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续的座次排名,虽与往常有小的变动,但总体状况还在预料之中。
内史之后,少府成为了第二位被刘弘传召,赐座朝班的属衙。
在汉室,内史象征着政权对农耕、关中的重视程度,而少府,便象征政权对百姓民生,以及国防事业的重视程度。
先种田发育,以关中为基本盘,而后富国强兵,提兵北上与太祖、孝惠乃至于吕后在位时的政治纲领一脉相承。
紧随其后的第三位,就有些出乎朝臣百官的预料了。
内史、少府之后,居然是廷尉站了出来,成为汉九卿地位第三的属衙!
这个安排,无疑算是有汉以来头一遭!
或许在后世,政权安身立命,得以维护最重要的,便是法律;但在汉室,法律的重要性,还远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程度。
即便是汉室在总结秦的惨痛教训后,施行了士不教不得征不教而诛谓之虐等普法政策,但对于寻常百姓而言,耳熟能详的法律条令,还是太祖刘邦约法三章的那几条: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除了这几条,汉室绝大多数百姓对于法律的认识,也都还停留在以道德为准绳,符以自由心证的程度。
如叛国,在后世妥妥会被炮决的重罪,在此时的百姓认知当中,还只是出于华夏贵胄以及忠义思想,方被否定的无德之举。
也就是说:在汉室叛国,理论上并不犯法,只属于不道德与后世在公交车上,不给老奶奶让座一样!
而叛国者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审判,完全不在法律所规定的框架之内。
这样的案件,其审判结果就只取决于主审官的自由心证,以及犯罪者的辩词。
理论上,如果一个人在叛国之后,为自己的行为给出一个合理,且符合时代道德价值的解释,主审官再被说服,就很可能被无罪释放!
这样的局势,显然不是刘弘想要的。
历史上,文帝刘恒为了彰显自己仁德的一秒,废除了谣言诽谤罪,促成了华夏史上第一个不因言治罪的法制局面;但在刘弘看来,此事与许民弛山泽令一样,有利有弊,且弊明显大于弊!
谣言诽谤罪被废黜,仅仅针对百姓;当官的、有钱的,以及又当官又有钱的皇帝,还是要谨言慎行。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百姓眼里,法律,就是官老爷才需要遵守的东西!
起码在妄议国政这条罪名上,确实是这样。
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纵容下,古华夏在汉朝之后,居然演化出法不责众这种严重违背法律道德的观念!
只要大家一起犯罪,就不会被治罪?
如果认可这个看法,就等同于刘弘默认:造反可以,不能一个人,要多拉点人一起!
即便不是穿越者,刘弘也不可能坐视这样的观念,在尚处于封建时代的华夏大地存在。
如此一来,刘弘将廷尉放在内史和少府之后,在九卿之中排在第三,也就是显而易见得了。
法制思想,必须从始至终贯彻!
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乃至于将华夏大地从战国的荼毒中,在汉初数十年内快速拯救出来的黄老无为,其最令人称道的,都永远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允许百姓自由发展。
而这个合理得范围,便是法律所允许的范围。
百姓想种田,想行商,乃至于搓个蘑菇听个响,都可以前提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种田就好好种田,不能欺压弱小,侵吞他人土地;行商就好好赚钱,不能披个商人的皮,在深山野林敲同行的闷棍!
至于想搓个蘑菇
真要有人在这西元前手搓蘑菇,刘弘就要合理怀疑一下,这人是不是自己的穿越者同行了。
刘弘之所以有这个考虑,自然是为了今后,汉室的强大之路。
秦之所以在周末列国中脱颖而出,短短四十年就完成了富国强兵的历史性成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秦法严明。
立了功,必然得赏;犯了罪,必然砍头!
谁来都没用!
在这样明确的法律约束之下,秦一跃成为列国之中国力最强者,并顺理成章的统一了天下。
具体到刘弘所处的时代,对应历史上的汉文一朝。
世人或许都只看见文景之治的繁荣,只看到文景忍辱负重数十年,方有武帝提兵北上,马踏残垣的壮举;但使文景之治形成最强大、最坚固的根基,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吴公为廷尉,治平为天下第一!
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即便是被历史上第一位同人小说家司马迁,不惜斥之为酷吏的汉廷尉赵禹,也是一个舍无食治无冤案的清廉刚正之人。
能让司马迁,一个能把卫青、霍去病写成不修名节、不进贤士、和柔事主的酸黄瓜,为自己写下舍无食的评价,足以证明赵禹,这位法家最后一位俊才的能力。
就是这一代代公平公正,誓死维护法律尊严的廷尉,才使得汉室从开国初的羸弱快速爬出,大踏步迈向了国富民强、无有外族敢侵的盛世;才有了陈汤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誓言。
现在,刘弘有幸成为了汉,这个华夏民族最辉煌灿烂之时代的掌舵人,立志要富国强兵,要驱逐外蛮,使华夏顺理成章的走向必将属于的辉煌,首先要确立的,就是法制、法度。
没有任何人,能只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改变世界乃至于历史即便身为穿越者,刘弘也需要助手,需要朝堂、宗室、百官,乃至于整个天下的汉人,成为自己的助力。
宗室,可以用亲情拉拢,百官,可以用利益收买,乃至于朝堂,刘弘也可以一点点积累威严,是自己成为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君王。
但百姓,尤其是占最高比重、对政权最为重要的自耕农阶级,拉拢他们的唯一方式,便是公平。
而法律、秩序,就是百姓得到公平的唯一途径。
至于原因,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不患寡,而患不均。
“也不知那个提出法如是足以的张廷尉,现在何处?”
暗自思虑着,刘弘便自然地揭晓了九卿排位第四的属衙。
郎中令。
将郎中令拍在第四位,这就是纯粹的拉拢了。
有汉一朝,无论是英明神武的高黄帝时期、仁弱的孝惠皇帝时期,亦或是仁以安民的文帝一朝、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的景帝一朝,乃至于波澜壮阔的武帝一朝,郎中令,都永远是最不需要才能的位置。
向做廷尉,需要熟读律法;想做内史,得有足够的政治手腕,将关中,尤其是长安城内的功侯勋贵压得服服帖帖。
想要做郎中令,却是再简单不过:得到皇帝的信任就可以了。
如历史上,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旧时随从可谓鸡犬升天薄昭做了车骑强军,宋昌做了卫将军。
而那个因受贿,被文帝赐千金以愧其心,从而社会性死亡的张武,就被刘恒任命为了郎中令。
景帝刘启登基,故太子阵营同样是鸡犬升天张欧做了廷尉,晁错做了内史,甚至以内史之身,遥控着御史大夫陶青冲锋陷阵,挥舞着一本削藩策硬刚丞相申屠嘉!
而景帝的原班心腹重,最没有出息,却也最受景帝信任的周仁,也同样成为了郎中令。
甚至有传言:景帝就连去姐姐馆陶公主家偷吃之时,都会让周仁在门外把风!
从这便足以看出,郎中令一职,在朝臣百官心中的象征意义。
起码在朝局安稳,没有陈周一类做乱的时节,郎中令不需要具备任何能力,只要皇帝足够信任,就可以了。
而郎中令之所以会具有天子仍旧看重功勋、看重朝臣的象征意义,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郎中令手下所掌管的禁中侍郎,大都是勋臣后代。
在汉室的赏赐诏书中,最常见的一句话除了赐御剑x柄,便是:萌x子为郎。
所以郎中令存在的意义,便等同于朝臣百官,功侯勋贵与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
天子通过收功侯的后代入宫,以证明其对功侯集团的信任:你看,我连贴身保镖的任务,都能交给你儿子!
除此之外,捡拔功勋之后代,也属于封建皇帝拉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放心你的后代,我都会照顾到的
山河永固,与国同休
功侯勋贵将家中最成器的后代送入宫中,除了能让儿子得到锻炼之外,也能让儿子开阔眼界,并培养出忠于天子的生理本能。
所以,当郎中令令勉被第四个召唤时,堂内的功侯勋贵无一不是眉开眼笑,嘴角都快咧到了耳朵根。
后续的安排,就都没有什么大的变数了:奉常排第五,以彰礼法之要;宗正排第六,以彰宗亲之和。
卫尉排第七,太仆排第八,典,不出意外的再次位列倒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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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过去数十年当中,内史排第一、少府排第二,以及卫尉排第七、太仆排第八,典排第九的状况,都属于雷打不动的常态。
太祖之时,异姓诸侯割据,宗正得以排在了第三;孝惠之时,吕氏为祸朝堂,吕后出于安抚刘氏宗亲的意图,也同样将宗正排到了第三。
对于这些属衙的排序,刘弘基本没有什么异议。
即便有异议,那也是以后的事儿了。
如太仆,全掌天下马政,在不远的将来,汉室完成物质基础积累,正式启动汉匈决战准备计划之时,骑兵部队的建设,必然会让太仆的地位水涨船高。
又如典,都不用说别的,光看看历史上武帝一朝威风凛凛,几乎掌握汉室对外开展权,手握外藩数十万武装的的大鸿胪,就可见一斑。
而如今位列九卿之首的内史,也将在不远的将来,被刘弘按照历史轨迹一分为三甚至一分为四,从此淡出九卿行列。
将关于九卿的位次排序安排完,朝臣百官也终于进入殿内,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就见刘弘清了清嗓,面带微笑的望向殿内:“大行皇帝之盖棺定论,诸公可有建言?”
秩序制定了,好处也给了,接下来,自然就是刘弘地皇位法统问题了。
此事说复杂,主要复杂在刘恭的死因,但说简单,也就是特殊了那么一丢丢:有汉以来,皇位继承第一次没有按照父死子替,而是遵循了兄终弟及的传承规则。
父死子替、兄终弟及,属于古华夏宗族传承,家族繁衍,乃至于资产继承最重要的一项理论依据。
具体到皇位上,就是:皇帝死了儿子上,没有儿子弟弟上。
而这个传承规则,是有先后顺序,以及先决条件的:要想兄终弟及,就必须保证父死子替不成立。
也就是说:刘弘要想让自己的皇位传承,即兄终弟及合理合法,就要证明刘恭的状况,完全无法满足父死子替的要求。
说白了,就是刘弘要证明刘恭没儿子!
虽然看上去,这件事颇有一丝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意味,但对于刘弘皇位来源的合法性而言,这件事至关重要。
很显然,作为负责礼制部门的奉常卿,刘不疑清楚地知会了刘弘地意图。
“奉常臣不疑启奏陛下:先大行皇帝讳恭,太祖高皇帝十二年,孝惠皇帝幸宫女无名氏;孝惠皇帝元年冬十月,先大行皇帝诞,其母亡;先大行皇帝过继于太后膝下,立为太子。”
“孝惠皇帝八年,帝崩于未央,太子恭祭拜高庙,继承大统。”
“先大行皇帝四年,帝崩未央,年十二;未壮、未冠、未立皇后、未有后嗣。”
“大行皇帝崩而无嗣,吕太后以兄终弟及之理,乃迎常山王义继大统,至今五载”
言罢,刘不疑便深深一拜。
到这里,刘弘地皇位合法性,才得到了朝堂的背书:先皇帝刘恭确实是没有儿子,所以刘弘才按照兄终弟及的准则,在吕太后的主持下,坐上了皇位。
合法性确定,接下来的,自然就是最后一道程序了:为先皇刘恭的皇帝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见刘不疑静默片刻,待朝臣百官都消化先前的话,方再一拜。
“大行皇帝崩,至今已有五载;然大行皇帝之定论,却因吕氏乱臣之由而久未论定。”
“今奉常臣不疑、丞相臣食其、御史大夫臣苍等,昧死百拜,以奏陛下。”
“先大行皇帝年八岁继承大统,临朝四载,天下无有大变;及至先大行皇帝四年,大行皇帝听信贼子夏侯婴谗言,因过继太后膝下之事,质问于吕太后当面。”
“吕太后斥之,大行皇帝复问于故皇帝太傅安国侯陵,得知其母之死,乃生育之疾难;大行皇帝愧不能已,抑郁而亡。”
面不改色的说出这段,与殿内众人所知截然不同的往事,刘不疑面色稍一肃。
“故臣等以为,先大行皇帝之盖棺定论,以年幼登基、年幼夭亡;心怀孝善,知错而愧为考。”
“谥法云:执义扬善曰怀,乃称人之善;又慈仁短折曰怀,乃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臣等意:谥先大行皇帝以孝怀,当为宜”
刘不疑话音刚落,审食其、张苍等三公九卿齐齐出身,对御阶上的刘弘一拜:“臣等附议。”
就这样,历史上苦命的前少帝刘恭,在刘弘地争取下,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定论:汉怀帝。
“准。”
对于便宜老哥抢走蜀汉后主谥号这件事,刘弘没有丝毫愧疚感。
爷们儿都穿越过来了,还有没有三国,都得两说!
真计较起来,四百年后,刘备没准是某个工厂里的纳鞋工都不一定。
至于将刘恭之死扭曲成这般模样,那自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吕后不能有错
在这个先决条件下,在刘恭之死上稍微上一点春秋笔法,也就是题中应有之理了。
说起来,刘弘能如此轻松地篡改历史,还得谢谢陈平刺杀刘启之时,动用的那个刺了。
作为皇家档案室的石渠阁,居然出了一个刺!
有了这件事做前提,再刚正不阿的史官,都顾不上质疑刘恭的死因了。
他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从廷尉大牢中脱身,并洗清自己意欲行刺的嫌疑。
前少帝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刘弘借着大朝仪的机会解决掉。
登基五年,刘弘为啥还没改元元年?
或者说在汉怀帝刘恭新鲜出炉,让汉高后前四年消失的情况下,刘弘要如何解释后面的五年。
这件事,就不是多麻烦的事了。
“朕年少登基,朝政持于吕氏乱臣之手,竟使改元之事遗至今,此朕之不敏。”
“诏命:以今岁壬戌为元年。”
“年号正武!”()
(
内史之后,少府成为了第二位被刘弘传召,赐座朝班的属衙。
在汉室,内史象征着政权对农耕、关中的重视程度,而少府,便象征政权对百姓民生,以及国防事业的重视程度。
先种田发育,以关中为基本盘,而后富国强兵,提兵北上与太祖、孝惠乃至于吕后在位时的政治纲领一脉相承。
紧随其后的第三位,就有些出乎朝臣百官的预料了。
内史、少府之后,居然是廷尉站了出来,成为汉九卿地位第三的属衙!
这个安排,无疑算是有汉以来头一遭!
或许在后世,政权安身立命,得以维护最重要的,便是法律;但在汉室,法律的重要性,还远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程度。
即便是汉室在总结秦的惨痛教训后,施行了士不教不得征不教而诛谓之虐等普法政策,但对于寻常百姓而言,耳熟能详的法律条令,还是太祖刘邦约法三章的那几条: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除了这几条,汉室绝大多数百姓对于法律的认识,也都还停留在以道德为准绳,符以自由心证的程度。
如叛国,在后世妥妥会被炮决的重罪,在此时的百姓认知当中,还只是出于华夏贵胄以及忠义思想,方被否定的无德之举。
也就是说:在汉室叛国,理论上并不犯法,只属于不道德与后世在公交车上,不给老奶奶让座一样!
而叛国者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审判,完全不在法律所规定的框架之内。
这样的案件,其审判结果就只取决于主审官的自由心证,以及犯罪者的辩词。
理论上,如果一个人在叛国之后,为自己的行为给出一个合理,且符合时代道德价值的解释,主审官再被说服,就很可能被无罪释放!
这样的局势,显然不是刘弘想要的。
历史上,文帝刘恒为了彰显自己仁德的一秒,废除了谣言诽谤罪,促成了华夏史上第一个不因言治罪的法制局面;但在刘弘看来,此事与许民弛山泽令一样,有利有弊,且弊明显大于弊!
谣言诽谤罪被废黜,仅仅针对百姓;当官的、有钱的,以及又当官又有钱的皇帝,还是要谨言慎行。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百姓眼里,法律,就是官老爷才需要遵守的东西!
起码在妄议国政这条罪名上,确实是这样。
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纵容下,古华夏在汉朝之后,居然演化出法不责众这种严重违背法律道德的观念!
只要大家一起犯罪,就不会被治罪?
如果认可这个看法,就等同于刘弘默认:造反可以,不能一个人,要多拉点人一起!
即便不是穿越者,刘弘也不可能坐视这样的观念,在尚处于封建时代的华夏大地存在。
如此一来,刘弘将廷尉放在内史和少府之后,在九卿之中排在第三,也就是显而易见得了。
法制思想,必须从始至终贯彻!
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乃至于将华夏大地从战国的荼毒中,在汉初数十年内快速拯救出来的黄老无为,其最令人称道的,都永远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允许百姓自由发展。
而这个合理得范围,便是法律所允许的范围。
百姓想种田,想行商,乃至于搓个蘑菇听个响,都可以前提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种田就好好种田,不能欺压弱小,侵吞他人土地;行商就好好赚钱,不能披个商人的皮,在深山野林敲同行的闷棍!
至于想搓个蘑菇
真要有人在这西元前手搓蘑菇,刘弘就要合理怀疑一下,这人是不是自己的穿越者同行了。
刘弘之所以有这个考虑,自然是为了今后,汉室的强大之路。
秦之所以在周末列国中脱颖而出,短短四十年就完成了富国强兵的历史性成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秦法严明。
立了功,必然得赏;犯了罪,必然砍头!
谁来都没用!
在这样明确的法律约束之下,秦一跃成为列国之中国力最强者,并顺理成章的统一了天下。
具体到刘弘所处的时代,对应历史上的汉文一朝。
世人或许都只看见文景之治的繁荣,只看到文景忍辱负重数十年,方有武帝提兵北上,马踏残垣的壮举;但使文景之治形成最强大、最坚固的根基,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吴公为廷尉,治平为天下第一!
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即便是被历史上第一位同人小说家司马迁,不惜斥之为酷吏的汉廷尉赵禹,也是一个舍无食治无冤案的清廉刚正之人。
能让司马迁,一个能把卫青、霍去病写成不修名节、不进贤士、和柔事主的酸黄瓜,为自己写下舍无食的评价,足以证明赵禹,这位法家最后一位俊才的能力。
就是这一代代公平公正,誓死维护法律尊严的廷尉,才使得汉室从开国初的羸弱快速爬出,大踏步迈向了国富民强、无有外族敢侵的盛世;才有了陈汤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誓言。
现在,刘弘有幸成为了汉,这个华夏民族最辉煌灿烂之时代的掌舵人,立志要富国强兵,要驱逐外蛮,使华夏顺理成章的走向必将属于的辉煌,首先要确立的,就是法制、法度。
没有任何人,能只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改变世界乃至于历史即便身为穿越者,刘弘也需要助手,需要朝堂、宗室、百官,乃至于整个天下的汉人,成为自己的助力。
宗室,可以用亲情拉拢,百官,可以用利益收买,乃至于朝堂,刘弘也可以一点点积累威严,是自己成为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君王。
但百姓,尤其是占最高比重、对政权最为重要的自耕农阶级,拉拢他们的唯一方式,便是公平。
而法律、秩序,就是百姓得到公平的唯一途径。
至于原因,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不患寡,而患不均。
“也不知那个提出法如是足以的张廷尉,现在何处?”
暗自思虑着,刘弘便自然地揭晓了九卿排位第四的属衙。
郎中令。
将郎中令拍在第四位,这就是纯粹的拉拢了。
有汉一朝,无论是英明神武的高黄帝时期、仁弱的孝惠皇帝时期,亦或是仁以安民的文帝一朝、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的景帝一朝,乃至于波澜壮阔的武帝一朝,郎中令,都永远是最不需要才能的位置。
向做廷尉,需要熟读律法;想做内史,得有足够的政治手腕,将关中,尤其是长安城内的功侯勋贵压得服服帖帖。
想要做郎中令,却是再简单不过:得到皇帝的信任就可以了。
如历史上,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旧时随从可谓鸡犬升天薄昭做了车骑强军,宋昌做了卫将军。
而那个因受贿,被文帝赐千金以愧其心,从而社会性死亡的张武,就被刘恒任命为了郎中令。
景帝刘启登基,故太子阵营同样是鸡犬升天张欧做了廷尉,晁错做了内史,甚至以内史之身,遥控着御史大夫陶青冲锋陷阵,挥舞着一本削藩策硬刚丞相申屠嘉!
而景帝的原班心腹重,最没有出息,却也最受景帝信任的周仁,也同样成为了郎中令。
甚至有传言:景帝就连去姐姐馆陶公主家偷吃之时,都会让周仁在门外把风!
从这便足以看出,郎中令一职,在朝臣百官心中的象征意义。
起码在朝局安稳,没有陈周一类做乱的时节,郎中令不需要具备任何能力,只要皇帝足够信任,就可以了。
而郎中令之所以会具有天子仍旧看重功勋、看重朝臣的象征意义,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郎中令手下所掌管的禁中侍郎,大都是勋臣后代。
在汉室的赏赐诏书中,最常见的一句话除了赐御剑x柄,便是:萌x子为郎。
所以郎中令存在的意义,便等同于朝臣百官,功侯勋贵与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
天子通过收功侯的后代入宫,以证明其对功侯集团的信任:你看,我连贴身保镖的任务,都能交给你儿子!
除此之外,捡拔功勋之后代,也属于封建皇帝拉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放心你的后代,我都会照顾到的
山河永固,与国同休
功侯勋贵将家中最成器的后代送入宫中,除了能让儿子得到锻炼之外,也能让儿子开阔眼界,并培养出忠于天子的生理本能。
所以,当郎中令令勉被第四个召唤时,堂内的功侯勋贵无一不是眉开眼笑,嘴角都快咧到了耳朵根。
后续的安排,就都没有什么大的变数了:奉常排第五,以彰礼法之要;宗正排第六,以彰宗亲之和。
卫尉排第七,太仆排第八,典,不出意外的再次位列倒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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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过去数十年当中,内史排第一、少府排第二,以及卫尉排第七、太仆排第八,典排第九的状况,都属于雷打不动的常态。
太祖之时,异姓诸侯割据,宗正得以排在了第三;孝惠之时,吕氏为祸朝堂,吕后出于安抚刘氏宗亲的意图,也同样将宗正排到了第三。
对于这些属衙的排序,刘弘基本没有什么异议。
即便有异议,那也是以后的事儿了。
如太仆,全掌天下马政,在不远的将来,汉室完成物质基础积累,正式启动汉匈决战准备计划之时,骑兵部队的建设,必然会让太仆的地位水涨船高。
又如典,都不用说别的,光看看历史上武帝一朝威风凛凛,几乎掌握汉室对外开展权,手握外藩数十万武装的的大鸿胪,就可见一斑。
而如今位列九卿之首的内史,也将在不远的将来,被刘弘按照历史轨迹一分为三甚至一分为四,从此淡出九卿行列。
将关于九卿的位次排序安排完,朝臣百官也终于进入殿内,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就见刘弘清了清嗓,面带微笑的望向殿内:“大行皇帝之盖棺定论,诸公可有建言?”
秩序制定了,好处也给了,接下来,自然就是刘弘地皇位法统问题了。
此事说复杂,主要复杂在刘恭的死因,但说简单,也就是特殊了那么一丢丢:有汉以来,皇位继承第一次没有按照父死子替,而是遵循了兄终弟及的传承规则。
父死子替、兄终弟及,属于古华夏宗族传承,家族繁衍,乃至于资产继承最重要的一项理论依据。
具体到皇位上,就是:皇帝死了儿子上,没有儿子弟弟上。
而这个传承规则,是有先后顺序,以及先决条件的:要想兄终弟及,就必须保证父死子替不成立。
也就是说:刘弘要想让自己的皇位传承,即兄终弟及合理合法,就要证明刘恭的状况,完全无法满足父死子替的要求。
说白了,就是刘弘要证明刘恭没儿子!
虽然看上去,这件事颇有一丝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意味,但对于刘弘皇位来源的合法性而言,这件事至关重要。
很显然,作为负责礼制部门的奉常卿,刘不疑清楚地知会了刘弘地意图。
“奉常臣不疑启奏陛下:先大行皇帝讳恭,太祖高皇帝十二年,孝惠皇帝幸宫女无名氏;孝惠皇帝元年冬十月,先大行皇帝诞,其母亡;先大行皇帝过继于太后膝下,立为太子。”
“孝惠皇帝八年,帝崩于未央,太子恭祭拜高庙,继承大统。”
“先大行皇帝四年,帝崩未央,年十二;未壮、未冠、未立皇后、未有后嗣。”
“大行皇帝崩而无嗣,吕太后以兄终弟及之理,乃迎常山王义继大统,至今五载”
言罢,刘不疑便深深一拜。
到这里,刘弘地皇位合法性,才得到了朝堂的背书:先皇帝刘恭确实是没有儿子,所以刘弘才按照兄终弟及的准则,在吕太后的主持下,坐上了皇位。
合法性确定,接下来的,自然就是最后一道程序了:为先皇刘恭的皇帝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见刘不疑静默片刻,待朝臣百官都消化先前的话,方再一拜。
“大行皇帝崩,至今已有五载;然大行皇帝之定论,却因吕氏乱臣之由而久未论定。”
“今奉常臣不疑、丞相臣食其、御史大夫臣苍等,昧死百拜,以奏陛下。”
“先大行皇帝年八岁继承大统,临朝四载,天下无有大变;及至先大行皇帝四年,大行皇帝听信贼子夏侯婴谗言,因过继太后膝下之事,质问于吕太后当面。”
“吕太后斥之,大行皇帝复问于故皇帝太傅安国侯陵,得知其母之死,乃生育之疾难;大行皇帝愧不能已,抑郁而亡。”
面不改色的说出这段,与殿内众人所知截然不同的往事,刘不疑面色稍一肃。
“故臣等以为,先大行皇帝之盖棺定论,以年幼登基、年幼夭亡;心怀孝善,知错而愧为考。”
“谥法云:执义扬善曰怀,乃称人之善;又慈仁短折曰怀,乃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臣等意:谥先大行皇帝以孝怀,当为宜”
刘不疑话音刚落,审食其、张苍等三公九卿齐齐出身,对御阶上的刘弘一拜:“臣等附议。”
就这样,历史上苦命的前少帝刘恭,在刘弘地争取下,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定论:汉怀帝。
“准。”
对于便宜老哥抢走蜀汉后主谥号这件事,刘弘没有丝毫愧疚感。
爷们儿都穿越过来了,还有没有三国,都得两说!
真计较起来,四百年后,刘备没准是某个工厂里的纳鞋工都不一定。
至于将刘恭之死扭曲成这般模样,那自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吕后不能有错
在这个先决条件下,在刘恭之死上稍微上一点春秋笔法,也就是题中应有之理了。
说起来,刘弘能如此轻松地篡改历史,还得谢谢陈平刺杀刘启之时,动用的那个刺了。
作为皇家档案室的石渠阁,居然出了一个刺!
有了这件事做前提,再刚正不阿的史官,都顾不上质疑刘恭的死因了。
他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从廷尉大牢中脱身,并洗清自己意欲行刺的嫌疑。
前少帝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刘弘借着大朝仪的机会解决掉。
登基五年,刘弘为啥还没改元元年?
或者说在汉怀帝刘恭新鲜出炉,让汉高后前四年消失的情况下,刘弘要如何解释后面的五年。
这件事,就不是多麻烦的事了。
“朕年少登基,朝政持于吕氏乱臣之手,竟使改元之事遗至今,此朕之不敏。”
“诏命:以今岁壬戌为元年。”
“年号正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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