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秀离开黑牛村后，又专程到成都去看望了师母马兰兰，并与杨璟新商量妥当，如何共同治蜀。
马兰兰和刘见宽的担忧是一样的，特意叮嘱：“你既已为蜀王，当专为蜀事，专抚蜀民，千万不能三心两意，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璟新也诚恳表态，坚决以蜀王殿下马首是瞻，当初父亲怎么辅助平樨师伯，他就会怎么辅助文秀师兄。
至此，刘文秀已获得在蜀国称王的坚实基础，这可是当初张献忠梦寐以求却无法实现的。
他踌躇满志回到云南，禀过永乐皇帝、秦王、晋王，带着两万人马，取道建昌、黎州、雅州，到达洪雅县。
通过反复比较，最后在洪雅西南三十余里之乾埧阳，花溪、雅河所汇处，选了千秋坪建王城帅府。
千秋坪地虽狭而三面阻水，惟西南通黎、雅。刘文秀将他命名为天生城，并亲自撰写了《天生城碑记》。
“永历十年，岁在丙申，圣天子厪宸虑，推毂命予秉钺专征，剪桐蜀土，为根本之地。期于水陆分道，力恢陕、豫，略定中原。”
其雄图大志可见一斑。
刘文秀准备在这里大干一番，平邱垄，毁室庐，伐大木，烧绿瓦，建造宫殿及百司府署，将成都的文臣武将都迁到了这里。
不只他新带来的大西军各营画地而居，垦荒屯田，凡蜀中混不下去了的军阀们都主动投靠到他的麾下。
蜀国士绅百姓也都往那里聚集，纷纷朝贺新蜀王。
刘文秀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从云南沐天波等大族手中借来了种子、耕牛、农具，恢复蜀国指日可待。
朱平樨、刘见宽、费小金、妙峰不再操心蜀民，在黑牛村专心一意守着杨展，过着不问世事的田园生活。
永历皇帝也很满意，刘文秀这次进军蜀国是永历朝廷移入云南以后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军事部署。
永历帝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拥戴下虽然基本上稳定了云南地区的统治，贵州和湖南西部却控制在孙可望手中。
要打开局面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东出广西、广东，一是北上蜀国。
东进两广，意味着由李定国统兵出征，这在滇、黔对峙的情况下，永历君臣是不敢贸然行事的；剩下的一条路就只能是由蜀王刘文秀出马经营蜀国了。
拨归刘文秀指挥入蜀的祁三升、狄三品、杨武都是南明著名的将领，兵员有数万。
然而，刘文秀开辟西南抗清第二战场的行动能否成功，又要受到客观条件很大的限制。
首先，他入川后的驻节地不能离云南太远，以免孙可望一旦反戈，救援不及；
其次，他率领大军入蜀必须选择社会生产破坏较小，基本上能够就地解决粮饷的地区；
第三，只有在立足已定，并且没有后顾之忧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向成都、重庆一带推进，实现把蜀经营为北攻保宁，东联夔东十三家出战湖北的战略设想。
一切都按照刘文秀的设想推进，照这样经营下去，不出三年，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又是一个富庶繁荣的蜀国。南明永历朝廷恢复大明的事业，又有了雄厚的资本。
然而，刘文秀终归还是让大家失望了。入蜀经营不足一年，又匆匆返回云南，陷入兄弟纷争之中。
马兰兰和刘见宽当初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刘文秀根本做不到专心蜀事。
……
永历十一年九月，孙可望起兵叛明，派白文选等人率兵攻打云南，刘文秀回师云南，被任命为右招讨大将军，与定国大败孙可望于交水。
文秀追击孙可望，是想拉他回来。
他写血书给孙可望，让他投降，但是孙可望没有听从，逃往长沙投降了清朝。
文秀退到贵州，原本该抚蜀的蜀王，竟然抚黔，还将地方和军队的工作都做得相当出色。
十月间，文秀见贵州形势已经稳定，就上疏奏请永历帝移驻贵阳。这样不仅可以体现进取精神，也便于就近指挥，振作士气。
永历帝也同意了这一建议，命礼部择吉日起行。李定国听说后，大为不满，驻兵永昌，上疏告病，请卸兵事。
永历帝拗不过李定国，放弃了移驻贵阳的打算，李、刘之间裂痕的开始显露。
李定国的上疏告病显然是针对文秀的。因为他的亲信部队主要集中在云南，而文秀安抚了贵州、四川、湖广的军队，定国不免有所顾忌，耽心移跸贵阳之后，文秀的地位将凌驾于自己之上。
后来，李定国又建议永历帝召回刘文秀，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策。
清廷正利用南明内讧、孙可望来降的时机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李定国却心存芥蒂，把刘文秀和处于一线的将领调回大后方昆明，严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挥部署。
李定国在平定孙可望叛乱以后，对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虑，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巩固自己在永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
大臣金简上疏进谏道：“内患虽除，外忧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顿刃，待两虎之一毙一伤以奋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积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
刘文秀对局势的危险有清醒的估计，他在追逐孙可望的过程中，注意收集孙可望部下兵将，多达三万余人，加以改编训练，打算用于守卫同清军接境地区。
他的豁达大度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孙可望虽然叛变了，跟着投降清朝的不过几百人，而且没有一个重要将领。
这说明原先尊奉“国主”的大批将士在关键时刻是识大体的，不应心存畛域，加以歧视和打击。
可是，李定国却缺乏广阔的胸怀，采取了一些歧视原属孙可望部下将士的错误做法。
李定国和永历帝把刘文秀和主要将领召回昆明，使文秀的善后工作未能有效进行已是重大失误，对文秀的乱加指责更使他心灰意懒。
被召回意味着被解除兵权，朝廷在晋、蜀二王之间已明显地倚重李定国，一些目光短浅的举措又让文秀深为不满。
他内心非常苦闷，甚至私下对人说：“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把李定国比作孙可望第二，失之偏激，但他对定国大权独揽和处事不当表示反感大体上是正确的。
这以后他日趋消极，凡大朝日始上朝一走，常朝日俱不去，将一切兵马事务悉交护卫陈建料理，亦不出府。
不久，刘文秀发病卧床不起，永历帝和李定国都曾去探望，再三宽慰，派医调治。但心病无药医，永历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文秀病逝。
临终前，文秀上遗表云：“虏兵**，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臣之妻子族属皆当执鞭弭以从王事。然后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此臣区区之心，死而犹视者也。”
他死之前虽然仍记挂着蜀事，但他心中清楚，此生他最负蜀人。
马兰兰和刘见宽的担忧是一样的，特意叮嘱：“你既已为蜀王，当专为蜀事，专抚蜀民，千万不能三心两意，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璟新也诚恳表态，坚决以蜀王殿下马首是瞻，当初父亲怎么辅助平樨师伯，他就会怎么辅助文秀师兄。
至此，刘文秀已获得在蜀国称王的坚实基础，这可是当初张献忠梦寐以求却无法实现的。
他踌躇满志回到云南，禀过永乐皇帝、秦王、晋王，带着两万人马，取道建昌、黎州、雅州，到达洪雅县。
通过反复比较，最后在洪雅西南三十余里之乾埧阳，花溪、雅河所汇处，选了千秋坪建王城帅府。
千秋坪地虽狭而三面阻水，惟西南通黎、雅。刘文秀将他命名为天生城，并亲自撰写了《天生城碑记》。
“永历十年，岁在丙申，圣天子厪宸虑，推毂命予秉钺专征，剪桐蜀土，为根本之地。期于水陆分道，力恢陕、豫，略定中原。”
其雄图大志可见一斑。
刘文秀准备在这里大干一番，平邱垄，毁室庐，伐大木，烧绿瓦，建造宫殿及百司府署，将成都的文臣武将都迁到了这里。
不只他新带来的大西军各营画地而居，垦荒屯田，凡蜀中混不下去了的军阀们都主动投靠到他的麾下。
蜀国士绅百姓也都往那里聚集，纷纷朝贺新蜀王。
刘文秀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从云南沐天波等大族手中借来了种子、耕牛、农具，恢复蜀国指日可待。
朱平樨、刘见宽、费小金、妙峰不再操心蜀民，在黑牛村专心一意守着杨展，过着不问世事的田园生活。
永历皇帝也很满意，刘文秀这次进军蜀国是永历朝廷移入云南以后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军事部署。
永历帝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拥戴下虽然基本上稳定了云南地区的统治，贵州和湖南西部却控制在孙可望手中。
要打开局面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东出广西、广东，一是北上蜀国。
东进两广，意味着由李定国统兵出征，这在滇、黔对峙的情况下，永历君臣是不敢贸然行事的；剩下的一条路就只能是由蜀王刘文秀出马经营蜀国了。
拨归刘文秀指挥入蜀的祁三升、狄三品、杨武都是南明著名的将领，兵员有数万。
然而，刘文秀开辟西南抗清第二战场的行动能否成功，又要受到客观条件很大的限制。
首先，他入川后的驻节地不能离云南太远，以免孙可望一旦反戈，救援不及；
其次，他率领大军入蜀必须选择社会生产破坏较小，基本上能够就地解决粮饷的地区；
第三，只有在立足已定，并且没有后顾之忧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向成都、重庆一带推进，实现把蜀经营为北攻保宁，东联夔东十三家出战湖北的战略设想。
一切都按照刘文秀的设想推进，照这样经营下去，不出三年，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又是一个富庶繁荣的蜀国。南明永历朝廷恢复大明的事业，又有了雄厚的资本。
然而，刘文秀终归还是让大家失望了。入蜀经营不足一年，又匆匆返回云南，陷入兄弟纷争之中。
马兰兰和刘见宽当初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刘文秀根本做不到专心蜀事。
……
永历十一年九月，孙可望起兵叛明，派白文选等人率兵攻打云南，刘文秀回师云南，被任命为右招讨大将军，与定国大败孙可望于交水。
文秀追击孙可望，是想拉他回来。
他写血书给孙可望，让他投降，但是孙可望没有听从，逃往长沙投降了清朝。
文秀退到贵州，原本该抚蜀的蜀王，竟然抚黔，还将地方和军队的工作都做得相当出色。
十月间，文秀见贵州形势已经稳定，就上疏奏请永历帝移驻贵阳。这样不仅可以体现进取精神，也便于就近指挥，振作士气。
永历帝也同意了这一建议，命礼部择吉日起行。李定国听说后，大为不满，驻兵永昌，上疏告病，请卸兵事。
永历帝拗不过李定国，放弃了移驻贵阳的打算，李、刘之间裂痕的开始显露。
李定国的上疏告病显然是针对文秀的。因为他的亲信部队主要集中在云南，而文秀安抚了贵州、四川、湖广的军队，定国不免有所顾忌，耽心移跸贵阳之后，文秀的地位将凌驾于自己之上。
后来，李定国又建议永历帝召回刘文秀，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策。
清廷正利用南明内讧、孙可望来降的时机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李定国却心存芥蒂，把刘文秀和处于一线的将领调回大后方昆明，严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挥部署。
李定国在平定孙可望叛乱以后，对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虑，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巩固自己在永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
大臣金简上疏进谏道：“内患虽除，外忧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顿刃，待两虎之一毙一伤以奋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积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
刘文秀对局势的危险有清醒的估计，他在追逐孙可望的过程中，注意收集孙可望部下兵将，多达三万余人，加以改编训练，打算用于守卫同清军接境地区。
他的豁达大度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孙可望虽然叛变了，跟着投降清朝的不过几百人，而且没有一个重要将领。
这说明原先尊奉“国主”的大批将士在关键时刻是识大体的，不应心存畛域，加以歧视和打击。
可是，李定国却缺乏广阔的胸怀，采取了一些歧视原属孙可望部下将士的错误做法。
李定国和永历帝把刘文秀和主要将领召回昆明，使文秀的善后工作未能有效进行已是重大失误，对文秀的乱加指责更使他心灰意懒。
被召回意味着被解除兵权，朝廷在晋、蜀二王之间已明显地倚重李定国，一些目光短浅的举措又让文秀深为不满。
他内心非常苦闷，甚至私下对人说：“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把李定国比作孙可望第二，失之偏激，但他对定国大权独揽和处事不当表示反感大体上是正确的。
这以后他日趋消极，凡大朝日始上朝一走，常朝日俱不去，将一切兵马事务悉交护卫陈建料理，亦不出府。
不久，刘文秀发病卧床不起，永历帝和李定国都曾去探望，再三宽慰，派医调治。但心病无药医，永历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文秀病逝。
临终前，文秀上遗表云：“虏兵**，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臣之妻子族属皆当执鞭弭以从王事。然后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此臣区区之心，死而犹视者也。”
他死之前虽然仍记挂着蜀事，但他心中清楚，此生他最负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