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这个问题,汉室自高皇帝时起,就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

    面对天下‘礼乐崩坏’,高皇帝刘邦先是绕过《礼》传人陆贾,由叔孙通负责汉礼的制定,在本就不堪重负的‘礼乐’头上狠踩了一脚。

    紧接着,叔孙通又莫名其妙的跑到鲁地,就汉礼的制定,向精通《周礼》的鲁儒请教,试图以此作为参考,又抬了‘礼乐’一手。

    等‘汉礼’制定好后,刘邦兴高采烈的玩了两天‘礼乐’主题的沉浸式体验,就开始带头破坏礼乐。

    至于《礼》《乐》专家:鲁儒,更是在刘邦面前没讨到一点便宜。

    先是项羽乌江自刎,天下传檄而定,为由鲁地誓死不降,宣称要为霸王‘披麻戴孝’。

    结果等刘邦一声令下,带兵把鲁地围了个水泄不通,鲁儒们又跳出来三叩六拜,口称万岁。

    等鲁地‘解放’,鲁儒们又开始拿捏起来,宣扬‘汉室立而礼乐崩,当兴礼乐’,试图借此在汉室占据地位。

    看到自己的业务被叔孙通抢走,鲁儒们又把脸一转,一口一句‘哎呀,这个礼乐,那是要王朝行仁德百年,才能弄的东西’···

    所以,汉室的‘礼乐建设’,实际上属于甲乙双方都不妥协,也都不完全撕破脸的尴尬阶段。

    作为甲方爸爸,高皇帝刘邦像制定一个专属汉室的‘礼乐设计’,但出于新仇旧恨及个人喜好,对与设计师鲁儒一脉,又没有什么尊重可言。

    作为乙方的鲁儒一脉,对于这个项目还是非常馋,但又放不下脸面,不想恰烂钱,对于甲方爸爸又没有足够的尊敬。

    双方一拍两散,甲方刘邦找到了一个不怎么样的设计公司(叔孙通),拿出了一个勉强能用的设计,就把这个项目给敷衍了过去。

    见到手的项目飞走,鲁儒们又开始酸这个设计‘简直乱来’‘毫无艺术价值可言’。

    结果户(天下人)听说此事,就看穿了刘邦对这个项目的敷衍态度,也都开始对此敷衍起来。

    就这样,‘汉室礼乐设计’的项目,在经过一次‘豆腐渣工程’级别的交工之后,就彻底‘崩坏’。

    而对于身为后世人的刘弘而言,‘礼乐崩坏’所带来的影响,几乎不比‘头皮痒’棘手到哪里去。

    在后世文学界当中,儒家公认的糟粕部分是什么?

    毋庸置疑,便是臭名昭著的世袭、尊卑、上下有序!

    光凭着一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者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儒家便一手促进了华夏两千年历史上,九成以上的王朝覆灭!

    盖因为封建时代的‘秩序’‘尊卑’,往往就意味着社会阶级固化,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差距无限拉大。

    而儒家思想中,几乎所有宣扬‘老爷永远是老爷,泥腿子永远是泥腿子’的部分,都出自于一部《礼》!

    也只有《礼》,才会宣扬上下尊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

    这样一来,在刘弘对汉室未来的学术规划当中,儒家五经中的《礼》,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种提倡社会阶级固话的思想,真的是有多远,滚多远的好!

    至于失去《礼》后,汉室的礼仪、道德、民风建设问题,也同样不算是什么棘手的难题。

    具体的礼仪,有叔孙通那套山寨般的‘汉礼’撑撑场面,做做样子,就足够了。

    至于具体的内在核心,光一句‘汉家以孝治天下’,就足以解决绝大多数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对于儒家五经当中,《礼》这一部分,刘弘认为,对汉室是绝对的弊大于利。

    鸡肋都不足以形容《礼》在汉室所能带来的影响!

    自然,对《礼》乃至于《乐》的打压,乃至于为汉室‘礼乐崩坏’给出一个明确的指示,也就是刘弘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了。

    毕竟汉室之强,却不建立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上,也不建立在‘仁义礼智信’之上。

    ——汉之强,强在民风之刚,武夫之贵,天子之烈!

    别说区区一部《礼》了,哪怕整个儒家都在一夜之间,消失在汉室天下,刘弘也有着绝对的信心,带领汉室踏上一条打破三百年王朝周期率的康庄大道之上!

    所以对于此次事件,刘弘的预定目标,也就很简单了。

    ——把鲁儒一脉挂在脸上的b牌坊扯下来!

    如果鲁儒一脉肯低头,愿意接受刘弘的‘适度’改造,那刘弘也乐得清闲,让汉室礼乐重新回到正轨。

    但要是事后,鲁儒一脉还是一副‘老子是礼乐专家,谁都不敢动我’的架势,那就不能怪刘弘心狠手辣,学秦始皇‘焚书坑儒’了。

    看着殿内面色各异,目光深不见的公卿大臣,刘弘暗自一冷笑,便又坐回了御榻之上。

    这,也是刘弘不惜这般扩大态势,也要一脚踢飞鲁儒一脉的原因。

    ——在汉室鼎立不到三十年的今天,曾经在战国时期连饭都吃不上、在秦时连始皇帝的屁股都拍不到的儒家,已经潜移默化的将思想核心,扩大到了汉室开国执政学派:黄老学之上!

    早在前世研究汉室历史的时候,刘弘就对此感到十分诧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开山鼻祖孔子是周游天下列国(到处求官),都没能谋得一官半职;

    前秦之时,儒家更是恬不知耻的对秦始皇歌功颂德,最终却摆在了法家、墨家、农家、阴阳家,乃至于小说家手下!

    到汉室鼎立之初,儒家更是不惜编造‘始皇帝焚书坑儒’的世纪谎言,以博取天下人同情。

    在景帝、武帝期间,孔子嫡系子孙孔安国,更是不惜编造出‘古文尚书’的弥天大谎,以谋取个人以及学派的学术地位!

    这样一个劣迹斑斑、与法、墨诸子相比狗屁不是的学派,居然在历史上的景帝末期-武帝初期,这短短数十年,乃至十数年的时间里,做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性事业?

    正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如此短的时间,儒家就能扫除汉室开国执政学派黄老学,以及景帝一朝势头强劲的法家,怎么想都不对头。

    所以在此之前,刘弘一直认为:儒家在汉室的复兴,并非是在武帝一朝‘一夜暴富’,而是自汉室初,就一直在努力积累,准备日后厚积薄发。

    如开国之初,儒生叔孙通‘马屁式辅佐’的道路探究,文帝一朝,贾谊‘学霸式论证’的尝试,乃至于景帝一朝,儒生辕固‘自杀式走红’,都是儒家在寻求汉室政坛的生存之道。

    但令刘弘万万没想到的是:儒家对于日后的强盛,所做的努力远不至这一丁半点!

    这件事,还得从去年年初,刘弘颁布诏书,改元正武时说起。

    对于任何王朝而言,改元一事,都算得上毋庸置疑的大型政治事件。

    无论是由于先皇驾崩、新皇登基导致的改元,亦或是皇帝在位期间一拍脑门下决定,都属于‘普天同庆’的喜事。

    为此,刘弘也案往常的惯例大赦天下,并向官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赏赐(主要是粮食)。

    紧接着,自然就是政治事件中的保留项目:官僚阶级集体拍马屁了。

    短短半个月,未央宫内就飞进数不尽的‘贺奏’,无论是文人士子,亦或是朝臣百官,都没有在那次‘大型拍马屁活动’中幸免。

    对这种友好的阶级沟通,刘弘自也是不置可否,象征性的许下了几百匹布的赏赐,便也没再多管。

    真正让刘弘感觉到事情不对劲的,正是贾谊成为尚书令后,将朝臣百官的‘贺奏’筛选,送到刘弘面前的部分!

    对于滞留长安,寻求‘偶遇举主’的文人士子,刘弘自是大致扫了一眼名单,看看有没有眼熟的人名。

    至于这些人递上的马匹折子,刘弘是一张都没看。

    但朝臣百官的贺奏,刘弘出于彰显‘朕尊敬公卿百官’的意图,便大致看了一眼。

    不看倒好,这一看,让刘弘吓得好几天没睡着觉!

    众所周知,在汉初政坛,无论是皇帝颁布诏令,还是臣子上奏议政,其书中内容,都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部分,是需要‘引经据典’,以加强言论可靠性的。

    朝臣百官给刘弘上的贺奏也不例外——在拍马屁的同时,公卿百官同样没忘记引经据典。

    好巧不巧,刘弘那几天,刚好在恶补黄老学派的理论知识,以备做日后之用。

    黄老学,毕竟是执政学派嘛,刘弘哪怕不精通,也多少要有些了解。

    就这样,满脑子‘道可道,非常道’,就连做梦,都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刘弘,看到了一篇篇写满‘仁义道德’的贺奏。

    再看看贺奏末尾的署名,这一下,刘弘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汉室鼎立不过二十余年,朝堂百官清一色黄老学出身的现在,刘弘在朝臣百官的贺奏当中,几乎看不见几句黄老学经典的影子!

    反倒是儒家思想,如‘君臣尊卑’‘圣王之道’‘仁治天下’等内容,刘弘看了不下百遍!

    如果说,这种奏折是出自贾谊陛下,亦或是眼前的老博士浮丘伯、殿内跪着的陆贾所写出,刘弘倒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

    但这是汉室初啊!

    推崇小政府,讲究‘法无禁止则无咎’,推崇黄老之道的汉室初啊!

    高皇帝往儒生帽子里撒尿、与故曲周侯郦商之兄郦食其留下‘高阳酒徒’之典故,才过去二十年!

    距离曹参连续许久三个月,以彰显‘垂拱而治’的正确性,也才过去十多年!

    别说和李斯一起‘治刑名学’的廷尉吴公了,就连正版儒家出身的御史大夫张苍,都写不出那么一篇‘儒里儒气’的贺奏!

    难道在这二十年甚至十几年间,儒家的思想核心,就已经渗透进了开国执政学派:黄老学?

    刘弘绝不相信,诸子百家中,堪称‘最不能打’的儒家,有这般逆天的本领!

    刘弘更不相信,殿内站着的这数百人,在历史上留下了‘黄老执政’的传说,实际上,却都是学诗、书、礼、乐的儒家学子。

    这样一来,事情的真相,就显得一目了然了。

    ——在沉浮宦海的过程中,这满堂公卿,都在大环境的熏陶下,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而这个结论,无疑是在刘弘心中,沉沉落下了一记重锤!

    对于历史上,武帝猪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刘弘在个人情感上,是一直抱有遗憾的。

    诸子百家争相闪烁,各家思想交融结合的摧残时代,实在是令人心生向往。

    即便是出于现实角度的考虑,贵为汉天子的刘弘,也不希望汉室政坛,成为儒家的一言堂。

    所以对于儒家,刘弘是极力按捺个人情感上全面扫除的冲动,偏向于观角度的‘适当戒备’,促进诸子百家重新摧残汉室的。

    最起码,也要促成儒、法、墨三家并存,黄老学一直作为备用方案存在的局面,才勉强算得上刘弘认知中的‘健康的学术格局’。

    这样一来,对于儒家‘称霸学术界’的意图,刘弘自然是持有十分的戒备;对于朝臣百官说话都‘儒言儒语’,刘弘也有意扭转。

    在原本的打算中,刘弘并不急于压制儒家,即便是在发现朝堂学术氛围现状后,刘弘也依旧这么想。

    ——毕竟再怎么说,儒家现在也只是个弟弟。

    但陆贾出使南越一事,以及从南越带回来的外交成果,却是让刘弘感受到了一些急迫感。

    儒家‘野蛮增长’的负面影响,已经影响到了汉室的实际利益了!

    就拿陆贾此次在南越的所作所为,拿儒家一句臭名昭著的思想核心来说,就是‘先有家,后有国’。

    说白了,就是个人利益大于国家利益。

    对此这个时代而言,这样的看法也更受广泛认可。

    但对于刘弘而言,这算是少有的‘绝不能入乡随俗’的时代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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