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溪村的水田好不容易都插了秧，只是民主社和光明社比正常的农时迟了几天。
春种刚结束，上面传来了通知：坚决收缩合作社！
阳嘉县委要求各区，对待合作化运动必须坚决贯彻“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整社方针。
黄秋生找钱政加商量，在枣溪村如何贯彻县委指示问题。钱政加主张，县委的指示只能传达一半，“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话不能传达给群众，他说：如果让农民“退社自由”，肯定全都退了，枣溪三个合作社，可是张书记亲自树立的典型啊！
黄秋生说：坚决收缩合作社，是中央的方针，不能打折扣，自愿互利的政策必须与群众见面。
枣溪乡社员代表会议在龚氏祠堂的大厅召开。在会上，黄秋生传达了上级的精神，钱政加则强调的是，合作化道路是一定要走的，成功的合作社必须要巩固。
参加会议的农民听了黄秋生的讲话，个个兴高采烈。听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非常高兴， 跃跃欲试想退社，但又心有余悸，因此有人问：如果退社，要多卖余粮吗？黄秋生说：不会！
会后，参加会议的人全都挤在乡政府办公室门口，要求马上退社。一会儿，没参加会议的人闻讯蜂拥而来，全都要求退社。
枣溪村的三个高级农业社说垮就垮了。
程元亮收拾旧部，仍然叫民主农业社，吴富贵互助组原封不动。程志林就惨了，光明社的人全退社了，只剩下他社长孤家寡人，既没一个社员，也没一分田。他意犹未尽，仍然天天到社办公室，一个人坐在那里大骂“落后分子”。他相信，社会主义肯定很快会实现，他仍然要当社长！
果然峰回路转，形势变化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坚决收缩”指示贯彻没多久，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就来临了！这高潮来得如此之快，别说其他人，连日夜盼望社会主义的程志林也感到意外。
稻谷刚割完，县里就召开了三级干部大会，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批判了右倾保守的落后思想。在会上，所有在收缩整社中做过工作的干部，都受到了严厉批评。黄秋生在会上被人揭发，在上溪区整掉了一批合作社，尤其是整掉了枣溪村三个高级合作社，被宣布撤销区委书记职务。钱政加在合作化工作和批判右倾保守中有突出表现，升任乡长。紧接着，乡一级成立党委，他又被任命为枣溪乡党委书记。
县里三级干部会议回来后，钱政加便雷厉风行地开展合作化运动。按照上面要求，新成立的农业社应一村一社，如果这样的话，枣溪村只能成立一个合作社。但是，钱政加仍旧坚持三个社，理由是这三个社不是新建的，只是巩固而已，而且枣溪村子大，分成三个社也比其它村子的农业社大。
挟社会主义高潮之雷霆威势，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枣溪农民无不乖乖就范，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恢复了三个农业社。
一鼓荡平枣溪村，钱政加趁热打铁，用同样的办法，连连出击，迅速在全乡实现了合作化，而且都是一村一社。工作出奇的顺利！连钱政加也闹不明白：究竟是由于前段时间工作基础打得好呢？还是革命老区群众觉悟高？抑或中国农民本来就容易驯服？不管怎么说，通过这项工作，大大的长脸了，上面领导夸奖有能力，村里干部群众面前有威望，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在短短的时间里，领导一个乡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功劳啊！正如主席所说，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可是不久，农业社的问题便暴露出来了，分配农活没人听，拈轻怕重，干活攀比，出工一窝蜂，出工不出力，争工分，争分红，吵分配不公，闹退社，天天有人吵架，三天两天有人打架，各种各样的矛盾层出不穷。村干部解决不了就找乡干部，乡干部就像救火队，一年到头东奔西忙，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枣溪村的光明社，社员们没人听社长的，生产一团糟，分配更是一团糟，经常有一群一群的社员堵在办公室骂社长。钱政加得三天两头给他们开会解决矛盾，他自嘲说：我差不多成了你们的社长了。
农业社矛盾重重，让钱政加头疼不已。不过这些事情都还好处理，只要他这个乡长到场，三下五除二就摆平了，反而从中体会到权威的滋味，产生了一种君临天下的快感。
可是到了第二年征购粮食时，钱政加就再也快活不起来了：枣溪人居然抱成团不肯卖余粮！再多做工作也没用，众口一词说粮食减产没余粮卖！
这还了得！征购粮食是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说农村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这个。去年为什么火急火燎要全部实现合作化？不正是嫌一户户地收粮食麻烦吗？满心以为，从几十户几百户变为一个农业社，粮食就好收了，没想到倒让他们团结一致对抗党和政府了。
春种刚结束，上面传来了通知：坚决收缩合作社！
阳嘉县委要求各区，对待合作化运动必须坚决贯彻“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整社方针。
黄秋生找钱政加商量，在枣溪村如何贯彻县委指示问题。钱政加主张，县委的指示只能传达一半，“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话不能传达给群众，他说：如果让农民“退社自由”，肯定全都退了，枣溪三个合作社，可是张书记亲自树立的典型啊！
黄秋生说：坚决收缩合作社，是中央的方针，不能打折扣，自愿互利的政策必须与群众见面。
枣溪乡社员代表会议在龚氏祠堂的大厅召开。在会上，黄秋生传达了上级的精神，钱政加则强调的是，合作化道路是一定要走的，成功的合作社必须要巩固。
参加会议的农民听了黄秋生的讲话，个个兴高采烈。听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非常高兴， 跃跃欲试想退社，但又心有余悸，因此有人问：如果退社，要多卖余粮吗？黄秋生说：不会！
会后，参加会议的人全都挤在乡政府办公室门口，要求马上退社。一会儿，没参加会议的人闻讯蜂拥而来，全都要求退社。
枣溪村的三个高级农业社说垮就垮了。
程元亮收拾旧部，仍然叫民主农业社，吴富贵互助组原封不动。程志林就惨了，光明社的人全退社了，只剩下他社长孤家寡人，既没一个社员，也没一分田。他意犹未尽，仍然天天到社办公室，一个人坐在那里大骂“落后分子”。他相信，社会主义肯定很快会实现，他仍然要当社长！
果然峰回路转，形势变化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坚决收缩”指示贯彻没多久，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就来临了！这高潮来得如此之快，别说其他人，连日夜盼望社会主义的程志林也感到意外。
稻谷刚割完，县里就召开了三级干部大会，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批判了右倾保守的落后思想。在会上，所有在收缩整社中做过工作的干部，都受到了严厉批评。黄秋生在会上被人揭发，在上溪区整掉了一批合作社，尤其是整掉了枣溪村三个高级合作社，被宣布撤销区委书记职务。钱政加在合作化工作和批判右倾保守中有突出表现，升任乡长。紧接着，乡一级成立党委，他又被任命为枣溪乡党委书记。
县里三级干部会议回来后，钱政加便雷厉风行地开展合作化运动。按照上面要求，新成立的农业社应一村一社，如果这样的话，枣溪村只能成立一个合作社。但是，钱政加仍旧坚持三个社，理由是这三个社不是新建的，只是巩固而已，而且枣溪村子大，分成三个社也比其它村子的农业社大。
挟社会主义高潮之雷霆威势，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枣溪农民无不乖乖就范，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恢复了三个农业社。
一鼓荡平枣溪村，钱政加趁热打铁，用同样的办法，连连出击，迅速在全乡实现了合作化，而且都是一村一社。工作出奇的顺利！连钱政加也闹不明白：究竟是由于前段时间工作基础打得好呢？还是革命老区群众觉悟高？抑或中国农民本来就容易驯服？不管怎么说，通过这项工作，大大的长脸了，上面领导夸奖有能力，村里干部群众面前有威望，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在短短的时间里，领导一个乡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功劳啊！正如主席所说，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可是不久，农业社的问题便暴露出来了，分配农活没人听，拈轻怕重，干活攀比，出工一窝蜂，出工不出力，争工分，争分红，吵分配不公，闹退社，天天有人吵架，三天两天有人打架，各种各样的矛盾层出不穷。村干部解决不了就找乡干部，乡干部就像救火队，一年到头东奔西忙，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枣溪村的光明社，社员们没人听社长的，生产一团糟，分配更是一团糟，经常有一群一群的社员堵在办公室骂社长。钱政加得三天两头给他们开会解决矛盾，他自嘲说：我差不多成了你们的社长了。
农业社矛盾重重，让钱政加头疼不已。不过这些事情都还好处理，只要他这个乡长到场，三下五除二就摆平了，反而从中体会到权威的滋味，产生了一种君临天下的快感。
可是到了第二年征购粮食时，钱政加就再也快活不起来了：枣溪人居然抱成团不肯卖余粮！再多做工作也没用，众口一词说粮食减产没余粮卖！
这还了得！征购粮食是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说农村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这个。去年为什么火急火燎要全部实现合作化？不正是嫌一户户地收粮食麻烦吗？满心以为，从几十户几百户变为一个农业社，粮食就好收了，没想到倒让他们团结一致对抗党和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