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这个角度而言，曾经担任内史，且没有出岔子的人，也确实能满足丞相的能力要求毕竟做了丞相，要管的地方，也没比做内史时大多少嘛！
能在内史任上管理好关中，那就必然能在丞相任上，管好关中，以及关东多出的那几十个县。
所以在汉室，除了功勋卓著，子孙受惠的开国元勋，以及周亚夫、卫霍这样于天下有大功的武人之外，寻常官僚要想一展胸中报复，染指丞相大位，就普遍需要尊崇汉室官场特有的秩序。
第一步：要么被举贤良方正成为侍郎，要么恩萌为郎中；要么凭借武力成为中郎，亦或是通过赀官，成为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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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先以郎官之身，在宫里历练一番就对了。
之后，就是大部分官员晋升生涯所不可避免的经历外放！
如果是侍郎，那一般是酌情外放为郡守、县令这样郡县主官，辅以郎中为副官；中郎外放为郡尉、县尉、都尉这样的武将。
至于赀郎，则因为商人出身的政治污点，很少能得到外放的机会，只能如历史上的文帝廷尉张释之那样，等候袁盎之类的恩主举荐。
外放，算是官僚生涯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表现好了，那重回中枢，立刻就是有丰富治政经验的人才！
可万一表现的不好，甚至只是表现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就很容易淡出朝堂的视野，乃至于被天子忘记，在地方干到告老还乡。
在地方得到出色的政绩，并借此回到中枢之后，官僚普遍会被任命为九卿副职，或在长安两军任校尉之类的职务，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
再之后，就是熬。
要么在九卿副职的位置上熬死上司，并保证自己是九卿候选中最有竞争力的一人，要么在南北两军熬到战争机会，并在战斗中立下功勋，为自己的官僚生涯打下坚实的成份基础。
而九卿当中，除了内史本人之外，剩下八个人当中但凡有点雄心壮志的，追求都只有一个：成为内史！
因为只有通过内史证明自己的能力，才有机会向三公，即御史大夫之位展开冲击。
也只有御史大夫之位，能稳稳的预定一张丞相大位的门票。
虽然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同为三公，但太尉本就属于军政系统，只能通过武勋获得；而丞相和御史大夫，更像是正副职的关系。
想想也知道：从县令直接身为郡守的概率，无疑比郡丞副官转正成为郡守的概率小得多。
在汉室朝堂也一样：相较于从九卿直接成为丞相，更多的情况，还是从御史大夫这个亚相的位置副官转正，顺理成章的成为丞相。
既然在汉室，御史大夫准丞相，那成为御史大夫的条件，自然也是苛刻无比了与非侯为相一样，通常情况下，御史大夫也很少出现没有彻侯之爵的显现。
想想也正常：一个武勋都还没达到封侯要求的官僚，在汉室很难有什么作为。
自然而然，作为准御史大夫的内史，自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彻侯之爵的身份要求。
在汉室初，类似的政治潜规则并不明显毕竟汉室前几位丞相，其政治轨迹都是平民功臣丞相这样的逆袭式上位。
早已在战争中证明过自己能力的开国元勋，不需要再走郎官外放任九卿为内史晋御史大夫拜相这样的轨迹。
如萧何这样的猛人，当初就几乎是从一个负责后勤粮草的后将军，直接成为汉相的逆袭典范。
平阳侯曹参，虽然在萧何去世前做过齐国丞相和御史大夫，但曹参在开国功臣中的声望，丝毫不比萧何底。
在刘邦称帝，并论功行赏时，大半舆论都以为，随刘邦南征北战，身负七十余创的平阳侯曹参，应该排在第一。
只不过刘邦强行把萧何排在了第一位，这才让曹参成为了汉室第二位丞相。
而现如今，开国元勋大半凋零在陈平死去、审食其为相的那一刻，汉室就基本告别了开国元勋为相宰的时代。
毕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如今的辟阳侯审食其，还是即将接替审食其的北平侯张苍，亦或是将来替补张苍的故安侯申屠嘉，都算不上开国元勋当中的佼佼者。
审食其无论是爵位，亦或是如今丞相的官位，都属于恩封的范畴，和审食其的功勋关系不大。
张苍成为丞相，则更多是出于出色的政治手腕，以及荀子门徒的舆论话语权。
说白了，人家成为丞相纯靠治政能力，武勋只是达到了及格线而已，并不像开国时的萧何曹参那般，占据主要因素。
至于再往后的申屠嘉，那更是不用说申屠嘉食邑五百户的故安侯，甚至都不是高皇帝封的！
说白了，申屠嘉根本算不上开国元勋。
这样一来，类似非侯勿相非侯勿御史，乃至于非侯勿内史这样的政治潜规则，在汉室政坛自然也就愈发直白。
毕竟如今的汉室，已经没有可以依仗的开国元勋，官员能力是否出众，只能通过其过往的执政经历作为参考，以得出一个基本准确的判断。
即便如此，此时汉室选拔郡守、郡尉一级的地方官僚，更多还是以开国时立下的武勋为主要参照。
那申屠嘉来说，就是从大头兵一点点成为军官，并折道成为淮阳郡守的鲜活例子。
但再过几十年，在开国时立下功勋的所有人都化为黄土之后，还是就见迎来一次十分严重的人才断档期。
在历史上，这一时期恰好是景帝一朝。
贾谊、晁错这样的有识之士不再出现，开国元勋当中，就连申屠嘉这样的最后排面都告别人世，汉室，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官僚紧缺时期。
恰恰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才让从汉初就一直抬不起头的儒家抓住机会，凭借有教无类的人海战术一点点发扬壮大，并最终在武帝一朝开花结果，达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伟大胜利。
而这一世，刘弘必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正所谓流水不腐，又有言道：生于安乐，死于忧患。
即便单单出于让儒家时刻保持紧迫感的考虑，刘弘都会尽量保留百家学说，以求百家争鸣的状况，成为汉室之后百年的常态。
更何况诸子百家中，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其余诸家学说当中，也有许多儒家所欠缺，却于国家大有裨益的思想。
如法家的学说，就很适合用于法治思想建设；墨家的主张，适合发展科技创新；纵横家的学说，可以为外交视野提供最原始的理论基础。
除此之外，还有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农家、为娱乐手段贫瘠的百姓提供消遣的小说家，乃至于如今汉室风头正盛，十分适合经济复苏的黄老学说等等，都能在特定的范畴内，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而对已经不再对周亚夫抱有太大期望的刘弘而言，眼前的申屠嘉，就算是汉开国元勋阶级，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个人才了。
之后，汉室必然会如大多数稳定下来的封建政权一样，从武人执政时期，向文官掌权时代过渡。
贾谊、晁错这样的贤良方正将大放异彩，张释之、桑弘羊这样的商界精英也将步入政坛。
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各自的尿性，刘弘自是了若指掌文官集团，在竭尽所能揽权的同时，会本能的抗拒一切变化。
在历史上，绝大多数封建王朝在进入文官集团为主的政体之后，大半都会走上腐朽的下坡路。
国家弊政得不到修缮，问题得不到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官集团甚至会最终成为这些问题的获益者、制造者。
而武将集团则呈现出另一个极端：为了武勋，这帮武夫甚至敢无中生有，制造战争！
为了引起战争，武夫阶级会不遗余力的撺掇朝堂：xxx对我大汉不恭，咱得收拾他呀！
这还算好的如果鼓噪战争而不得，亦或没有得到自己理想中的待遇，武人阶级也不比吃人血馒头的文官集团好到哪里去。
喝兵血、吃空饷，乃至于杀良冒功，在后世都成为了武人集团的基操。
二者孰是孰非，自是一目了然任何一个阵营的单独存在，都会使政权跛bo脚。
所以即便知道很难达成，刘弘也想要试一试，看能不能让这两个阵营，成为汉室的油门和刹车，同时存在，互相制衡，却又谁都奈何不了谁。
文官集团更为守旧，但相应的，也意味着更加稳定。
就像那句武夺江山、文治天下一样，政权的治理，最终还是要依靠文人阶级。
毕竟不是谁，都能做到汉初开国元勋那样文能提笔修诗赋，武能上马安天下非人的壮举。
所以刘弘更愿意把文人集团，形容为国家这辆车上的刹车板。
而武人阶级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无论古今中外，促进社会生产力、科技水平的，都永远是战争。
只有战争，才能在一段十到数十年的时间间隔内，将人类的文明先前推动前年！
就好似后世，十九世纪的华夏人还都处于路太远，信太慢，一生只够爱一人的封建时期，短短百余年后，人类文明就经历了动力革命蒸汽机电气革命内燃机信息革命计算机绿色革命人工智能这一连串革命。
人类在长达三千年以上的封建时代中，都没能推动一丝一毫的科技技术创新，在世界大战前后短短一百年之内，就成为了现实。
所以武人阶级，在刘弘的认知力，就是国家这台车的油门。
每一台正常的车，都需要有油门和刹车同时存在，没有油门车走不动，没有刹车，则可能会翻车。
一个健康的政权，也需要文人集团充当刹车的角色，武将阶级发挥油门的作用，才能让这辆车，平稳的行驶在富强的康庄大道之上。
而此时的汉室，就将在不远的将来，面临一个十分危险的时期：以开国元勋为代表的武将集团暗弱，文官集团强势抬头。
这个时期，导致了文武两个集团在汉武帝一朝彻底对立，并在文官集团的全面胜利中画上句号。
就连武帝朝著名的巫蛊之祸，本质上也无法脱离文武相争的内在缘由。
巫蛊之祸，与其说是李广利支持下的昌邑王，与背靠卫皇后的戾太子之间的斗争，倒不如说，是卫霍新兴武勋集团，与刘屈氂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政治斗争。
巫蛊之祸结束，文官集团，虽然失去了朝堂上的大半代言人，但巨大的人员基数，使得文官集团很快就缓过神来，
而汉室武将阶级，则因为卫、霍新兴武勋集团因戾太子遭到全面清洗、之后李广利兵败身亡，而彻底落寞
自此，汉家不再有男儿争相参军入伍的热情，也很少见朝堂之上，有武夫出身的官员位列相宰。
陈汤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誓言，成为了汉家尚武之风最后的绝唱。
甚至在之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华夏封建史当中，武人阶级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最终从西汉初文武双全，军政皆通的群体，发展成为了明末杀良冒功的。
在这场刹车与油门的斗争中，油门彻底熄火，猛踩刹车成为了华夏社会的主流。
原本位于世界文化中心，身为世界三大文明中最强大的华夏文明，在之后近二千年的时间之内，十分大度的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并最终被西方所超越。
所以摆在刘弘面前的，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文官愈发强盛、武将愈发式微的微妙时间点，找到文武之间的平衡。
能一直维持汉室如今不分文武武官能治民，文官能治军的局势自然最好，即便不能，也要保证让文武成为汉政权的两条腿，交替前进，谁也不比谁短一截。
而如今，文官集团起势在即，武将群体已然开始落寞。
武人阶级的落寞，主要源自于开国元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汉初保守的对外战略，使得军方后续的新鲜血液很难得到出头的机会。
对于武人集团的落寞，刘弘没有太好的办法无论如何，汉室也需要完成基本的物质基础积累，才能逐步开启与匈奴的系列战役。
既然武人的落寞无法遏制，那刘弘就只能从另一方面下手，给即将抬头的文官集团，创造一些阻碍。
只有这样，才能让刘弘有更多的时间，完成汉室的物质积累，让武人阶级缓缓停下衰败的速度，与后来居上的文官集团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而对文官集团最好的遏抑，古往今来都只有一个方法，具有立竿见影的成效。
分权！
能在内史任上管理好关中，那就必然能在丞相任上，管好关中，以及关东多出的那几十个县。
所以在汉室，除了功勋卓著，子孙受惠的开国元勋，以及周亚夫、卫霍这样于天下有大功的武人之外，寻常官僚要想一展胸中报复，染指丞相大位，就普遍需要尊崇汉室官场特有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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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赀郎，则因为商人出身的政治污点，很少能得到外放的机会，只能如历史上的文帝廷尉张释之那样，等候袁盎之类的恩主举荐。
外放，算是官僚生涯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表现好了，那重回中枢，立刻就是有丰富治政经验的人才！
可万一表现的不好，甚至只是表现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就很容易淡出朝堂的视野，乃至于被天子忘记，在地方干到告老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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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之后，就是熬。
要么在九卿副职的位置上熬死上司，并保证自己是九卿候选中最有竞争力的一人，要么在南北两军熬到战争机会，并在战斗中立下功勋，为自己的官僚生涯打下坚实的成份基础。
而九卿当中，除了内史本人之外，剩下八个人当中但凡有点雄心壮志的，追求都只有一个：成为内史！
因为只有通过内史证明自己的能力，才有机会向三公，即御史大夫之位展开冲击。
也只有御史大夫之位，能稳稳的预定一张丞相大位的门票。
虽然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同为三公，但太尉本就属于军政系统，只能通过武勋获得；而丞相和御史大夫，更像是正副职的关系。
想想也知道：从县令直接身为郡守的概率，无疑比郡丞副官转正成为郡守的概率小得多。
在汉室朝堂也一样：相较于从九卿直接成为丞相，更多的情况，还是从御史大夫这个亚相的位置副官转正，顺理成章的成为丞相。
既然在汉室，御史大夫准丞相，那成为御史大夫的条件，自然也是苛刻无比了与非侯为相一样，通常情况下，御史大夫也很少出现没有彻侯之爵的显现。
想想也正常：一个武勋都还没达到封侯要求的官僚，在汉室很难有什么作为。
自然而然，作为准御史大夫的内史，自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彻侯之爵的身份要求。
在汉室初，类似的政治潜规则并不明显毕竟汉室前几位丞相，其政治轨迹都是平民功臣丞相这样的逆袭式上位。
早已在战争中证明过自己能力的开国元勋，不需要再走郎官外放任九卿为内史晋御史大夫拜相这样的轨迹。
如萧何这样的猛人，当初就几乎是从一个负责后勤粮草的后将军，直接成为汉相的逆袭典范。
平阳侯曹参，虽然在萧何去世前做过齐国丞相和御史大夫，但曹参在开国功臣中的声望，丝毫不比萧何底。
在刘邦称帝，并论功行赏时，大半舆论都以为，随刘邦南征北战，身负七十余创的平阳侯曹参，应该排在第一。
只不过刘邦强行把萧何排在了第一位，这才让曹参成为了汉室第二位丞相。
而现如今，开国元勋大半凋零在陈平死去、审食其为相的那一刻，汉室就基本告别了开国元勋为相宰的时代。
毕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如今的辟阳侯审食其，还是即将接替审食其的北平侯张苍，亦或是将来替补张苍的故安侯申屠嘉，都算不上开国元勋当中的佼佼者。
审食其无论是爵位，亦或是如今丞相的官位，都属于恩封的范畴，和审食其的功勋关系不大。
张苍成为丞相，则更多是出于出色的政治手腕，以及荀子门徒的舆论话语权。
说白了，人家成为丞相纯靠治政能力，武勋只是达到了及格线而已，并不像开国时的萧何曹参那般，占据主要因素。
至于再往后的申屠嘉，那更是不用说申屠嘉食邑五百户的故安侯，甚至都不是高皇帝封的！
说白了，申屠嘉根本算不上开国元勋。
这样一来，类似非侯勿相非侯勿御史，乃至于非侯勿内史这样的政治潜规则，在汉室政坛自然也就愈发直白。
毕竟如今的汉室，已经没有可以依仗的开国元勋，官员能力是否出众，只能通过其过往的执政经历作为参考，以得出一个基本准确的判断。
即便如此，此时汉室选拔郡守、郡尉一级的地方官僚，更多还是以开国时立下的武勋为主要参照。
那申屠嘉来说，就是从大头兵一点点成为军官，并折道成为淮阳郡守的鲜活例子。
但再过几十年，在开国时立下功勋的所有人都化为黄土之后，还是就见迎来一次十分严重的人才断档期。
在历史上，这一时期恰好是景帝一朝。
贾谊、晁错这样的有识之士不再出现，开国元勋当中，就连申屠嘉这样的最后排面都告别人世，汉室，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官僚紧缺时期。
恰恰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才让从汉初就一直抬不起头的儒家抓住机会，凭借有教无类的人海战术一点点发扬壮大，并最终在武帝一朝开花结果，达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伟大胜利。
而这一世，刘弘必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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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单单出于让儒家时刻保持紧迫感的考虑，刘弘都会尽量保留百家学说，以求百家争鸣的状况，成为汉室之后百年的常态。
更何况诸子百家中，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其余诸家学说当中，也有许多儒家所欠缺，却于国家大有裨益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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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农家、为娱乐手段贫瘠的百姓提供消遣的小说家，乃至于如今汉室风头正盛，十分适合经济复苏的黄老学说等等，都能在特定的范畴内，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而对已经不再对周亚夫抱有太大期望的刘弘而言，眼前的申屠嘉，就算是汉开国元勋阶级，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个人才了。
之后，汉室必然会如大多数稳定下来的封建政权一样，从武人执政时期，向文官掌权时代过渡。
贾谊、晁错这样的贤良方正将大放异彩，张释之、桑弘羊这样的商界精英也将步入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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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武将集团则呈现出另一个极端：为了武勋，这帮武夫甚至敢无中生有，制造战争！
为了引起战争，武夫阶级会不遗余力的撺掇朝堂：xxx对我大汉不恭，咱得收拾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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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孰是孰非，自是一目了然任何一个阵营的单独存在，都会使政权跛bo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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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集团更为守旧，但相应的，也意味着更加稳定。
就像那句武夺江山、文治天下一样，政权的治理，最终还是要依靠文人阶级。
毕竟不是谁，都能做到汉初开国元勋那样文能提笔修诗赋，武能上马安天下非人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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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武人阶级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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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战争，才能在一段十到数十年的时间间隔内，将人类的文明先前推动前年！
就好似后世，十九世纪的华夏人还都处于路太远，信太慢，一生只够爱一人的封建时期，短短百余年后，人类文明就经历了动力革命蒸汽机电气革命内燃机信息革命计算机绿色革命人工智能这一连串革命。
人类在长达三千年以上的封建时代中，都没能推动一丝一毫的科技技术创新，在世界大战前后短短一百年之内，就成为了现实。
所以武人阶级，在刘弘的认知力，就是国家这台车的油门。
每一台正常的车，都需要有油门和刹车同时存在，没有油门车走不动，没有刹车，则可能会翻车。
一个健康的政权，也需要文人集团充当刹车的角色，武将阶级发挥油门的作用，才能让这辆车，平稳的行驶在富强的康庄大道之上。
而此时的汉室，就将在不远的将来，面临一个十分危险的时期：以开国元勋为代表的武将集团暗弱，文官集团强势抬头。
这个时期，导致了文武两个集团在汉武帝一朝彻底对立，并在文官集团的全面胜利中画上句号。
就连武帝朝著名的巫蛊之祸，本质上也无法脱离文武相争的内在缘由。
巫蛊之祸，与其说是李广利支持下的昌邑王，与背靠卫皇后的戾太子之间的斗争，倒不如说，是卫霍新兴武勋集团，与刘屈氂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政治斗争。
巫蛊之祸结束，文官集团，虽然失去了朝堂上的大半代言人，但巨大的人员基数，使得文官集团很快就缓过神来，
而汉室武将阶级，则因为卫、霍新兴武勋集团因戾太子遭到全面清洗、之后李广利兵败身亡，而彻底落寞
自此，汉家不再有男儿争相参军入伍的热情，也很少见朝堂之上，有武夫出身的官员位列相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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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之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华夏封建史当中，武人阶级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最终从西汉初文武双全，军政皆通的群体，发展成为了明末杀良冒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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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位于世界文化中心，身为世界三大文明中最强大的华夏文明，在之后近二千年的时间之内，十分大度的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并最终被西方所超越。
所以摆在刘弘面前的，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文官愈发强盛、武将愈发式微的微妙时间点，找到文武之间的平衡。
能一直维持汉室如今不分文武武官能治民，文官能治军的局势自然最好，即便不能，也要保证让文武成为汉政权的两条腿，交替前进，谁也不比谁短一截。
而如今，文官集团起势在即，武将群体已然开始落寞。
武人阶级的落寞，主要源自于开国元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汉初保守的对外战略，使得军方后续的新鲜血液很难得到出头的机会。
对于武人集团的落寞，刘弘没有太好的办法无论如何，汉室也需要完成基本的物质基础积累，才能逐步开启与匈奴的系列战役。
既然武人的落寞无法遏制，那刘弘就只能从另一方面下手，给即将抬头的文官集团，创造一些阻碍。
只有这样，才能让刘弘有更多的时间，完成汉室的物质积累，让武人阶级缓缓停下衰败的速度，与后来居上的文官集团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而对文官集团最好的遏抑，古往今来都只有一个方法，具有立竿见影的成效。
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