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的大船都停靠在叙州，邓名已经把一部分大船留在了江陵，但尽管如此，岷江对于庞大的川西水师来说仍然是太小了。
如果明军能攻入嘉陵江，全歼李国英的水师的话，就能围困重庆，而李国英就得徒步返回保宁。根据袁宗第的侦察，现在重庆的清军大概只有不到两万人，甲兵估计也就在五千人左右，比上次围攻重庆时的实力还要差。可惜邓名知道他的设想无法实现，因为现在没有侦察机，官府不具备制造精确水文地图的能力，所以明军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获得嘉陵江的航道情报。
由于明军对嘉陵江的航道、暗礁以及两岸的地势一无所知，所以尽管川西水师实力雄厚，依旧不敢强行闯入其中。如果想了解嘉陵江的沿途地势，看起来只能等到占领重庆以后再进行勘探，而这就意味着水师对攻克重庆的帮助并不大。
之前为了发挥水师的作用，邓名已经下令寻找熟悉川东地理的老船工。但这次返回叙州后，明军报告由于四川战乱多年，他们一无所获。现在邓名只能让部下设法收买清军水师人员，只是这个难度极大，重庆周围同样是大片的无人区，除了军屯的屯丁以外没有普通百姓，明军无法混进重庆城。邓名对成功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他下令收集情报只是聊尽人事而已，很快就继续带兵返回成都。
除了继续收集情报外，叙州的明军守军还开始对金沙江进行勘探，邓名希望能利用这条水道沟通建昌和云南。眼下成都向建昌运输物资的能力非常有限，如果找不到可以利用的水道，就无法在物资上帮助李定国，更不用说带着大批军民进入云南助战；不过叙州的明军告诉邓名对此最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为金沙江的水流湍急，两岸地势险峻，大船无法通航，小船的危险又太大。
在返回成都之前，邓名就听到了不少告状的声音，刘晋戈、熊兰等人互相指责，都秘密地向邓名报告对方似乎有违法乱纪的行为。
不过成都的派系争斗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为迫切的是如何处理刘曜、杨有才等青城山集团的收编要求——本来刘曜、杨有才为了保持一定的**性，所以带兵去了都江堰，从剑阁等地撤回成都的地方将领也有类似的想法，大都跟着他们两人去了，觉得那里的土地足以保证他们屯垦，就这样形成了青城山军阀集团。不过成都的发展速度出乎意料，现在成都的同秀才生活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都江堰一带的甲兵，这就导致青城山军阀的心理出现了不平衡。
在瓦解都江堰军方的**决心方面，卢欢等原来成都辅兵出身的人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本着朴素的“饮水思源”心理，经常给他们以前的长官和带他们入军的人送粮食去。看到成都的百姓生活越来越好，都江堰一带别说士兵，就是普通的军官都不愿意脱离在成都体系外。
刘曜、杨有才二人和虁东众将不同，他们是千总出身，从来没有打过仗或是享受过什么大权，与其说是军阀还不如说是前成都屯垦农兵的头目。那些从江油、绵竹、剑阁撤回来的明军将领和刘曜一样，既没有多大的野心也没有值得一提的军队控制力。虽然一个个有副将、参将的名头，听起来很威风，但平日吃的、穿的都十分艰苦，比起在成都埋头种地的刘、杨二人还要差得多，起码后两个人还在成都知府衙门里养过几头猪和一些鸡鸭。
青城山的军阀集团凑在一起，在都江堰种田一年多，倒是又开始养猪、养兔了，可和从下游源源运回物资的成都一比，过得和叫花子也差不多。这次邓名下江南后，先是杨有才来成都讨军饷，找刘晋戈要到粮食补贴后，他让部下把东西运回都江堰，而本人就呆在成都不走了。因为杨副将迟迟不归，其他将领也在闲暇时来成都串门，看见成都人的生活内容丰富，不但有评书，连曲艺、杂技也渐渐恢复，这些将领也一百个不愿意回都江堰去。
来串门的频率越来越高，每次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很快就有一半的将领都和杨有才一样干脆呆在成都办公。虽然邓名指示过要好好招待这些旧川军将领，但等青城山集团最大的军阀头子刘曜也动了心思要移居成都、遥控都江堰后，刘晋戈终于忍无可忍了。经过一通扯皮，刘晋戈和青城山集团约定了值班制度，就是要保证始终有一半的将领和军官呆在都江堰负责管理生产和治水，如何轮换由青城山集团自己决定，只要保证始终有人控制着都江堰的各项工作就行。
这个制度勉强执行了两个月就进行不下去了，被指派去都江堰的军官一个个都满腹怨气，到了回去的日子仍拖拖拉拉不肯出发，而轮换的军官一早就和亲兵们兴高采烈地赶来了；最后刘晋戈不得不再次妥协，把值班军官的人数降低为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他们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可以呆在成都——不过替换的军官回到都江堰以前，值班的人不得离岗。
可是这个妥协政策仍然得不到执行，军官开始宣称生病，呆在成都拒绝去上岗。去上岗的人则牢骚满腹，他们的亲兵也都嘟嘟囔囔，在迈出成都城门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掰指头计算什么时候能回来。
过年前，局面又进一步恶化，本来该去都江堰替换刘曜的杨有才自称病重，说什么也不肯在过年前离开。其他轮换军官以杨有才做榜样，都不肯在过年期间去都江堰上岗，从头疼到足疾，理由千奇百怪。
在大年三十那天，刘曜带着一大群都江堰的留守军官怒气冲冲地赶回了成都，当时“病重”的杨有才等军官们正乐呵呵地吃着肉馒头，在春熙路上看戏。两群人爆发了争吵，最后刘曜和杨有才这对老战友互相揪着跑到提刑司衙门，要求袁象给评理。
在这次内讧中，青城山集团的军阀们还互相揭发，告诉刘晋戈和袁象，成都拨给都江堰的军饷、治水经费都被他们在成都花了——人人有份；成都拨给都江堰的农具和耕牛也被他们卖给了成都的商行。现在都江堰的军屯几乎抛弃，在军官团拿着经费在成都享受时，那里的辅兵也逃走了好多，都跑回成都府开垦自己的土地去了。
虽然刘晋戈对青城山集团的行为相当不满，但邓名早就交代过，应该把刘曜等人视同虁东的**势力，不得干涉他们的治权。
得知都江堰的治水工作都没有做，刘晋戈只好另外花钱雇佣了一批同秀才去都江堰把工作都补上。虽然无法追究刘曜、杨有才等人的“贪污”行为，但刘晋戈拒绝再给都江堰发放治水经费和相关的补贴。
军屯已经荒废了，要是成都再不给补贴，这一大群人的生活眼看无法维持下去，青城山的军阀们就大闹成都知府衙门，要找刘晋戈讨个说法，刘晋戈一怒之下干脆和他们单挑。不幸的是，无论刘曜、杨有才还是剑阁、江油等地的军阀头子，大都是小兵出身的下层军人，没有一个人敌得过成都知府。
被知府老爷打得鼻青脸肿后，军阀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开始在知府衙门前静坐示威，引发了大批同秀才围观。为了博取同情，刘曜他们把当年的拥立之功都搬出来了，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由于邓名的交代，刘晋戈不能出动亭士驱散抗议的军阀们，刘知府也没法冲出门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亲自打人。只好每日给他们发零用钱和生活费，直到邓名回来的时候，双方仍在僵持中。
“既然他们想接受收编，那接受不就得了？”听刘晋戈怒气冲冲地叙述完事情的经过后，邓名哭笑不得：“他们不就是想退休吗，让他们退休好了。”
现在除了邓名以外，川军中军衔最高的只有少校。刘曜他们指出，邓名曾经答应过，会给他们将领级别的退休待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
“刘曜、杨有才都要求上将的退休待遇！其他的几个也都要中将待遇！”在刘晋戈看来，都江堰这帮人简直把军阀的脸都丢尽了。如果不是害怕对方在衙门外静坐，刘晋戈连生活补贴都不想发，更不用说给他们退休金了：“提督您也说过，退休补贴是为了让军人老了以后衣食无忧才设立的，可是他们老吗？我看他们就是去种地都没问题，现在不好好做事，竟然就想退休！”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嗯，不过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邓名觉得对青城山集团的处理必须要慎重，尤其是刘曜、杨有才二人。这二人不但有功，而且是成都原来的主人——现在成都府已经有了二十多万男丁，而他们只有一万多人，加上其他青城集团的人，总计也就是二、三万人——但在外人的眼里，成都确实是他们的基业，是他们献给邓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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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明军能攻入嘉陵江，全歼李国英的水师的话，就能围困重庆，而李国英就得徒步返回保宁。根据袁宗第的侦察，现在重庆的清军大概只有不到两万人，甲兵估计也就在五千人左右，比上次围攻重庆时的实力还要差。可惜邓名知道他的设想无法实现，因为现在没有侦察机，官府不具备制造精确水文地图的能力，所以明军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获得嘉陵江的航道情报。
由于明军对嘉陵江的航道、暗礁以及两岸的地势一无所知，所以尽管川西水师实力雄厚，依旧不敢强行闯入其中。如果想了解嘉陵江的沿途地势，看起来只能等到占领重庆以后再进行勘探，而这就意味着水师对攻克重庆的帮助并不大。
之前为了发挥水师的作用，邓名已经下令寻找熟悉川东地理的老船工。但这次返回叙州后，明军报告由于四川战乱多年，他们一无所获。现在邓名只能让部下设法收买清军水师人员，只是这个难度极大，重庆周围同样是大片的无人区，除了军屯的屯丁以外没有普通百姓，明军无法混进重庆城。邓名对成功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他下令收集情报只是聊尽人事而已，很快就继续带兵返回成都。
除了继续收集情报外，叙州的明军守军还开始对金沙江进行勘探，邓名希望能利用这条水道沟通建昌和云南。眼下成都向建昌运输物资的能力非常有限，如果找不到可以利用的水道，就无法在物资上帮助李定国，更不用说带着大批军民进入云南助战；不过叙州的明军告诉邓名对此最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为金沙江的水流湍急，两岸地势险峻，大船无法通航，小船的危险又太大。
在返回成都之前，邓名就听到了不少告状的声音，刘晋戈、熊兰等人互相指责，都秘密地向邓名报告对方似乎有违法乱纪的行为。
不过成都的派系争斗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为迫切的是如何处理刘曜、杨有才等青城山集团的收编要求——本来刘曜、杨有才为了保持一定的**性，所以带兵去了都江堰，从剑阁等地撤回成都的地方将领也有类似的想法，大都跟着他们两人去了，觉得那里的土地足以保证他们屯垦，就这样形成了青城山军阀集团。不过成都的发展速度出乎意料，现在成都的同秀才生活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都江堰一带的甲兵，这就导致青城山军阀的心理出现了不平衡。
在瓦解都江堰军方的**决心方面，卢欢等原来成都辅兵出身的人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本着朴素的“饮水思源”心理，经常给他们以前的长官和带他们入军的人送粮食去。看到成都的百姓生活越来越好，都江堰一带别说士兵，就是普通的军官都不愿意脱离在成都体系外。
刘曜、杨有才二人和虁东众将不同，他们是千总出身，从来没有打过仗或是享受过什么大权，与其说是军阀还不如说是前成都屯垦农兵的头目。那些从江油、绵竹、剑阁撤回来的明军将领和刘曜一样，既没有多大的野心也没有值得一提的军队控制力。虽然一个个有副将、参将的名头，听起来很威风，但平日吃的、穿的都十分艰苦，比起在成都埋头种地的刘、杨二人还要差得多，起码后两个人还在成都知府衙门里养过几头猪和一些鸡鸭。
青城山的军阀集团凑在一起，在都江堰种田一年多，倒是又开始养猪、养兔了，可和从下游源源运回物资的成都一比，过得和叫花子也差不多。这次邓名下江南后，先是杨有才来成都讨军饷，找刘晋戈要到粮食补贴后，他让部下把东西运回都江堰，而本人就呆在成都不走了。因为杨副将迟迟不归，其他将领也在闲暇时来成都串门，看见成都人的生活内容丰富，不但有评书，连曲艺、杂技也渐渐恢复，这些将领也一百个不愿意回都江堰去。
来串门的频率越来越高，每次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很快就有一半的将领都和杨有才一样干脆呆在成都办公。虽然邓名指示过要好好招待这些旧川军将领，但等青城山集团最大的军阀头子刘曜也动了心思要移居成都、遥控都江堰后，刘晋戈终于忍无可忍了。经过一通扯皮，刘晋戈和青城山集团约定了值班制度，就是要保证始终有一半的将领和军官呆在都江堰负责管理生产和治水，如何轮换由青城山集团自己决定，只要保证始终有人控制着都江堰的各项工作就行。
这个制度勉强执行了两个月就进行不下去了，被指派去都江堰的军官一个个都满腹怨气，到了回去的日子仍拖拖拉拉不肯出发，而轮换的军官一早就和亲兵们兴高采烈地赶来了；最后刘晋戈不得不再次妥协，把值班军官的人数降低为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他们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可以呆在成都——不过替换的军官回到都江堰以前，值班的人不得离岗。
可是这个妥协政策仍然得不到执行，军官开始宣称生病，呆在成都拒绝去上岗。去上岗的人则牢骚满腹，他们的亲兵也都嘟嘟囔囔，在迈出成都城门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掰指头计算什么时候能回来。
过年前，局面又进一步恶化，本来该去都江堰替换刘曜的杨有才自称病重，说什么也不肯在过年前离开。其他轮换军官以杨有才做榜样，都不肯在过年期间去都江堰上岗，从头疼到足疾，理由千奇百怪。
在大年三十那天，刘曜带着一大群都江堰的留守军官怒气冲冲地赶回了成都，当时“病重”的杨有才等军官们正乐呵呵地吃着肉馒头，在春熙路上看戏。两群人爆发了争吵，最后刘曜和杨有才这对老战友互相揪着跑到提刑司衙门，要求袁象给评理。
在这次内讧中，青城山集团的军阀们还互相揭发，告诉刘晋戈和袁象，成都拨给都江堰的军饷、治水经费都被他们在成都花了——人人有份；成都拨给都江堰的农具和耕牛也被他们卖给了成都的商行。现在都江堰的军屯几乎抛弃，在军官团拿着经费在成都享受时，那里的辅兵也逃走了好多，都跑回成都府开垦自己的土地去了。
虽然刘晋戈对青城山集团的行为相当不满，但邓名早就交代过，应该把刘曜等人视同虁东的**势力，不得干涉他们的治权。
得知都江堰的治水工作都没有做，刘晋戈只好另外花钱雇佣了一批同秀才去都江堰把工作都补上。虽然无法追究刘曜、杨有才等人的“贪污”行为，但刘晋戈拒绝再给都江堰发放治水经费和相关的补贴。
军屯已经荒废了，要是成都再不给补贴，这一大群人的生活眼看无法维持下去，青城山的军阀们就大闹成都知府衙门，要找刘晋戈讨个说法，刘晋戈一怒之下干脆和他们单挑。不幸的是，无论刘曜、杨有才还是剑阁、江油等地的军阀头子，大都是小兵出身的下层军人，没有一个人敌得过成都知府。
被知府老爷打得鼻青脸肿后，军阀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开始在知府衙门前静坐示威，引发了大批同秀才围观。为了博取同情，刘曜他们把当年的拥立之功都搬出来了，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由于邓名的交代，刘晋戈不能出动亭士驱散抗议的军阀们，刘知府也没法冲出门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亲自打人。只好每日给他们发零用钱和生活费，直到邓名回来的时候，双方仍在僵持中。
“既然他们想接受收编，那接受不就得了？”听刘晋戈怒气冲冲地叙述完事情的经过后，邓名哭笑不得：“他们不就是想退休吗，让他们退休好了。”
现在除了邓名以外，川军中军衔最高的只有少校。刘曜他们指出，邓名曾经答应过，会给他们将领级别的退休待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
“刘曜、杨有才都要求上将的退休待遇！其他的几个也都要中将待遇！”在刘晋戈看来，都江堰这帮人简直把军阀的脸都丢尽了。如果不是害怕对方在衙门外静坐，刘晋戈连生活补贴都不想发，更不用说给他们退休金了：“提督您也说过，退休补贴是为了让军人老了以后衣食无忧才设立的，可是他们老吗？我看他们就是去种地都没问题，现在不好好做事，竟然就想退休！”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嗯，不过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邓名觉得对青城山集团的处理必须要慎重，尤其是刘曜、杨有才二人。这二人不但有功，而且是成都原来的主人——现在成都府已经有了二十多万男丁，而他们只有一万多人，加上其他青城集团的人，总计也就是二、三万人——但在外人的眼里，成都确实是他们的基业，是他们献给邓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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