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察举制起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汉武帝时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用来选拔人才,即察举制,其内容包括地方察举和皇帝征召等,其中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官的最主要途径之一。两汉的察举,主要是以“德、才”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以孝廉为重要考察科目,所以人们也常说“举孝廉”。东汉时期继续实行察举制,但随着豪强地主势力开始恶性膨胀,门第望族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局面。
相比与先秦时期的世袭罔替制，汉代的察举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先进的人才选拨机制，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察举制的落后性便一步步地显现出来，孝廉也好，茂才也罢，几乎完全被士家豪族所垄断，在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寒门庶族的人才几乎无出人头地的机会，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刘泽所要推行的，就是后世隋唐所采用的另一种人才选拨办法——科举制。科举制的最大优点就在于不论出身高低贵贱，均可参加考试，唯才是举，择优录用，最大限度地选拨出人才来，避免了只看出身，营私舞弊的现象。
“废察举兴科举，主公此举大悖常理。有违朝庭法度，只怕会遭致士家门阀的一致反对，请主公三思。”察举制是士家垄断仕途经济的强力手段，也是士家豪族的特权所在，陈登就是孝廉出身，不光是他，在坐的除了徐庶之外，贾诩和刘泽也都是举过孝廉的，也就是说都是察举制度的受益者，陈登不知刘泽为何要废旧立新。
刘泽淡然一笑道：“元龙多虑了。我之兴科举。也并未废孝廉，每年各郡国还是依然可以按朝庭旧制察举孝廉，只是深感于当下人才匮乏，增加一个招贤纳士的机会而已。科举分为两科。文武各设一科。为了保证尽可能的多征辟到人才。才有考试者不分高低贵贱之分，唯才而用。现在吏治松驰，贪腐成风。已经到了不可不整肃的时候。科举选拨人才，目的就是选用贤明之士，沙汰一批鱼目混珠之辈，并非是要排斥士族。科举考得是真才实学，若有真实才干之人，何惧无用武之地？士族豪门子弟学习条件优于寒门百倍，寒门之中虽有识字者，也不过廖廖数人而已，这科举制度说穿了，也还是为士家豪门而服务的，只不过本公要的只是人才而不是庸才，南郭先生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
徐庶是典型的寒门出身，显然对刘泽的科举制极为赞成。“主公所言极是，方今天下纷攘，主公若无贤才相佐，又岂可争雄于天下，不论士族寒门，只要有真才实学，一律量才而用，方为正道。”
刘泽点头道：“此番开科取士，计划录用的人数众多，相比于每年郡国只能有一两个孝廉的名额看得士子们望眼欲穿而言，可以说是机会多多。当然，此次科考报名采用自愿原则，决无强迫之意，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想等明年察举孝廉也悉听尊便。元直，此次科考，就由你来担任科考主事，负责考场内外诸事，至于文科阅卷的主考官，我想请蔡公、卢公、郑公三位当世大儒来担任，武科由我亲自来主考。”
郑公就是郑玄郑康成，曾与卢植共师马融，桓帝时做过尚书，后来托病辞官，一直就居住在徐州。卢植在涿郡开私塾，郑玄亦在，刘泽曾师事之，刘泽继任为徐州牧之后，亦是数度造庐请教，礼敬甚厚。有蔡邕、卢植、郑玄三位大儒来做主考官，这科举不想隆重都难。
陈登见刘泽主意已定，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随后，刘泽命人将赵昱传了上来。
赵昱被免除了广陵太守的职务，一路跟随着刘泽回到郯城，他一直等着刘泽对他的判罚，但这一路行来，刘泽非但没有把他当囚犯看，还好吃好喝地招待着他，更没有给他镣铐加身，让赵昱倍感奇怪。此时闻听刘泽召唤，知道该是刘泽处罚他的时候了，进来之后就跪伏在地，等候刘泽的判决。
刘泽笑了笑，道：“元达无须行此大礼，来人，赐坐。”
一旁的亲卫给赵昱搬过一把椅子来，赵昱感到莫名其妙，不过看刘泽贾诩诸人都在椅子上安坐，于是他也就战战兢兢地坐下了。
刘泽道：“此次带元达回郯城，便是有一个非你不可的位子等你来坐。三项法令俱已公布，州牧府之下尚缺一主理刑民两部法典之官，本公特新设大司刑一职，位在狱曹从事之上，主管司法刑狱。我知元达清廉公正刚直不阿，特将任以大司刑一职。”
汉代基本上是政法合一，县令太守即是当地官署的行政长官，又都担任法官一职，刘泽的两部法典明确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将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除了在州一级建制上设立大司刑一职，郡县两级亦设立郡司刑和县司刑，分署办公，各级司刑垂直领导，不受当地长官辖制，县令太守也不再拥有司法审判权，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司法的独立公正。
赵昱明白了刘泽所说的大司刑的职责范围，惶恐地道：“下官误交歹人，致使广陵惨遭兵祸，罪莫大焉，以昱之戴之身，刘使君委以司法之重责，何当以服众，请刘使君另选贤良，昱愧不敢受。”
刘泽微笑道：“广陵之事，元达乃无心之过，就算有罪，我已免除了你广陵太守的职务，也算是抵罪了。大司刑一职，虽受命于我，但却无须听从我之号令，唯有禀公执法，公正清明者不可当之，徐州之内，舍元达恐无人能胜任此职。渡口之上，我宁可放掉恶贯满盈的笮融，也不能使元达命丧贼手，与笮融的一条滥命相比，元达可是我徐州的栋梁之才，希望元达勿失我望！”
赵昱现在才明白刘泽之所以答应笮融的要求实是爱惜自己之才，不愿自己命丧笮融之手，不禁起身泣拜道：“昱当肝脑涂地，以报德公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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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科取士的告示贴出去之后，果不其然地在徐州掀起了轩然大波，无论是士家豪族还是平民寒门，无一例外地议论纷纷。
许多寒窗苦读多年的寒庶子弟是喜极而泣，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盼了这么多年，等得几乎是望眼欲穿，终于让寒门庶子有了出头之日。若换作以前，无论寒门子弟如何努力，如何饱读诗书，终其一生也不过能当教书先生帐房书记或者到衙门里面当个胥吏书佐，一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但现在不同了，州牧府的一张告示，让他们燃起了希望，他们也可以在仕途上有所做为了，只要是真正有才华的人，不论地位高低，均有机会当官来一展抱负。
但对于士族而言，却无疑是愁云惨淡的，仕途经济的领域，一直是被士家豪族把持着，现在让他们同寒门庶族一道坐在同一个考场上考试，且不论结果如何，那种优越感的丧失让他们的心理落差很大。
但刘泽的强势让徐州的各大小士族噤若寒蝉，谁也不想步萧王吕三大家族的后尘，禁械令的推出，两项法典的颁布，徐州的士家势力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屈从，实力强大的四大家族一家归顺三家覆灭，徐州已经是无人再敢捋刘泽的虎须了。
如果说禁械令的出台是拨除掉了士家豪族的爪牙，那么科举制度无疑就如同一把尖刀，直刺向士家势力的心脏。稍有眼光的人都可以看出，虽然科举制度在初始的阶段对士家有利，因为他们垄断着主要的教育资源，士家的人才产出率要远远大于寒门庶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入仕希望的寒门庶族必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读书的行列，而享乐已久奢靡成风的士族子弟必然会在今后的较量中渐落下风，士族势力一家独大的格局必然会彻底地被改变。
所以一旦真正动摇士家势力的根本，总是要有人站出来的反对的。虽然四大家族已经瓦解了，但在徐州挂得上号的士家大族少说也有大几十家，他们互为姻亲，互通消息，虽然公开的反对声音不敢喊出来，但私底下这些士家订立了攻守同盟，对刘泽的科举制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拒绝参与到科举考试中来。反正刘泽在公告中称，报名是自愿的原则，不分贵贱不强迫参加，可是正中他们的下怀。(未完待续。。)
相比与先秦时期的世袭罔替制，汉代的察举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先进的人才选拨机制，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察举制的落后性便一步步地显现出来，孝廉也好，茂才也罢，几乎完全被士家豪族所垄断，在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寒门庶族的人才几乎无出人头地的机会，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刘泽所要推行的，就是后世隋唐所采用的另一种人才选拨办法——科举制。科举制的最大优点就在于不论出身高低贵贱，均可参加考试，唯才是举，择优录用，最大限度地选拨出人才来，避免了只看出身，营私舞弊的现象。
“废察举兴科举，主公此举大悖常理。有违朝庭法度，只怕会遭致士家门阀的一致反对，请主公三思。”察举制是士家垄断仕途经济的强力手段，也是士家豪族的特权所在，陈登就是孝廉出身，不光是他，在坐的除了徐庶之外，贾诩和刘泽也都是举过孝廉的，也就是说都是察举制度的受益者，陈登不知刘泽为何要废旧立新。
刘泽淡然一笑道：“元龙多虑了。我之兴科举。也并未废孝廉，每年各郡国还是依然可以按朝庭旧制察举孝廉，只是深感于当下人才匮乏，增加一个招贤纳士的机会而已。科举分为两科。文武各设一科。为了保证尽可能的多征辟到人才。才有考试者不分高低贵贱之分，唯才而用。现在吏治松驰，贪腐成风。已经到了不可不整肃的时候。科举选拨人才，目的就是选用贤明之士，沙汰一批鱼目混珠之辈，并非是要排斥士族。科举考得是真才实学，若有真实才干之人，何惧无用武之地？士族豪门子弟学习条件优于寒门百倍，寒门之中虽有识字者，也不过廖廖数人而已，这科举制度说穿了，也还是为士家豪门而服务的，只不过本公要的只是人才而不是庸才，南郭先生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
徐庶是典型的寒门出身，显然对刘泽的科举制极为赞成。“主公所言极是，方今天下纷攘，主公若无贤才相佐，又岂可争雄于天下，不论士族寒门，只要有真才实学，一律量才而用，方为正道。”
刘泽点头道：“此番开科取士，计划录用的人数众多，相比于每年郡国只能有一两个孝廉的名额看得士子们望眼欲穿而言，可以说是机会多多。当然，此次科考报名采用自愿原则，决无强迫之意，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想等明年察举孝廉也悉听尊便。元直，此次科考，就由你来担任科考主事，负责考场内外诸事，至于文科阅卷的主考官，我想请蔡公、卢公、郑公三位当世大儒来担任，武科由我亲自来主考。”
郑公就是郑玄郑康成，曾与卢植共师马融，桓帝时做过尚书，后来托病辞官，一直就居住在徐州。卢植在涿郡开私塾，郑玄亦在，刘泽曾师事之，刘泽继任为徐州牧之后，亦是数度造庐请教，礼敬甚厚。有蔡邕、卢植、郑玄三位大儒来做主考官，这科举不想隆重都难。
陈登见刘泽主意已定，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随后，刘泽命人将赵昱传了上来。
赵昱被免除了广陵太守的职务，一路跟随着刘泽回到郯城，他一直等着刘泽对他的判罚，但这一路行来，刘泽非但没有把他当囚犯看，还好吃好喝地招待着他，更没有给他镣铐加身，让赵昱倍感奇怪。此时闻听刘泽召唤，知道该是刘泽处罚他的时候了，进来之后就跪伏在地，等候刘泽的判决。
刘泽笑了笑，道：“元达无须行此大礼，来人，赐坐。”
一旁的亲卫给赵昱搬过一把椅子来，赵昱感到莫名其妙，不过看刘泽贾诩诸人都在椅子上安坐，于是他也就战战兢兢地坐下了。
刘泽道：“此次带元达回郯城，便是有一个非你不可的位子等你来坐。三项法令俱已公布，州牧府之下尚缺一主理刑民两部法典之官，本公特新设大司刑一职，位在狱曹从事之上，主管司法刑狱。我知元达清廉公正刚直不阿，特将任以大司刑一职。”
汉代基本上是政法合一，县令太守即是当地官署的行政长官，又都担任法官一职，刘泽的两部法典明确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将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除了在州一级建制上设立大司刑一职，郡县两级亦设立郡司刑和县司刑，分署办公，各级司刑垂直领导，不受当地长官辖制，县令太守也不再拥有司法审判权，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司法的独立公正。
赵昱明白了刘泽所说的大司刑的职责范围，惶恐地道：“下官误交歹人，致使广陵惨遭兵祸，罪莫大焉，以昱之戴之身，刘使君委以司法之重责，何当以服众，请刘使君另选贤良，昱愧不敢受。”
刘泽微笑道：“广陵之事，元达乃无心之过，就算有罪，我已免除了你广陵太守的职务，也算是抵罪了。大司刑一职，虽受命于我，但却无须听从我之号令，唯有禀公执法，公正清明者不可当之，徐州之内，舍元达恐无人能胜任此职。渡口之上，我宁可放掉恶贯满盈的笮融，也不能使元达命丧贼手，与笮融的一条滥命相比，元达可是我徐州的栋梁之才，希望元达勿失我望！”
赵昱现在才明白刘泽之所以答应笮融的要求实是爱惜自己之才，不愿自己命丧笮融之手，不禁起身泣拜道：“昱当肝脑涂地，以报德公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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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寒窗苦读多年的寒庶子弟是喜极而泣，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盼了这么多年，等得几乎是望眼欲穿，终于让寒门庶子有了出头之日。若换作以前，无论寒门子弟如何努力，如何饱读诗书，终其一生也不过能当教书先生帐房书记或者到衙门里面当个胥吏书佐，一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但现在不同了，州牧府的一张告示，让他们燃起了希望，他们也可以在仕途上有所做为了，只要是真正有才华的人，不论地位高低，均有机会当官来一展抱负。
但对于士族而言，却无疑是愁云惨淡的，仕途经济的领域，一直是被士家豪族把持着，现在让他们同寒门庶族一道坐在同一个考场上考试，且不论结果如何，那种优越感的丧失让他们的心理落差很大。
但刘泽的强势让徐州的各大小士族噤若寒蝉，谁也不想步萧王吕三大家族的后尘，禁械令的推出，两项法典的颁布，徐州的士家势力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屈从，实力强大的四大家族一家归顺三家覆灭，徐州已经是无人再敢捋刘泽的虎须了。
如果说禁械令的出台是拨除掉了士家豪族的爪牙，那么科举制度无疑就如同一把尖刀，直刺向士家势力的心脏。稍有眼光的人都可以看出，虽然科举制度在初始的阶段对士家有利，因为他们垄断着主要的教育资源，士家的人才产出率要远远大于寒门庶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入仕希望的寒门庶族必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读书的行列，而享乐已久奢靡成风的士族子弟必然会在今后的较量中渐落下风，士族势力一家独大的格局必然会彻底地被改变。
所以一旦真正动摇士家势力的根本，总是要有人站出来的反对的。虽然四大家族已经瓦解了，但在徐州挂得上号的士家大族少说也有大几十家，他们互为姻亲，互通消息，虽然公开的反对声音不敢喊出来，但私底下这些士家订立了攻守同盟，对刘泽的科举制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拒绝参与到科举考试中来。反正刘泽在公告中称，报名是自愿的原则，不分贵贱不强迫参加，可是正中他们的下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