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谋款则斩帅这事就难说了，毕竟毛文龙被看做天启的人，崇祯登台之后，对天启旧臣以阉党的名义大清洗也不是第一回了，事实上袁崇焕在历史上对东江镇进行了长时间的封锁，让东江军军民饿死冻死无数，这种事没有崇祯的支持至少是纵容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当然本书中由于刘白羽对东江源源不断的补给，甚至把登莱的水师打的全军覆没，这种封锁基本失效了
当然崇祯身为皇帝，不需要这样做绝，完全可以逼着毛文龙下野，所以斩帅这事上，崇祯应该付多少责任，也难说的很
但是崇祯有责任，不代表袁崇焕在这件事上清白无辜，假传圣旨【即使是皇帝默许的假传圣旨】在任何古代王朝都是死路一条而且袁崇焕的所作所为还有更加令人无语的事情，明朝对袁崇焕、王洽、钱龙锡审讯结果均有奏报，以上三人承认商议过“斩帅”一事，袁崇焕力主，王洽、钱龙锡也认为可行，但说“慎重”；总而言之，就是这件事上，身为边关统帅的袁崇焕和兵部尚书王洽，辅臣钱龙锡私自密谋，没有通过内阁，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说的严重些，已经是兵变了
或许有人认为谋款和斩帅无关，因为历史上袁崇焕与毛文龙先谈“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运来”，毛文龙不同意，“必欲取道登莱”，“又议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兵马钱粮，俱不见允”。
什么时候谈过谋款的事情？
而且袁崇焕并不是非杀毛文龙不可，给过他两次机会。
——先要毛配合，毛文龙不应；又暗示其光荣退休，仍不应；最后才执而杀之。
“斩帅”之后主要用毛氏旧人迅速接管东江军，如果毛文龙答应配合或同意退休，为安东江军心，也不可能“斩帅”。
魔鬼就在细节中，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刘爱塔
努尔哈赤非常看重刘爱塔的才华，竟以姻婿待之，结果换来的却是刘爱塔的背叛，
刘爱塔就是刘兴祚（？-1630年）后金人称其为刘爱塔，朝鲜文献称之为刘海，辽东开原人。后被“市夷掠去”到建州女真地区，时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在建州他以才干出众，且“伶俐善解人意”，深得努尔哈赤器重与赏识，被分到大贝勒代善的正红旗。他参与了后金进攻明朝挺进辽沈之战。以击敌、追逃等功授备御，并迅速高升，直至副将，受命管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南四卫之地。成为后金国中声名显赫的汉官。然而后金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汉人的惨遭蹂躏，深深震动了他未泯的良知，激起强烈的民族大义感，而开始采取对抗行动，“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天启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组织复州民众逃亡，因事泄失败后，面对愈加险恶的形势，仍不退缩、不动摇。
据袁崇焕的亲信周文郁所记：“辽阳陷，兴祚日抱慷慨，冀得一当以报国。奴欲用火器，兴祚设计沮之；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癸亥（1623年）春，祚奉奴令守金、复，随令幕客金姓者潜报登镇沈有容及当事（袁可立），欲其从海渡师，彼为内应”。
但是事实上刘爱塔和满清离心是因为什么呢？皇太极说出了答案：皇太极历数代善之罪状时曾云：“我见其常常虐害爱塔，夺其乘马，取其诸物，予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爱塔果逃。”（《国史院档》上，198页）由此可见，刘爱塔反正的主要原因是当汉奸当得并不舒坦，甚至当时在代善身为大贝勒很可能登位的前提下，刘爱塔继续在后金的结局是非常难说的，所以才起了逃窜的念头
当后金两次出兵攻明时，刘兴祚“俱遣人先报”，使之“得以为备”。最后，痛下决心，于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年），抛下老母妻孥，以**之计，逃出后金。归明后积极投入抗金斗争，但此时的袁可立已离开登莱，毛文龙怀疑因为刘爱塔是努尔哈赤的女婿，怕他是后金派出的双重间谍，认为绝对不能重用刘兴祚
“文龙死，归袁崇焕，皆悒悒不得志。”（钱谦益《特进光禄大夫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直到后来袁可立的好友孙承宗重回辽东，才给了刘兴祚“用武之地”。次年，官至副将，掌管皮岛事务。不久奉命率兵赴永平，与后金激战中阵亡。
刘爱塔明面的资料就是这些了，看上去是毅然反正的好汉，但是毛文龙对他的怀疑是非常有道理的，毕竟刘爱塔虽然反正，却没有造成后金的重大损失，又是努尔哈赤的女婿，对他的控制使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像抗日战争事情，一个身为天皇女婿的中国人反正，没拿出大的成果，显然要控制使用——其实就算是此人给日本造成重大损失，任命为一线部队的指挥官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而这种事情，恰恰在袁崇焕手里出现了
毛文龙被袁崇焕假传圣旨杀死之后，为了掺沙子，任命刘爱塔为东江的副将【仅次于总兵的高级武官，事实上在东江镇被分营的前提下，刘爱塔是和名义上的总兵权力相差无几】崇祯元年刘爱塔逃离后金至皮岛，其余几兄弟也随后分批逃离后金，投奔皮岛毛文龙和宁远的袁大人。其中刘兴基（老三）于崇祯元年九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大人，刘氏其他几兄弟则先后至毛文龙处。
但刘兴祚并未真心归顺明朝，在逃到皮岛后又做后金的奸细，在《满文老档》收录的所谓“毛文龙书信”中，最后一封里即第七书里其实有隐藏着的第八封“书信”，因为第七封书信里最后一段文字明显不是毛文龙写的，该“信”就是刘兴祚再成为汉奸铁证。
在该段文字称：“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
此人自称“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是自我暴露身份的铁证。毛文龙死后袁大人即“分付将东江兵二万八千分为四协，杀其父用其子，以毛承禄管一协兵，以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兵，还有二协，东江众官保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管之。”由此可知，当时刘兴祚虽管一协，但却只是个“游击”不是“副将”，但统领一协是一个副将才能担当的职务，而信中所述也是“升为副将职”，而非“升为副将”，一字之差显露了这个诬告毛帅的汉奸身份。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自《崇祯长编》卷36和卷37,以及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卷2和卷4中，里面分别有“参将兴祚原管东江前协副将事”字样，从“事实”和“行文”两方面证实了那个“升为副将职”之人就是“管东江前协副将事”的“游击刘兴祚”。
[转自铁血社区/]
这段文字后面又有：“负恩逃来……”字样，毛文龙怎会是从后金“负恩逃来”的？而刘兴祚则确实是从后金叛逃而来，再一次印证了写信人却为刘兴祚而非毛帅。
后面又有“闻汗于宁远议和……”，这是指第二次袁金议和，说明此信最早也是在天聪三年（1629年）写的。
接着又有“毛总兵官死后，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毛文龙断然不会写出“毛总兵官死后”字样。而其中“毛总兵官死后”字样说明，毛帅被冤杀以后东江旧部人心涣散，才有归降后金之意。由此可见，那些说袁大人杀了毛帅并不影响东江镇旧部人心的昏话完全是臆断。而“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中，信中人的身份也和刘兴祚极为符合，根据《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三》记载：“金起宗驰启曰：刘海（刘爱塔）出来，明白无疑。今方隐置于参将毛有杰（即耿仲明）家，盖练刘海妻拿（孥）尚无出来，恐其事漏于贼中而讳之云矣。”这段记录说明汉奸刘爱塔（即刘兴祚）与耿仲明有旧交，所以他们在“毛总兵官死后”“商议归降之策”才在情理之中。
该文后面又称，“归降之策”因为“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毛文龙仅有两弟，曰仲龙，曰云龙，都在杭州，毛死后才加封为都司和锦衣卫指挥，所以毛文龙没有在宁远和山东的兄弟。而刘兴祚在刘氏兄弟中排行老二，其三弟刘兴基于崇祯元年九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大人，符合“三弟在宁远”之说；其四弟此时是否在山东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之后的崇祯三年，江西道御史袁弘勋题参袁大人之亲信徐敷奏时曰：“一切东江更置悉听徐敷奏，以么麽游击而擅枢督之权，升署偏将二十余人，委署中千等一百余人，以刘兴祚领右协营，刘兴治领平夷营，与刘兴基、刘兴贤等共居皮岛，东江精锐三千余及收降蓄养夷丁七百余皆属之，以刘兴沛为参将，另领精兵二千二百名屯长山要地，与觉华水营犄峙焉。”中提及了刘氏兄弟中的五人，均居于东江镇，但就是没有刘家老四刘兴梁。而刘兴梁在山东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袁大人斩毛帅以后将一部分东江镇的士卒和家眷移送登州，刘兴梁作为东江镇的将官只可能分别在东江和山东两处，既然刘氏兄弟受袁大人器重那他必然不会没有官职，而他又不在东江，此时若他不在山东的东江旧部里领衔就不符合常理了。再联系到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后来在山东作乱，不仅可以肯定刘兴祚为汉奸，而且其“三弟”、“四弟”均为汉奸，而后在东江多次哗变的刘兴治等更是汉奸无疑。
该段文字不仅说明了刘兴祚确为汉奸，为后金充当奸细，也同时证明了毛帅没有叛变，他遭到袁大人的杀害完全是因为汉奸诬告。
袁大人为了进一步让刘氏汉奸兄弟掌握东江镇的实权，在开始惺惺作态的分“四协”以后马上就变卦了。毛帅于六月五日遭袁大人冤杀，后袁大人分东江为“四协”，八月就上疏改“四协”为“两协”期间仅有个两个月时间，这变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足以说明上次分“四协”完全是虚伪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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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袁崇焕再疏请：“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无奈文龙将不将、兵不兵、饷不饷，久矣。臣差徐敷奏等逐岛挑拣，不日可竣役矣。按辽东原止一镇，今用兵时应添一镇于河东，但胜任者难之，其人况武臣，总镇为极品，一得则为饱鹰，不若悬此一阶为策功也。今止设两协，令有功者自取，亦鼓舞之微权也。”袁大人在东江镇不设岛帅，又说“令有功者自取”，再将东江镇的精锐都分派给刘氏兄弟，这种部署再明显不过了，刘氏兄弟带着东江的精锐，自然多有立战功的机会，而其他人想立战功却不容易。由此可见，袁大人完全是倾向于这些汉奸的。
虽然袁大人假仁假义的说什么“令有功者自取”，但此时东江镇的实权在大汉奸刘兴祚手里。大汉奸刘兴祚为彻底将东江镇毛帅旧部剪除干净,于毛帅被害的次月，即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致函李倧,告之朝鲜如未见他的函件、印信,不可听任汉人调用船只和讨赏货物。《承政院日记》,第27册,页235记载了以上事实，这说明东江镇的实权已经落入此汉奸的手中，而此时袁大人还没有上疏改“四协”为“两协”，可见此人和袁大人早有默契，袁氏所谓“令有功者自取”其实是寄厚望于大汉奸刘兴祚。
袁大人下狱以后，孙承宗二次守辽，汉奸刘兴祚此时没有了袁大人这个靠山，自然没有那么受器重，要想居东江镇岛帅之职又限于“令有功者自取”的条件，所以汉奸刘兴祚必须有所表现，但作为汉奸他又不敢对后金军有所作为。就在汉奸刘兴祚进退维谷的时候，宁前道孙元化拨给他夷汉丁八百,孙承宗本来意将其部用以正面防御对抗后金军,但因刘兴祚这种靠告密升迁的奸细又怎么能敢去和他的主子后金直接撕杀？故“人或因其援疑之,兴祚亦自疑不敢进”,于是孙承宗改派其防守太平路。
因为贪恋东江镇岛帅之职，在去太平寨的途中，汉奸刘兴祚诈凭借自己当了多年汉奸通夷语的翻译官本事，利用用“夷语、夷帜”袭击了蒙古喀喇沁部。该蒙古部落虽不是满人，但早在1627年召城大战后就溃散而降后金了，大汉奸刘兴祚号称共斩获约六百级(后金仅承认被斩首五十级)以期获得战功而谋求岛帅,当时周文郁得报后称此战“诚东事以来未有之战”。就在汉奸刘兴祚作以“战功”获取东江镇岛帅之职时，他的主子皇太极在从俘虏口中得知此事确系刘兴祚所为之后大怒,随即下令贝勒阿巴泰等人率大军星夜抄袭，将这个吃里爬外的汉奸擒获而处决之，太平寨被攻克时其弟刘兴贤被俘。周文郁所著之《边事小纪》卷4,以及《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6,和《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2均有此事的记录。而《清史稿——太宗本纪》之记载更为详细：“……刘兴祚自我国逃归，匿崇焕所。至是，率所携满洲兵十五人、蒙古兵五百欲往守沙河。闻大兵至，改趋永平之太平寨，袭杀喀喇沁兵于途。上怒其负恩，遣贝勒阿巴泰等禽斩之，裂其尸以徇。”最终，刘兴祚这个汉奸总算是因为自己的咎由自取而得到了被其主子分尸可耻的下场，而袁大人则以重用汉奸瓦解彻底东江镇的汉奸行为而被怀疑。
他在那封被错归为毛帅与后金通书的信函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语证明了袁大人不是汉奸，否则何苦用奸细去诬告毛帅？所以，在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后，应该得出袁大人早知道刘爱塔是双面间谍，只不过是借助他的特殊身份向满洲示好而已，谋款则斩帅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当然崇祯身为皇帝，不需要这样做绝，完全可以逼着毛文龙下野，所以斩帅这事上，崇祯应该付多少责任，也难说的很
但是崇祯有责任，不代表袁崇焕在这件事上清白无辜，假传圣旨【即使是皇帝默许的假传圣旨】在任何古代王朝都是死路一条而且袁崇焕的所作所为还有更加令人无语的事情，明朝对袁崇焕、王洽、钱龙锡审讯结果均有奏报，以上三人承认商议过“斩帅”一事，袁崇焕力主，王洽、钱龙锡也认为可行，但说“慎重”；总而言之，就是这件事上，身为边关统帅的袁崇焕和兵部尚书王洽，辅臣钱龙锡私自密谋，没有通过内阁，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说的严重些，已经是兵变了
或许有人认为谋款和斩帅无关，因为历史上袁崇焕与毛文龙先谈“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运来”，毛文龙不同意，“必欲取道登莱”，“又议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兵马钱粮，俱不见允”。
什么时候谈过谋款的事情？
而且袁崇焕并不是非杀毛文龙不可，给过他两次机会。
——先要毛配合，毛文龙不应；又暗示其光荣退休，仍不应；最后才执而杀之。
“斩帅”之后主要用毛氏旧人迅速接管东江军，如果毛文龙答应配合或同意退休，为安东江军心，也不可能“斩帅”。
魔鬼就在细节中，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刘爱塔
努尔哈赤非常看重刘爱塔的才华，竟以姻婿待之，结果换来的却是刘爱塔的背叛，
刘爱塔就是刘兴祚（？-1630年）后金人称其为刘爱塔，朝鲜文献称之为刘海，辽东开原人。后被“市夷掠去”到建州女真地区，时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在建州他以才干出众，且“伶俐善解人意”，深得努尔哈赤器重与赏识，被分到大贝勒代善的正红旗。他参与了后金进攻明朝挺进辽沈之战。以击敌、追逃等功授备御，并迅速高升，直至副将，受命管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南四卫之地。成为后金国中声名显赫的汉官。然而后金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汉人的惨遭蹂躏，深深震动了他未泯的良知，激起强烈的民族大义感，而开始采取对抗行动，“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天启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组织复州民众逃亡，因事泄失败后，面对愈加险恶的形势，仍不退缩、不动摇。
据袁崇焕的亲信周文郁所记：“辽阳陷，兴祚日抱慷慨，冀得一当以报国。奴欲用火器，兴祚设计沮之；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癸亥（1623年）春，祚奉奴令守金、复，随令幕客金姓者潜报登镇沈有容及当事（袁可立），欲其从海渡师，彼为内应”。
但是事实上刘爱塔和满清离心是因为什么呢？皇太极说出了答案：皇太极历数代善之罪状时曾云：“我见其常常虐害爱塔，夺其乘马，取其诸物，予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爱塔果逃。”（《国史院档》上，198页）由此可见，刘爱塔反正的主要原因是当汉奸当得并不舒坦，甚至当时在代善身为大贝勒很可能登位的前提下，刘爱塔继续在后金的结局是非常难说的，所以才起了逃窜的念头
当后金两次出兵攻明时，刘兴祚“俱遣人先报”，使之“得以为备”。最后，痛下决心，于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年），抛下老母妻孥，以**之计，逃出后金。归明后积极投入抗金斗争，但此时的袁可立已离开登莱，毛文龙怀疑因为刘爱塔是努尔哈赤的女婿，怕他是后金派出的双重间谍，认为绝对不能重用刘兴祚
“文龙死，归袁崇焕，皆悒悒不得志。”（钱谦益《特进光禄大夫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直到后来袁可立的好友孙承宗重回辽东，才给了刘兴祚“用武之地”。次年，官至副将，掌管皮岛事务。不久奉命率兵赴永平，与后金激战中阵亡。
刘爱塔明面的资料就是这些了，看上去是毅然反正的好汉，但是毛文龙对他的怀疑是非常有道理的，毕竟刘爱塔虽然反正，却没有造成后金的重大损失，又是努尔哈赤的女婿，对他的控制使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像抗日战争事情，一个身为天皇女婿的中国人反正，没拿出大的成果，显然要控制使用——其实就算是此人给日本造成重大损失，任命为一线部队的指挥官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而这种事情，恰恰在袁崇焕手里出现了
毛文龙被袁崇焕假传圣旨杀死之后，为了掺沙子，任命刘爱塔为东江的副将【仅次于总兵的高级武官，事实上在东江镇被分营的前提下，刘爱塔是和名义上的总兵权力相差无几】崇祯元年刘爱塔逃离后金至皮岛，其余几兄弟也随后分批逃离后金，投奔皮岛毛文龙和宁远的袁大人。其中刘兴基（老三）于崇祯元年九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大人，刘氏其他几兄弟则先后至毛文龙处。
但刘兴祚并未真心归顺明朝，在逃到皮岛后又做后金的奸细，在《满文老档》收录的所谓“毛文龙书信”中，最后一封里即第七书里其实有隐藏着的第八封“书信”，因为第七封书信里最后一段文字明显不是毛文龙写的，该“信”就是刘兴祚再成为汉奸铁证。
在该段文字称：“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
此人自称“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是自我暴露身份的铁证。毛文龙死后袁大人即“分付将东江兵二万八千分为四协，杀其父用其子，以毛承禄管一协兵，以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兵，还有二协，东江众官保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管之。”由此可知，当时刘兴祚虽管一协，但却只是个“游击”不是“副将”，但统领一协是一个副将才能担当的职务，而信中所述也是“升为副将职”，而非“升为副将”，一字之差显露了这个诬告毛帅的汉奸身份。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自《崇祯长编》卷36和卷37,以及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卷2和卷4中，里面分别有“参将兴祚原管东江前协副将事”字样，从“事实”和“行文”两方面证实了那个“升为副将职”之人就是“管东江前协副将事”的“游击刘兴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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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后面又有：“负恩逃来……”字样，毛文龙怎会是从后金“负恩逃来”的？而刘兴祚则确实是从后金叛逃而来，再一次印证了写信人却为刘兴祚而非毛帅。
后面又有“闻汗于宁远议和……”，这是指第二次袁金议和，说明此信最早也是在天聪三年（1629年）写的。
接着又有“毛总兵官死后，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毛文龙断然不会写出“毛总兵官死后”字样。而其中“毛总兵官死后”字样说明，毛帅被冤杀以后东江旧部人心涣散，才有归降后金之意。由此可见，那些说袁大人杀了毛帅并不影响东江镇旧部人心的昏话完全是臆断。而“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中，信中人的身份也和刘兴祚极为符合，根据《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三》记载：“金起宗驰启曰：刘海（刘爱塔）出来，明白无疑。今方隐置于参将毛有杰（即耿仲明）家，盖练刘海妻拿（孥）尚无出来，恐其事漏于贼中而讳之云矣。”这段记录说明汉奸刘爱塔（即刘兴祚）与耿仲明有旧交，所以他们在“毛总兵官死后”“商议归降之策”才在情理之中。
该文后面又称，“归降之策”因为“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毛文龙仅有两弟，曰仲龙，曰云龙，都在杭州，毛死后才加封为都司和锦衣卫指挥，所以毛文龙没有在宁远和山东的兄弟。而刘兴祚在刘氏兄弟中排行老二，其三弟刘兴基于崇祯元年九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大人，符合“三弟在宁远”之说；其四弟此时是否在山东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之后的崇祯三年，江西道御史袁弘勋题参袁大人之亲信徐敷奏时曰：“一切东江更置悉听徐敷奏，以么麽游击而擅枢督之权，升署偏将二十余人，委署中千等一百余人，以刘兴祚领右协营，刘兴治领平夷营，与刘兴基、刘兴贤等共居皮岛，东江精锐三千余及收降蓄养夷丁七百余皆属之，以刘兴沛为参将，另领精兵二千二百名屯长山要地，与觉华水营犄峙焉。”中提及了刘氏兄弟中的五人，均居于东江镇，但就是没有刘家老四刘兴梁。而刘兴梁在山东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袁大人斩毛帅以后将一部分东江镇的士卒和家眷移送登州，刘兴梁作为东江镇的将官只可能分别在东江和山东两处，既然刘氏兄弟受袁大人器重那他必然不会没有官职，而他又不在东江，此时若他不在山东的东江旧部里领衔就不符合常理了。再联系到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后来在山东作乱，不仅可以肯定刘兴祚为汉奸，而且其“三弟”、“四弟”均为汉奸，而后在东江多次哗变的刘兴治等更是汉奸无疑。
该段文字不仅说明了刘兴祚确为汉奸，为后金充当奸细，也同时证明了毛帅没有叛变，他遭到袁大人的杀害完全是因为汉奸诬告。
袁大人为了进一步让刘氏汉奸兄弟掌握东江镇的实权，在开始惺惺作态的分“四协”以后马上就变卦了。毛帅于六月五日遭袁大人冤杀，后袁大人分东江为“四协”，八月就上疏改“四协”为“两协”期间仅有个两个月时间，这变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足以说明上次分“四协”完全是虚伪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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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袁崇焕再疏请：“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无奈文龙将不将、兵不兵、饷不饷，久矣。臣差徐敷奏等逐岛挑拣，不日可竣役矣。按辽东原止一镇，今用兵时应添一镇于河东，但胜任者难之，其人况武臣，总镇为极品，一得则为饱鹰，不若悬此一阶为策功也。今止设两协，令有功者自取，亦鼓舞之微权也。”袁大人在东江镇不设岛帅，又说“令有功者自取”，再将东江镇的精锐都分派给刘氏兄弟，这种部署再明显不过了，刘氏兄弟带着东江的精锐，自然多有立战功的机会，而其他人想立战功却不容易。由此可见，袁大人完全是倾向于这些汉奸的。
虽然袁大人假仁假义的说什么“令有功者自取”，但此时东江镇的实权在大汉奸刘兴祚手里。大汉奸刘兴祚为彻底将东江镇毛帅旧部剪除干净,于毛帅被害的次月，即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致函李倧,告之朝鲜如未见他的函件、印信,不可听任汉人调用船只和讨赏货物。《承政院日记》,第27册,页235记载了以上事实，这说明东江镇的实权已经落入此汉奸的手中，而此时袁大人还没有上疏改“四协”为“两协”，可见此人和袁大人早有默契，袁氏所谓“令有功者自取”其实是寄厚望于大汉奸刘兴祚。
袁大人下狱以后，孙承宗二次守辽，汉奸刘兴祚此时没有了袁大人这个靠山，自然没有那么受器重，要想居东江镇岛帅之职又限于“令有功者自取”的条件，所以汉奸刘兴祚必须有所表现，但作为汉奸他又不敢对后金军有所作为。就在汉奸刘兴祚进退维谷的时候，宁前道孙元化拨给他夷汉丁八百,孙承宗本来意将其部用以正面防御对抗后金军,但因刘兴祚这种靠告密升迁的奸细又怎么能敢去和他的主子后金直接撕杀？故“人或因其援疑之,兴祚亦自疑不敢进”,于是孙承宗改派其防守太平路。
因为贪恋东江镇岛帅之职，在去太平寨的途中，汉奸刘兴祚诈凭借自己当了多年汉奸通夷语的翻译官本事，利用用“夷语、夷帜”袭击了蒙古喀喇沁部。该蒙古部落虽不是满人，但早在1627年召城大战后就溃散而降后金了，大汉奸刘兴祚号称共斩获约六百级(后金仅承认被斩首五十级)以期获得战功而谋求岛帅,当时周文郁得报后称此战“诚东事以来未有之战”。就在汉奸刘兴祚作以“战功”获取东江镇岛帅之职时，他的主子皇太极在从俘虏口中得知此事确系刘兴祚所为之后大怒,随即下令贝勒阿巴泰等人率大军星夜抄袭，将这个吃里爬外的汉奸擒获而处决之，太平寨被攻克时其弟刘兴贤被俘。周文郁所著之《边事小纪》卷4,以及《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6,和《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2均有此事的记录。而《清史稿——太宗本纪》之记载更为详细：“……刘兴祚自我国逃归，匿崇焕所。至是，率所携满洲兵十五人、蒙古兵五百欲往守沙河。闻大兵至，改趋永平之太平寨，袭杀喀喇沁兵于途。上怒其负恩，遣贝勒阿巴泰等禽斩之，裂其尸以徇。”最终，刘兴祚这个汉奸总算是因为自己的咎由自取而得到了被其主子分尸可耻的下场，而袁大人则以重用汉奸瓦解彻底东江镇的汉奸行为而被怀疑。
他在那封被错归为毛帅与后金通书的信函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语证明了袁大人不是汉奸，否则何苦用奸细去诬告毛帅？所以，在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后，应该得出袁大人早知道刘爱塔是双面间谍，只不过是借助他的特殊身份向满洲示好而已，谋款则斩帅是不折不扣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