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生少爷是福建三明人。
三明是山区，所以黄家族人，就是一个来自于山沟里的小宗族。
之前伴随着连年天灾，大旱，以及官府日益严苛的盘剥，觉得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黄族人，便打起了集体逃荒的主意。
这种集体逃荒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北方地区，每逢大灾兵乱的年景，就会有大批的汉民集体南迁西晋，唐末，宋末，明末，太平天国，这五次汉人南下大迁徙，造就了后世南方各地的客家人群体。
而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集体逃荒，黄家族人有了一个新选择：台南。
福建和台南一海之隔，再加上熊文灿的“改开”态度，所以福建是受穿越众渗透最严重的大明省份。
黄家族人这一次迁徙，过程很简单：只需要去沿海的任意一个城市，找到曹大帅在各处闹市开办的“劳工招募点”，和办事员咨询好条件，就可以举族出发了。
难民们出发后，只要拿着这边开出来的凭证，就可以在沿途任何一个县城找到专门的接待点，吃喝住宿全部有人报销。
于是黄家族人就这么来到了台南，轻松得根本不像一次逃荒，时间就在去年初。
这之后大伙受到的待遇，也相当令人满意。所有人不但住上了漂亮的木头公寓，还有能大口吃饱饭的食堂。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给曹大帅扛活还账。
然而黄玉生一家却遭到了区别对待。在到达台南半个月后的某天清晨，他们一家四口又被单独挑选出来，勒令打包细软，二话不说被送上了去台北的船只，连和族人告别的机会都没有给。
一家人担惊受怕地到了台北后，起初是惶恐不安的。尤其是黄父，他非常笃定地判断道：自家要被姓曹的翻脸吃干抹净了......毕竟穷庙也有富方丈，黄家作为族长，当初细软里还是带了不少银子的。
虽说这些银子之前都被强制换成了钞票，但是钞票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谁都知道这玩意在台南就和银子是等值的。
事实证明，黄父想多了。台北虽说环境恶劣一点，但是社会风貌和台南并没有什么不同，依旧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也没有官府来勒索他家的银子。
真正的原因，不久后黄父就知道了：原来这里是宗族要人流放地！
得知住在简易房的邻居们都是同样遭遇后，黄父终于找到了真正原因。然而这时候再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台北的信息是单方面流入的，外人根本不知道这里一丝半点的情况。
就这样，被打回原形，失去了往日可以依仗的族人后，习惯了权利加身的黄父承受不住心理落差，很快就病死了。
不过俗话说得好：一龙生九子。
黄玉生这个理论上的少族长，天生却是一副乐观性子，和他那个极其看重权柄的老爹可不一样。
在玉生看来，既然大伙都已经抹下脸投奔曹大帅了，那么生死自然都操与人手，何况是被分散安置？
再说了，就他们在台南见识到的局面，自家的族人们想必现在也生活得不错，就不要瞎操那个心了，还是各家顾个人吧。
于是，在当族长的老父死掉后，正式当家的玉生少爷就及时拿出了积蓄，买下了磺港镇新修的一座临街二层小楼。
这个时候磺港镇由于新开发，环境恶劣，所以观望的人很多，愿意花老本置办产业的人并不多。
于是黄玉生就捡到便宜了：一栋新的砖混结构的小楼，只花掉了他家中一半的积蓄。
有了产业后，家人居住在二楼，顺带出租了两间房，又在一楼开了杂货店，就这样黄玉生安置好了母亲和小妹。
而他本人，则报名去了眼下在磺港镇如日中天的二建公司当了财务监理/监工。
黄玉生的这两个选择，无形中恰恰符合了当前发展的“潮流”。
首先，随着大批资源和奴隶的到来，磺港镇日益繁华，短短一年过去后，现如今再想花那点钱买栋小楼是根本不可能了。
其次，在相当于国企的二建公司上班后，黄玉生获得的资讯也远超普通人，所以他逐渐认清了大帅府隐藏的力量，也通过日常的工作渐渐融入了新体系。再加上年轻人接受新思想速度快，所以如今的玉生少爷，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某个新兴政权需要的中下层管理人员。
在这个过程中，玉生还结识了不少人物，其中最对少爷胃口的，就是草莽吴三爷了。
吴三爷毫无疑问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另外，在充满危险的工地段上，吴三爷两次救过玉生少爷的命，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于是两个来历背景身份都完全不同的人，就这么结成了忘年交，一同在这处生机和危机并存的土地上挣扎拼搏。
...................
当天午间休息过后，吴三爷他们送走运输尸体的小船，然后轮流去洗手吃饭后，又在工地上一直待到傍晚时分，才组织队伍下工。
穿越众经过了这几年的摸索，现在对于如何管理奴隶营地已经相当有经验了。
在这处与世隔绝的荒岛的上，吴三爷他们这些监工，对于奴隶的看管反倒是比较松散的想跑路尽管去便是，逃奴能在17世纪的台北原始森林里活过三天就算有本事了。
所以奴隶们下工后，都自觉排成队列，在拿着枪械的护卫押送下，回到奴隶营。
由于施工路段不停迁移的缘故，所谓的奴隶营，其实就是一片由帐篷和临时草棚搭建的营地。
到了这里，奴隶们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冒着滚滚热气的大铁锅已经准备了足够的卡路里来喂饱他们。
伙食中最主要的就是糙米和杂鱼，到后期又换成了土豆和鱼。至于蔬菜，在气候温和的台北根本不是问题，随便开几片菜园就能保证工段的伙食需要。
吃完饭后，奴隶们得到了完全放松的时间。当然，这之前还有一道鬼门关要过：体温检测。
能导致大面积减员的疾病绝不只是疟疾这一种。在这个东西方交融的时代，还有至少几十种传染病在时刻威胁着群居人类。
所以体温检测就成为了唯一最有效的检测手段：任何有体温升高迹象的奴隶，都会被单独隔离起来观察。一旦此人在接下来几天里持续发热，那么对不起，吴三爷的青春大榔头就会敲下来......哪怕是简单的感冒也会这样，因为奴隶营没有药物用来治疗感冒，也无法判断是不是感冒。
就这样艰苦的一天过去后，当天晚上，气喘吁吁赶来奴隶营的一个公司办事员给吴三爷和玉生他们带来了一份惊天文件：一个新部门“开拓军”，现在正在四处抽调人手，二建公司也收到了公函。
三明是山区，所以黄家族人，就是一个来自于山沟里的小宗族。
之前伴随着连年天灾，大旱，以及官府日益严苛的盘剥，觉得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黄族人，便打起了集体逃荒的主意。
这种集体逃荒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北方地区，每逢大灾兵乱的年景，就会有大批的汉民集体南迁西晋，唐末，宋末，明末，太平天国，这五次汉人南下大迁徙，造就了后世南方各地的客家人群体。
而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集体逃荒，黄家族人有了一个新选择：台南。
福建和台南一海之隔，再加上熊文灿的“改开”态度，所以福建是受穿越众渗透最严重的大明省份。
黄家族人这一次迁徙，过程很简单：只需要去沿海的任意一个城市，找到曹大帅在各处闹市开办的“劳工招募点”，和办事员咨询好条件，就可以举族出发了。
难民们出发后，只要拿着这边开出来的凭证，就可以在沿途任何一个县城找到专门的接待点，吃喝住宿全部有人报销。
于是黄家族人就这么来到了台南，轻松得根本不像一次逃荒，时间就在去年初。
这之后大伙受到的待遇，也相当令人满意。所有人不但住上了漂亮的木头公寓，还有能大口吃饱饭的食堂。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给曹大帅扛活还账。
然而黄玉生一家却遭到了区别对待。在到达台南半个月后的某天清晨，他们一家四口又被单独挑选出来，勒令打包细软，二话不说被送上了去台北的船只，连和族人告别的机会都没有给。
一家人担惊受怕地到了台北后，起初是惶恐不安的。尤其是黄父，他非常笃定地判断道：自家要被姓曹的翻脸吃干抹净了......毕竟穷庙也有富方丈，黄家作为族长，当初细软里还是带了不少银子的。
虽说这些银子之前都被强制换成了钞票，但是钞票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谁都知道这玩意在台南就和银子是等值的。
事实证明，黄父想多了。台北虽说环境恶劣一点，但是社会风貌和台南并没有什么不同，依旧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也没有官府来勒索他家的银子。
真正的原因，不久后黄父就知道了：原来这里是宗族要人流放地！
得知住在简易房的邻居们都是同样遭遇后，黄父终于找到了真正原因。然而这时候再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台北的信息是单方面流入的，外人根本不知道这里一丝半点的情况。
就这样，被打回原形，失去了往日可以依仗的族人后，习惯了权利加身的黄父承受不住心理落差，很快就病死了。
不过俗话说得好：一龙生九子。
黄玉生这个理论上的少族长，天生却是一副乐观性子，和他那个极其看重权柄的老爹可不一样。
在玉生看来，既然大伙都已经抹下脸投奔曹大帅了，那么生死自然都操与人手，何况是被分散安置？
再说了，就他们在台南见识到的局面，自家的族人们想必现在也生活得不错，就不要瞎操那个心了，还是各家顾个人吧。
于是，在当族长的老父死掉后，正式当家的玉生少爷就及时拿出了积蓄，买下了磺港镇新修的一座临街二层小楼。
这个时候磺港镇由于新开发，环境恶劣，所以观望的人很多，愿意花老本置办产业的人并不多。
于是黄玉生就捡到便宜了：一栋新的砖混结构的小楼，只花掉了他家中一半的积蓄。
有了产业后，家人居住在二楼，顺带出租了两间房，又在一楼开了杂货店，就这样黄玉生安置好了母亲和小妹。
而他本人，则报名去了眼下在磺港镇如日中天的二建公司当了财务监理/监工。
黄玉生的这两个选择，无形中恰恰符合了当前发展的“潮流”。
首先，随着大批资源和奴隶的到来，磺港镇日益繁华，短短一年过去后，现如今再想花那点钱买栋小楼是根本不可能了。
其次，在相当于国企的二建公司上班后，黄玉生获得的资讯也远超普通人，所以他逐渐认清了大帅府隐藏的力量，也通过日常的工作渐渐融入了新体系。再加上年轻人接受新思想速度快，所以如今的玉生少爷，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某个新兴政权需要的中下层管理人员。
在这个过程中，玉生还结识了不少人物，其中最对少爷胃口的，就是草莽吴三爷了。
吴三爷毫无疑问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另外，在充满危险的工地段上，吴三爷两次救过玉生少爷的命，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于是两个来历背景身份都完全不同的人，就这么结成了忘年交，一同在这处生机和危机并存的土地上挣扎拼搏。
...................
当天午间休息过后，吴三爷他们送走运输尸体的小船，然后轮流去洗手吃饭后，又在工地上一直待到傍晚时分，才组织队伍下工。
穿越众经过了这几年的摸索，现在对于如何管理奴隶营地已经相当有经验了。
在这处与世隔绝的荒岛的上，吴三爷他们这些监工，对于奴隶的看管反倒是比较松散的想跑路尽管去便是，逃奴能在17世纪的台北原始森林里活过三天就算有本事了。
所以奴隶们下工后，都自觉排成队列，在拿着枪械的护卫押送下，回到奴隶营。
由于施工路段不停迁移的缘故，所谓的奴隶营，其实就是一片由帐篷和临时草棚搭建的营地。
到了这里，奴隶们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冒着滚滚热气的大铁锅已经准备了足够的卡路里来喂饱他们。
伙食中最主要的就是糙米和杂鱼，到后期又换成了土豆和鱼。至于蔬菜，在气候温和的台北根本不是问题，随便开几片菜园就能保证工段的伙食需要。
吃完饭后，奴隶们得到了完全放松的时间。当然，这之前还有一道鬼门关要过：体温检测。
能导致大面积减员的疾病绝不只是疟疾这一种。在这个东西方交融的时代，还有至少几十种传染病在时刻威胁着群居人类。
所以体温检测就成为了唯一最有效的检测手段：任何有体温升高迹象的奴隶，都会被单独隔离起来观察。一旦此人在接下来几天里持续发热，那么对不起，吴三爷的青春大榔头就会敲下来......哪怕是简单的感冒也会这样，因为奴隶营没有药物用来治疗感冒，也无法判断是不是感冒。
就这样艰苦的一天过去后，当天晚上，气喘吁吁赶来奴隶营的一个公司办事员给吴三爷和玉生他们带来了一份惊天文件：一个新部门“开拓军”，现在正在四处抽调人手，二建公司也收到了公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