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的东征让东南对四川的畏惧越来越重，以前明军乘船顺流而下的时候，邓名还需要仔细斟酌每次靠岸休整的时间和地点，需要小心提防张长庚突然翻脸偷袭。但现在几乎无此必要，湖广已经彻底没有了在险要地点拦截明军舰队的可能，反正拦住了湖北绿营也打不过登陆的明军，那明军自然也不担心他进行阻拦。
而在两江，江面变得更宽，缺乏水师的清军比湖广清军还缺乏阻拦明军的手段，也就是明军逆流回师时，清军还有一战的机会——在风向不利的时候，明军需要落锚停泊。不过也就是第一次和李来亨回师的时候，江西的清军尝试了袭击，以后明军回师的时候两江这里的清军变得和湖广的绿营一样温顺。
“现在东南的督抚已经被我们吓破胆了，不过这也会让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更没有信心。”邓名对李来亨和刘体纯说道，高邮湖一战击败禁旅八旗，对东南绿营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让他们消除了一些对满蒙八旗的畏惧。不过这依旧是不够的，邓名发现绿营依旧有普遍的畏惧八旗心理，几十年的积威不是那么容易彻底清除的。
除了绿营外，就是明军对八旗也缺乏信心，上次重庆之战看到了汉八旗的军旗后，夔东军就表现了出了明显的士气浮动。也就是袁宗第的主力营和李来亨的部分参与过第一次东征的手下表现稍好，比较丰富的战场经历让前者能够把紧张情绪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后者在南京城下俘虏过真满洲，邓名把那些俘虏给小老虎的部队展览了很长一段时间，让不少人意识到就连满洲真鞑子也是和他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什么怪兽，连带着也消除了对蒙、汉八旗的畏惧情绪。
现在对八旗最没有畏惧心理的恐怕就是川军，不少浙江籍同秀才目睹过郑成功在镇江大破江宁驻防八旗，数万人是高邮湖之战的亲历者，好几百蒙八旗在成都和叙州打工，而且重庆汉八旗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更不可能让川军对他们感到畏惧。
除了向友军介绍历次大捷的经历，帮助他们正确面对八旗部队，邓名觉得帮助东南绿营提高对清廷的信心也很重要。所以邓名在出兵之初就和李来亨他们商量过，如果东南望风披靡，那明军就要寻找一支拥护北京的清军作为打击目标。
“不能让东南督抚觉得我们只会欺负他们，这样他们对我们只会有越来越深的怨恨，同时也越来越没有信心对抗北京，我当然希望东南缴纳给北京的税赋越少越好，这样我们就能卖给他们更多的公债。”上次东征明军攻击了浙江的绿营，此举替蒋国柱解除了不少来自南方的压力，而且让浙江绿营的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不知道李率泰、耿继茂会不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北京有让耿继茂移镇浙江的意思，我们就要攻击他。”
按说清廷让耿继茂移镇浙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浙江比福建富庶得多，而且让一个藩王如此靠近南京也不太安全。不过邓名对历史的改变已经太多了，顺治十六年北京认为云贵已经底定，第一个念头就是把耿继茂从广东移藩四川，不过很快又改主意将其改藩福建——这固然是为了对抗郑成功的威胁，也是因为清廷意识到四川不同云贵，只要认真经营那财赋充足，一旦被某个藩王夺取就可能对陕西构成严重威胁。
现在邓名对长江的威胁日甚一日，北京中依旧有人在后悔当初没有把耿继茂移镇四川了，最近已经有人建议把广西交给吴三桂，让他继续负责防御李定国；而孙延龄则接替尚可喜镇守广东，把尚可喜调入福建防备郑成功，这样就可以把耿藩改封四川——建议者希望把耿藩加强给重庆后，能迫使邓名花费更多的精力保卫自己的根据地，从而减轻他对下游的压力。不过这些声音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应，因为现在亲王和辅政大臣都还想着用中央部队把四川一举荡平：以前讨论移藩问题时，就有人称四川古称天府之国，兼有盐铁铜银之利，丝绸锦绣行销天下，正常情况下以一省之力就能供应云贵、陕甘的边军粮草；虽然现在四川破败，但也不能让藩王入驻，哪怕是没有治权的藩王也不行；现在除了以上的那些原因外，还多了翡翠、象牙这些土产，北京都想好了，等征服四川后，就在成都设立一个专管朝贡的大臣，把珠宝的利润直接收入国库。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可能容藩王染指？
“耿藩前身是东江军，跟随满清多年，是清廷手中最铁杆、最有战斗力的汉人部队，绿营对尚、耿两藩还有孙延龄部的畏惧也不比八旗差多少。如果能把耿藩精锐歼灭在浙江，就能让蒋国柱更加无所畏惧，提升东南督抚对抗北京的勇气。”
邓名当然不知道北京那些亲王和辅政大臣正在惦记他的首都，所以在听到有耿继茂移镇四川威胁自己或是移镇浙江协防两江的倡议后，就一直很关心耿继茂的去向。如果耿继茂来四川邓名倒是不怕，但和清廷一样，邓名也不放心有个藩王如此靠近南京：对北京来说，耿继茂是汉人的藩王；而对成都来说，耿继茂是满清的藩王。
听邓名说到这里后，李来亨接口道：“我倒是觉得耿继茂不会来福建，虽然国姓爷去世，但国姓爷的大军仍在，鞑子不敢走的。我们最后多半还是沿运河向北，在凤阳府或是山东和鞑子打上一仗。”
邓名等人已经知道清廷正调集重兵围剿山东于七，从漕运总督衙门送来的消息看，于七的失败已经是板上钉钉：一开始山东群起响应的时候，于七就畏首畏尾，一直不敢出动出击切断漕运，生怕触怒清廷彻底断绝了招安的后路；而今年清廷大举增兵山东后，首先确保了漕运畅通，然后就利用运河调动部队，先把于七以外的义军都打散，然后四面合围于七的主力。在清军调兵遣将、步步紧逼的时候，于七闭门不出，简直称得上是坐以待毙，现在于七的盟友都被击溃，主力也被清军团团围住，连转移的机会都没有了。
估计七月中旬、最迟月底之前，山东清军就能彻底打垮于七，而清军乘胜南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现在长江两岸是重要的商贸区，为邓名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帮助他继续大力扶持四川的商行，而且还是东南督抚的收入保证，让邓名能够获得充足的低息贷款。因此邓名并不希望在长江两岸爆发战斗，把长江两岸打烂会让邓名失去大量的收入、影响大明国债销路。
无论是邓名还是委员会其他的成员，都不希望战火蔓延到长江水道来，现在明军就在南京附近休整，而没有继续向苏州、崇明方向进军，只要一声令下明军就可以从扬州进入运河地区——运河两岸的贸易基本垄断在林启龙手中，崇明从中获得不了什么收益，所以大规模军事行动会对运河流域造成什么影响邓名并不关心——委员会就没有一个成员关心，况且击败山东清军还能起到保护南京、振奋东南绿营士气的目的。
“是的，就等张尚书的消息了。”邓名需要崇明和舟山帮他侦探山东的敌情，同时监视李率泰和耿继茂的动静：“如果山东清军表现出奔赴南京的意图，我军就要立刻进入运河。北京现在肯定也知道我们再次屯兵南京城下了，不知道他们会作何反应。”
……
北京，正如东征军的将领所料，清廷确实已经受到明军再次兵抵南京的消息。
“这次邓名还不是自己来的，他还把夔东贼都带来了。”要是邓名自己来，清廷或许都不会这么紧张，因为邓名在前三次东征中都表现得很克制，没有在地方上大肆抄掠——虽然蒋国柱、张长庚和张朝一个劲地叫苦，不过从东南依旧能满足最基本的漕运看来，邓名还是以王师自居的，没有把长江流域祸害得太惨。
五月初得知邓名威胁江南后，清廷第一个念头就是让山东的兵马赶赴扬州，不过山东于七刚刚被彻底围住，眼看就能一劳永逸地把这个隐患拔出，半途而废实在太可惜：这次于七从头到尾都被招安的烟雾迷惑，老老实实地呆在根据地里，死到临头还心存幻想，依旧等着朝廷去招安他，直到清军发起总攻才大梦初醒。要是清军在这个时候撤围南援，于七肯定不会再次坐以待毙。
再说邓名的进展也实在太快，转眼就再次兵临南京城下，让清廷根本来不及从山东战场抽出部队。
“如果邓名和前几次一样，只是收集一番粮草就退兵的话，那就不去管他。”和邓名一样，北京也不希望在长江两岸爆发连番大战，由于明军拥有水上优势，歼灭邓名的可能性很小，可一旦开战肯定会把长江两岸打个稀巴烂；大批外省清军开入长江流域作战，不管明军是不是被赶走了，赋税肯定是不用指望了。援军给地方官府的摊牌，加上官兵的抢掠，破坏只会比邓名的军队更严重，就好比上次郑成功侵入长江，让镇江彻底变成一座空城的并不是明军而是清廷的援军，要知道这还是本省部队，如果是山东的援军开进去，很可能整个镇江府都找不到活人了。
邓名的习惯爱好，现在北京也有了解，看上去完全没有再江南建立根据地的念头，只是努力地向四川搬迁人口——两害相权取其轻，反正也阻止不了邓名逃窜，那能够让战火远离长江水道自然是最佳选择。不过这次邓名带来了夔东军，就让北京担心其中出现变数，这些人说不定会和郑成功一样，不是认真地搬迁人口，而是琢磨着要换片根据地。
“让遏必隆帮助康亲王，继续全力围剿于七。”讨伐于七的主将没有任何意外地由杰书担任，而遏必隆和李国英一起在康亲王帐前效力，留在北京的三个辅政大臣没有多久就得到了一致意见，他们会做两手准备：“如果邓名和前几次一样，老老实实回四川去了，那别让军队下江南了，大兵去一趟，三、四年都别想恢复。”
如果入寇的明军全数西返，那山东的军队也会按照原计划西进，在四川寻找一块地方作为决战的战场，这样就避免了对东南赋税重地的破坏。而假如只是邓名带着川军回去了，夔东军却独自留下、试图开辟根据地的话，北京觉得依靠江南自己的力量差不多就能把他们赶出去。邓名一直不在江南立足，这固然有他的习惯问题，但也能说明东南督抚还是有一定抵抗能力，如果东南完全自卫能力北京觉得邓名也不可能不动心。
最大的危险就是邓名打算帮夔东军开辟根据地，就好像他之前帮马逢知抢了崇明岛一样。不过崇明岛归根结底还是一座海岛，而且这两年来马逢知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向陆地上发展的能力——既然崇明对江南的赋税不构成立刻、直接的威胁，北京也没有必要派出大军增援，可以听任东南自己设法解决，就像对待舟山、金、厦一样。
但若是这次夔东军打算在南京周围开辟根据地，或是尝试把马逢知从崇明岛上接出来的话，那形势就会完全不同。那就是对东南赋税重地的直接威胁，清廷不希望在长江两岸爆发大战，但如果明军紧逼上来的话，北京也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全力迎战。如果真有必要，就是把藩王从福建、广东等地都调回来也要把明军赶出两江。
“如果邓名留恋不去，或是打算切断扬州漕运，或是打算攻陷苏州，山东兵马就要立刻南征，哪怕为此让于七多活两天也得由他了。”
辅政大臣发急件前去山东，通知康亲王、遏必隆预做准备，等候北京的进一步命令。
而在两江，江面变得更宽，缺乏水师的清军比湖广清军还缺乏阻拦明军的手段，也就是明军逆流回师时，清军还有一战的机会——在风向不利的时候，明军需要落锚停泊。不过也就是第一次和李来亨回师的时候，江西的清军尝试了袭击，以后明军回师的时候两江这里的清军变得和湖广的绿营一样温顺。
“现在东南的督抚已经被我们吓破胆了，不过这也会让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更没有信心。”邓名对李来亨和刘体纯说道，高邮湖一战击败禁旅八旗，对东南绿营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让他们消除了一些对满蒙八旗的畏惧。不过这依旧是不够的，邓名发现绿营依旧有普遍的畏惧八旗心理，几十年的积威不是那么容易彻底清除的。
除了绿营外，就是明军对八旗也缺乏信心，上次重庆之战看到了汉八旗的军旗后，夔东军就表现了出了明显的士气浮动。也就是袁宗第的主力营和李来亨的部分参与过第一次东征的手下表现稍好，比较丰富的战场经历让前者能够把紧张情绪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后者在南京城下俘虏过真满洲，邓名把那些俘虏给小老虎的部队展览了很长一段时间，让不少人意识到就连满洲真鞑子也是和他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什么怪兽，连带着也消除了对蒙、汉八旗的畏惧情绪。
现在对八旗最没有畏惧心理的恐怕就是川军，不少浙江籍同秀才目睹过郑成功在镇江大破江宁驻防八旗，数万人是高邮湖之战的亲历者，好几百蒙八旗在成都和叙州打工，而且重庆汉八旗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更不可能让川军对他们感到畏惧。
除了向友军介绍历次大捷的经历，帮助他们正确面对八旗部队，邓名觉得帮助东南绿营提高对清廷的信心也很重要。所以邓名在出兵之初就和李来亨他们商量过，如果东南望风披靡，那明军就要寻找一支拥护北京的清军作为打击目标。
“不能让东南督抚觉得我们只会欺负他们，这样他们对我们只会有越来越深的怨恨，同时也越来越没有信心对抗北京，我当然希望东南缴纳给北京的税赋越少越好，这样我们就能卖给他们更多的公债。”上次东征明军攻击了浙江的绿营，此举替蒋国柱解除了不少来自南方的压力，而且让浙江绿营的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不知道李率泰、耿继茂会不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北京有让耿继茂移镇浙江的意思，我们就要攻击他。”
按说清廷让耿继茂移镇浙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浙江比福建富庶得多，而且让一个藩王如此靠近南京也不太安全。不过邓名对历史的改变已经太多了，顺治十六年北京认为云贵已经底定，第一个念头就是把耿继茂从广东移藩四川，不过很快又改主意将其改藩福建——这固然是为了对抗郑成功的威胁，也是因为清廷意识到四川不同云贵，只要认真经营那财赋充足，一旦被某个藩王夺取就可能对陕西构成严重威胁。
现在邓名对长江的威胁日甚一日，北京中依旧有人在后悔当初没有把耿继茂移镇四川了，最近已经有人建议把广西交给吴三桂，让他继续负责防御李定国；而孙延龄则接替尚可喜镇守广东，把尚可喜调入福建防备郑成功，这样就可以把耿藩改封四川——建议者希望把耿藩加强给重庆后，能迫使邓名花费更多的精力保卫自己的根据地，从而减轻他对下游的压力。不过这些声音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应，因为现在亲王和辅政大臣都还想着用中央部队把四川一举荡平：以前讨论移藩问题时，就有人称四川古称天府之国，兼有盐铁铜银之利，丝绸锦绣行销天下，正常情况下以一省之力就能供应云贵、陕甘的边军粮草；虽然现在四川破败，但也不能让藩王入驻，哪怕是没有治权的藩王也不行；现在除了以上的那些原因外，还多了翡翠、象牙这些土产，北京都想好了，等征服四川后，就在成都设立一个专管朝贡的大臣，把珠宝的利润直接收入国库。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可能容藩王染指？
“耿藩前身是东江军，跟随满清多年，是清廷手中最铁杆、最有战斗力的汉人部队，绿营对尚、耿两藩还有孙延龄部的畏惧也不比八旗差多少。如果能把耿藩精锐歼灭在浙江，就能让蒋国柱更加无所畏惧，提升东南督抚对抗北京的勇气。”
邓名当然不知道北京那些亲王和辅政大臣正在惦记他的首都，所以在听到有耿继茂移镇四川威胁自己或是移镇浙江协防两江的倡议后，就一直很关心耿继茂的去向。如果耿继茂来四川邓名倒是不怕，但和清廷一样，邓名也不放心有个藩王如此靠近南京：对北京来说，耿继茂是汉人的藩王；而对成都来说，耿继茂是满清的藩王。
听邓名说到这里后，李来亨接口道：“我倒是觉得耿继茂不会来福建，虽然国姓爷去世，但国姓爷的大军仍在，鞑子不敢走的。我们最后多半还是沿运河向北，在凤阳府或是山东和鞑子打上一仗。”
邓名等人已经知道清廷正调集重兵围剿山东于七，从漕运总督衙门送来的消息看，于七的失败已经是板上钉钉：一开始山东群起响应的时候，于七就畏首畏尾，一直不敢出动出击切断漕运，生怕触怒清廷彻底断绝了招安的后路；而今年清廷大举增兵山东后，首先确保了漕运畅通，然后就利用运河调动部队，先把于七以外的义军都打散，然后四面合围于七的主力。在清军调兵遣将、步步紧逼的时候，于七闭门不出，简直称得上是坐以待毙，现在于七的盟友都被击溃，主力也被清军团团围住，连转移的机会都没有了。
估计七月中旬、最迟月底之前，山东清军就能彻底打垮于七，而清军乘胜南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现在长江两岸是重要的商贸区，为邓名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帮助他继续大力扶持四川的商行，而且还是东南督抚的收入保证，让邓名能够获得充足的低息贷款。因此邓名并不希望在长江两岸爆发战斗，把长江两岸打烂会让邓名失去大量的收入、影响大明国债销路。
无论是邓名还是委员会其他的成员，都不希望战火蔓延到长江水道来，现在明军就在南京附近休整，而没有继续向苏州、崇明方向进军，只要一声令下明军就可以从扬州进入运河地区——运河两岸的贸易基本垄断在林启龙手中，崇明从中获得不了什么收益，所以大规模军事行动会对运河流域造成什么影响邓名并不关心——委员会就没有一个成员关心，况且击败山东清军还能起到保护南京、振奋东南绿营士气的目的。
“是的，就等张尚书的消息了。”邓名需要崇明和舟山帮他侦探山东的敌情，同时监视李率泰和耿继茂的动静：“如果山东清军表现出奔赴南京的意图，我军就要立刻进入运河。北京现在肯定也知道我们再次屯兵南京城下了，不知道他们会作何反应。”
……
北京，正如东征军的将领所料，清廷确实已经受到明军再次兵抵南京的消息。
“这次邓名还不是自己来的，他还把夔东贼都带来了。”要是邓名自己来，清廷或许都不会这么紧张，因为邓名在前三次东征中都表现得很克制，没有在地方上大肆抄掠——虽然蒋国柱、张长庚和张朝一个劲地叫苦，不过从东南依旧能满足最基本的漕运看来，邓名还是以王师自居的，没有把长江流域祸害得太惨。
五月初得知邓名威胁江南后，清廷第一个念头就是让山东的兵马赶赴扬州，不过山东于七刚刚被彻底围住，眼看就能一劳永逸地把这个隐患拔出，半途而废实在太可惜：这次于七从头到尾都被招安的烟雾迷惑，老老实实地呆在根据地里，死到临头还心存幻想，依旧等着朝廷去招安他，直到清军发起总攻才大梦初醒。要是清军在这个时候撤围南援，于七肯定不会再次坐以待毙。
再说邓名的进展也实在太快，转眼就再次兵临南京城下，让清廷根本来不及从山东战场抽出部队。
“如果邓名和前几次一样，只是收集一番粮草就退兵的话，那就不去管他。”和邓名一样，北京也不希望在长江两岸爆发连番大战，由于明军拥有水上优势，歼灭邓名的可能性很小，可一旦开战肯定会把长江两岸打个稀巴烂；大批外省清军开入长江流域作战，不管明军是不是被赶走了，赋税肯定是不用指望了。援军给地方官府的摊牌，加上官兵的抢掠，破坏只会比邓名的军队更严重，就好比上次郑成功侵入长江，让镇江彻底变成一座空城的并不是明军而是清廷的援军，要知道这还是本省部队，如果是山东的援军开进去，很可能整个镇江府都找不到活人了。
邓名的习惯爱好，现在北京也有了解，看上去完全没有再江南建立根据地的念头，只是努力地向四川搬迁人口——两害相权取其轻，反正也阻止不了邓名逃窜，那能够让战火远离长江水道自然是最佳选择。不过这次邓名带来了夔东军，就让北京担心其中出现变数，这些人说不定会和郑成功一样，不是认真地搬迁人口，而是琢磨着要换片根据地。
“让遏必隆帮助康亲王，继续全力围剿于七。”讨伐于七的主将没有任何意外地由杰书担任，而遏必隆和李国英一起在康亲王帐前效力，留在北京的三个辅政大臣没有多久就得到了一致意见，他们会做两手准备：“如果邓名和前几次一样，老老实实回四川去了，那别让军队下江南了，大兵去一趟，三、四年都别想恢复。”
如果入寇的明军全数西返，那山东的军队也会按照原计划西进，在四川寻找一块地方作为决战的战场，这样就避免了对东南赋税重地的破坏。而假如只是邓名带着川军回去了，夔东军却独自留下、试图开辟根据地的话，北京觉得依靠江南自己的力量差不多就能把他们赶出去。邓名一直不在江南立足，这固然有他的习惯问题，但也能说明东南督抚还是有一定抵抗能力，如果东南完全自卫能力北京觉得邓名也不可能不动心。
最大的危险就是邓名打算帮夔东军开辟根据地，就好像他之前帮马逢知抢了崇明岛一样。不过崇明岛归根结底还是一座海岛，而且这两年来马逢知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向陆地上发展的能力——既然崇明对江南的赋税不构成立刻、直接的威胁，北京也没有必要派出大军增援，可以听任东南自己设法解决，就像对待舟山、金、厦一样。
但若是这次夔东军打算在南京周围开辟根据地，或是尝试把马逢知从崇明岛上接出来的话，那形势就会完全不同。那就是对东南赋税重地的直接威胁，清廷不希望在长江两岸爆发大战，但如果明军紧逼上来的话，北京也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全力迎战。如果真有必要，就是把藩王从福建、广东等地都调回来也要把明军赶出两江。
“如果邓名留恋不去，或是打算切断扬州漕运，或是打算攻陷苏州，山东兵马就要立刻南征，哪怕为此让于七多活两天也得由他了。”
辅政大臣发急件前去山东，通知康亲王、遏必隆预做准备，等候北京的进一步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