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建筑规格上，《周礼》规定天子五门、诸侯三门，象征着尊崇礼序。五门分别是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诸侯王的府邸与天子相比，少了库门和雉门。天子及诸侯王皆有三朝，分别是外朝、治朝、燕朝，每一朝都有一组代表性建筑群落。
隋朝在大兴宫时严格遵照这个规则，只不过诸侯王的王府实则只有三门两朝，三门是规定的皋门、应门、路门，两朝则是外朝、治朝；像卫王府的外朝就是正殿玄武殿、治朝是次殿英武殿；至于规定中燕朝则缩到后苑中的明德殿，从这里开始，已是家眷的居所，一般人自然进不去了，所以燕朝在王府只是一个象征，而代表燕朝的明德殿也沦为一个巨大的书房。
由于王府没有什么重大庆典，所以代表外朝的主殿玄武殿沦为了摆设，真正有用并用来办公的主殿两边偏殿，而规定中用来处理日常事务的英武殿的作用进一步弱化，成了接待亲信、贵之所。
不仅卫王府这般，便是其他亲王、郡王府、国公府也是这般，这不是大家刻意规避什么，而是出于方便、实用等因素来考虑。
英武殿建筑群落西边的宽敞庭院里，有一道连绵起伏的山势，上面名贵花木繁茂，松柏银杏数十株、翠竹千竿，山下绿水环绕，有一个地势较低的地方有八角凉亭一座。
凉亭旁边有一条水势湍急的溪流，一辆被水力催动的水车一圈圈地旋转着，一个个竹筒循环往复的把溪水浇在一个凌空高架的木槽之上，溪水沿着木槽浇在凉亭伞形房顶，再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然后如幕布一般从雨檐各个方向落下，除了挂着木槽的正面，其他各个方位都形成了晶莹剔透的雨帘，使亭内异常凉爽，气温和惨遭秋老虎袭击的亭外迥然有异。
这是能工巧匠用来避暑的智慧结晶，几乎每个权贵人家都有；而占地数百亩的卫王府就有十多座；若是遇到实在炎热的天气，杨集都会在后苑的凉亭睡觉。
英武殿这一座凉亭，现在是杨集白天办公、午休之所。
亭内悬挂着名贵香料、木材制作的香珠串，以及茉莉和素馨等香花穿成的香包长络，这些香珠和香花串成的帘子可以阻挡蚊蝇，随风又能送来阵阵香气，令人心旷神怡。
第二天巳时末，杨集在亭内挥毫泼墨，十分无聊的写了一幅字，内容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书案之前，李大亮一脸肃穆的看看这幅名为《官箴》的字，字体是杨集最擅长的赵孟頫那笔“赵体”，这种字体遒媚秀逸、结体严整，字体介于行书楷书之间，显得流美动人，又不失庄重温厚，每个字都有一种笔圆架方、行云流水的笔意，可谓笔笔独到、字字美妙。而《官箴》的内容更是字字警策、句句药石。它诠释了官员最重要的公正、廉洁根本之道。
短短三十六个字构成的内容，令李大亮从中陡然顿悟，慨然道：“公子这《官箴》看似简单、实则极难，理解容易，但是想要做到却是不易。只因做一个好官，仅仅在于公正、廉洁而已。可是如果把七情六欲、万千种私心杂念一一算上，却又很少有人做到六亲不认。”
“我相信你能做到，若是喜欢，就拿去吧。”杨集嘿嘿一笑，史上的李大亮被人拿去和李靖、李绩并举，可见这位名声不彰的名将，实际发挥的作用相当大，远非他低调的名声可比。
他的功绩自不必多说，而令杨集最敬佩的还是李大亮的公正清廉、大公无私，他在当凉州都督之时逮住了准备西行的玄奘；不管玄奘讲菩萨托梦、佛祖显灵、佛法无边，还是煽情的说中原佛法错乱、教派林立、争论不断以及自己的弘誓大愿，但是李大亮李一概不作理会，勒令玄奘停止西行、立刻返回大兴（长安），不然以通敌罪论处，最后逼得玄奘只好偷渡出国，走最为艰险的道路。
李大亮去世后，家人为他穿衣入棺时，却发现家里拿不出一块珠玉给他含在嘴里，只能放五斛米、三十端布。
李大亮之清廉，与魏徵不相上下，但因为魏徵有相互成就的“人镜”加成，导致清廉之名远远超过李大亮。
“多谢公子劝勉，卑职回去便将这幅字裱装起来，挂在书房之中。”李大亮喜滋滋的说道。
“共勉共勉！”杨集哈哈一笑，又说道：“其实公平公正廉洁只是好的一方面，但其实也有不好的一面。”
李大亮愕然道：“公平、公正、廉洁哪有不好的地方？”
“公平、公正、廉洁好是好，却也令一些官员滋生了爱惜羽毛的思想，信奉起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准则，这种官员在地方上碌碌无为、占着茅坑不拉屎，对地方的危害比贪官还要大。”
“公子之见，我不敢苟同。”李大亮摇头说道：“贪官乃是国之蠹虫，因其倾覆的古之王朝甚多，人人得而诛之！而清官廉洁奉公，实乃万民之福祉，公子岂能本末倒置、不辨是非？”
杨集轻描淡写的说道：“亮崽，你还小，不懂世道之艰险。这世道也不是你所想象中的非黑即白，这里面充盈太多黑白不分的肮脏的灰色地带。”
“公子，我已经十八了，请你以后叫我大名，别再叫我亮崽了。”李大亮严肃的纠正。
“好的亮崽。”杨集表示记住了。
李大亮点了点头，也没意识到杨集这话的歧义，他问道：“公子，为什么你认为爱惜羽毛、无所作为的清官，不如贪墨恶劣的贪官对百姓有益？”
“世间没有绝对的善恶好坏，也没有绝对的是非黑白。有时好心可以办坏事，而坏人也并非一无是处。”杨集说道：“不作为的清官什么事都不做，没有帮助百姓创造收益，没有帮助百姓赚到一文钱；而贪官污吏愿意做事，因为只有百姓富了，他才可以贪污，比如，他帮百姓创造了十文钱，自己贪走了七文，百姓手中还有三文。那么问题出现了，你说百姓喜欢带他们受苦的清官，还是喜欢这个帮他们创造三文收益的贪官？”
“？？？”李大亮听得有些神经错乱了。
杨集摇了摇头，这点的确令人唏嘘，再说下去，就有教坏大清官的嫌疑了。
李大亮还欲和杨集争论“不作为清官和贪官问题”，门口却来了个俏生生的张出尘，禀报道：“公子，有到访。”
认识杨集的人，称呼方式各异，皇族的长辈和年长的同辈叫他小名，小的叫“阿兄”、晚辈叫“阿叔/王叔”；在府中，像公孙桓和李大亮等亲近之人称他为“公子”、稍远一点则他为“殿下”、门子之类的则称他为“大王”、外人称他为“大王/卫王”。而张出尘这些新来的武婢，因为被安置在后苑，也跟着其他婢女叫起了“公子”。
杨集没有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称呼放在心上，只要不是骂人即可，听说有来访，便问道：“谁来了？”
张出尘将一份名帖递上，说道：“信都人士刘焯。”
杨集大喜道：“速速有请！”
刘焯是大隋的经学大师，和凉州士曹刘炫并称“二刘”，“二刘”不是只会儒学经典的儒士，而是精通百家之学的天才大师，儒学上学术著作，不过是他们为了生存而弄出来的东西罢了。
这两人聪明得不像人，尤其是刘炫，能在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之余，同时还可以口诵、目数、耳听，这种本事，夸张得连不话像的武侠小说中的周伯通、郭靖、小龙女都不如。也是因为两人是寒士，如果生在五姓七宗等等士族，早就被吹捧成大隋神圣了。
两人出身低、学识高、阅历广，本身就为世家门阀吹捧出来的大师所妒，然而“二刘”并没有向这些“大儒”屈服，一直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他们在经学辩论会上，总是以丰富学识、真知灼见，弄得各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伪大儒”丑态毕露，是以惨遭各路背景深厚的“大儒”封杀。
那些人不仅不认同“二刘”，还通过家族势力、遍布天下的追随者将“二刘”抹黑成品行败坏、丧尽天良、十恶不赦之徒，最终使“二刘”官位丢了、名声也臭了。
但是这不代表杨坚就放弃“二刘”，他先把刘炫任命为凉州士曹，后来又把刘焯任命为太史司史、云骑尉。
刘焯在众多常识之中，尤其精擅天文学，他发现历法多存谬误，多次建议修改，并创出《皇极历》，首次以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这比以前诸历精密。“定朔法”、“定气法”也是他的创作。
这些天文观点和《皇极历》在史上享有极有地位的天文巨著，但是现在，却因为和太史令张胄玄的观点相左而被排斥，而坚持自己主张的刘焯，不出意料的再次不容于群，又被罢黜了。
刘焯又一次败给了官场、败给了世道，他现在不但心灰意冷，而且身体也十分虚弱，因为他家穷得马上断粮了，吃的饭都是淡得可见碗底的粥。
这次登门造访，并不是对仕途还有念想，也不是混饭吃，而是希望杨集帮他把学术著作带去凉州，送给志同道合的知己好友刘炫。
当然了，他心中也不指望杨集会接见臭名远扬的自己，然而意外的是杨集竟然请他入府。
刘焯今年五十九，头发花白，穿着一身浆洗失色发白的麻衣，在张出尘的引领下来到了凉亭，行礼道：“草民参见大王。”
“刘先生免礼，请坐！”杨集肃手示意。
“谢大王！”刘焯坐了下来。
杨集目光锐利，在刘焯坐下时，一眼就看到他脱了线的旧靴子，而且上面还打了很多补丁，刘焯心中一窘，抱拳苦笑道：“非是草民轻率不庄重，而是另一双靴子洗了未干，只好穿这旧靴，请大王恕罪。”
人的衣着是否好坏、是否得体，代表了人对主人的尊敬轻重与否，所以刘焯才这么说。
“无妨无妨！”杨集心中叹息，刘焯好歹是太史司史，而且还有一个文散官云都尉，虽然两者都不高，可是加起来的话，每年也有不算低的俸禄，怎么这么落魄？
刘焯也知说不过去，叹息道：“家中虽有均田，但这两年收成不好，又不忍心逼迫佃户，再加上草民好书，俸禄几乎都花在书铺里去了，哎！说来当然是难为情的。”
杨集听得肃然起敬，安慰道：“但凡是人，都有自己不如意的时候，先生也不必难为情；以先生的才华，想挣钱养家还不容易？只要收徒授课，即可解决这个问题。这并非是先生没有赚钱的能力，而是不愿罢了。”
“不瞒大王，草民这次被罢职，便打算回乡授徒于闾里，致力于育人和著述。”刘焯沉吟一下，又问道：“大王，不知光伯贤弟（刘炫字光伯）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担任凉州总管府士曹，而圣人为了教化羌人等种族，让我在凉州兴办官学，推广汉学，所以我准备让刘士曹兼任凉州官学祭酒之职。”
杨集说到这里，便向刘焯说道：“只是他事务比较繁忙，且万事开头难，以一人之力恐怕很难忙得过来，我想从京城带几名夫子过去帮忙，但一时又没有好人选。先生如今闲赋在家，不如就随我去凉州好了，这样既能与刘士曹一起完善经典，又能育人著述，可谓是一举两得。”
刘焯听得怦然心动，但沉吟片刻，还了摇了摇头，苦笑道：“大王好意，草民心领、也很心动。可是这职务，草民却是万万担不得的。”
说着，他把带来的方方正正大包裹放在一边，说道：“草民这些年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七曜历书》等涉及日月运行、山川地理的著作进行研究，编出了《稽极》、《历书》；还根据各派学说，整理出《五经述议》，恳请大王交待光伯贤弟，让他闲暇之余，代为斧正。”
杨集看了那个绸缎大包裹，又对比了一下的衣着，心知刘焯对这包裹里的书籍珍视异常，不过他此时更在意刘焯这个人，于是不解的问道：“先生为何不愿去凉州育人呢？你们聚在一起探讨不是更好吗？”
刘焯说道：“草民臭名远扬，既不容于官场，也不容于士林；不想给大王、光伯增加麻烦。”
“什么叫臭名远扬？”杨集嗤之以鼻的摇了摇头，由于刘炫是知名大师，且又是他的下属，所以他对于“二刘”不容于官场、士林的缘由知之甚详，冷笑道：“自先秦至今，凡学识渊博、精通儒学的人，没有几个超过你和刘士曹；可以说，如果你们二人是孔家、或是五姓七宗子弟，名气和地位定然超过活在汉末的郑玄。何以你连个从九品下的太史司历都守不住？是因为你是寒士，是因为你的能力和成就已经超过世家门阀伪造出来的一切‘大儒’，但是你又不愿违心的承认他们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所以他们利用影响力、喉舌抹黑你，令你无法立足于官场、士林；如果你愿意投靠他们、不管是非的为他们摇旗呐喊，那你‘儒道宗师’的名声一日之间就可以传遍天下，就算是圣人，也不能不许你相应的官职和地位。但是你和刘士曹都没有，所以，你们才沦落到这一步。若是他们现在就为你们两人立传，恐怕你们都不认识那上面写的是你们。”
说到这里，杨集向侍立一旁的李大亮说道：“两位刘先生如今的名声，就是因为他们坚守原则、保持初心、不愿和肮脏的灰色势力为伍，而被逼迫出来的结果；由此也可见，一名好官要想排除万难，始终不忘初心的公正廉洁，是件异常艰难之事。”
“既然两位刘先生做到，我觉得我也能。”李大亮肃然道。
“我拭目以待！”
杨集点了点头，又郑重的向刘焯说道：“刘先生，我要的是真实有效的知识、要的是各种经典之初衷，而不是别人曲解出来的东西。只有用这些知识来育人，才不会误人子弟、遗祸后人。至于别的，我并不在乎。这一切，于国于民同样有利，这不正是你一向的志向吗？”
话说到这份上了，刘焯也不再矜持，便站起身，深深的行了一礼：“既如此，那草民也不矫情了，愿以此残躯助大王一臂之力。”
“就这么说定了！”杨集笑道：“我是凉州总管，不久就就要去凉州治理地方，但是总管府佐官始终没有配齐，许多人都是身兼数职，我会向圣人说明你的情况。”
“多谢大王。”刘焯知道各总管府的总管虽然没有任免权，但却可以推荐除长史、司马、诸曹以外的佐官，如诸曹之下的丞、都事、考功等等。而且凉州是大总管府，佐官品阶都不低。
“要说多谢的是我！”杨集说道：“因为你和刘士曹的五经释义是我急须之义疏。”
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官方思想就是儒家独尊，其它思想一概禁锢。但是该思想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董仲舒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容纳了道、法、墨、阴阳五行等家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最终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等儒家形成儒家独尊天下的局面，儒家内部在解读先人经典之时，却众说纷纭，从而形成了众多师说不一的流派，有的流派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存在，最终反目成仇。
五经中的《诗经》分为齐、鲁、韩三派；《尚书》分为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周礼》，其中《礼记》又分大小戴；《易经》分为施、孟、京、梁邱四派，《春秋》既分公羊、谷二传，公羊派又有颜、严之学。
经学史上称这些大分歧为“师法”。
后来经学大师们又在“师法”的旗号下衍生出新的学说，由于经学大师的家族以此演说教育后人，于是这又被称为“家法”，而“家法”又分出各种异端学说。使整个儒学体系就像树干分枝、枝又分枝，大多远离根本、经义难明。
最后各个流派都希望统一学说，将儒学归于本源，于是在隋朝之前，曾出现三次儒学讨论大盛会，首先是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其次是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遍注群经。
石渠阁盛会主要是讨论内部师说繁粹问题，然而讨论的结果不仅没有统一观点，反而加剧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盛会重点是讨论今古文分歧，结果著出来的《白虎通义》，重点采用董仲舒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对古文经说优秀内容无所取正，不仅没有达到统一学术的目的，反而加剧了迷信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而董仲舒用来约束君权的天人感应学说，也被弄得面目全非。
这种情况在战火纷飞的魏晋南北朝还是无所谓，大家都以统一天下为重，没有哪个皇帝在意这些。但是大隋王朝统一天下之后，杨坚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并在开皇七年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名优秀学子，前来国子监学习，然而令人尴尬的一幕立即出现了。
首先是办学，办学是很容易，但却没有统一的释义来当授课教材，百个老师面对一条经文时，产生出一百种解读方式，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其次是杨坚令国子监学生考秀才科、明经科，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考生写的答案谁都对、谁都不对，各个观点不一的阅卷官员也不能统一，最后傻傻打不出分、无法评出甲乙丙丁。
杨坚大动肝火，立即召集天下大儒集中于大兴城，令负责修订典籍、整理图书的秘书省官员和天下大儒辨论，使秘书省官员修订出来的典籍释义，在与大儒辩论中得以进一步完善，终级目的是使五花八门的释义走向统一，为教育统一教材、为取士统一答案，以免出现一条经义，出现几十上百种都正确、都不正确的解答。
大隋王朝在文学艺术上呈现出来的盛况，颇有几分百家争鸣的味道，故而世称“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刘焯编撰《五经述议》的初衷，便是源于此。
而刘炫在经学上的成就更了不起，他著有《五经正名》十二卷、《论语述议》十卷、《春秋述议》四十卷、《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规过》三卷、《孝经述议》五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等著作、并与诸儒修订《五礼》。其中《春秋规过》三卷，是专门给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挑毛病的作品，杜预是西晋文武双全的大臣，他的《集解》是流行于大隋王朝的权威著作，刘炫敢向权威发起挑战，可谓艺高人胆大。但是他的所有成就，却让在朝供职的名士、经学大师尽皆心服口服，纷纷担保其所言无谬。
然而刘焯、刘炫姓刘不姓孔，更不是五姓七宗、世家门阀的子弟，所以他们在经学、天文、历法、算学上的成就，一概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倒是后来的孔颖达，在奉命撰写《五经正义》时，皆以二刘义疏为稿本，结果人家因为姓孔，于是轻轻松松的成为名垂千秋的大儒；而李淳风，也依据刘焯的《皇极历》造出《麟德历》，又被推为名历之一。
而杨集本人，对于儒学没有半点恶感。
虽然儒家学在后世被一些极端分子说成华夏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是禁锢思想、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落后思想，但杨集始终不赞同这种观点。
毕竟自汉以来，儒家学说便是统治阶级扶持的正统思想，可是为何汉朝科技不落后？为何隋朝科技不落后？为何唐朝科技不落后？为何两宋的科技水平傲视世界？为何明朝舰队笑傲大洋？为何推崇德治和法制的天朝只用几十年时间就能重新傲立世界之林……说到底，还是统治阶级创造的制度在惹祸，跟信奉什么学说并没有实质关系。
儒学本身只是一门处世哲学而已，讲的是处世之道、修身养性，从思想上导人向善，对于个人和社会治安都有益，如果天下人全都没有自律、自觉、自尊、自爱等儒学推崇的善念，如果事事都要依仗律法来强行制约，那才是一个王朝最可悲之事。
只是后来的程朱理学使其进入臼巢、走向极端，而明清两朝的八股文的考试制度，令想要入仕的天下人全都走上死记硬背的僵化道路，这制度才是禁锢思想的罪魁祸首，和儒学并没有丝毫关系。
正因如此，杨集对导人向善的儒学绝不反感。
而大半内容都是源自二刘义疏的《五经正义》，既然成为千年以后都信奉的标准，这也间接说明二刘对于五经的注释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他们的义疏远比大隋其他经学大师可靠。
既然如此可靠，杨集怎么可能弃而不用？怎么可能弃短取长？
至于学术界不认同二刘义疏之事，其实只要孔家认同即可圆满解决，而孔家认同二刘观点的条件，或许只是一个爵位而已。
孔家在大隋王朝的地位一点都不高，一方面是他们属于北齐旧势力的成员之一。
另一方面是杨坚讲究依法治国，没有刻意尊儒，没有刻意示好孔家，所以他至今都没有册封过孔子、孔家人，他之前办学的目的也不是推广儒学、主推儒家，只不过诸子百家发展至今，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华夏文化体系，很难分清你我他。
如果细分到个人的话，也不能说他是某个学派的人，比如说杨素，他打仗、治国、治吏、外交、诗词、书法、绘画都是顶级水准，甚至还会设计精美的建筑图纸，你能把他划入哪一家？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掌权者，如果当权者刻意去扶持儒家，趋利之辈定然争相自我定位为儒家子弟，否则真的分不清。
要是杨坚以孔家眼馋已久、期待已久的名分当条件，他们能不认同二刘正确的义疏才怪。
对朝廷来说，却因此多了内容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答案，若不早点统一，教育和科举依然被教材标准、答案标准卡死，迟迟无法推广。
……
寒暄了一会儿，杨集一直将刘焯送出了大门，说道：“先生请放心，明天吏部必有结果。”
刘焯在这个问题上不便说什么，只好拱手道：“草民会在家里静候消息。”
这时，奉命去准备的李大亮急匆匆的牵来一匹马，马背上有两坛葡萄酒、一个鼓鼓的马袋。杨集接过缰绳，递给了刘焯：“这是给先生代步的马匹，马背上的两坛西域葡萄酒，先生拿去品尝品尝。”
刘焯心中欢喜无限，连声称谢，又指着马袋问道：“这是……？”
杨集说道：“马袋之中有百颗银珠（百两），也是给先生的安家费。”
刘焯愕然：“安家费？”
“正是！”杨集调侃道：“先生没有了后顾之忧，才能在凉州安心帮我做事，这样办事效率自然大增，这也是我的私心之一，请先生务必笑纳。”
刘焯也不推拒，感激的深施一礼：“大王之恩，草民铭记于心！”
杨集向他拱了拱手。
刘焯翻身上马，扬长而去。
杨集正要回府，一匹快马狂奔而来，马上坐的是一名宦官，遥遥说道：“圣人急召卫王入宫议事，请禀报卫王，令他速速入宫觐见。”那名宦官不待有人回应，便又向远处奔去，显然是去通知坊内其他官员。
杨集心知这必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否则传令宦官也不会这般着急，他不敢有所怠慢，连忙入府更衣。
隋朝在大兴宫时严格遵照这个规则，只不过诸侯王的王府实则只有三门两朝，三门是规定的皋门、应门、路门，两朝则是外朝、治朝；像卫王府的外朝就是正殿玄武殿、治朝是次殿英武殿；至于规定中燕朝则缩到后苑中的明德殿，从这里开始，已是家眷的居所，一般人自然进不去了，所以燕朝在王府只是一个象征，而代表燕朝的明德殿也沦为一个巨大的书房。
由于王府没有什么重大庆典，所以代表外朝的主殿玄武殿沦为了摆设，真正有用并用来办公的主殿两边偏殿，而规定中用来处理日常事务的英武殿的作用进一步弱化，成了接待亲信、贵之所。
不仅卫王府这般，便是其他亲王、郡王府、国公府也是这般，这不是大家刻意规避什么，而是出于方便、实用等因素来考虑。
英武殿建筑群落西边的宽敞庭院里，有一道连绵起伏的山势，上面名贵花木繁茂，松柏银杏数十株、翠竹千竿，山下绿水环绕，有一个地势较低的地方有八角凉亭一座。
凉亭旁边有一条水势湍急的溪流，一辆被水力催动的水车一圈圈地旋转着，一个个竹筒循环往复的把溪水浇在一个凌空高架的木槽之上，溪水沿着木槽浇在凉亭伞形房顶，再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然后如幕布一般从雨檐各个方向落下，除了挂着木槽的正面，其他各个方位都形成了晶莹剔透的雨帘，使亭内异常凉爽，气温和惨遭秋老虎袭击的亭外迥然有异。
这是能工巧匠用来避暑的智慧结晶，几乎每个权贵人家都有；而占地数百亩的卫王府就有十多座；若是遇到实在炎热的天气，杨集都会在后苑的凉亭睡觉。
英武殿这一座凉亭，现在是杨集白天办公、午休之所。
亭内悬挂着名贵香料、木材制作的香珠串，以及茉莉和素馨等香花穿成的香包长络，这些香珠和香花串成的帘子可以阻挡蚊蝇，随风又能送来阵阵香气，令人心旷神怡。
第二天巳时末，杨集在亭内挥毫泼墨，十分无聊的写了一幅字，内容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书案之前，李大亮一脸肃穆的看看这幅名为《官箴》的字，字体是杨集最擅长的赵孟頫那笔“赵体”，这种字体遒媚秀逸、结体严整，字体介于行书楷书之间，显得流美动人，又不失庄重温厚，每个字都有一种笔圆架方、行云流水的笔意，可谓笔笔独到、字字美妙。而《官箴》的内容更是字字警策、句句药石。它诠释了官员最重要的公正、廉洁根本之道。
短短三十六个字构成的内容，令李大亮从中陡然顿悟，慨然道：“公子这《官箴》看似简单、实则极难，理解容易，但是想要做到却是不易。只因做一个好官，仅仅在于公正、廉洁而已。可是如果把七情六欲、万千种私心杂念一一算上，却又很少有人做到六亲不认。”
“我相信你能做到，若是喜欢，就拿去吧。”杨集嘿嘿一笑，史上的李大亮被人拿去和李靖、李绩并举，可见这位名声不彰的名将，实际发挥的作用相当大，远非他低调的名声可比。
他的功绩自不必多说，而令杨集最敬佩的还是李大亮的公正清廉、大公无私，他在当凉州都督之时逮住了准备西行的玄奘；不管玄奘讲菩萨托梦、佛祖显灵、佛法无边，还是煽情的说中原佛法错乱、教派林立、争论不断以及自己的弘誓大愿，但是李大亮李一概不作理会，勒令玄奘停止西行、立刻返回大兴（长安），不然以通敌罪论处，最后逼得玄奘只好偷渡出国，走最为艰险的道路。
李大亮去世后，家人为他穿衣入棺时，却发现家里拿不出一块珠玉给他含在嘴里，只能放五斛米、三十端布。
李大亮之清廉，与魏徵不相上下，但因为魏徵有相互成就的“人镜”加成，导致清廉之名远远超过李大亮。
“多谢公子劝勉，卑职回去便将这幅字裱装起来，挂在书房之中。”李大亮喜滋滋的说道。
“共勉共勉！”杨集哈哈一笑，又说道：“其实公平公正廉洁只是好的一方面，但其实也有不好的一面。”
李大亮愕然道：“公平、公正、廉洁哪有不好的地方？”
“公平、公正、廉洁好是好，却也令一些官员滋生了爱惜羽毛的思想，信奉起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准则，这种官员在地方上碌碌无为、占着茅坑不拉屎，对地方的危害比贪官还要大。”
“公子之见，我不敢苟同。”李大亮摇头说道：“贪官乃是国之蠹虫，因其倾覆的古之王朝甚多，人人得而诛之！而清官廉洁奉公，实乃万民之福祉，公子岂能本末倒置、不辨是非？”
杨集轻描淡写的说道：“亮崽，你还小，不懂世道之艰险。这世道也不是你所想象中的非黑即白，这里面充盈太多黑白不分的肮脏的灰色地带。”
“公子，我已经十八了，请你以后叫我大名，别再叫我亮崽了。”李大亮严肃的纠正。
“好的亮崽。”杨集表示记住了。
李大亮点了点头，也没意识到杨集这话的歧义，他问道：“公子，为什么你认为爱惜羽毛、无所作为的清官，不如贪墨恶劣的贪官对百姓有益？”
“世间没有绝对的善恶好坏，也没有绝对的是非黑白。有时好心可以办坏事，而坏人也并非一无是处。”杨集说道：“不作为的清官什么事都不做，没有帮助百姓创造收益，没有帮助百姓赚到一文钱；而贪官污吏愿意做事，因为只有百姓富了，他才可以贪污，比如，他帮百姓创造了十文钱，自己贪走了七文，百姓手中还有三文。那么问题出现了，你说百姓喜欢带他们受苦的清官，还是喜欢这个帮他们创造三文收益的贪官？”
“？？？”李大亮听得有些神经错乱了。
杨集摇了摇头，这点的确令人唏嘘，再说下去，就有教坏大清官的嫌疑了。
李大亮还欲和杨集争论“不作为清官和贪官问题”，门口却来了个俏生生的张出尘，禀报道：“公子，有到访。”
认识杨集的人，称呼方式各异，皇族的长辈和年长的同辈叫他小名，小的叫“阿兄”、晚辈叫“阿叔/王叔”；在府中，像公孙桓和李大亮等亲近之人称他为“公子”、稍远一点则他为“殿下”、门子之类的则称他为“大王”、外人称他为“大王/卫王”。而张出尘这些新来的武婢，因为被安置在后苑，也跟着其他婢女叫起了“公子”。
杨集没有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称呼放在心上，只要不是骂人即可，听说有来访，便问道：“谁来了？”
张出尘将一份名帖递上，说道：“信都人士刘焯。”
杨集大喜道：“速速有请！”
刘焯是大隋的经学大师，和凉州士曹刘炫并称“二刘”，“二刘”不是只会儒学经典的儒士，而是精通百家之学的天才大师，儒学上学术著作，不过是他们为了生存而弄出来的东西罢了。
这两人聪明得不像人，尤其是刘炫，能在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之余，同时还可以口诵、目数、耳听，这种本事，夸张得连不话像的武侠小说中的周伯通、郭靖、小龙女都不如。也是因为两人是寒士，如果生在五姓七宗等等士族，早就被吹捧成大隋神圣了。
两人出身低、学识高、阅历广，本身就为世家门阀吹捧出来的大师所妒，然而“二刘”并没有向这些“大儒”屈服，一直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他们在经学辩论会上，总是以丰富学识、真知灼见，弄得各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伪大儒”丑态毕露，是以惨遭各路背景深厚的“大儒”封杀。
那些人不仅不认同“二刘”，还通过家族势力、遍布天下的追随者将“二刘”抹黑成品行败坏、丧尽天良、十恶不赦之徒，最终使“二刘”官位丢了、名声也臭了。
但是这不代表杨坚就放弃“二刘”，他先把刘炫任命为凉州士曹，后来又把刘焯任命为太史司史、云骑尉。
刘焯在众多常识之中，尤其精擅天文学，他发现历法多存谬误，多次建议修改，并创出《皇极历》，首次以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这比以前诸历精密。“定朔法”、“定气法”也是他的创作。
这些天文观点和《皇极历》在史上享有极有地位的天文巨著，但是现在，却因为和太史令张胄玄的观点相左而被排斥，而坚持自己主张的刘焯，不出意料的再次不容于群，又被罢黜了。
刘焯又一次败给了官场、败给了世道，他现在不但心灰意冷，而且身体也十分虚弱，因为他家穷得马上断粮了，吃的饭都是淡得可见碗底的粥。
这次登门造访，并不是对仕途还有念想，也不是混饭吃，而是希望杨集帮他把学术著作带去凉州，送给志同道合的知己好友刘炫。
当然了，他心中也不指望杨集会接见臭名远扬的自己，然而意外的是杨集竟然请他入府。
刘焯今年五十九，头发花白，穿着一身浆洗失色发白的麻衣，在张出尘的引领下来到了凉亭，行礼道：“草民参见大王。”
“刘先生免礼，请坐！”杨集肃手示意。
“谢大王！”刘焯坐了下来。
杨集目光锐利，在刘焯坐下时，一眼就看到他脱了线的旧靴子，而且上面还打了很多补丁，刘焯心中一窘，抱拳苦笑道：“非是草民轻率不庄重，而是另一双靴子洗了未干，只好穿这旧靴，请大王恕罪。”
人的衣着是否好坏、是否得体，代表了人对主人的尊敬轻重与否，所以刘焯才这么说。
“无妨无妨！”杨集心中叹息，刘焯好歹是太史司史，而且还有一个文散官云都尉，虽然两者都不高，可是加起来的话，每年也有不算低的俸禄，怎么这么落魄？
刘焯也知说不过去，叹息道：“家中虽有均田，但这两年收成不好，又不忍心逼迫佃户，再加上草民好书，俸禄几乎都花在书铺里去了，哎！说来当然是难为情的。”
杨集听得肃然起敬，安慰道：“但凡是人，都有自己不如意的时候，先生也不必难为情；以先生的才华，想挣钱养家还不容易？只要收徒授课，即可解决这个问题。这并非是先生没有赚钱的能力，而是不愿罢了。”
“不瞒大王，草民这次被罢职，便打算回乡授徒于闾里，致力于育人和著述。”刘焯沉吟一下，又问道：“大王，不知光伯贤弟（刘炫字光伯）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担任凉州总管府士曹，而圣人为了教化羌人等种族，让我在凉州兴办官学，推广汉学，所以我准备让刘士曹兼任凉州官学祭酒之职。”
杨集说到这里，便向刘焯说道：“只是他事务比较繁忙，且万事开头难，以一人之力恐怕很难忙得过来，我想从京城带几名夫子过去帮忙，但一时又没有好人选。先生如今闲赋在家，不如就随我去凉州好了，这样既能与刘士曹一起完善经典，又能育人著述，可谓是一举两得。”
刘焯听得怦然心动，但沉吟片刻，还了摇了摇头，苦笑道：“大王好意，草民心领、也很心动。可是这职务，草民却是万万担不得的。”
说着，他把带来的方方正正大包裹放在一边，说道：“草民这些年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七曜历书》等涉及日月运行、山川地理的著作进行研究，编出了《稽极》、《历书》；还根据各派学说，整理出《五经述议》，恳请大王交待光伯贤弟，让他闲暇之余，代为斧正。”
杨集看了那个绸缎大包裹，又对比了一下的衣着，心知刘焯对这包裹里的书籍珍视异常，不过他此时更在意刘焯这个人，于是不解的问道：“先生为何不愿去凉州育人呢？你们聚在一起探讨不是更好吗？”
刘焯说道：“草民臭名远扬，既不容于官场，也不容于士林；不想给大王、光伯增加麻烦。”
“什么叫臭名远扬？”杨集嗤之以鼻的摇了摇头，由于刘炫是知名大师，且又是他的下属，所以他对于“二刘”不容于官场、士林的缘由知之甚详，冷笑道：“自先秦至今，凡学识渊博、精通儒学的人，没有几个超过你和刘士曹；可以说，如果你们二人是孔家、或是五姓七宗子弟，名气和地位定然超过活在汉末的郑玄。何以你连个从九品下的太史司历都守不住？是因为你是寒士，是因为你的能力和成就已经超过世家门阀伪造出来的一切‘大儒’，但是你又不愿违心的承认他们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所以他们利用影响力、喉舌抹黑你，令你无法立足于官场、士林；如果你愿意投靠他们、不管是非的为他们摇旗呐喊，那你‘儒道宗师’的名声一日之间就可以传遍天下，就算是圣人，也不能不许你相应的官职和地位。但是你和刘士曹都没有，所以，你们才沦落到这一步。若是他们现在就为你们两人立传，恐怕你们都不认识那上面写的是你们。”
说到这里，杨集向侍立一旁的李大亮说道：“两位刘先生如今的名声，就是因为他们坚守原则、保持初心、不愿和肮脏的灰色势力为伍，而被逼迫出来的结果；由此也可见，一名好官要想排除万难，始终不忘初心的公正廉洁，是件异常艰难之事。”
“既然两位刘先生做到，我觉得我也能。”李大亮肃然道。
“我拭目以待！”
杨集点了点头，又郑重的向刘焯说道：“刘先生，我要的是真实有效的知识、要的是各种经典之初衷，而不是别人曲解出来的东西。只有用这些知识来育人，才不会误人子弟、遗祸后人。至于别的，我并不在乎。这一切，于国于民同样有利，这不正是你一向的志向吗？”
话说到这份上了，刘焯也不再矜持，便站起身，深深的行了一礼：“既如此，那草民也不矫情了，愿以此残躯助大王一臂之力。”
“就这么说定了！”杨集笑道：“我是凉州总管，不久就就要去凉州治理地方，但是总管府佐官始终没有配齐，许多人都是身兼数职，我会向圣人说明你的情况。”
“多谢大王。”刘焯知道各总管府的总管虽然没有任免权，但却可以推荐除长史、司马、诸曹以外的佐官，如诸曹之下的丞、都事、考功等等。而且凉州是大总管府，佐官品阶都不低。
“要说多谢的是我！”杨集说道：“因为你和刘士曹的五经释义是我急须之义疏。”
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官方思想就是儒家独尊，其它思想一概禁锢。但是该思想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董仲舒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容纳了道、法、墨、阴阳五行等家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最终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等儒家形成儒家独尊天下的局面，儒家内部在解读先人经典之时，却众说纷纭，从而形成了众多师说不一的流派，有的流派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存在，最终反目成仇。
五经中的《诗经》分为齐、鲁、韩三派；《尚书》分为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周礼》，其中《礼记》又分大小戴；《易经》分为施、孟、京、梁邱四派，《春秋》既分公羊、谷二传，公羊派又有颜、严之学。
经学史上称这些大分歧为“师法”。
后来经学大师们又在“师法”的旗号下衍生出新的学说，由于经学大师的家族以此演说教育后人，于是这又被称为“家法”，而“家法”又分出各种异端学说。使整个儒学体系就像树干分枝、枝又分枝，大多远离根本、经义难明。
最后各个流派都希望统一学说，将儒学归于本源，于是在隋朝之前，曾出现三次儒学讨论大盛会，首先是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其次是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遍注群经。
石渠阁盛会主要是讨论内部师说繁粹问题，然而讨论的结果不仅没有统一观点，反而加剧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盛会重点是讨论今古文分歧，结果著出来的《白虎通义》，重点采用董仲舒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对古文经说优秀内容无所取正，不仅没有达到统一学术的目的，反而加剧了迷信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而董仲舒用来约束君权的天人感应学说，也被弄得面目全非。
这种情况在战火纷飞的魏晋南北朝还是无所谓，大家都以统一天下为重，没有哪个皇帝在意这些。但是大隋王朝统一天下之后，杨坚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并在开皇七年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名优秀学子，前来国子监学习，然而令人尴尬的一幕立即出现了。
首先是办学，办学是很容易，但却没有统一的释义来当授课教材，百个老师面对一条经文时，产生出一百种解读方式，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其次是杨坚令国子监学生考秀才科、明经科，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考生写的答案谁都对、谁都不对，各个观点不一的阅卷官员也不能统一，最后傻傻打不出分、无法评出甲乙丙丁。
杨坚大动肝火，立即召集天下大儒集中于大兴城，令负责修订典籍、整理图书的秘书省官员和天下大儒辨论，使秘书省官员修订出来的典籍释义，在与大儒辩论中得以进一步完善，终级目的是使五花八门的释义走向统一，为教育统一教材、为取士统一答案，以免出现一条经义，出现几十上百种都正确、都不正确的解答。
大隋王朝在文学艺术上呈现出来的盛况，颇有几分百家争鸣的味道，故而世称“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刘焯编撰《五经述议》的初衷，便是源于此。
而刘炫在经学上的成就更了不起，他著有《五经正名》十二卷、《论语述议》十卷、《春秋述议》四十卷、《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规过》三卷、《孝经述议》五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等著作、并与诸儒修订《五礼》。其中《春秋规过》三卷，是专门给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挑毛病的作品，杜预是西晋文武双全的大臣，他的《集解》是流行于大隋王朝的权威著作，刘炫敢向权威发起挑战，可谓艺高人胆大。但是他的所有成就，却让在朝供职的名士、经学大师尽皆心服口服，纷纷担保其所言无谬。
然而刘焯、刘炫姓刘不姓孔，更不是五姓七宗、世家门阀的子弟，所以他们在经学、天文、历法、算学上的成就，一概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倒是后来的孔颖达，在奉命撰写《五经正义》时，皆以二刘义疏为稿本，结果人家因为姓孔，于是轻轻松松的成为名垂千秋的大儒；而李淳风，也依据刘焯的《皇极历》造出《麟德历》，又被推为名历之一。
而杨集本人，对于儒学没有半点恶感。
虽然儒家学在后世被一些极端分子说成华夏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是禁锢思想、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落后思想，但杨集始终不赞同这种观点。
毕竟自汉以来，儒家学说便是统治阶级扶持的正统思想，可是为何汉朝科技不落后？为何隋朝科技不落后？为何唐朝科技不落后？为何两宋的科技水平傲视世界？为何明朝舰队笑傲大洋？为何推崇德治和法制的天朝只用几十年时间就能重新傲立世界之林……说到底，还是统治阶级创造的制度在惹祸，跟信奉什么学说并没有实质关系。
儒学本身只是一门处世哲学而已，讲的是处世之道、修身养性，从思想上导人向善，对于个人和社会治安都有益，如果天下人全都没有自律、自觉、自尊、自爱等儒学推崇的善念，如果事事都要依仗律法来强行制约，那才是一个王朝最可悲之事。
只是后来的程朱理学使其进入臼巢、走向极端，而明清两朝的八股文的考试制度，令想要入仕的天下人全都走上死记硬背的僵化道路，这制度才是禁锢思想的罪魁祸首，和儒学并没有丝毫关系。
正因如此，杨集对导人向善的儒学绝不反感。
而大半内容都是源自二刘义疏的《五经正义》，既然成为千年以后都信奉的标准，这也间接说明二刘对于五经的注释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他们的义疏远比大隋其他经学大师可靠。
既然如此可靠，杨集怎么可能弃而不用？怎么可能弃短取长？
至于学术界不认同二刘义疏之事，其实只要孔家认同即可圆满解决，而孔家认同二刘观点的条件，或许只是一个爵位而已。
孔家在大隋王朝的地位一点都不高，一方面是他们属于北齐旧势力的成员之一。
另一方面是杨坚讲究依法治国，没有刻意尊儒，没有刻意示好孔家，所以他至今都没有册封过孔子、孔家人，他之前办学的目的也不是推广儒学、主推儒家，只不过诸子百家发展至今，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华夏文化体系，很难分清你我他。
如果细分到个人的话，也不能说他是某个学派的人，比如说杨素，他打仗、治国、治吏、外交、诗词、书法、绘画都是顶级水准，甚至还会设计精美的建筑图纸，你能把他划入哪一家？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掌权者，如果当权者刻意去扶持儒家，趋利之辈定然争相自我定位为儒家子弟，否则真的分不清。
要是杨坚以孔家眼馋已久、期待已久的名分当条件，他们能不认同二刘正确的义疏才怪。
对朝廷来说，却因此多了内容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答案，若不早点统一，教育和科举依然被教材标准、答案标准卡死，迟迟无法推广。
……
寒暄了一会儿，杨集一直将刘焯送出了大门，说道：“先生请放心，明天吏部必有结果。”
刘焯在这个问题上不便说什么，只好拱手道：“草民会在家里静候消息。”
这时，奉命去准备的李大亮急匆匆的牵来一匹马，马背上有两坛葡萄酒、一个鼓鼓的马袋。杨集接过缰绳，递给了刘焯：“这是给先生代步的马匹，马背上的两坛西域葡萄酒，先生拿去品尝品尝。”
刘焯心中欢喜无限，连声称谢，又指着马袋问道：“这是……？”
杨集说道：“马袋之中有百颗银珠（百两），也是给先生的安家费。”
刘焯愕然：“安家费？”
“正是！”杨集调侃道：“先生没有了后顾之忧，才能在凉州安心帮我做事，这样办事效率自然大增，这也是我的私心之一，请先生务必笑纳。”
刘焯也不推拒，感激的深施一礼：“大王之恩，草民铭记于心！”
杨集向他拱了拱手。
刘焯翻身上马，扬长而去。
杨集正要回府，一匹快马狂奔而来，马上坐的是一名宦官，遥遥说道：“圣人急召卫王入宫议事，请禀报卫王，令他速速入宫觐见。”那名宦官不待有人回应，便又向远处奔去，显然是去通知坊内其他官员。
杨集心知这必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否则传令宦官也不会这般着急，他不敢有所怠慢，连忙入府更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