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十天的时间里，纱帽胡同上的张大学士府并没有被监管起来。
明查清点冯保家产的消息，也只是在京城里流传，毕竟清查的结果尚未刊登邸报而公开天下，但这个消息还是很快传到了江陵城。
一来，冯保写了一封信给朱翊镠。
二来，张大学士府的下人也第一时间送了一封信到荆州的张大学士府。
冯保除了通知朱翊镠和张居正，还为了表示对朱翊镠由衷的感激之情。
感激朱翊镠的未雨绸缪，否则这次恐怕真要栽了。万历皇帝现在都不高兴呢，倘若以之前那庞大的家产，那还不得将他轰出紫禁城？
而张大学士府的下人是为了通知张居正几个儿子，告知老爷连同冯保被道御史弹劾了，还牵扯出辽王案。
同时还将万历皇帝决定明查清点冯保家产的消息也一并告知，目的十分明显，提醒六位少主警惕。
关于辽王案，张敬修他们六个人已经知道了，毕竟在这边传得很凶。
只是不曾想到竟还有御史弹劾他们的父亲“宝藏逾天府”！他们父亲是什么样的人，还有谁比他们更清楚？
张敬修作为张居正的长子，得知此消息时气愤非常，觉得那帮御史简直太可恶了，不讲根据乱喷。
其他五人儿子也是一样，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飞到万历皇帝的身边，为他们父亲辩白。
张静修更是跑到朱翊镠面前诉说抱怨一顿。他现在视朱翊镠为大偶像，当然也是铁哥们儿，所以有什么话都会对朱翊镠说，毫无保留。
“居然有人弹劾我家宝藏逾天府，他们是不是瞎了眼？”张静修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朱翊镠已经见识过了给事中和御史那些言官们的厉害。当然本心而论他也是不服气的。
这主要是因为，发展到这个时候的言官已经越来越不靠谱了。
都知道，明朝的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包括十三道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却极为突出。
明朝从明初洪武皇帝开始，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其中尤其为人们所关注的是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大权。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
所以，不得不承认明朝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的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对明朝政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监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向来重视对监察机构与监察制度的建设。
而在这方面，明朝所建立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应该最为完善，由此形成的明朝言官群体也十分独特。
按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两百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明朝的言官确实声名显赫，在政治舞台上真正扮演了“獬豸“的角色，在诸多重大的问题中冒死上谏，秉直弹劾，做出了一件件震撼人心的举动。
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多次出现言官集体跪谏，不畏死难，或前赴后继，持续极谏的惊心动魄场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朝没有哪位皇帝没有受到言官的规谏。
如嘉靖皇帝沉溺斋醮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冒死声援，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终使嘉靖顾忌退让。
言官对皇帝的君德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诸如游戏国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搜刮天下、大兴土木、长期怠政等等，皆批鳞谏诤，彼伏此起，以致于皇帝也不得不忌惮。
除了皇帝，在明朝没有哪位内阁首辅没有受到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首辅都是在言官的舆论攻势中倒下政坛或离开要职。
如严嵩专权乱政，二十年间言官从未停歇对于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付出惨重的代价，弹劾严嵩父子的官员或被杀害或杖责流放，但从未停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
明朝政坛上为祸甚烈的宦官同样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
那些依靠皇帝或皇后逐渐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宦官，经常受到来自言官的舆论制约和冲击。
冯保屡次被弹劾就是明显一例。
最近一次弹劾他倒是笑了，那只是形势所逼，之前每次被弹劾他都吓哭了跑到李太后面前求饶。
此外，从中央到地方，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经济发展、边防维护等方面都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在明朝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可见到言官主动而积极的身影。
面对权势与劣迹，言官们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这个群体前赴后继的风节和勇于献身的精神。
在明朝历史上，人们熟知的诸如夏言、唐顺之、海瑞、袁可立、杨涟等都曾担任过言官，并在言官这个职位上留下了铮铮响名。
言官勇于直言极谏的高风亮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
在治国平天下这个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恪守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敢谏、以死而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然多有愚忠的内涵，但于国于民都是有益的。
当然，明朝从明初朱元璋开始，便赋予言官这个群体以极大的特权，并从制度上加以保障，这也是明朝言官敢言敢谏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明朝言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以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己任，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制约与规范的作用，同时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由于权力带来的弊端，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腐化因素。
但是，由于极端皇权的摧抑以及制度的局限性，明朝的言官群体不可能皆如人所愿，其中也不乏附势苟全、趋利避害、甚至枉法残民之辈。
尤其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朝政的日益**，不少言官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身陷门户，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对于国家的衰败起了助推作用。
这便是朱翊镠不服气的原因。
此一时彼一时，准确地说应该是已经不太看好这个时期的言官了。
言官这个群体已经变了，起不到当初言官该起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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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查清点冯保家产的消息，也只是在京城里流传，毕竟清查的结果尚未刊登邸报而公开天下，但这个消息还是很快传到了江陵城。
一来，冯保写了一封信给朱翊镠。
二来，张大学士府的下人也第一时间送了一封信到荆州的张大学士府。
冯保除了通知朱翊镠和张居正，还为了表示对朱翊镠由衷的感激之情。
感激朱翊镠的未雨绸缪，否则这次恐怕真要栽了。万历皇帝现在都不高兴呢，倘若以之前那庞大的家产，那还不得将他轰出紫禁城？
而张大学士府的下人是为了通知张居正几个儿子，告知老爷连同冯保被道御史弹劾了，还牵扯出辽王案。
同时还将万历皇帝决定明查清点冯保家产的消息也一并告知，目的十分明显，提醒六位少主警惕。
关于辽王案，张敬修他们六个人已经知道了，毕竟在这边传得很凶。
只是不曾想到竟还有御史弹劾他们的父亲“宝藏逾天府”！他们父亲是什么样的人，还有谁比他们更清楚？
张敬修作为张居正的长子，得知此消息时气愤非常，觉得那帮御史简直太可恶了，不讲根据乱喷。
其他五人儿子也是一样，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飞到万历皇帝的身边，为他们父亲辩白。
张静修更是跑到朱翊镠面前诉说抱怨一顿。他现在视朱翊镠为大偶像，当然也是铁哥们儿，所以有什么话都会对朱翊镠说，毫无保留。
“居然有人弹劾我家宝藏逾天府，他们是不是瞎了眼？”张静修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朱翊镠已经见识过了给事中和御史那些言官们的厉害。当然本心而论他也是不服气的。
这主要是因为，发展到这个时候的言官已经越来越不靠谱了。
都知道，明朝的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包括十三道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却极为突出。
明朝从明初洪武皇帝开始，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其中尤其为人们所关注的是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大权。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
所以，不得不承认明朝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的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对明朝政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监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向来重视对监察机构与监察制度的建设。
而在这方面，明朝所建立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应该最为完善，由此形成的明朝言官群体也十分独特。
按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两百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明朝的言官确实声名显赫，在政治舞台上真正扮演了“獬豸“的角色，在诸多重大的问题中冒死上谏，秉直弹劾，做出了一件件震撼人心的举动。
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多次出现言官集体跪谏，不畏死难，或前赴后继，持续极谏的惊心动魄场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朝没有哪位皇帝没有受到言官的规谏。
如嘉靖皇帝沉溺斋醮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冒死声援，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终使嘉靖顾忌退让。
言官对皇帝的君德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诸如游戏国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搜刮天下、大兴土木、长期怠政等等，皆批鳞谏诤，彼伏此起，以致于皇帝也不得不忌惮。
除了皇帝，在明朝没有哪位内阁首辅没有受到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首辅都是在言官的舆论攻势中倒下政坛或离开要职。
如严嵩专权乱政，二十年间言官从未停歇对于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付出惨重的代价，弹劾严嵩父子的官员或被杀害或杖责流放，但从未停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
明朝政坛上为祸甚烈的宦官同样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
那些依靠皇帝或皇后逐渐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宦官，经常受到来自言官的舆论制约和冲击。
冯保屡次被弹劾就是明显一例。
最近一次弹劾他倒是笑了，那只是形势所逼，之前每次被弹劾他都吓哭了跑到李太后面前求饶。
此外，从中央到地方，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经济发展、边防维护等方面都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在明朝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可见到言官主动而积极的身影。
面对权势与劣迹，言官们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这个群体前赴后继的风节和勇于献身的精神。
在明朝历史上，人们熟知的诸如夏言、唐顺之、海瑞、袁可立、杨涟等都曾担任过言官，并在言官这个职位上留下了铮铮响名。
言官勇于直言极谏的高风亮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
在治国平天下这个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恪守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敢谏、以死而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然多有愚忠的内涵，但于国于民都是有益的。
当然，明朝从明初朱元璋开始，便赋予言官这个群体以极大的特权，并从制度上加以保障，这也是明朝言官敢言敢谏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明朝言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以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己任，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制约与规范的作用，同时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由于权力带来的弊端，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腐化因素。
但是，由于极端皇权的摧抑以及制度的局限性，明朝的言官群体不可能皆如人所愿，其中也不乏附势苟全、趋利避害、甚至枉法残民之辈。
尤其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朝政的日益**，不少言官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身陷门户，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对于国家的衰败起了助推作用。
这便是朱翊镠不服气的原因。
此一时彼一时，准确地说应该是已经不太看好这个时期的言官了。
言官这个群体已经变了，起不到当初言官该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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