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明帝国庞大疆域内，名义户口大概是四千万左右，但是这只是税基人口而非实际人口。以明朝那可怜的行政能力加上官吏的工作水平，准确统计户口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根据部分学者推算，当下大明朝的人口总数应该不下一亿，从比例看，其中文盲加法盲双盲比例，要占八到九成。虽然大明律并不算复杂，即使加上大诰，其总量也无法跟后世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相比。但是对大多数当下百姓而言，依旧不知所谓王法具体包括什么内容。
普通百姓只保持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种朴素的法律观点，更多时候乡规族法，代替了大明司法，在乡间发挥着作用。诸如寡妇与人私合要沉潭浸猪笼之类野蛮的私刑，并不被大明律所支持，却依旧在乡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甚至能存在到几百年后，归根到底也是由民风民情所决定。
大明朝之所以形成乡绅政治的局面，固然有朱元璋吏员无故不得下乡国策，导致乡绅坐大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出，由于科技及物质条件的硬性限制，大明即使想管理到乡村一级，也力有未逮。
这个时代大多数乡间百姓终其一生，未必会进城，就像小范庄这种以农业为主业的村庄，普通百姓一辈子也未必会进省城一次。对于朝廷正策制度的了解，要么靠货郎要么就是靠乡绅族长科普。正策制定成什么样没有意义，最后被宣贯成什么样，才真正能作用到百姓身上。
对于国法王章一无所知的百姓，由于不识字，即便皇榜贴遍城市，也不知道上面写的为何物，更何况这类东西也贴不到乡下。大家只能从乡绅、生嘴里了解朝廷又下了什么命令，或是推行了什么制度。
朝廷之所以要厚待生，原因之一，就是生是朝廷与百姓连接的桥梁之一。他们只需要稍微歪曲篡改一下榜文内容，又或者在句读上加上一点变化，就足以让好经变歪，甚至引得地方大乱。而生也靠着掌握这种渠道，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不管是普法还是普及教育，都是生所不愿意做的事。究其根本，就是这样做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及权限。
范进现在做的，就是大明朝读人基本都不愿意做的事，向广大乡民普及明朝法律。当然，为了不动摇族长及甲首的统治基础，这种普及必须有所选择，只限于人丁田亩的税收，以及徭役征发这一部分，刑民法条基本不会涉及。
明朝的粮税其实并不高，即使加上耗羡、摊派等等，依旧不至于让百姓无力承担，真正要命的，实际是役。在明朝的思想里，认为民众接受朝廷命令动员起来从事各种大规模工程，是天经地义之事。
这就导致明朝各项正杂役层出不穷，每一项指派到百姓头上，都必须放下自己的工作，立刻去完成朝廷命令。这也是为什么国初严格路引，不让百姓离家十里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不离开家派役时就不至于找不到人。
秀才举人免丁役的特权，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多人产生兴趣，就因为这些役实在对家庭损害太大，一个家庭若是命运不好，摊上几次朝廷徭役，差不多就要家破人亡。乃至刚刚成亲就被拉去服役的明版万喜良故事，已经不知出过多少，为了避免服役，投身为奴者不知凡几，足见这种制度于普通百姓的损害。
这种不合人情的力役制度，在嘉靖之前，就已经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朝中不少大臣向皇帝剖析利害，经过几代努力，情形已经大有好转。眼下虽然仍旧有繁杂的派役制度，但是一部分役已经可以通过给钱的方式来抵消，也就是所谓的银役。像广东就搞过均平银制度，就是交钱代替服役。
交一定数字的钱，抵掉自己应服之役，朝廷拿到银子，又可以靠这笔钱去雇佣流民及无业者完成工作。既没有耽误正事，又让那些失业者处于监管中，减少社会治安压力，实是一举多得之事。以大小范庄这次面对的拉夫令为例，户籍里有田的百姓，都可以通过交钱，折代服役，让两广总督用这笔银子去招募城市流民来充当民壮，就不用耽误农时影响来年收成，更不至于搞的乡村大乱。
力役抽丁时要考虑到每一家的具体情况，单丁不抽，三到五丁者，才能抽一丁去服役，一旦一家有人去服某种役，那么其他的役原则上就不该再派到这家头上，以免对百姓生活造成影响，破坏农业生产。
一百名夫子这个数字，已经远超大小范庄承受范围，按照范进计算，这应该是县里派给整个金沙乡的服役数字。但是洪承恩利用自己的权力，把一个乡应承担的徭役，推给了范庄这两个村子来承受，也就是之前惯用的轮役法，把役摊派给一个社，整个乡的负担都由范氏两村来承担。
范长旺、范长友两人，同样是无知村老，并不了解朝廷有这种制度。读人之所以能受人尊敬，就在于他们认识字，能看明白朝廷榜文，了解天下大事，百姓想问点什么，就只能去问读人。
等听到范进做了科普，范家庄的人先是阵阵欢喜。知道自己头上的徭役，实际没有想象中那么重，随即又愤怒起来。
“洪家庄欺人太甚！十八村丁役，居然要我们两个村子来承担，这不是骑在我们头上拉使！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们洪家要敢来咱们村子拉丁，就打死他们！”
“没错，打死他们！杀他几个人，也好让他知道，我们范庄不是好欺负的！大不了村子里使出钱，买一个人去抵命，总是不能让他洪家太过舒坦。”
范进咳嗽两声，喝止众人道：“乡亲们，且不可冒失冲动！现在是我们有理的官司，不要因为自己的莽撞，把自己变成无理。洪承恩胡乱摊派，欺压我们范庄，我们却不和他撕打，有什么话，只管到衙门里去说。等到钱粮征集完成，我们不送到洪家，自己送到衙门去。等到了衙门，面见县太爷，自然可以讲道理。”
一名范家子弟道：“九叔，我们自己送到衙门怕是不行。衙门里的各位老爹最是凶恶，当初有人也嫌送粮到粮长那，要加征一成耗羡克扣太过，想直接送到衙门里。哪知衙门里的老爹说这不合规矩，拒绝接收，偏又不放人走，说是要等粮长来当面理论清楚。结果一来一，光是在省城食宿，就害的他几乎倾家荡产。等到粮长来后，当面过秤，又说粮食短缺两成，要那人自己赔付，最后逼的那村甲首自尽。有这等事在，谁还敢自己去送粮啊。”
胡屠户却朝那人吐了口唾沫，“蠢材！你这脑壳，只合一辈子土里刨食，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咱们有进仔在，还用怕衙门里的老爹么？有案首送粮，我看衙门里谁还敢找咱麻烦，只管按进仔说的做，保证无事！这咱们到衙门里，要好好告姓洪的一状！看看谁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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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百姓只保持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种朴素的法律观点，更多时候乡规族法，代替了大明司法，在乡间发挥着作用。诸如寡妇与人私合要沉潭浸猪笼之类野蛮的私刑，并不被大明律所支持，却依旧在乡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甚至能存在到几百年后，归根到底也是由民风民情所决定。
大明朝之所以形成乡绅政治的局面，固然有朱元璋吏员无故不得下乡国策，导致乡绅坐大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出，由于科技及物质条件的硬性限制，大明即使想管理到乡村一级，也力有未逮。
这个时代大多数乡间百姓终其一生，未必会进城，就像小范庄这种以农业为主业的村庄，普通百姓一辈子也未必会进省城一次。对于朝廷正策制度的了解，要么靠货郎要么就是靠乡绅族长科普。正策制定成什么样没有意义，最后被宣贯成什么样，才真正能作用到百姓身上。
对于国法王章一无所知的百姓，由于不识字，即便皇榜贴遍城市，也不知道上面写的为何物，更何况这类东西也贴不到乡下。大家只能从乡绅、生嘴里了解朝廷又下了什么命令，或是推行了什么制度。
朝廷之所以要厚待生，原因之一，就是生是朝廷与百姓连接的桥梁之一。他们只需要稍微歪曲篡改一下榜文内容，又或者在句读上加上一点变化，就足以让好经变歪，甚至引得地方大乱。而生也靠着掌握这种渠道，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不管是普法还是普及教育，都是生所不愿意做的事。究其根本，就是这样做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及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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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粮税其实并不高，即使加上耗羡、摊派等等，依旧不至于让百姓无力承担，真正要命的，实际是役。在明朝的思想里，认为民众接受朝廷命令动员起来从事各种大规模工程，是天经地义之事。
这就导致明朝各项正杂役层出不穷，每一项指派到百姓头上，都必须放下自己的工作，立刻去完成朝廷命令。这也是为什么国初严格路引，不让百姓离家十里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不离开家派役时就不至于找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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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打死他们！杀他几个人，也好让他知道，我们范庄不是好欺负的！大不了村子里使出钱，买一个人去抵命，总是不能让他洪家太过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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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屠户却朝那人吐了口唾沫，“蠢材！你这脑壳，只合一辈子土里刨食，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咱们有进仔在，还用怕衙门里的老爹么？有案首送粮，我看衙门里谁还敢找咱麻烦，只管按进仔说的做，保证无事！这咱们到衙门里，要好好告姓洪的一状！看看谁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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