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幅员万里，十里不同雨百里不同风，不存在能同行天下的正策。同样一个命令，在这里是善政，在另一处地方可能就是恶政。小侄去过的地方有限，任亲民官的就只这一处，是以眼下所言多是从江宁出发，但也未必不能覆盖整个东南。世伯行新法，上为朝廷，下为百姓，本该是皆大欢喜，朝廷有了银两，百姓免去杂役，是一举两得之事。以东南民田为论，一家有限之田，口粮尚且不足，还要广种杂项完课，这于百姓而言，就是极大拖累，乃至田地都成了负担。再比如过去一家按丁派役，不考虑一家人的生计，同样也是衙门自己省事，让百姓遭殃。现在的新法，改变这些，对百姓都是有实在好处。”
张居正哼了一声，“过段时间你便是我张家女婿，你我之间就不必说这些客套话了。要想听恭维，老夫只要去见上元那些文武就可以了，哪还用你？我让你到地方上，就是看看下面这些人，把老夫的新法搞成什么样子。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胥吏勾结劣绅，会让老夫的新法面目全非，让百姓人人切齿，以为我是误国害民的奸贼，才遂他们心愿。老夫派监临官下去，就是为了要搞清楚，下面的人胆子究竟有多大，行为又有多恶劣。”
范进一笑，“世伯料事如神，小侄佩服。不过这种事业不能单纯怪吏员和地方上的士绅衙役，有的时候，他们也是没办法。以江宁这种陪都为例，奴变之前，大批青壮都在士绅家里为奴仆，派役又重。朝廷如果雇人服役，会发现根本找不到人。县衙门里的户籍严重缺失，根本不能拿来收税或是派役，真正的权力，被那些吏员拿捏着，胥吏反倒挟持了上官。但是朝廷的考成法是只考核官员的，最后上下一起挤兑，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张居正看了一眼范进，“你这是说，老夫的考成法不对了？”
“小侄不敢，小侄只是觉得单纯以钱粮考核，不够准确。尤其是一些糊涂官单纯为了考成催逼地方，敲骨吸髓，不顾民间疾苦，搞不好就会引发民变，那时所用花销就不是那个县一两年赋税可以解决的问题。还有的地方，一方面收免役钱，一方面还要百姓服役，固然有吏员衙役中饱的原因，也有一层原因就是他们雇不到人。如果不摊派，就完不成役。所以小侄认为，治国先治吏，行法先治人。如果急功近利，只怕适得其反。以丈量土地为例，世伯想要为国家开垦田地的用心是好的，但是下面官吏为了完成考成，多报数字，乃至把荒坟古墓以及不能开垦的荒地都丈量进去，这便与世伯初衷相违背了。道时候那些无法耕种土地的钱粮加征，还是要派到百姓头上，这救民就成了害民。”
当今天下够胆子在张居正面前说这些话的大臣怕是超不过十个，有一些反对新法的，也未必有范进看的那么透彻。更何况张居正与他们先有了成见，于对方的话也未必往心里去。范进这个准女婿又是自己门下急先锋，为了帮助自己夺情各种阴险手段齐出，可以确定是自己门下铁杆忠臣王牌打手。这样的人说话肯定是为了自己好，连他都说出来这些，可见问题确实存在。
张居正沉吟片刻，“你是说，老夫派去的监临官报喜不报忧？为了推行新法，甚至联合了下面的大臣骗我？”
“大家只是心太急而已。”范进道：“一个要通行全国的新法，肯定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形做出调整，不能一成不变。可是现在大家的心太急，总想在老人家面前立个头功，都以丈量田产，或是征收钱粮为荣，甚至以此为得官不二法门，百姓就要遭难了。”
张居正其实心里也知，自己的做法过于激进。但是眼下天子年龄渐涨，他日一旦亲政，是否还会按着自己的路走下去，他心里也拿不准。至少要在天子亲政时，给他看到一个成绩，他才能继续支持新法，不至于反复。
这种心思能对人言的部分不多，在自己女婿面前，张居正也不能完全透露。如果让下面人觉得自己这个首辅不是万能，他们又怎么敢冲锋陷阵，披荆斩棘？他叹息口气道：“退思博学多闻，应知前朝王荆公故事。彼时新法未成，便为旧党尽数废除，乃至为了与其相反，连到手的土地都要送出去。其危害远比新法之前更坏，我大明如今一样有旧党。如果不快一点，只怕他们也会如前朝奸佞一般，为了新旧之争，坏了国家大事。”
“世伯，小侄认为前朝新法之败非败于旧党，乃败于自身。王荆公新法，本就是只重法，而不重人。结果看上去很好的法度，到下面就是害民的恶政，乃至为了新法而新法的事更是层出不穷。比如青苗法，本心确实是好的，小侄在上元也搞青苗贷。但是这等事的前提一定是自愿，结果当时的官吏强迫百姓借贷，把青苗法当成盘剥百姓乃至自己中饱的利器，这简直岂有此理！免役钱也是一样，交过了钱还要服役，谁能欢喜？日久天长，新法成了众矢之的，本就摇摇欲坠，旧党做的不过是在上面推了一把，就大功告成。如果新党自己不出问题，旧党想要掀翻新法，也没那么容易。”
张居正沉吟片刻，“那假若以你为新党，彼时如何行事？”
“行法先治人！先选拔绝对可靠的官员，以一两州为示范，在那里推行新法，他处不变。将新旧比较给皇帝看明白，也让自己看清楚。新法究竟有何不足，可以及时改进，旧法有何可参考处，也不能放弃。船下好调头，有问题查漏补缺也很容易。只要新法确实是善政，民众自有选择，到时推行新法，就是顺理成章。而在试点之时，再另外栽培一批官员，保证他们一可靠二可用，等到新法推行，再把他们派下去，以此类推循序渐进。这样推行新法的速度会很慢，也许几十年都不能遍布全国，但是会很稳。要告诉官员，让他们去行新法的目的，是为了老百姓。多交钱粮不如百姓安居，以民心为考量基准。监临官要视察民间，如果有民变自然革职，如果民众切齿，称其为酷吏，也一样要罢黜。”
“慢！新法有利国家，有时难免不能照顾黎民。”
“那也要让百姓觉得自己被照顾了。有些命令不一定非要执行，如果要执行不可，也要让百姓知道，他们的父母官是豁出去命去为他们争，但是没有争过。并且尽量为百姓争取了宽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好。这样百姓的怨气就不会发散在官员和朝廷身上，即使有人煽动作乱，也不至于真成大祸。小侄听说，就在世伯桑梓，都险些出了反贼。”
张居正面色略有些沉重，摆手道：“你不必遮掩，就是卿卿对你说的。老夫也不曾想到，江陵那里的官如此颟顸无用，民怨沸腾，几成不可挽的局势。若不是老夫处置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范进心知江陵当地的问题，张家人自己要承担起码七成责任。已死的张文明为非作歹是地方一害，张居正的小舅子连江陵本地知县都敢打，张家人的行事作风不问可知，百姓没有怨气才怪。不过这话不能说，只好道：
“那些官吏不一定比别处的官吏差，他们只是懒。习惯了做官老爷，在衙门里享福，外面的事交给吏员衙役，到时候只要完成钱粮课税，自己就算功德圆满，于牧民之道相去甚远。百姓不再相信官府，有了委屈不愿意讼官，只在心里压着。日久天长压不住，就想着发谢。再有人煽动蛊惑，就可能导致民变。之所以大家没闹事，还是相爷名声在外，人们不相信地方官，但是相信相爷会为他们主持公道，所以世伯一声令下，才能那么容易就把乱臣贼子一网打尽。”
张居正忆家乡之事，局面并非那么容易处置，以自己的才干，外加湖广精兵正好驻扎于江陵，也是很废了一番手脚，才把那伙人消灭。以战斗力算，那帮人绝对算得上悍贼。不过范进所说的话确实也有道理，正是靠着自己的名望，很多人不肯附逆，真正抵抗官兵的人并不多，不少团练乡约还出兵助剿，才保证那些人没一个逃脱。如果当时的局面变成百姓都起来对抗官兵，那胜负就难说了。
他看着范进，“那你说该当如何，才叫合格的牧民官？”
“牧民如牧羊。如果只用牧羊犬，那当然轻松了，自己找个地方一躺就是了。可是日久天长，羊只认牧羊犬，认不得牧羊人，因为两下离得太远了。乃至把牧羊犬做的坏事欺负自己的仇恨，也记到牧羊人头上，牧羊人没有惩罚牧羊犬，背这个锅也应该。照这么发展下去，官就很难管住民。要想让百姓认同官府，首先就是要让他们离得足够近。百姓能看到自己的父母官，能让父母官为自己做主争利益，自然就会认同他。哪怕最后真吃了亏，也就认了。毕竟百姓还是好哄的，只要肯用心，就能哄住。这次冯邦宁在江宁的行为，按说千刀万剐百姓才能解恨，可是只打了几板子，不疼不痒，老百姓也就满意了，原因就在于此。”
“退思，所以你你这次要求罢内织染局，改为官督商办，就是为了让百姓满意？我承认，这样确实于商贾及百姓有利，于万岁而言也未必是坏事。可是这样一来，可知要得罪多少宦官？毕竟他们都指望着内织染局发财。你又能给他们什么好处，让这些人不记恨你？为了一二商贾，就得罪中官内侍，你这样做于国确实有益，但对你自己，只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闯祸精，要想让我支持你的主张，就给我一个过得去的理由。”
范进点点头，随即答道：“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两个字：公道。老百姓要公道，商人也要公道！这次查抄黄恩厚，不算报效朝廷，他自己这些年积累私财达六十八万两有奇，这还没算上他在老家盖的房子，以及在家乡追赃的进一步结果。这些钱不管是河工还是漕运款，说到底都是民脂民膏。江宁的商贾被他迫害的事更是不胜枚举！他们心里如何不怨？万岁花了钱，百姓不高兴，这样的衙门，还有什么设立的意义？至于宦官能得到什么利益，小侄说不好，但是小侄可以给天子带来利益，宦官为天子家奴，主人家有了利益，做奴婢的就吃点亏也是应当。”
张居正道：“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就以你说的官督商办，做主的就成了商人。商人重利而轻国法，如何保证这些人用心？官督其实是督不住的，未来势必变成商贾尾大不掉要挟官员，这一点退思可曾想过？”
“商贾求财，并不至于尾大不掉，只要在总商上想想办法，势不可能要挟官府。国初百业凋敝，国无积粟，所以才要重农抑商，以求粮食丰盈。如今国泰民安，粮食的情形已经比国初改善许多，无粮不稳无商不富，也是时候该考虑商道了。”
范进心里暗自嘀咕着，大明朝自己是个什么作风，难道心里没数？把富翁巨商当肥鹅杀的事干了多少，自己心里清楚着。搞得现在东南地区有钱人都以存钱为愚蠢象征，商人怎么可能尾大不掉？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商人自己能对抗官府的错觉，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国家大事之中，然后懂得存钱，才是对整个国家最有利的事。不过这些话只好闷在心里，嘴上不提。
“商道兴旺，物资便可流通，南北杂货互通有无，将整个大明国土做成一盘活棋。边关上的粮食，由商人运输，缺米的地方也可以让商人把粮食贩卖过去。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些地方没有米吃，一些地方却要把粮食烧掉。当然，朝廷在里面也要控制，这就是小侄说的官督。要督就要有本钱，小侄提议官收粮食，就是保证藏粮于国，藏富于民。国库当然需要钱，但是官府的风格世伯是知道的，钱存的一多，就有无数人眼热想把他们花掉。前朝的封桩钱，也没逃脱这种厄运。如今国用不足，积累些钱财自是应该，为了国库充盈之后，想要保住这笔钱，只怕花的心思气力更多。”
张居正点头道：“那事我想过了。不过那时候费心费力，总好过为了没钱发愁。这就是我要问你的下一件事，官督总要有钱，想要藏粮于国，也要有钱买米，这部分钱财从哪里来？诚然，黄恩厚的赃款我可以做主留在江宁，修水利买粮食都够了，可是将来怎样？你的后任总不能光指望杀肥鹅，你得给他们想条路，也得给东南官场想条路。”
“这一点小侄想过了，不过开源节流四字。世伯管理官吏，节流上已经做到极致，下一步就是开源。”
张居正摇头道：“开海？你该不会也和那狂徒一样，想要大明水师去攻打诸夷，搞什么殖民？”
“无知妄语不值一提。海外封国难以遥制，云南一个黔国公，朝廷办起来都如履薄冰，若是海外之地，怎么保证为朝廷所用，二三锦衣携中旨一封，即可擒拿十万边军之主将。这种事在海外万不可得，我们不能给任何人造反的机会，海外封疆势必不可。但是除了海外封疆裂土，还有一个办法开源：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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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哼了一声，“过段时间你便是我张家女婿，你我之间就不必说这些客套话了。要想听恭维，老夫只要去见上元那些文武就可以了，哪还用你？我让你到地方上，就是看看下面这些人，把老夫的新法搞成什么样子。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胥吏勾结劣绅，会让老夫的新法面目全非，让百姓人人切齿，以为我是误国害民的奸贼，才遂他们心愿。老夫派监临官下去，就是为了要搞清楚，下面的人胆子究竟有多大，行为又有多恶劣。”
范进一笑，“世伯料事如神，小侄佩服。不过这种事业不能单纯怪吏员和地方上的士绅衙役，有的时候，他们也是没办法。以江宁这种陪都为例，奴变之前，大批青壮都在士绅家里为奴仆，派役又重。朝廷如果雇人服役，会发现根本找不到人。县衙门里的户籍严重缺失，根本不能拿来收税或是派役，真正的权力，被那些吏员拿捏着，胥吏反倒挟持了上官。但是朝廷的考成法是只考核官员的，最后上下一起挤兑，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张居正看了一眼范进，“你这是说，老夫的考成法不对了？”
“小侄不敢，小侄只是觉得单纯以钱粮考核，不够准确。尤其是一些糊涂官单纯为了考成催逼地方，敲骨吸髓，不顾民间疾苦，搞不好就会引发民变，那时所用花销就不是那个县一两年赋税可以解决的问题。还有的地方，一方面收免役钱，一方面还要百姓服役，固然有吏员衙役中饱的原因，也有一层原因就是他们雇不到人。如果不摊派，就完不成役。所以小侄认为，治国先治吏，行法先治人。如果急功近利，只怕适得其反。以丈量土地为例，世伯想要为国家开垦田地的用心是好的，但是下面官吏为了完成考成，多报数字，乃至把荒坟古墓以及不能开垦的荒地都丈量进去，这便与世伯初衷相违背了。道时候那些无法耕种土地的钱粮加征，还是要派到百姓头上，这救民就成了害民。”
当今天下够胆子在张居正面前说这些话的大臣怕是超不过十个，有一些反对新法的，也未必有范进看的那么透彻。更何况张居正与他们先有了成见，于对方的话也未必往心里去。范进这个准女婿又是自己门下急先锋，为了帮助自己夺情各种阴险手段齐出，可以确定是自己门下铁杆忠臣王牌打手。这样的人说话肯定是为了自己好，连他都说出来这些，可见问题确实存在。
张居正沉吟片刻，“你是说，老夫派去的监临官报喜不报忧？为了推行新法，甚至联合了下面的大臣骗我？”
“大家只是心太急而已。”范进道：“一个要通行全国的新法，肯定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形做出调整，不能一成不变。可是现在大家的心太急，总想在老人家面前立个头功，都以丈量田产，或是征收钱粮为荣，甚至以此为得官不二法门，百姓就要遭难了。”
张居正其实心里也知，自己的做法过于激进。但是眼下天子年龄渐涨，他日一旦亲政，是否还会按着自己的路走下去，他心里也拿不准。至少要在天子亲政时，给他看到一个成绩，他才能继续支持新法，不至于反复。
这种心思能对人言的部分不多，在自己女婿面前，张居正也不能完全透露。如果让下面人觉得自己这个首辅不是万能，他们又怎么敢冲锋陷阵，披荆斩棘？他叹息口气道：“退思博学多闻，应知前朝王荆公故事。彼时新法未成，便为旧党尽数废除，乃至为了与其相反，连到手的土地都要送出去。其危害远比新法之前更坏，我大明如今一样有旧党。如果不快一点，只怕他们也会如前朝奸佞一般，为了新旧之争，坏了国家大事。”
“世伯，小侄认为前朝新法之败非败于旧党，乃败于自身。王荆公新法，本就是只重法，而不重人。结果看上去很好的法度，到下面就是害民的恶政，乃至为了新法而新法的事更是层出不穷。比如青苗法，本心确实是好的，小侄在上元也搞青苗贷。但是这等事的前提一定是自愿，结果当时的官吏强迫百姓借贷，把青苗法当成盘剥百姓乃至自己中饱的利器，这简直岂有此理！免役钱也是一样，交过了钱还要服役，谁能欢喜？日久天长，新法成了众矢之的，本就摇摇欲坠，旧党做的不过是在上面推了一把，就大功告成。如果新党自己不出问题，旧党想要掀翻新法，也没那么容易。”
张居正沉吟片刻，“那假若以你为新党，彼时如何行事？”
“行法先治人！先选拔绝对可靠的官员，以一两州为示范，在那里推行新法，他处不变。将新旧比较给皇帝看明白，也让自己看清楚。新法究竟有何不足，可以及时改进，旧法有何可参考处，也不能放弃。船下好调头，有问题查漏补缺也很容易。只要新法确实是善政，民众自有选择，到时推行新法，就是顺理成章。而在试点之时，再另外栽培一批官员，保证他们一可靠二可用，等到新法推行，再把他们派下去，以此类推循序渐进。这样推行新法的速度会很慢，也许几十年都不能遍布全国，但是会很稳。要告诉官员，让他们去行新法的目的，是为了老百姓。多交钱粮不如百姓安居，以民心为考量基准。监临官要视察民间，如果有民变自然革职，如果民众切齿，称其为酷吏，也一样要罢黜。”
“慢！新法有利国家，有时难免不能照顾黎民。”
“那也要让百姓觉得自己被照顾了。有些命令不一定非要执行，如果要执行不可，也要让百姓知道，他们的父母官是豁出去命去为他们争，但是没有争过。并且尽量为百姓争取了宽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好。这样百姓的怨气就不会发散在官员和朝廷身上，即使有人煽动作乱，也不至于真成大祸。小侄听说，就在世伯桑梓，都险些出了反贼。”
张居正面色略有些沉重，摆手道：“你不必遮掩，就是卿卿对你说的。老夫也不曾想到，江陵那里的官如此颟顸无用，民怨沸腾，几成不可挽的局势。若不是老夫处置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范进心知江陵当地的问题，张家人自己要承担起码七成责任。已死的张文明为非作歹是地方一害，张居正的小舅子连江陵本地知县都敢打，张家人的行事作风不问可知，百姓没有怨气才怪。不过这话不能说，只好道：
“那些官吏不一定比别处的官吏差，他们只是懒。习惯了做官老爷，在衙门里享福，外面的事交给吏员衙役，到时候只要完成钱粮课税，自己就算功德圆满，于牧民之道相去甚远。百姓不再相信官府，有了委屈不愿意讼官，只在心里压着。日久天长压不住，就想着发谢。再有人煽动蛊惑，就可能导致民变。之所以大家没闹事，还是相爷名声在外，人们不相信地方官，但是相信相爷会为他们主持公道，所以世伯一声令下，才能那么容易就把乱臣贼子一网打尽。”
张居正忆家乡之事，局面并非那么容易处置，以自己的才干，外加湖广精兵正好驻扎于江陵，也是很废了一番手脚，才把那伙人消灭。以战斗力算，那帮人绝对算得上悍贼。不过范进所说的话确实也有道理，正是靠着自己的名望，很多人不肯附逆，真正抵抗官兵的人并不多，不少团练乡约还出兵助剿，才保证那些人没一个逃脱。如果当时的局面变成百姓都起来对抗官兵，那胜负就难说了。
他看着范进，“那你说该当如何，才叫合格的牧民官？”
“牧民如牧羊。如果只用牧羊犬，那当然轻松了，自己找个地方一躺就是了。可是日久天长，羊只认牧羊犬，认不得牧羊人，因为两下离得太远了。乃至把牧羊犬做的坏事欺负自己的仇恨，也记到牧羊人头上，牧羊人没有惩罚牧羊犬，背这个锅也应该。照这么发展下去，官就很难管住民。要想让百姓认同官府，首先就是要让他们离得足够近。百姓能看到自己的父母官，能让父母官为自己做主争利益，自然就会认同他。哪怕最后真吃了亏，也就认了。毕竟百姓还是好哄的，只要肯用心，就能哄住。这次冯邦宁在江宁的行为，按说千刀万剐百姓才能解恨，可是只打了几板子，不疼不痒，老百姓也就满意了，原因就在于此。”
“退思，所以你你这次要求罢内织染局，改为官督商办，就是为了让百姓满意？我承认，这样确实于商贾及百姓有利，于万岁而言也未必是坏事。可是这样一来，可知要得罪多少宦官？毕竟他们都指望着内织染局发财。你又能给他们什么好处，让这些人不记恨你？为了一二商贾，就得罪中官内侍，你这样做于国确实有益，但对你自己，只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闯祸精，要想让我支持你的主张，就给我一个过得去的理由。”
范进点点头，随即答道：“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两个字：公道。老百姓要公道，商人也要公道！这次查抄黄恩厚，不算报效朝廷，他自己这些年积累私财达六十八万两有奇，这还没算上他在老家盖的房子，以及在家乡追赃的进一步结果。这些钱不管是河工还是漕运款，说到底都是民脂民膏。江宁的商贾被他迫害的事更是不胜枚举！他们心里如何不怨？万岁花了钱，百姓不高兴，这样的衙门，还有什么设立的意义？至于宦官能得到什么利益，小侄说不好，但是小侄可以给天子带来利益，宦官为天子家奴，主人家有了利益，做奴婢的就吃点亏也是应当。”
张居正道：“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就以你说的官督商办，做主的就成了商人。商人重利而轻国法，如何保证这些人用心？官督其实是督不住的，未来势必变成商贾尾大不掉要挟官员，这一点退思可曾想过？”
“商贾求财，并不至于尾大不掉，只要在总商上想想办法，势不可能要挟官府。国初百业凋敝，国无积粟，所以才要重农抑商，以求粮食丰盈。如今国泰民安，粮食的情形已经比国初改善许多，无粮不稳无商不富，也是时候该考虑商道了。”
范进心里暗自嘀咕着，大明朝自己是个什么作风，难道心里没数？把富翁巨商当肥鹅杀的事干了多少，自己心里清楚着。搞得现在东南地区有钱人都以存钱为愚蠢象征，商人怎么可能尾大不掉？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商人自己能对抗官府的错觉，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国家大事之中，然后懂得存钱，才是对整个国家最有利的事。不过这些话只好闷在心里，嘴上不提。
“商道兴旺，物资便可流通，南北杂货互通有无，将整个大明国土做成一盘活棋。边关上的粮食，由商人运输，缺米的地方也可以让商人把粮食贩卖过去。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些地方没有米吃，一些地方却要把粮食烧掉。当然，朝廷在里面也要控制，这就是小侄说的官督。要督就要有本钱，小侄提议官收粮食，就是保证藏粮于国，藏富于民。国库当然需要钱，但是官府的风格世伯是知道的，钱存的一多，就有无数人眼热想把他们花掉。前朝的封桩钱，也没逃脱这种厄运。如今国用不足，积累些钱财自是应该，为了国库充盈之后，想要保住这笔钱，只怕花的心思气力更多。”
张居正点头道：“那事我想过了。不过那时候费心费力，总好过为了没钱发愁。这就是我要问你的下一件事，官督总要有钱，想要藏粮于国，也要有钱买米，这部分钱财从哪里来？诚然，黄恩厚的赃款我可以做主留在江宁，修水利买粮食都够了，可是将来怎样？你的后任总不能光指望杀肥鹅，你得给他们想条路，也得给东南官场想条路。”
“这一点小侄想过了，不过开源节流四字。世伯管理官吏，节流上已经做到极致，下一步就是开源。”
张居正摇头道：“开海？你该不会也和那狂徒一样，想要大明水师去攻打诸夷，搞什么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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