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被视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曾有人做过统计，修筑长城所用的砖石，如果用来修建一道厚1米、高5米的墙，这道墙足以环绕地球一周；而如果用来铺筑宽5米、厚35厘米的马路，则可以环绕地球三周以上。如此浩大伟岸的工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无法估 量的。尽管秦始皇不是历史上修筑长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但是长城与他有着不尽的渊源。“万里长城”的称号是在他手中成为事实的，而修建长城也是导致秦帝国灭亡的一个重要诱因。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千多年前修筑长城的起因竟是因为一个方士的谎言。这听起来难免有些荒唐。谎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是一个有着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帝王。大秦帝国是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建国以来，大规模的暴动从未 间断过。因此，一统天下后，秦始皇不但没有陶醉，相反却一直为谋求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而忧心忡忡。为了帝国的安定长久，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第二年，即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开始了贯穿其一生的巡行，其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这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漫长得令人生畏。起初，秦始皇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或许他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这让他对求仙问道以及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因此，他的 巡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找长生不老之术。后来因为寻药不得，才转而希望帝国在自己的子孙手中传递万世。在这种大环境下，一批方士聚集到了秦始皇的身边，其中有一位名叫卢生的方士尤其得宠。卢生本是燕国人，虽然只是一个方士，但对秦始皇的施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说到秦始皇的残暴统治，都绕不开两件事，一是修长城，二是坑儒，这两桩事都与卢生有关。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他在东巡的过程中遇刺，虽然幸免于难，但受到的打击非同小可。过了不到两年，他在咸 阳微服巡行时再次受到袭击。更恐怖的是，这次危险发生在首都咸阳，这件事带给他的恐慌可想而知。严重的危机感让秦始皇对神秘主义更加倚重，他急于找出威胁秦帝国的准确原因以及与自身安危有关的症结所在。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卢生欺骗始皇说，他可以见到仙人。于是始皇派他去求仙人指点未来的发展方向。卢生此去没有任何收获，只是带回一堆肉麻的阿谀奉承之辞。始皇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对巩固政权真正有益的东西，于是他再派卢生入海求仙。这次， 卢生带回来一本谶书，书中有句谶语：亡秦者胡也。这本是卢生为逃避罪责而编造的谎言，不想却引发了中国一场空前的战略大震荡。秦始皇相信了这句谶言，并且认定这个“胡”就是位于北边的胡人，即后来的匈奴，当时称西戎。可以说，秦国的早期建国史就是一部与胡人的斗争史。秦昭襄王时，胡人威胁到秦国的北部边境，秦国出于东进的考虑，对胡人采取了筑城防守的策略。而秦穆公作为战国时期的霸主，也主要是霸西戎。秦始皇统一全国时，匈奴人逐渐由一盘散沙汇合 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国家，实力也有所增强。当时双方边境相对稳定，秦军与匈奴间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军善战，匈奴人不敢轻易挑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匈奴强敌环伺，西有大月氏，东接东胡，南临强秦，个个都不好惹，匈奴不敢轻举妄动。按照当时的情势，如果秦始皇不主动挑起事端，匈奴是绝不敢轻易南下的。秦始皇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早有征伐匈奴之心。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也就是秦国刚刚完成统一时，秦始皇就有意趁热打铁，一举收服匈奴， 但因为受到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只好暂时作罢。此时，卢生献上的谶书让始皇再起雄心，他立刻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赶到阴山以北。始皇此举还有一个原因，即，中原局势一直不稳，让他感到秦帝国处于威胁之中，却又找不到威胁来自何处。这让他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这种恐慌需要有地方发泄，卢生带回来的这句谶语正好让他找到了可以发泄的方向，他认为找到了打击目标。秦军对匈奴此战，表面上看来大获全胜，但正如李斯当年所 指出的那样，胡人居无定所，没有城池需要守，也没有财富需要保护，所以秦军的胜利不但没有实际收益，反而劳民伤财，还为自己引来了麻烦。匈奴人善骑射，一马平川的地方适合他们行动，为了有效地防止他们的侵扰，秦始皇决定修筑长城，以绝胡人亡秦之患。于是他不惜血本，征用七十万劳工，历时多年，修筑了临洮（甘肃岷县）到辽东，长达一万多里的长城。秦始皇不仅把赵、秦、燕、韩等国的旧有长城连成一线，又增筑扩充了许多部分，同时还修建了直道。他的想法是， 长城可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保证秦不为胡所灭，而直道可以使秦国的骑兵在三天三夜之内直抵阴山，给胡人以致命一击。从军事角度来看，用城池来限制善于骑射的匈奴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在今天看来，长城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但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代，修筑长城对秦帝国的黎民苍生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与劫难，为秦帝国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秦始皇死后，他的二儿子胡亥设计害死了长子扶苏夺得帝位，称为二世皇帝。二世继位 后，横征暴敛，变本加厉，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大秦帝国最终亡在二世胡亥手中，这种巧合让人们又想起了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汉朝大儒郑玄曾对“亡秦者胡”加过注解，称这里的胡指的不是胡人而是胡亥。这种事后诸葛亮似的解释，不值一哂。但笑过之后不免感慨，正如杜牧那篇传诵千古的《阿房宫赋》里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亡秦者非胡人，也非天下，而是秦自己。秦陵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 1974年2月，西安城东的农民在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打井时，无意中挖出一个陶制武士头。自此，一个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地下博物馆被挖掘出来，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一奇迹刚被发现不久，便被认定为秦始皇陵的陪葬俑坑，这几乎成为一种“公论”。但近些年来，有人却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另有其人。此论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兵马俑的主人到底是不是秦始皇？如果不是秦始皇又是谁呢？ 几点争论 对兵马俑的主人是秦始皇这一观点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南京建筑学家陈景元先生。1961年，陈景元先生曾参与秦始皇陵的保护规划，并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对兵马俑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从服饰、军事、交通等角度对兵马俑进行了剖析，指出兵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很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把持秦国朝政四十一年的秦宣太后。主要依据有下面几点。其一：奇怪的“歪髻”兵马俑一向被视为秦始皇的士兵，但其装束与一般战场上的士兵不同，他们不仅没有戴头 盔，而且梳着奇怪并且复杂的“歪髻”、“偏髻”，而且多数偏。对此，一般学者认为，兵马俑发髻多数偏右，可能与秦人尚右，以右为上的观念有关。根据文献记载，当时富贵人家就住在“右闾”，穷人则住在“左闾”，右丞相也比左丞相地位高。另外，多数人习惯右手梳理头发，所以也可能导致发髻偏右。再说也有个别左髻的，所以这不算问题。甚至还有专家认为陶俑头上梳着偏于一侧的发髻，再现了古代秦人的俏皮性格，是出于艺术的需要。陈景元对这些解释持反对意 见。他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因此，现实生活中必定有这种偏右的“歪髻”。要将自己头发精心编成发辫，盘出各种花式的发髻，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军营里的士兵不可能如此装扮自己。再说，在水源不丰富的西北地区，成千上万的大军要洗一次如此长的头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此这些秦俑不可能是秦国的士兵。其二：他们的衣服怎么敢如此绚丽兵马俑刚出土时身上还残留着一些颜料，对这些颜色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秦俑身上衣服的色彩是以红、紫为主调的，衣服 的色彩总共达13种之多。这与秦始皇“尚黑”的记载显然不符。依据战国时期邹衍所创的五德生克理论推断，周朝是“火德”，始皇认为自己灭了周王朝，因此将秦国定为“水德”。五行学说中水所对应的颜色是黑色。因此，秦始皇把“尚黑”作为一项法令颁布，衣服、旄旌、节旗都以黑为上。甚至秦始皇的陵墓所在地骊山北麓也与“黑”有关--骊，即指黑马。很难想像如此“尚黑”的秦始皇，会允许自己的陪葬军队穿得如此花哨。关于这一点质疑，有专家驳斥说，“尚黑”是指黑为上、以黑为 贵，它恰恰表明了黑色是很贵重的颜色，不是谁都能随便用的。秦始皇虽然下令有重大祭祀活动时朝官要穿黑色服装，但不能理解为要求全国老百姓都穿黑色衣服。事实上，秦国流行的服色是黄、绿、白等。另有史料记载，秦军士卒都是自备服装，既然秦俑来自生活，那么它们的服装颜色驳杂就完全合乎情理了。以上两种观点似乎都有道理，所以尚不能用兵马俑的色彩繁杂来否定兵马俑遗址是秦始皇陪陵。其三：为何有如此多的“胡子老兵” 考古学家王玉清在其《秦俑面形和表情》一文中列出了二十九个陶俑，其中只有三个陶俑属于年轻人，其他二十六人皆是年长者或年老者，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九。有其他学者也曾发文提到这一现象。据此，陈景元先生认为，秦始皇不可能为自己选取这样一支情绪低沉、神情黯然的陪葬队伍。要知道，秦国士兵向以骁勇善战而闻名，因为秦军在选用士兵时的标准与条件是非常严格的。《荀子-议兵》中曾对战国时魏国的士兵选拔作了一番介绍：魏氏选拔士兵时，第一步是选择身材合适的，而后让入选者穿着一种由三部分相连的铠甲， 操十二石（大约三百三十公斤）的弩，身背装有五十只箭的箭囊，头戴盔，再带上戈、剑，带三日之粮，以这样的装备出发，如果半天之内可以行军百里，就算合格。可见，魏国士兵的素质不可小觑。纵然如此，“魏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由此可见秦国士兵的素质是何等优良。秦始皇怎么可能舍弃精华而取其糟粕呢？关于这一点，反对者提出的观点是，兵马佣可能不是秦始皇陪葬军队，而是秦始皇的近臣侍卫--“郎系统”，整个一号坑呈现的是秦始皇出行或举行盛典时的生 活场景。因为，以“军阵”陪葬违背中国人崇尚死后安宁的理念。其四：为何没有“车同轨”与兵马俑一起出土的还有不少车辆。不少专家依据秦俑是士兵的论断，将这些车辆定性为“战车”，但有专家持反对意见，因为这些车辆的型制不利于军事作战。陈景元明确指出，这些车辆的型制显然不统一，不是秦始皇时期的产品。因为，早在战国时期，道路的宽度不一样，各国车辆的尺寸也不一样。秦始皇统一后，在全国实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明确规定了车辆的型制标准，要求车轮间的宽度一致。 但秦俑坑里出土的车辆，车轨的宽度从一米到一米五不等，显然与“车同轨”的规定不符。秦始皇怎么会允许自己的陪葬品违反自己颁布的规定呢？关于“车不同轨”现象，支持兵马俑是始皇陪陵的专家解释说，由于陶车是由手工制作，产生几厘米的误差在所难免。这样看来，“车不同轨”的质疑也有待进一步商榷。虽然陈景元先生的几个疑点都遭到了反驳，但他的疑问并非没有道理。大胆假设：真正的主人是秦宣太后 根据对以上质疑的分析，陈景元先生认为，兵马俑的真正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芈氏。秦宣太后芈氏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她以“八子”这个极低的身份嫁给秦惠文王，并深得惠文王宠爱。前311年，秦惠文王去世，其子秦武王继位。本来芈氏可能就此无声无息地老死宫中，不想秦武王勇武好斗，继位四年就因为举重把自己砸死了。在一番激烈的王位争夺战后，芈氏帮助自己的儿子胜出，是为秦昭王。芈氏一跃成为宣太后。由于昭王年幼，宣太后主政，把持 秦国朝政四十一年，被称为“两千年前之慈禧”。宣太后是楚国人，而秦俑的一些特点正是楚风的体现。比如秦俑身上以红、紫为主色调的彩衣与楚人的习惯相吻合。根据《墨子-公孟篇》记载，楚庄王就喜欢穿着“绛衣博袍”上朝。绛衣，就是赤色的衣服。湖北一些楚墓出土的衣衾也以赤色为主。另外，在陶俑身上还发现了“芈”字，这正是秦宣太后的姓。“歪髻”也是楚人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很可能与苗人有关系，现在西南地区有的面具艺人还会将古代先人捏成“头梳歪髻”的样子，在湖北发现 的楚墓中也曾发现梳着“歪髻”的古尸。所以，身为楚人的秦宣太后很可能将这些楚国习俗用在自己的陵墓中。秦宣太后当然不会带着一支军队为自己陪葬，因此，秦俑很可能是多年侍奉她的随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陶俑年龄偏大、情绪低沉的现象了。此外，如果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而是秦宣太后，“车不同轨”现象也好理解了，当时秦始皇还未出世，自然没有“车同轨”的措施。陈景元先生还从兵马俑的位置论证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秦始皇曾经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展“三 百丈”，但秦时的“三百丈”只有六百九十米，所以在秦始皇陵封土之东两公里处的兵马俑不可能被包括在其中。而秦宣太后的墓陵则可能在这一带。根据《史记-正义》及《陕西通志》《临潼县志》等史料记载，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由此可以推测，秦宣太后陵就在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兵马俑坑附近。可见，兵马俑极有可能是秦宣太后的陪葬而不是秦始皇的。但学者们也提出一些反驳的证据，如在兵马俑中有铜戈上刻 字“三年相邦吕不韦”，吕不韦是秦始皇还是秦王时的相国，不可能出现在根本没见过他的宣太后墓中。另外，一号坑前的五个探方内还出土了刻有“四年”、“五年”、“七年”等字样的十余件铜戈，这些字样实际上可以成为确定兵马俑年代的直接证据。又如像“十六年寺工‘某’造”的字样，“寺工”作为中央管理手工业的一个官署，只有在秦始皇时代才有。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兵马俑真是秦宣太后的陪葬，那么哪里是宣太后的陵墓呢？目前考古学者还没有发现足以与兵马俑匹配的宣太后墓。 还有人认为，秦宣太后晚年被迫还政于昭王，无权无势，秦昭王不可能为她修建大规模的陪葬墓。再说，按照《战国策》的记载，秦宣太后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知觉，所以不可能为自己弄如此大规模的陪葬。因此，规模巨大的兵马俑陪葬墓与秦宣太后没有关系。众说纷纭，究意兵马俑是谁的陪葬？一时间扑朔迷离。或许随着后续的考古发掘，这个谜团终会真相大白的。（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