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生特地到上溪，向张廉忠作专题汇报。张廉忠是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长、上溪区土改工作大队长兼上溪乡工作队队长。黄秋生汇报了枣溪乡前期土改工作后，向他请示：是否可以将地主的数量降一些？有些村是不是不评地主？
张廉忠开始还认真地听取汇报，当他听说黄秋生想减少地主的数量甚至不评地主，大为光火，厉声训斥道：什么？你想放弃对敌斗争？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你的党性在哪里？你竟敢违抗党中央？
黄秋生一听，呆住了。他想不到张部长一开口就把问题提到吓人的高度，“放弃对敌斗争”、“阶级立场”、“党性”、“违抗党中央”，他清楚这几个词语的敏感性和严重性，随便按上一个，就足以毁了自己。
黄秋生参加革命前是大学生，他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后来在地下党安排下到了山东解放区。他是武临人，在组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时是优先考虑的对象，于是就随山东干部来到了阳嘉。他虽然入党时间不长，但知道党内十分讲究政治，党的纪律非常严明，一旦犯了政治错误，后果就会十分严重。现在张廉忠劈头摔来四顶大帽子，脑子一片空白，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想辩解，但紧张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张廉忠见他脸色发青，眼眶里涌出了眼泪，知道自己口气太过严厉了，就放缓语气说：老黄啊，不是我说你，看来你们知识分子真的不能闹革命，太书生气了！你怎么能这么死板呢？按照规定划分阶级没错，但你怎么能生搬硬套呢？不折不扣地完成党中央的对敌斗争任务，才是最重要的，就好像打仗，必须彻底消灭敌人。你想，八百万国民党部队，我们只消灭他们四百万，能行吗？怎么能跟党讲价钱呢？搞一些村子不评地主更不对了，这不是放弃阶级斗争吗？上级要求“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我们怎么能留下消灭地主阶级的空白地带呢？
黄秋生说：谢谢张部长的教育。张部长，我也不是想放弃对敌斗争，我是说枣溪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贫农多，中农多……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这个情况，上溪区其它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能说枣溪特殊。你入党时间太短，许多事情你还不懂，在有些问题上要内外有别，执行党内指示比执行法令更重要，因为法令是对外的。你还嫌百分之三的比例太高，在上溪我们还嫌不够，地主评少了农会有意见，我们肯定能超额完成任务。
张部长，你放心，我们枣溪工作队也保证完成任务。我还想请示你，这个百分之三是否可以按人口的比例？
这个……好像中央也不明确。在一九四八年，中央规定，土改中应打倒的地主须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这是很明确的，后来据说考虑到打击面过宽，才缩小到百分之三。其实你提的问题，县委也考虑过，看来阳嘉的情况跟其它地方有区别，这里的公地特别多。你暂时按人口算吧，这个问题我再向县委汇报。
谢谢张部长。
黄秋生请示张廉忠后，同工作队同志一起调整思路，重新排队，找出可以评为地主的家庭。如果按家庭算枣溪要评出十一个地主，而按人口算，只要评七八个，评八个就可以略超额了。不久，传来县委的口头指示，地主比例可以按人口算。可是枣溪工作队此时又碰上了个难题：申智才家给不给评地主？
本来这不是问题，《土地法》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有明确规定，这种情况应该评为小土地出租者。《土地法》第五条规定，自由职业者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论。《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自由职业者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应依其职业决定其成分，或称为出租小量土地者，不得以地主论。什么是自由职业者：医生、教师等。什么叫“小量土地”：人均土地数的百分之三百以下。
申智才家有多少土地？六亩五分，他家五口人，人均一亩三分。当时阳嘉县的人均土地是一亩二分五，略高于人均土地。
申智才家自报阶级是“自由职业者”，枣溪农会评申智才家为地主。工作队内部讨论时，有的同志认为，应该评他家为地主，理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土地稍多且出租的家庭，而且他家开诊所很赚钱，家里堆满了谷子。
有的同志认为，不能评他家为地主，应该评小土地出租者，因为法令和党的政策都有明文规定，最近党中央又特别发出了《中央关于小土地出租者等问题的解释和指示》，作了更加详尽的规定，至于家里的钱多不多，跟土改无关，上面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黄秋生左右为难，觉得两方面的意见都有道理。他跟大家开玩笑说：这个申智才有本事，他买田正好买了人均土地，他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呢？如果他再买多两倍的土地，可以省了我们多少烦恼？
黄秋生不想再去请示张部长，那简直就是讨挨骂。他想来想去，觉得不能给申智才家评地主，他对工作队同志们说：《土地法》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都有明确规定了，为什么党中央又特意发出关于小土地出租者指示，对有土地出租自由职业者的阶级评定，作出了更详细更明确的解释和规定？说明这个问题特别重要，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特别容易让人犯错误。既然党中央三令五申如此强调，既然中央领导那么怕我们犯错误，难道我们偏偏要去犯这样的错误吗？我们宁可再找找其他人，也不能违反中央的明文指示。
张廉忠开始还认真地听取汇报，当他听说黄秋生想减少地主的数量甚至不评地主，大为光火，厉声训斥道：什么？你想放弃对敌斗争？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你的党性在哪里？你竟敢违抗党中央？
黄秋生一听，呆住了。他想不到张部长一开口就把问题提到吓人的高度，“放弃对敌斗争”、“阶级立场”、“党性”、“违抗党中央”，他清楚这几个词语的敏感性和严重性，随便按上一个，就足以毁了自己。
黄秋生参加革命前是大学生，他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后来在地下党安排下到了山东解放区。他是武临人，在组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时是优先考虑的对象，于是就随山东干部来到了阳嘉。他虽然入党时间不长，但知道党内十分讲究政治，党的纪律非常严明，一旦犯了政治错误，后果就会十分严重。现在张廉忠劈头摔来四顶大帽子，脑子一片空白，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想辩解，但紧张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张廉忠见他脸色发青，眼眶里涌出了眼泪，知道自己口气太过严厉了，就放缓语气说：老黄啊，不是我说你，看来你们知识分子真的不能闹革命，太书生气了！你怎么能这么死板呢？按照规定划分阶级没错，但你怎么能生搬硬套呢？不折不扣地完成党中央的对敌斗争任务，才是最重要的，就好像打仗，必须彻底消灭敌人。你想，八百万国民党部队，我们只消灭他们四百万，能行吗？怎么能跟党讲价钱呢？搞一些村子不评地主更不对了，这不是放弃阶级斗争吗？上级要求“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我们怎么能留下消灭地主阶级的空白地带呢？
黄秋生说：谢谢张部长的教育。张部长，我也不是想放弃对敌斗争，我是说枣溪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贫农多，中农多……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这个情况，上溪区其它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能说枣溪特殊。你入党时间太短，许多事情你还不懂，在有些问题上要内外有别，执行党内指示比执行法令更重要，因为法令是对外的。你还嫌百分之三的比例太高，在上溪我们还嫌不够，地主评少了农会有意见，我们肯定能超额完成任务。
张部长，你放心，我们枣溪工作队也保证完成任务。我还想请示你，这个百分之三是否可以按人口的比例？
这个……好像中央也不明确。在一九四八年，中央规定，土改中应打倒的地主须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这是很明确的，后来据说考虑到打击面过宽，才缩小到百分之三。其实你提的问题，县委也考虑过，看来阳嘉的情况跟其它地方有区别，这里的公地特别多。你暂时按人口算吧，这个问题我再向县委汇报。
谢谢张部长。
黄秋生请示张廉忠后，同工作队同志一起调整思路，重新排队，找出可以评为地主的家庭。如果按家庭算枣溪要评出十一个地主，而按人口算，只要评七八个，评八个就可以略超额了。不久，传来县委的口头指示，地主比例可以按人口算。可是枣溪工作队此时又碰上了个难题：申智才家给不给评地主？
本来这不是问题，《土地法》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有明确规定，这种情况应该评为小土地出租者。《土地法》第五条规定，自由职业者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论。《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自由职业者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应依其职业决定其成分，或称为出租小量土地者，不得以地主论。什么是自由职业者：医生、教师等。什么叫“小量土地”：人均土地数的百分之三百以下。
申智才家有多少土地？六亩五分，他家五口人，人均一亩三分。当时阳嘉县的人均土地是一亩二分五，略高于人均土地。
申智才家自报阶级是“自由职业者”，枣溪农会评申智才家为地主。工作队内部讨论时，有的同志认为，应该评他家为地主，理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土地稍多且出租的家庭，而且他家开诊所很赚钱，家里堆满了谷子。
有的同志认为，不能评他家为地主，应该评小土地出租者，因为法令和党的政策都有明文规定，最近党中央又特别发出了《中央关于小土地出租者等问题的解释和指示》，作了更加详尽的规定，至于家里的钱多不多，跟土改无关，上面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黄秋生左右为难，觉得两方面的意见都有道理。他跟大家开玩笑说：这个申智才有本事，他买田正好买了人均土地，他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呢？如果他再买多两倍的土地，可以省了我们多少烦恼？
黄秋生不想再去请示张部长，那简直就是讨挨骂。他想来想去，觉得不能给申智才家评地主，他对工作队同志们说：《土地法》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都有明确规定了，为什么党中央又特意发出关于小土地出租者指示，对有土地出租自由职业者的阶级评定，作出了更详细更明确的解释和规定？说明这个问题特别重要，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特别容易让人犯错误。既然党中央三令五申如此强调，既然中央领导那么怕我们犯错误，难道我们偏偏要去犯这样的错误吗？我们宁可再找找其他人，也不能违反中央的明文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