初李永吉推广高产杂交水稻的时候，为了让农民打消顾虑，才搞的一套保障政策，或者也可以说是保险政策。
这个政策的大概内容就是，只要你种了这种高产作物，那么只要你是按照种植手册上的规定去做了，那么等有收获的时候，万一收成不好或者粮价太低，都会给你一个最低收粮价，保障你的基本利益，这个最低保障不但不会让你赔本，还会让你小赚。
当然了，如果收获的粮食卖价高，高于那个最低保障，就没必要去执行这个最低保障，毕竟这个保障的根本目的是以基准价收粮食，要是申请了最低保障，粮食就必须卖给国家，不能走市场价格。
本来这套政策是很有效的，打消了很多农民，尤其是大地主的顾虑，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高产作物的超高产量、超高抗虫抗病以及极好的口感等多种因素，让早一批种植这些粮食的农户都大赚特赚，几乎没有多少人申请最低保障的，毕竟走正常的粮食市场会更赚钱。
然而，这种示范效果大大刺激了周边的人，随着这些人的成功，购买政府发放的种子跟幼苗，种高产作物的农户越来越多，加上从越南跟日本进口的粮食数目也越来越多，最终到了1863年秋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水稻危机！
所谓的水稻危机，是指在1863年9月份的时候。国内中东部的水稻价格忽然大跳水，价格低的惨不忍睹，很多农户算一算账，要是按照市场上的水稻价格出售，他们连运费都赚不回来。
小农户还好，卖不了高价还可以自己吃，可很多大面积种植的农户，比如那些地主富户，他们为了赚钱，可都是大面积种植的。而且为了提高产量，还使用了很多猪粪牛粪等农家肥，再加上人工之类的，费用着实不低。
这样一来，很多农户开始争相申请最低保障，希望政府来为低价粮买单，多少弥补一些他们的损失。
到了这个时候，帝国政府虽然没有毁约，但却开始斤斤计较起来。也就是严格卡着合约办事，要求必须是之前就申请过最低保障的人才可以用最低保障价格卖给政府，如果之前种粮的时候没有跟国家种子站签署过合约，就不能发放。
这一下。就让很多农户叫苦连天，要知道这些高产作物很多都是不能留种的，只能通过帝国的种子站获取，而种子站的数目有限。目前只有南京、苏州、上海这三个城市有种子站，可以低价购买到高产作物的种子跟幼苗。
虽然种子站很少，但抵不住这种高产作物的威力太强了。所以很多商人开始专门倒卖高产作物的种子幼苗，因此全国除了一小部分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高产作物种子都是通过私商途径购买的，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购买，自然也就没有跟种子站签署最低保障合约。
最关键的是，这种最低保障合约必须是农户本人在种子站里，在基层官员的现场监督下签字画押，事后还要加上监督员的签字跟画押，实行责任到人的情况，从来不出售空白合同，因此倒卖种子的商人无法倒卖这些合约。
因此，当水稻价格大跳水的时候，大多数的种植户都无法获得帝国的最低保障，可以说损失惨重。但是呢，毕竟还是有一小部分人是有这个合同的，这一小部分人虽然在种植户的总体数目来说不多，但绝对数目可不小。
为此，帝国政府光不得不按照合约上的规定，用最低保障价格收购这些农户的粮食，完全是在做亏本买卖，只是这一项的损失，就高达一千万华元。
虽然一千万华元对此时的帝国政府来说并不算太大的数目，谈不上伤筋动骨，但这件事却刺激了很多人，不但刺激了很多种植户，也刺激了首相沈世明。
因为沈世明想到，这场危机让很多农户发现了最低保障合同的好处，下次买粮种的时候，宁可千里迢迢赶到种子站亲自购买，如此一来，万一再来一次这种粮食大跳水的情况，帝国政府的损失不是更大么？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沈世明干脆就宣布取消最低保障收购价的合约制度。
沈世明的这种强制取消最低保障的方法，可以说是相当的野蛮粗暴，取消的时候不但迅速有效，而且连原因也不屑说，就是发布一个命令，说取消这个政策就完事儿了。
而这时期的中国人呢，对官府权威依旧畏惧有加，虽然对这种突然取消粮食收购价最低保障的政策不满，但也不敢明着反对，甚至连游行示威啥的都没有一起，只能是捏着鼻子认倒霉。
这场水稻危机虽然对帝国政府来说并不算大问题，但其实在社会上却造成了很多问题，让大量的农户破产。
原因很简单，当初高产水稻引发风潮的时候，大家都一股脑的争着种植高产水稻，很多农户手里没钱，就干脆去银行或者钱庄借钱，抵押品往往都是自己的土地或者住房。
虽然由于帝国政府大力支持农业，种植粮食的贷款利息很低，但再低也是有利息的，而且还有个借款本金的问题。
要是农户收入高还好，可现在明显很多人都是亏了大本，别说本金了，很多人连利息都还不起。
农户种粮亏了本，那些银行钱庄可不管，他们可不想让农户的亏损让自己承担，所以拿着合约要求那些农户强行履行合约，也就是要求还钱！
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还不起钱自然就是赖账，可惜那些钱庄银号的人根本不去做恶人，而是直接拿着合约去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由于李永吉一开始要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要求法院在接案子的时候不得拖沓推脱，所以对那些钱庄银号送过来的起诉状纸，他们都迅速的做出了安排，直接发函给当地警察局，要求警察派人强制执行。
这样一来，受限于帝国的行政规矩。接到法院发函的警察不得不出动，开始做这个讨债的恶人，强行收回农户的抵押土地或者房屋，以交给钱庄或者银行，其行为之粗暴，比后世的强拆还要野蛮十倍以上。
要不说呢，此时的中国人就是太善良，太软弱了。那些欠债的农户面对钱庄银号的人，还可以强行抵赖一下。可当他们看到气势汹汹的警察的时候，瞬间就软了下来，除了跪下来嚎啕大哭，基本没有几个敢反抗的。
当然。也有一些民风彪悍的地区，有过一些暴力抗法的行为，但一旦他们这样做，就等于让局面升级。会引来当地的国民警卫队或者当地驻军的围剿。
此时的中国农户，大都只有木棍刀枪等冷兵器，面对警察的时候还能抵抗一二。可一旦面对武器先进、纪律严明的正规军，压根就没有丝毫抵抗力可言，几乎每一次暴乱都被毫不留情的剿灭。
这么几次下来之后，哪怕再彪悍的地区，也不得不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低头，只能强行忍了下来。
好在，虽然下面的基层管理机构对待百姓过于简单粗暴，但因为还有当兵、进城务工以及去海外殖民地这三个选项，算是给大家一条活路，因此这种由于水稻引起的经济危机才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动乱。
在这其中，当兵，哪怕是最低级的义务兵呢，起码也是包吃包住，每个月还能有2华元可拿，这种待遇在如今这种粮价低迷的社会环境下，吸引力不是一般的大，再加上因为技术的进步，当兵的危险性很低，所以当兵就成了最有吸引力的职业。
谁都知道，在中华帝国当兵，是要远离城市的，也就是军人不得干政，所以中华帝国的行政机构跟军事机构不说泾渭分明，那也相差不大。
军人不得干政，保障了军人的独立性，又因为帝**人普遍的超高待遇，基本上能做到没有后顾之忧，社会地位也很高，让他们对军人这个职业拥有强大的向心力。
所以说，在军队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特殊组织中，思想很容易被统一起来，再加上此时的中国人都相对单纯，给他们灌输忠君的思想是最容易的，尤其是很多年轻士兵，正处于偶像崇拜的年龄，可现在又没有什么娱乐偶像，所以就转化成了对皇帝的忠诚，以至于很多年轻士兵对皇帝的崇拜只能用狂热来形容。
这些情况，李永吉都通过无线电以及帝**中的情报机构了解的很透彻，尤其是最强大的禁卫军，他更是自信不会有人敢造反。
现实就是，别看现在中华帝国的国防军数目最多，可就算国防军全部都造反了，也无法对抗任何一支禁卫军部队，毕竟两者之间的武器差距太大了。
可以这么说，当初李永吉之所以敢放心大胆的出国，亲自带兵干涉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因为他对军队的掌控力度空前强大。
为了保障对军队的控制，他平时跟国内的通电中，与军队主官的通话次数是最多的，相比而言，哪怕是沈世明，通话数量也没法跟军队高官相比。
李永吉的这个做法，就是要在军队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保持跟部队军官的沟通，这不但能增加军官的忠诚度，也能让自己对军队的情况了解的更透彻。
总之，李永吉虽然身在国外，但还是牢牢把握着帝**中的大多数权力，紧紧地握住了枪杆子，只要小心谨慎，不轻易涉险，不给别人刺杀自己的机会，他就能够掌控一切！
换言之，正如张信达所说，以李永吉目前的状况，别人要想谋朝篡位，必须先除去李永吉这个人，否则就要面临帝**队的强力镇压，绝对不会成功！而要想除去李永吉这个人呢，似乎除了刺杀一途外，别无他法！
这么一想，李永吉心中的脉络也就大概清楚了，到底是谁最有可能对自己不利，也基本找到了目标，甚至以前种种不合理的端倪，也找到了比较合理的说法。
“但愿只是我多虑了。”想到这里，李永吉叹了口气，“否则的话，就真的是太让我伤心了。”(未完待续。。)
实际上，李永吉也做过一番自我分析跟反省，认为就目前而言，他虽然在国内的行政掌握比较薄弱，毕竟建国没多久就任性出国了，之前也缺乏行政方面的建设，行政官僚方面缺乏底蕴，但是呢，对军权方面的掌控，他依旧还是很有自信的。
之所以有如此自信，是因为帝**是他一手打造的，不管是归属皇室直辖的禁卫军，还是归属国务院管理的国防军，从上到下，都深深的刻画着他的烙印。
不管是禁卫军还是国防军，不但高级将领都是李永吉亲自任命的，就连中级将领他也都比较熟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无线电通信能力的强大，导致欺上瞒下的情况被减到了最弱。
其中，禁卫军中，无线电通信已经普及到了连，国防军因为开支问题，无线电通信只能普及到团一级，这就意味着李永吉可以直接与禁卫军的连级长官以及国防军的团级长官直接通话，必要时还可以强制开启军营的广播，让全军将士都听到自己的声音，最大限度的避免了高级军官欺瞒造反的根源。
除了在技术上保持了信息畅通外，李永吉在打造军队的时候，也很注重思想教育。这一点他早在训练精武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刻意强调并实行，后来军队扩建的时候，也实行了这种实战技术跟思想灌输相结合的方法。
一开始，李永吉的思想灌输只是让他们知道国家民族之类的大义，激励起他们的自豪情绪。不过等到李永吉的地位越来越高，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引进了不少新的思想教导员之后，关于军队思想方面的学习跟教导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在中华帝国建立之后，军中的思想教育已经完全向个人崇拜，或者说忠君思想去转变。
为了加强部队官兵的忠君思想，不管是禁卫军、国防军还是类似民兵一样的国民警卫队，在平日训练的时候，都增加了很多忠君教育，相比而言。爱国教育反而在忠君教育之后。
此时的中华帝国虽然已经处于和平时期，而且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飞跃式的大跃进，但由于底子太薄，建国的时间也太短，所以整体上还是以农民跟穷人为主。
换言之，此时的中华帝国，依旧是个金字塔式的结构，中华帝国的四亿多人口中，八成以上都是贫困线以下。在温饱边缘挣扎的穷人，其中农民的比例更是高达九成！
虽然帝国现在已经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很多工厂，还有很多建设兵团，不过总体而言。工人这个阶级还很弱小，远远不能跟农民相比，所以中华帝国整体上还是一个穷困国家，人均生产力相对薄弱。
这就是说。在此时的中国，当兵是一个绝对让人羡慕的职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华帝国的大肆宣传。人为的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最主要的还是当兵的待遇太好了。
别的不说，就说在国防军当一个最低级的义务兵吧，如今一个月也能有2华元的纯收入，这个收入比很多农户辛苦干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这可不是夸张，因为如今的帝国开始普及高产粮，粮食产量，尤其是水稻产量年年增高，结果就是粮价开始大肆下降，所以种粮食已经不怎么划算了，很多农民，尤其是山东河南等贫穷地方的农民，为了生活，往往只有三个选择，那就是当兵、进城务工，或者去海外谋生。
在这其中，当兵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其次是进城当工人，主要是指建筑工，实在不行，才会选择去海外殖民地找生路。
其实这也是无奈，毕竟现代社会的高产作物产量太高了，加上这几年国内风调雨顺，国内整体人口又不多，对粮食种植又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加上运输业，尤其是海运的异常兴盛，这都让高昂的粮价好像过山车一样的飞速下降。
尤其是李永吉离开中国，沈世明全权管理帝国内政之后，他开始以商人的手法治理国家，也就是减少行政支出，增加国库收入，不说挪用了本来说好全部投入到教育方面的土地税，就连原先说好的种粮最低保障也停止了发放。
说起来，所谓的种粮最低保障，还是当初李永吉推广高产杂交水稻的时候，为了让农民打消顾虑，才搞的一套保障政策，或者也可以说是保险政策。
这个政策的大概内容就是，只要你种了这种高产作物，那么只要你是按照种植手册上的规定去做了，那么等有收获的时候，万一收成不好或者粮价太低，都会给你一个最低收粮价，保障你的基本利益，这个最低保障不但不会让你赔本，还会让你小赚。
当然了，如果收获的粮食卖价高，高于那个最低保障，就没必要去执行这个最低保障，毕竟这个保障的根本目的是以基准价收粮食，要是申请了最低保障，粮食就必须卖给国家，不能走市场价格。
本来这套政策是很有效的，打消了很多农民，尤其是大地主的顾虑，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高产作物的超高产量、超高抗虫抗病以及极好的口感等多种因素，让早一批种植这些粮食的农户都大赚特赚，几乎没有多少人申请最低保障的，毕竟走正常的粮食市场会更赚钱。
然而，这种示范效果大大刺激了周边的人，随着这些人的成功，购买政府发放的种子跟幼苗，种高产作物的农户越来越多，加上从越南跟日本进口的粮食数目也越来越多，最终到了1863年秋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水稻危机！
所谓的水稻危机，是指在1863年9月份的时候。国内中东部的水稻价格忽然大跳水，价格低的惨不忍睹，很多农户算一算账，要是按照市场上的水稻价格出售，他们连运费都赚不回来。
小农户还好，卖不了高价还可以自己吃，可很多大面积种植的农户，比如那些地主富户，他们为了赚钱，可都是大面积种植的。而且为了提高产量，还使用了很多猪粪牛粪等农家肥，再加上人工之类的，费用着实不低。
这样一来，很多农户开始争相申请最低保障，希望政府来为低价粮买单，多少弥补一些他们的损失。
到了这个时候，帝国政府虽然没有毁约，但却开始斤斤计较起来。也就是严格卡着合约办事，要求必须是之前就申请过最低保障的人才可以用最低保障价格卖给政府，如果之前种粮的时候没有跟国家种子站签署过合约，就不能发放。
这一下。就让很多农户叫苦连天，要知道这些高产作物很多都是不能留种的，只能通过帝国的种子站获取，而种子站的数目有限。目前只有南京、苏州、上海这三个城市有种子站，可以低价购买到高产作物的种子跟幼苗。
虽然种子站很少，但抵不住这种高产作物的威力太强了。所以很多商人开始专门倒卖高产作物的种子幼苗，因此全国除了一小部分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高产作物种子都是通过私商途径购买的，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购买，自然也就没有跟种子站签署最低保障合约。
最关键的是，这种最低保障合约必须是农户本人在种子站里，在基层官员的现场监督下签字画押，事后还要加上监督员的签字跟画押，实行责任到人的情况，从来不出售空白合同，因此倒卖种子的商人无法倒卖这些合约。
因此，当水稻价格大跳水的时候，大多数的种植户都无法获得帝国的最低保障，可以说损失惨重。但是呢，毕竟还是有一小部分人是有这个合同的，这一小部分人虽然在种植户的总体数目来说不多，但绝对数目可不小。
为此，帝国政府光不得不按照合约上的规定，用最低保障价格收购这些农户的粮食，完全是在做亏本买卖，只是这一项的损失，就高达一千万华元。
虽然一千万华元对此时的帝国政府来说并不算太大的数目，谈不上伤筋动骨，但这件事却刺激了很多人，不但刺激了很多种植户，也刺激了首相沈世明。
因为沈世明想到，这场危机让很多农户发现了最低保障合同的好处，下次买粮种的时候，宁可千里迢迢赶到种子站亲自购买，如此一来，万一再来一次这种粮食大跳水的情况，帝国政府的损失不是更大么？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沈世明干脆就宣布取消最低保障收购价的合约制度。
沈世明的这种强制取消最低保障的方法，可以说是相当的野蛮粗暴，取消的时候不但迅速有效，而且连原因也不屑说，就是发布一个命令，说取消这个政策就完事儿了。
而这时期的中国人呢，对官府权威依旧畏惧有加，虽然对这种突然取消粮食收购价最低保障的政策不满，但也不敢明着反对，甚至连游行示威啥的都没有一起，只能是捏着鼻子认倒霉。
这场水稻危机虽然对帝国政府来说并不算大问题，但其实在社会上却造成了很多问题，让大量的农户破产。
原因很简单，当初高产水稻引发风潮的时候，大家都一股脑的争着种植高产水稻，很多农户手里没钱，就干脆去银行或者钱庄借钱，抵押品往往都是自己的土地或者住房。
虽然由于帝国政府大力支持农业，种植粮食的贷款利息很低，但再低也是有利息的，而且还有个借款本金的问题。
要是农户收入高还好，可现在明显很多人都是亏了大本，别说本金了，很多人连利息都还不起。
农户种粮亏了本，那些银行钱庄可不管，他们可不想让农户的亏损让自己承担，所以拿着合约要求那些农户强行履行合约，也就是要求还钱！
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还不起钱自然就是赖账，可惜那些钱庄银号的人根本不去做恶人，而是直接拿着合约去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由于李永吉一开始要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要求法院在接案子的时候不得拖沓推脱，所以对那些钱庄银号送过来的起诉状纸，他们都迅速的做出了安排，直接发函给当地警察局，要求警察派人强制执行。
这样一来，受限于帝国的行政规矩。接到法院发函的警察不得不出动，开始做这个讨债的恶人，强行收回农户的抵押土地或者房屋，以交给钱庄或者银行，其行为之粗暴，比后世的强拆还要野蛮十倍以上。
要不说呢，此时的中国人就是太善良，太软弱了。那些欠债的农户面对钱庄银号的人，还可以强行抵赖一下。可当他们看到气势汹汹的警察的时候，瞬间就软了下来，除了跪下来嚎啕大哭，基本没有几个敢反抗的。
当然。也有一些民风彪悍的地区，有过一些暴力抗法的行为，但一旦他们这样做，就等于让局面升级。会引来当地的国民警卫队或者当地驻军的围剿。
此时的中国农户，大都只有木棍刀枪等冷兵器，面对警察的时候还能抵抗一二。可一旦面对武器先进、纪律严明的正规军，压根就没有丝毫抵抗力可言，几乎每一次暴乱都被毫不留情的剿灭。
这么几次下来之后，哪怕再彪悍的地区，也不得不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低头，只能强行忍了下来。
好在，虽然下面的基层管理机构对待百姓过于简单粗暴，但因为还有当兵、进城务工以及去海外殖民地这三个选项，算是给大家一条活路，因此这种由于水稻引起的经济危机才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动乱。
在这其中，当兵，哪怕是最低级的义务兵呢，起码也是包吃包住，每个月还能有2华元可拿，这种待遇在如今这种粮价低迷的社会环境下，吸引力不是一般的大，再加上因为技术的进步，当兵的危险性很低，所以当兵就成了最有吸引力的职业。
谁都知道，在中华帝国当兵，是要远离城市的，也就是军人不得干政，所以中华帝国的行政机构跟军事机构不说泾渭分明，那也相差不大。
军人不得干政，保障了军人的独立性，又因为帝**人普遍的超高待遇，基本上能做到没有后顾之忧，社会地位也很高，让他们对军人这个职业拥有强大的向心力。
所以说，在军队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特殊组织中，思想很容易被统一起来，再加上此时的中国人都相对单纯，给他们灌输忠君的思想是最容易的，尤其是很多年轻士兵，正处于偶像崇拜的年龄，可现在又没有什么娱乐偶像，所以就转化成了对皇帝的忠诚，以至于很多年轻士兵对皇帝的崇拜只能用狂热来形容。
这些情况，李永吉都通过无线电以及帝**中的情报机构了解的很透彻，尤其是最强大的禁卫军，他更是自信不会有人敢造反。
现实就是，别看现在中华帝国的国防军数目最多，可就算国防军全部都造反了，也无法对抗任何一支禁卫军部队，毕竟两者之间的武器差距太大了。
可以这么说，当初李永吉之所以敢放心大胆的出国，亲自带兵干涉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因为他对军队的掌控力度空前强大。
为了保障对军队的控制，他平时跟国内的通电中，与军队主官的通话次数是最多的，相比而言，哪怕是沈世明，通话数量也没法跟军队高官相比。
李永吉的这个做法，就是要在军队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保持跟部队军官的沟通，这不但能增加军官的忠诚度，也能让自己对军队的情况了解的更透彻。
总之，李永吉虽然身在国外，但还是牢牢把握着帝**中的大多数权力，紧紧地握住了枪杆子，只要小心谨慎，不轻易涉险，不给别人刺杀自己的机会，他就能够掌控一切！
换言之，正如张信达所说，以李永吉目前的状况，别人要想谋朝篡位，必须先除去李永吉这个人，否则就要面临帝**队的强力镇压，绝对不会成功！而要想除去李永吉这个人呢，似乎除了刺杀一途外，别无他法！
这么一想，李永吉心中的脉络也就大概清楚了，到底是谁最有可能对自己不利，也基本找到了目标，甚至以前种种不合理的端倪，也找到了比较合理的说法。
“但愿只是我多虑了。”想到这里，李永吉叹了口气，“否则的话，就真的是太让我伤心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