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收夏种刚结束，四清工作组就进驻了枣溪大队。按照“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要求，工作组要住进社员家里。龚德兴和几个大队干部忙于给工作组安排住地。
工作组入住的家庭有讲究，一是成分要好，必须是贫下中农；二是要避嫌，不能住干部家里，包括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家里都不能住。这两点是上面的要求，作为大队里的考虑，要让工作组住得尽量好一点。
枣溪的工作组长叫莫欣荣，是武临市上城区一个街道的党委副书记，龚德兴把他安排在申家琪家。申家琪是贫农成分，不是干部，他家里房子宽敞。他家的房子是村里最好的房子，原来是申智鉴的房子土改时分给他的。他家里只有三个人，儿子申智芳已经定了亲事但还没娶进门。他家两个正劳力一个半劳力，经济条件比别人好点，不至于吃得太差。
四清工作队的阶级斗争观念非常强，总团、分团、队部领导在工作队进村前一再强调，进了村子要像进了敌人营垒一样，时时刻刻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因此在工作队员头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特别紧。刚进枣溪村时，几个工作队员在路上看见一个老人吃力地推板车，“帮不帮助推一把”成了他们争论的话题，最后“宁可不推，绝不错推”占了上风，理由是不知道推车人是贫下中农群众还是四类分子。刚进村工作队员上厕所也很小心，生怕弄错走进四类分子或其子女家的厕所，“厕所里的阶级斗争”像警钟一样，时时在工作队员的头脑里敲响。
四清工作的第一步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这是重新运用了土改的工作方法。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行阶级摸底，了解各生产队的阶级状况，分析各户的阶级成份，确定发动群众所依靠的对象。
工作组通过访贫问苦发现，雇农程志林最穷。他住在土地庙里，家徒四壁，虽然看上去穿得不太差，走进他“家”里才知道，其实没有衣服。莫欣荣等工作队员到他家里看了后，落泪了：想不到解放这么多年，真正的贫雇农的生活仍然如此困苦！可见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多么严重，多么尖锐！四清运动是多么必要，多么及时！枣溪工作组马上决定将程志林作为最可靠的“根子”。
原来，程志林已经将他的房子卖给了程志远。程志林前些年当惯了干部，撤职后又不愿意到田畈干活。不干活没工分，生活无着，就提出把房子卖给了程志远。程志远有定息收入，钱倒没问题，但这房子原来就是他的，是土改分给癞头的，他怕说他反攻倒算，可是程志林赖着非得卖给他。程志远想，如果不买房子，他会没完没了向他要钱。如果要求不高，养他也没问题，怕只怕他吃喝玩乐乱花钱，那就是个无底洞，供不起。因此，程志远就用比别人高得多的价格买下了这房子。
程志林拿到了卖房子的钱，就大手大脚花了起来。此后他不但吃得好穿得好，而且用这些钱睡了许多女人。大家都很穷没钱花，得知癞头有钱，村里村外的女人都争先恐后地找他。那段时间，癞头成了救世救难的白马王子，忙得不亦乐乎，一天到晚沉浸在温柔乡里。可是好景不长，才一年多，钱就花光了。没了钱，就再也没女人理他了。这样，程志林不但住在破庙里，而且又过上了饱一顿饥一顿的日子。当然，真饿急了，还是来找他的“堂哥”程志远，不过那仅仅是混餐饭而已，不敢提过分要求。
工作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确定依靠对象，也并非易事。在“越穷越革命”思想指导下，所谓依靠对象，就要从群众中挑选出身最苦、家境最穷、政治思想上没有问题的人。然而这十分困难。为了保证可靠，一般要求清查祖宗三代，同时看他本人有没有值得警惕的问题。有一个工作队员，找到了一个依靠对象，一查，他的爷爷在清朝当兵与太平天国农民军打过仗，明显有历史问题；找到另一个贫下中农，攀谈中却讲起了前几年“吃不饱，饿死人”的话，看出来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思想有问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没问题的贫下中农，却偶然听到他叫一个富农为“叔叔”，说明阶级立场不稳：还有，跟大队或生产队干部有亲戚关系的，也要避开。因此，半个多月过去了，这个队员始终没找到依靠对象，急得团团转。工作队里流行一句话，说扎根串联比推选中央委员还困难！
在工作组看来，像程志林这样的依靠对象，实在是凤毛麟角。他出身最苦，家境最穷，政治思想上也没有任何问题。他不但祖宗三代是穷人，而且跟四类分子和干部没有瓜葛。尽管他在要钱和吃饭时，对程志远一口一个“哥哥”叫得很甜，但在工作队面前，对他却一副冷冰冰的模样。他毕竟当了多年干部，说起共产党的恩情、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是一套又一套，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思想水平。因此，在成立贫农下中农协会时，工作组一致认为应该由他担任贫协主席。
同时，工作组还确定龚德良为贫协副主席。另外，大家也都找到了依靠对象，确定了各生产队贫协组长。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全部靠边站，一切权力归贫协。
确定了依靠对象，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然后清理阶级成分，登记阶级，建立阶级档案，组织阶级队伍。这样，工作组就建立了对敌斗争的阶级阵线。接下来就是发动群众，揭发干部的政治和经济的问题，确定斗争对象。
工作组入住的家庭有讲究，一是成分要好，必须是贫下中农；二是要避嫌，不能住干部家里，包括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家里都不能住。这两点是上面的要求，作为大队里的考虑，要让工作组住得尽量好一点。
枣溪的工作组长叫莫欣荣，是武临市上城区一个街道的党委副书记，龚德兴把他安排在申家琪家。申家琪是贫农成分，不是干部，他家里房子宽敞。他家的房子是村里最好的房子，原来是申智鉴的房子土改时分给他的。他家里只有三个人，儿子申智芳已经定了亲事但还没娶进门。他家两个正劳力一个半劳力，经济条件比别人好点，不至于吃得太差。
四清工作队的阶级斗争观念非常强，总团、分团、队部领导在工作队进村前一再强调，进了村子要像进了敌人营垒一样，时时刻刻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因此在工作队员头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特别紧。刚进枣溪村时，几个工作队员在路上看见一个老人吃力地推板车，“帮不帮助推一把”成了他们争论的话题，最后“宁可不推，绝不错推”占了上风，理由是不知道推车人是贫下中农群众还是四类分子。刚进村工作队员上厕所也很小心，生怕弄错走进四类分子或其子女家的厕所，“厕所里的阶级斗争”像警钟一样，时时在工作队员的头脑里敲响。
四清工作的第一步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这是重新运用了土改的工作方法。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行阶级摸底，了解各生产队的阶级状况，分析各户的阶级成份，确定发动群众所依靠的对象。
工作组通过访贫问苦发现，雇农程志林最穷。他住在土地庙里，家徒四壁，虽然看上去穿得不太差，走进他“家”里才知道，其实没有衣服。莫欣荣等工作队员到他家里看了后，落泪了：想不到解放这么多年，真正的贫雇农的生活仍然如此困苦！可见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多么严重，多么尖锐！四清运动是多么必要，多么及时！枣溪工作组马上决定将程志林作为最可靠的“根子”。
原来，程志林已经将他的房子卖给了程志远。程志林前些年当惯了干部，撤职后又不愿意到田畈干活。不干活没工分，生活无着，就提出把房子卖给了程志远。程志远有定息收入，钱倒没问题，但这房子原来就是他的，是土改分给癞头的，他怕说他反攻倒算，可是程志林赖着非得卖给他。程志远想，如果不买房子，他会没完没了向他要钱。如果要求不高，养他也没问题，怕只怕他吃喝玩乐乱花钱，那就是个无底洞，供不起。因此，程志远就用比别人高得多的价格买下了这房子。
程志林拿到了卖房子的钱，就大手大脚花了起来。此后他不但吃得好穿得好，而且用这些钱睡了许多女人。大家都很穷没钱花，得知癞头有钱，村里村外的女人都争先恐后地找他。那段时间，癞头成了救世救难的白马王子，忙得不亦乐乎，一天到晚沉浸在温柔乡里。可是好景不长，才一年多，钱就花光了。没了钱，就再也没女人理他了。这样，程志林不但住在破庙里，而且又过上了饱一顿饥一顿的日子。当然，真饿急了，还是来找他的“堂哥”程志远，不过那仅仅是混餐饭而已，不敢提过分要求。
工作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确定依靠对象，也并非易事。在“越穷越革命”思想指导下，所谓依靠对象，就要从群众中挑选出身最苦、家境最穷、政治思想上没有问题的人。然而这十分困难。为了保证可靠，一般要求清查祖宗三代，同时看他本人有没有值得警惕的问题。有一个工作队员，找到了一个依靠对象，一查，他的爷爷在清朝当兵与太平天国农民军打过仗，明显有历史问题；找到另一个贫下中农，攀谈中却讲起了前几年“吃不饱，饿死人”的话，看出来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思想有问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没问题的贫下中农，却偶然听到他叫一个富农为“叔叔”，说明阶级立场不稳：还有，跟大队或生产队干部有亲戚关系的，也要避开。因此，半个多月过去了，这个队员始终没找到依靠对象，急得团团转。工作队里流行一句话，说扎根串联比推选中央委员还困难！
在工作组看来，像程志林这样的依靠对象，实在是凤毛麟角。他出身最苦，家境最穷，政治思想上也没有任何问题。他不但祖宗三代是穷人，而且跟四类分子和干部没有瓜葛。尽管他在要钱和吃饭时，对程志远一口一个“哥哥”叫得很甜，但在工作队面前，对他却一副冷冰冰的模样。他毕竟当了多年干部，说起共产党的恩情、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是一套又一套，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思想水平。因此，在成立贫农下中农协会时，工作组一致认为应该由他担任贫协主席。
同时，工作组还确定龚德良为贫协副主席。另外，大家也都找到了依靠对象，确定了各生产队贫协组长。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全部靠边站，一切权力归贫协。
确定了依靠对象，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然后清理阶级成分，登记阶级，建立阶级档案，组织阶级队伍。这样，工作组就建立了对敌斗争的阶级阵线。接下来就是发动群众，揭发干部的政治和经济的问题，确定斗争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