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咯~
这本书每100章，会有一次人物科普章节，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分析书中出现的热点争议人物，大家可以酌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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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起点中文网《大汉第一太子》第0010章节：人物科普——周吕令武侯吕泽。
※※※※※※※※※※※※※※※※※※※※
在开篇部分，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对‘吕泽’这个人物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有的同学说，吕泽在历史上非常牛逼，只是由于吕后驾崩后的诸吕之乱，而被史家上了春秋笔法；
也有的同学说，吕泽就是个凭着外戚身份，被刘邦提拔起来的小舅子，根本没有多牛逼，不然为什么百官公卿表、开国功臣表都看不到吕泽，《史记》《汉书》也没有他的身影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汉书》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以《史记》作为参考。
而在研究《史记》，弄清楚吕泽的能力，以及在汉室开国前后的贡献、地位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达成一致的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并非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中立史官。
这一论点，我有以下几处佐证。
其一：太史公笔下，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在司马迁看来，冯唐、李广二人似乎是怀才不遇，没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待遇，没能达到自己应该达到的高度，而且是被汉室的体制所压制。
但在司马迁自己所写的《史记》当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冯唐、李广二人并非怀才不遇，而是自作自受。
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汉文帝刘恒的马车行走在道路上，遇到了冯唐；二人聊了几句，刘恒就感叹道：如果我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抵挡匈奴人，该有多好啊？
听闻闻言，冯唐却丝毫不留面子的说：就算廉颇、李牧在世，也根本不会为陛下所用！
一听这话，刘恒便气呼呼的回了皇宫，越想越觉得憋屈，就又把冯唐叫入宫中，说道：如果我有什么错，先生可以私下指出来，为什么要当着大庭广众羞辱我呢？
冯唐的回答是：鄙人不知忌讳。
或许在司马迁看来，这是冯唐率真、刚直的体现，但我们稍一想，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我试着把冯唐和文帝刘恒之间的对话，用现代人的方式重现为下面这段场景。
某官员出行，遇到一位老者，就丝毫不摆谱儿的跟老者聊天下大事，最后感叹了一句：如果有人才帮助建设国家，那该有多好啊？结果老者说：就算有人才，也不会给你效力。
官员很生气，却没发作，之后私下找到老者，说：如果我的工作做的不好，老人家可以给我提意见，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下破坏官府的威严呢？老者说：我这人就这样，说话直。
试问什么样的掌权者，会重用这样一个情商为o的老人？
更何况是在封建君王时期，一个自认为业务水平相当不错的皇帝呢？
冯唐要是放在现代，怕是连村级别的单位都冒不出头。
所以，太史公笔下的冯唐易老，并非是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让他老，而是他自己绝了自己的仕途；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老人家，路走窄了呀……
回过头，看李广难封。
冯唐易老，好歹是情商问题，冯唐本身的业务水平未必有什么硬伤，但李广就是纯纯的政治巨婴。
同样是在《史记》中，景帝登基后的吴楚七国之乱，李广以中央将领的身份驰援梁国，却在平叛过程中接了梁王刘武的将军印。
简单分析一下吴楚之乱，我们就不难发现：景帝一朝的吴楚七国之乱，与其说是地方对抗中央，倒不如说是文帝刘恒旁支入继为嫡的后遗症。
原本皇位应该属于惠帝刘盈一脉，结果在吕后驾崩时，陈平、周勃等大臣内外勾结，血洗吕氏外戚，迎代王刘恒旁支入继。
此举非但使得齐哀王刘襄一脉怀恨在心，更是让其他的刘氏旁支心生邪念：刘恒可以旁支入继，我为什么不可以？
而在这样一场具备‘夺嫡’性质的内部斗争当中，梁王刘武的地位也十分微妙。
作为景帝刘启的同母胞弟，梁王刘武得到了长安中央的大力支持，原因是景帝刘启足够信任刘武，且梁国地处函谷关外，为关中东门户外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在得到如此信任的情况下，梁王刘武却萌生出了不应该有的邪念，一度凭借梁国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母亲窦漪房一起要挟景帝刘启，将自己立为储君。
这样一个对景帝刘启皇位产生威胁的人，无论对于景帝刘启，还是长安中央而言，都是暂时不能得罪，且又早晚都要收拾的人。这种情况下，李广接下梁王刘武的将军印，几乎不亚于政治叛逃。
这也就不难解释‘李广难封’的真正原因了：李广武力值接近满格，但政治觉悟几近于零，难堪大用。
在汉室‘为国栋梁’的彻侯敕封标准下，李广终生未得封，其实是必然；我也愿意相信：在当时那个时代，除了司马迁，不会有人认为‘李广难封’有多么令人唏嘘，多么令人难以理解。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是我怀疑司马迁著史中立度的第一个佐证。
第二点：桃李不言，下自成溪。
众所周知，司马迁本人对项羽、李广、李陵这样的悲情英雄怀有主观崇拜，这个主观态度也体现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对这些悲情人物的刻画。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是史官、是太史公的前提是：司马迁是一名汉官。
作为一名汉室官员，哪怕处在史官这样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司马迁也是需要讲究政治正确的，但从《史记》当中，我们却丝毫不见这样的态度。
对于曾有‘军事叛逃’污点的李广，司马迁的评价是：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
这个评价，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或许李广真的是出色的将领，是一个民族英雄式的悲情人物，但若是结合李广‘私接梁王将军印’的政治污点，无疑是带有极其浓厚的主观色彩的。
对司马迁借此评价，来歪曲后世人对李广的解读，我怀有一定程度的鄙夷。
还有便是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成，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一句‘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和‘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与历史中判汉降胡的李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颇具讽刺意味，也足以看出司马迁意图遮掩李陵判汉，洗白李陵污点，歪曲后世人感官的意图。
第三点：身处时代。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人物，大约出生于公元前140年左右，对于李广、李陵等人物，司马迁或许还能勉强谈得上‘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但对于发生在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80年之间的诸吕，司马迁的信息获知渠道，应当是只有‘道听途说’这个来源的。
至于通过皇室档案、帝王起居录获知真相这个渠道，也可以排除。因为和现代人印象中的‘史学世家’不同，司马迁的家族绝算不上什么历史渊源的史家。
从司马迁家族的族谱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秦国武将；
六世祖：司马靳，秦国武将；
高祖：司马昌，秦始皇时期铁官；
曾祖：司马毋怿，汉高祖时期市长（市集吏长）；
祖父：司马喜，无官职，五大夫爵位。
直到汉武帝刘彻恢复‘太史令’这一职务，并任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西汉第一任太史令，司马家族才和‘史家’一词沾上了关系。
司马谈被武帝刘彻任命为太史令，也基本可以确定为：专门负责记录武帝刘彻的丰功伟绩，传于后人。
在此之前，汉室高皇帝时期、惠帝刘盈时期的皇帝起居录，也是有极大概率在文帝登基之后被‘修正’过。
而在当时，先有秦始皇尽焚六国史书，后有项羽火烧咸阳宫的时代背景下，司马迁却在《史记》中，以‘记史’的名义写下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这无疑足以让人怀疑司马迁著史的资料来源。
通过这三点，辩证的分析过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迁著史，总体上保证了对观事实的阐述，大体历史脉络没有问题，但对于汉武帝之前，尤其是吕后驾崩之前的历史史实，司马迁并没有具备绝对说服力的资料来源，对于部分历史人物的描写，司马迁也没能避免主观情感的影响。
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待史书上，似乎毫无存在感的周吕侯吕泽，或许就清晰了许多。
司马迁所处的时期是汉武帝刘彻时期，经过吴楚七国之乱，汉文帝刘恒一脉的皇统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既然如此，那吕氏外戚，乃至于惠帝刘盈一脉的丑化、反派化，自然是当时政治背景下的必要之举。
从《史记》中许多活灵活现，却完全说不通‘司马迁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事件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对于惠帝刘盈、高后吕雉，以及包括吕台、吕禄、吕产在内的吕氏外戚，太史公是有不同程度的丑化的。
那么，周吕侯吕泽，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同样通过《史记》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吕泽是吕公的长子，是吕雉的长兄。
而在秦始皇在位时期，吕公举家迁至丰邑，是受到了丰邑令的款待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吕氏家族，应当是小有名望的名门。
反观刘家，刘邦官职为泗水亭长，长兄刘忡、次兄刘喜务农，四弟刘交就学。
从幼子刘交有钱出门游学可以看出，作为落魄贵族，刘太公刘煓应该是有些家底，但从刘邦‘泗水亭长’的职务，也不难看出：在当时的丰邑，刘家的地位远不及吕家。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泗水亭长刘邦，真的有带领整个丰沛起兵造反的号召力吗？
贩夫樊哙，刘邦或许还能支使的动，那在县衙做官的周勃、曹参、萧何等人，作为下级的刘邦，真的具备‘我们造反，你做我小弟’的人格魅力吗？
或许有，但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些名垂青史的‘小’人物，刘邦凭借泗水亭长的身份还够不上，应该是由丰邑名门吕氏的长子吕泽出面，为刘邦引见的。
这从《史记》当中，汉室鼎立之前，曹参参与的大多数战争，都有吕泽的身影若隐若现，萧何、周勃等丰沛老臣，也屡屡无偿出面维护吕氏，樊哙迎娶吕氏女，众人都颇为亲近吕氏可以看出。
看透这一点，我们不妨大胆猜测：刘邦，会不会是吕氏早起推上明面，以吸引外人注意力，后期却又没能控制住的棋子？
这一点有待考证，但结合刘邦登基之后对吕氏外戚、太子刘盈的莫名厌恶、排斥，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
说回周吕侯吕泽，有的读者反对‘吕泽为汉室第一功臣’的主要论点，大都集中在于：吕泽封侯封了多少户？
为什么在功侯排名中看不见身影？
在这里，我们且先不谈吕后驾崩后，汉室丑化、淡化吕氏外戚的政治需要，只需要看一点：惠帝刘盈驾崩之后，吕后第一个封的王爵，正是吕悼武王：吕泽。
从观角度上分析，吕泽被追封为吕悼武王，应该有很大部分是吕后为封吕泽之子吕台为吕王的原因，但从周吕令武侯吕泽第一个获封为吕氏诸侯，而非建成侯吕释之来看，我们就不难看出：在吕氏家族，吕泽的地位是多么崇高。
因为在遍封诸吕之前，吕雉必然会拿出手中最不容易受人质疑的人选，来试探朝臣百官、开国功侯的态度，而吕雉所选择的人，正是吕泽父子。
再来看在汉室鼎立的过程中，吕泽的部旧势力立下的功勋，光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有以下这些。
——博成侯冯无择，《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从高祖起丰，攻雍丘，击项籍，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功侯。
——阿陵侯郭亭，以连敖前元年从起单父，以塞疏入汉。汉高帝六年七月庚寅，顷侯郭亭元年。还定三秦，《属周吕侯》，以都尉击项籍，功侯。
——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入汉，定三秦，别降翟王，《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为大司马；破羽军叶，拜为将军，忠臣，侯，七千八百户。
——东武侯郭蒙，以户卫起薛，《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入汉，为越将军，定三秦，以都尉坚守敖仓，为将军，破籍军，功侯，二千户。
——曲成侯虫达，以曲城户将卒三十七人初从起砀，至霸上，为执圭，为二队将，《属悼武王》，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羽军陈下，功侯，四千户。为将军，击燕、代，拔之。
这五人，是我们当代都能明确查到的‘周吕部旧’，除这五人之外，还有近十位基本明确，但仍有一定争议的‘周吕部旧’。
光是这五人，其封国食邑少则二千户，多则七八千户，且在高皇帝刘邦白马誓盟的‘开国十八功侯’当中，都具有相当高的排名。
到这里，事实的真相便不远了。
——同为开国十八功侯，为什么萧何、周勃、樊哙、夏侯婴等人，我们都这么熟悉，反观丁复、虫达、郭蒙等人，我们却觉得听都没听说过呢？
这，就佐证了我前面的观点：在吕氏外戚被血洗，文帝刘恒旁支入嫡的政治背景下，淡化、丑化整个吕氏外戚，乃至于整个吕氏外戚集团，成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经过两汉前后四百年的可以淡化、岁月洗礼，以及独尊儒术后的两千年华夏史，这些人，已经淡出了我们对西汉初年历史的认知。
而周吕侯吕泽究竟有多么利害，从这一点也同样能看出：曾经的部下，都被封为动辄七八千户的顶级彻侯，两个儿子都被封为彻侯，长子吕台的郦侯食邑，更直接就是太上皇刘煓所生活的新丰，吕泽的食邑，真的会少到无法排进开国功侯名单当中吗？
我个人认为，在小弟丁复都能获封七千八百户，儿子吕台都能以新丰作为封国食邑的情况下，周吕侯吕泽的食邑，绝对不会低于万户。
而从吕泽极其少见的双字谥号：‘令武’来看，吕泽在汉初的武勋，也应当是毋庸置疑。（汉开国功侯当中，同为双字谥号者有：酂文终侯萧何、留文成侯张良。）
结合以上论点，我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在建立汉室过程中，无论刘、吕两家是合作关系还是从属关系，周吕侯吕泽，都是刘邦鲸吞天下至关重要的人物。
第二：周吕令武侯吕泽在汉初的地位，很可能与萧何、张良二人平齐；无论是在保住惠帝刘盈储位，还是后续吕后专政十数年的过程中，周吕侯吕泽所遗留的政治遗产，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刻意淡化、丑化，且经历两千多年反复‘修正’、传延后，我们依旧能从史书上看出吕泽耀眼的功绩，那么在真实历史上，吕泽的成就，很有可能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还要耀眼。
※※※※※※※※※※※※※※※※※※※※
以上论断为个人文献综述，不代表任何权威机构，内容只属于作者个人看法。
本书中，对于吕泽、吕氏外戚、周吕部旧的描写，沿用以上内容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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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学说，吕泽在历史上非常牛逼，只是由于吕后驾崩后的诸吕之乱，而被史家上了春秋笔法；
也有的同学说，吕泽就是个凭着外戚身份，被刘邦提拔起来的小舅子，根本没有多牛逼，不然为什么百官公卿表、开国功臣表都看不到吕泽，《史记》《汉书》也没有他的身影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汉书》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以《史记》作为参考。
而在研究《史记》，弄清楚吕泽的能力，以及在汉室开国前后的贡献、地位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达成一致的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并非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中立史官。
这一论点，我有以下几处佐证。
其一：太史公笔下，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在司马迁看来，冯唐、李广二人似乎是怀才不遇，没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待遇，没能达到自己应该达到的高度，而且是被汉室的体制所压制。
但在司马迁自己所写的《史记》当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冯唐、李广二人并非怀才不遇，而是自作自受。
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汉文帝刘恒的马车行走在道路上，遇到了冯唐；二人聊了几句，刘恒就感叹道：如果我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抵挡匈奴人，该有多好啊？
听闻闻言，冯唐却丝毫不留面子的说：就算廉颇、李牧在世，也根本不会为陛下所用！
一听这话，刘恒便气呼呼的回了皇宫，越想越觉得憋屈，就又把冯唐叫入宫中，说道：如果我有什么错，先生可以私下指出来，为什么要当着大庭广众羞辱我呢？
冯唐的回答是：鄙人不知忌讳。
或许在司马迁看来，这是冯唐率真、刚直的体现，但我们稍一想，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我试着把冯唐和文帝刘恒之间的对话，用现代人的方式重现为下面这段场景。
某官员出行，遇到一位老者，就丝毫不摆谱儿的跟老者聊天下大事，最后感叹了一句：如果有人才帮助建设国家，那该有多好啊？结果老者说：就算有人才，也不会给你效力。
官员很生气，却没发作，之后私下找到老者，说：如果我的工作做的不好，老人家可以给我提意见，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下破坏官府的威严呢？老者说：我这人就这样，说话直。
试问什么样的掌权者，会重用这样一个情商为o的老人？
更何况是在封建君王时期，一个自认为业务水平相当不错的皇帝呢？
冯唐要是放在现代，怕是连村级别的单位都冒不出头。
所以，太史公笔下的冯唐易老，并非是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让他老，而是他自己绝了自己的仕途；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老人家，路走窄了呀……
回过头，看李广难封。
冯唐易老，好歹是情商问题，冯唐本身的业务水平未必有什么硬伤，但李广就是纯纯的政治巨婴。
同样是在《史记》中，景帝登基后的吴楚七国之乱，李广以中央将领的身份驰援梁国，却在平叛过程中接了梁王刘武的将军印。
简单分析一下吴楚之乱，我们就不难发现：景帝一朝的吴楚七国之乱，与其说是地方对抗中央，倒不如说是文帝刘恒旁支入继为嫡的后遗症。
原本皇位应该属于惠帝刘盈一脉，结果在吕后驾崩时，陈平、周勃等大臣内外勾结，血洗吕氏外戚，迎代王刘恒旁支入继。
此举非但使得齐哀王刘襄一脉怀恨在心，更是让其他的刘氏旁支心生邪念：刘恒可以旁支入继，我为什么不可以？
而在这样一场具备‘夺嫡’性质的内部斗争当中，梁王刘武的地位也十分微妙。
作为景帝刘启的同母胞弟，梁王刘武得到了长安中央的大力支持，原因是景帝刘启足够信任刘武，且梁国地处函谷关外，为关中东门户外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在得到如此信任的情况下，梁王刘武却萌生出了不应该有的邪念，一度凭借梁国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母亲窦漪房一起要挟景帝刘启，将自己立为储君。
这样一个对景帝刘启皇位产生威胁的人，无论对于景帝刘启，还是长安中央而言，都是暂时不能得罪，且又早晚都要收拾的人。这种情况下，李广接下梁王刘武的将军印，几乎不亚于政治叛逃。
这也就不难解释‘李广难封’的真正原因了：李广武力值接近满格，但政治觉悟几近于零，难堪大用。
在汉室‘为国栋梁’的彻侯敕封标准下，李广终生未得封，其实是必然；我也愿意相信：在当时那个时代，除了司马迁，不会有人认为‘李广难封’有多么令人唏嘘，多么令人难以理解。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是我怀疑司马迁著史中立度的第一个佐证。
第二点：桃李不言，下自成溪。
众所周知，司马迁本人对项羽、李广、李陵这样的悲情英雄怀有主观崇拜，这个主观态度也体现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对这些悲情人物的刻画。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是史官、是太史公的前提是：司马迁是一名汉官。
作为一名汉室官员，哪怕处在史官这样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司马迁也是需要讲究政治正确的，但从《史记》当中，我们却丝毫不见这样的态度。
对于曾有‘军事叛逃’污点的李广，司马迁的评价是：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
这个评价，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或许李广真的是出色的将领，是一个民族英雄式的悲情人物，但若是结合李广‘私接梁王将军印’的政治污点，无疑是带有极其浓厚的主观色彩的。
对司马迁借此评价，来歪曲后世人对李广的解读，我怀有一定程度的鄙夷。
还有便是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成，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一句‘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和‘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与历史中判汉降胡的李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颇具讽刺意味，也足以看出司马迁意图遮掩李陵判汉，洗白李陵污点，歪曲后世人感官的意图。
第三点：身处时代。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人物，大约出生于公元前140年左右，对于李广、李陵等人物，司马迁或许还能勉强谈得上‘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但对于发生在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80年之间的诸吕，司马迁的信息获知渠道，应当是只有‘道听途说’这个来源的。
至于通过皇室档案、帝王起居录获知真相这个渠道，也可以排除。因为和现代人印象中的‘史学世家’不同，司马迁的家族绝算不上什么历史渊源的史家。
从司马迁家族的族谱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秦国武将；
六世祖：司马靳，秦国武将；
高祖：司马昌，秦始皇时期铁官；
曾祖：司马毋怿，汉高祖时期市长（市集吏长）；
祖父：司马喜，无官职，五大夫爵位。
直到汉武帝刘彻恢复‘太史令’这一职务，并任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西汉第一任太史令，司马家族才和‘史家’一词沾上了关系。
司马谈被武帝刘彻任命为太史令，也基本可以确定为：专门负责记录武帝刘彻的丰功伟绩，传于后人。
在此之前，汉室高皇帝时期、惠帝刘盈时期的皇帝起居录，也是有极大概率在文帝登基之后被‘修正’过。
而在当时，先有秦始皇尽焚六国史书，后有项羽火烧咸阳宫的时代背景下，司马迁却在《史记》中，以‘记史’的名义写下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这无疑足以让人怀疑司马迁著史的资料来源。
通过这三点，辩证的分析过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迁著史，总体上保证了对观事实的阐述，大体历史脉络没有问题，但对于汉武帝之前，尤其是吕后驾崩之前的历史史实，司马迁并没有具备绝对说服力的资料来源，对于部分历史人物的描写，司马迁也没能避免主观情感的影响。
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待史书上，似乎毫无存在感的周吕侯吕泽，或许就清晰了许多。
司马迁所处的时期是汉武帝刘彻时期，经过吴楚七国之乱，汉文帝刘恒一脉的皇统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既然如此，那吕氏外戚，乃至于惠帝刘盈一脉的丑化、反派化，自然是当时政治背景下的必要之举。
从《史记》中许多活灵活现，却完全说不通‘司马迁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事件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对于惠帝刘盈、高后吕雉，以及包括吕台、吕禄、吕产在内的吕氏外戚，太史公是有不同程度的丑化的。
那么，周吕侯吕泽，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同样通过《史记》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吕泽是吕公的长子，是吕雉的长兄。
而在秦始皇在位时期，吕公举家迁至丰邑，是受到了丰邑令的款待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吕氏家族，应当是小有名望的名门。
反观刘家，刘邦官职为泗水亭长，长兄刘忡、次兄刘喜务农，四弟刘交就学。
从幼子刘交有钱出门游学可以看出，作为落魄贵族，刘太公刘煓应该是有些家底，但从刘邦‘泗水亭长’的职务，也不难看出：在当时的丰邑，刘家的地位远不及吕家。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泗水亭长刘邦，真的有带领整个丰沛起兵造反的号召力吗？
贩夫樊哙，刘邦或许还能支使的动，那在县衙做官的周勃、曹参、萧何等人，作为下级的刘邦，真的具备‘我们造反，你做我小弟’的人格魅力吗？
或许有，但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些名垂青史的‘小’人物，刘邦凭借泗水亭长的身份还够不上，应该是由丰邑名门吕氏的长子吕泽出面，为刘邦引见的。
这从《史记》当中，汉室鼎立之前，曹参参与的大多数战争，都有吕泽的身影若隐若现，萧何、周勃等丰沛老臣，也屡屡无偿出面维护吕氏，樊哙迎娶吕氏女，众人都颇为亲近吕氏可以看出。
看透这一点，我们不妨大胆猜测：刘邦，会不会是吕氏早起推上明面，以吸引外人注意力，后期却又没能控制住的棋子？
这一点有待考证，但结合刘邦登基之后对吕氏外戚、太子刘盈的莫名厌恶、排斥，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
说回周吕侯吕泽，有的读者反对‘吕泽为汉室第一功臣’的主要论点，大都集中在于：吕泽封侯封了多少户？
为什么在功侯排名中看不见身影？
在这里，我们且先不谈吕后驾崩后，汉室丑化、淡化吕氏外戚的政治需要，只需要看一点：惠帝刘盈驾崩之后，吕后第一个封的王爵，正是吕悼武王：吕泽。
从观角度上分析，吕泽被追封为吕悼武王，应该有很大部分是吕后为封吕泽之子吕台为吕王的原因，但从周吕令武侯吕泽第一个获封为吕氏诸侯，而非建成侯吕释之来看，我们就不难看出：在吕氏家族，吕泽的地位是多么崇高。
因为在遍封诸吕之前，吕雉必然会拿出手中最不容易受人质疑的人选，来试探朝臣百官、开国功侯的态度，而吕雉所选择的人，正是吕泽父子。
再来看在汉室鼎立的过程中，吕泽的部旧势力立下的功勋，光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有以下这些。
——博成侯冯无择，《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从高祖起丰，攻雍丘，击项籍，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功侯。
——阿陵侯郭亭，以连敖前元年从起单父，以塞疏入汉。汉高帝六年七月庚寅，顷侯郭亭元年。还定三秦，《属周吕侯》，以都尉击项籍，功侯。
——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入汉，定三秦，别降翟王，《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为大司马；破羽军叶，拜为将军，忠臣，侯，七千八百户。
——东武侯郭蒙，以户卫起薛，《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入汉，为越将军，定三秦，以都尉坚守敖仓，为将军，破籍军，功侯，二千户。
——曲成侯虫达，以曲城户将卒三十七人初从起砀，至霸上，为执圭，为二队将，《属悼武王》，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羽军陈下，功侯，四千户。为将军，击燕、代，拔之。
这五人，是我们当代都能明确查到的‘周吕部旧’，除这五人之外，还有近十位基本明确，但仍有一定争议的‘周吕部旧’。
光是这五人，其封国食邑少则二千户，多则七八千户，且在高皇帝刘邦白马誓盟的‘开国十八功侯’当中，都具有相当高的排名。
到这里，事实的真相便不远了。
——同为开国十八功侯，为什么萧何、周勃、樊哙、夏侯婴等人，我们都这么熟悉，反观丁复、虫达、郭蒙等人，我们却觉得听都没听说过呢？
这，就佐证了我前面的观点：在吕氏外戚被血洗，文帝刘恒旁支入嫡的政治背景下，淡化、丑化整个吕氏外戚，乃至于整个吕氏外戚集团，成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经过两汉前后四百年的可以淡化、岁月洗礼，以及独尊儒术后的两千年华夏史，这些人，已经淡出了我们对西汉初年历史的认知。
而周吕侯吕泽究竟有多么利害，从这一点也同样能看出：曾经的部下，都被封为动辄七八千户的顶级彻侯，两个儿子都被封为彻侯，长子吕台的郦侯食邑，更直接就是太上皇刘煓所生活的新丰，吕泽的食邑，真的会少到无法排进开国功侯名单当中吗？
我个人认为，在小弟丁复都能获封七千八百户，儿子吕台都能以新丰作为封国食邑的情况下，周吕侯吕泽的食邑，绝对不会低于万户。
而从吕泽极其少见的双字谥号：‘令武’来看，吕泽在汉初的武勋，也应当是毋庸置疑。（汉开国功侯当中，同为双字谥号者有：酂文终侯萧何、留文成侯张良。）
结合以上论点，我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在建立汉室过程中，无论刘、吕两家是合作关系还是从属关系，周吕侯吕泽，都是刘邦鲸吞天下至关重要的人物。
第二：周吕令武侯吕泽在汉初的地位，很可能与萧何、张良二人平齐；无论是在保住惠帝刘盈储位，还是后续吕后专政十数年的过程中，周吕侯吕泽所遗留的政治遗产，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刻意淡化、丑化，且经历两千多年反复‘修正’、传延后，我们依旧能从史书上看出吕泽耀眼的功绩，那么在真实历史上，吕泽的成就，很有可能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还要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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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断为个人文献综述，不代表任何权威机构，内容只属于作者个人看法。
本书中，对于吕泽、吕氏外戚、周吕部旧的描写，沿用以上内容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