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份《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虽然签订了，但是却对国共双方都没有实质上的约束性，最终形同一纸空文，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更新最快仅仅只过了三天，蒋介石就在4月1日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面公开声称：“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问题的焦点，在我们中国国民政府，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精神及附件的规定，接收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我们可以说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如果有人在东北主权没有收回，外交问题没有解决期间，提出内政问题，作为对中央交涉的条件，在这时候，必要妨碍我们主权的接收，加重外交的困难，那就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了……军事冲突的调处，只有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东北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于军队占领四平感到十分恼火，他坚持必须占领四平和哈尔滨、长春并且控制中长铁路之后，才能够继续讨论停战问题。为此，蒋介石一方面急令孙立人指挥的新1军和陈明仁指挥的第71军立刻北上进攻军队，限令他们于4月2日之前占领四平，之后再向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推进；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再次请求美国方面协助运送5万大军进入东北，以免国民党军队居于劣势地位。
4月2日。周恩lai当即从重庆致电中央东北局。其中指出：“照目前情况来看，四平、本溪、鞍山都有失掉的危险，长春也暂难为我所有。我们不如以消灭蒋军为主，守城为次，这样较易争取主动，打得蒋痛，以利谈判。”
4月4日，周恩lai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周恩lai在讲话之中通过列举政协决议的实施问题、军事问题、东北问题等一系列事实，严正地指出：“两个月以来。国民党内顽固派想要动摇和推翻政协决议，极力破坏和曲解停止冲突、恢复交通、整军复员的协议，尤其是想把东北问题除外，这样的做法。其目的在于推翻政协，挑起内战，决不会实现和平、民主、安定、统一的中国。”
4月5日，周恩lai又和吉伦中将举行会谈，他对吉伦中将说道：“军队在东北解放了许多地方，这一切是在停战命令发布之前所进行的；现在政府军要进行接收，我们认为必须经过协商，否则就会酿成武力冲突。”与此同时，周恩lai再次致电中央，提出建议：“东北应准备大打。决勿幻想国民党方面能够让步。在关内，国民党方面重在蚕食封锁与破坏，我拟进一步揭穿之，将关内问题与东北问题联起来解决。”
4月2日上午，军调部派往东北停战调处的国、共、美三方代表登上飞机从北平启程。下午2点钟，飞机抵达目的地沈阳。
此时虽然已是暮春天气，但是沈阳北陵机场周围却依然是一片苍黄，草坪上面也看不到一丝绿意，这和如今危在旦夕的东北局势何其相似。
当洛克菲勒海军准将（在乔治回国之前晋升）和国民党代表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代表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委饶漱石一起走下飞机的时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国民政府官员以及捷足先登的记者们便一拥而上。
一阵问候寒暄。一片镁光灯的闪烁之后，吉普车便载着众人一溜烟驰向沈阳市区。…,
同机到达的军调部执行小组成员许光达、耿飚、张经武等40余人，在收拾好行李、文件、电台等器材之后，也分乘三辆卡车向沈阳市内开去。然而卡车还没有驶出北陵机场，就被一群国民党兵给拦住。
“停车。检查证件！”一个少校大声喊到。
耿飚立刻跳下车，对少校解释道：“我们是和前面刚走的洛克菲勒将军他们一起下飞机的。都是军调执行小组的成员。”
“如果没有证件，又没有上头通知，就不能放行！”少校生硬地说到。
许光达看到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哨兵，知道是国民党方面故意刁难，于是便大声质问：“我们是受国民政府委派，为执行军调部命令而来，要什么证件？！”
“请不要误会，我们也是执行命令。”少校并不买账。
张经武于是问道：“不让我们进城，那要我们上哪儿去？”
“请你们乘原机返回，或者拿证件再来，或者等我们接到通知再走。”少校还是软硬不吃。
张经武提出打电话联系，却被少校以“机场没有电话”为由拒绝了。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呆在最后一辆卡车上面的翻译李汇川，正好看到一位美军士兵想要进城，于是便凑过去用英语与之搭讪，请他带个口信给首席代表饶漱石。那个美军士兵先是面露难色，最后考虑了半晌才终于答应。
已经进城的饶漱石接到美军士兵带来的口信，立即打电话找到洛克菲勒。而洛克菲勒也赶紧打电话一问，发现确有此事，于是他立刻一边找人去和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一边向饶漱石道歉：“这是由于我们美方的疏忽而引起的误会。”
“不！”饶漱石明确地说道，“发生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情，其责任完全在政府方面，是沈阳军事当局有意刁难，我要正式向重庆国民政府和北平军调部提出抗议。”
当天黄昏之后，许光达、耿飚、张经武等40多人，才被洛克菲勒派人接到了沈阳市内的中苏联谊社。中苏联谊社(解放之后改名沈阳招待所)位于沈阳潼关街中段，前身是日本商人修建的一个大型招待所，最初名为“奉天大厦”。奉天大厦是当时沈阳最大的现代化旅馆，主体建筑高7层，有大小房间400多个，每间房内均有地毯、沙发、电灯、电话、电风扇以及各种卫生设备，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先进的了。除了房间之外，配套设施还有电梯、电影院、图书馆、餐厅、理发厅、弹子房等。抗战胜利之后，奉天大厦被国民政府接收，并且增建了体育场等配套设施。因为当时苏联红军还没有撤退，所以就被用来招待苏军官兵，故而改称中苏联谊社。
当天晚上，饶漱石便立即致电延安中央以及身在重庆的周恩来：“沈阳警备司令部于三方代表先行之后，借故将我方40多人扣留机场达3小时之久，强令其原机返平，后经美方交涉，现已将全部人员送回。我已向国民党代表赵家骧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沈阳警备司令部向我方道歉，并且保证我方人员的自由与安全。请对此事广为宣传，并在重庆、北平同时提出抗议。”
当时许光达、耿飚、张经武等人所下榻的中苏联谊社里面的侍者大多都是滞留中国的日本女子，她们听说洛克菲勒把那些代表安排住在中苏联谊社的消息之后，顿时都大惊失色。因为在她们曾经所听到的宣传里面，人都是茹毛饮血的“红胡子”。不过等到许光达、耿飚、张经武等人住下来之后，她们才发现这些人们一个个文质彬彬，待人平和有礼，这些日本女子才终于放下心来。…,
至于饶漱石和李立三、伍修权等先到者则住在奉天旅馆，李立三和伍修权是从梅河口中途上飞机的，他们俩是中央东北局临时决定随饶漱石前往沈阳，分别担任执行小组的顾问和参谋长的。因为临行仓促，他们就连换洗的衣物都没带就登机赶过来了。
晚饭之后，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三人相约出去散步，结果走到奉天旅馆门口，才发现这里岗哨森严，就连马路两端的进出口也增设了岗哨，他们只好做罢。
直到4月6日，国民党方面人员才全部到齐。当天晚上，在东北军将领万福麟的公馆，国、共、美三方代表连夜协商出发调处事宜。结果没想到三方代表刚坐到一起，国共代表之间就爆发了一番针锋相对的激烈舌战。
“蒋委员长所言甚是，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只有外交问题，是没有内政问题可谈的。”国民党代表赵家骧首先挑起了战火。
饶漱石则针锋相对地反驳道：“既然如此，那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众所周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你们的依兰镇守使李杜将军的队伍被日寇击败之后，坚持在东北进行抗日斗争的武装，就只有领导的队伍。他们坚持抗战14年之久，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时候，又是他们配合苏军收复了东北，你们能否认这些事实吗？”
“在国家多事之秋的时候，却阻挠政府主权的接收，这能算是爱护国家民族的行为吗？有人借机要求承认其非法地位和特殊化权利，岂不是谋一党之私而祸国殃民吗？”赵家骧寸步不让地说道。
饶漱石顿时就被激怒了，他霍地站起来指着赵家骧厉声说道：“军调小组是执行3月27日的三方协议，怎么能说是祸国殃民？你敢把自己的话公诸于世吗？”
看到赵家骧和饶漱石的争论越来越厉害，洛克菲勒不得不出面调解：“你们双方的意见已经在重庆谈过多次了，今天就不必在这里进行讨论了。时候已经不早了，我们还是把出发时间早点定下来吧！”(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4月2日。周恩lai当即从重庆致电中央东北局。其中指出：“照目前情况来看，四平、本溪、鞍山都有失掉的危险，长春也暂难为我所有。我们不如以消灭蒋军为主，守城为次，这样较易争取主动，打得蒋痛，以利谈判。”
4月4日，周恩lai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周恩lai在讲话之中通过列举政协决议的实施问题、军事问题、东北问题等一系列事实，严正地指出：“两个月以来。国民党内顽固派想要动摇和推翻政协决议，极力破坏和曲解停止冲突、恢复交通、整军复员的协议，尤其是想把东北问题除外，这样的做法。其目的在于推翻政协，挑起内战，决不会实现和平、民主、安定、统一的中国。”
4月5日，周恩lai又和吉伦中将举行会谈，他对吉伦中将说道：“军队在东北解放了许多地方，这一切是在停战命令发布之前所进行的；现在政府军要进行接收，我们认为必须经过协商，否则就会酿成武力冲突。”与此同时，周恩lai再次致电中央，提出建议：“东北应准备大打。决勿幻想国民党方面能够让步。在关内，国民党方面重在蚕食封锁与破坏，我拟进一步揭穿之，将关内问题与东北问题联起来解决。”
4月2日上午，军调部派往东北停战调处的国、共、美三方代表登上飞机从北平启程。下午2点钟，飞机抵达目的地沈阳。
此时虽然已是暮春天气，但是沈阳北陵机场周围却依然是一片苍黄，草坪上面也看不到一丝绿意，这和如今危在旦夕的东北局势何其相似。
当洛克菲勒海军准将（在乔治回国之前晋升）和国民党代表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代表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委饶漱石一起走下飞机的时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国民政府官员以及捷足先登的记者们便一拥而上。
一阵问候寒暄。一片镁光灯的闪烁之后，吉普车便载着众人一溜烟驰向沈阳市区。…,
同机到达的军调部执行小组成员许光达、耿飚、张经武等40余人，在收拾好行李、文件、电台等器材之后，也分乘三辆卡车向沈阳市内开去。然而卡车还没有驶出北陵机场，就被一群国民党兵给拦住。
“停车。检查证件！”一个少校大声喊到。
耿飚立刻跳下车，对少校解释道：“我们是和前面刚走的洛克菲勒将军他们一起下飞机的。都是军调执行小组的成员。”
“如果没有证件，又没有上头通知，就不能放行！”少校生硬地说到。
许光达看到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哨兵，知道是国民党方面故意刁难，于是便大声质问：“我们是受国民政府委派，为执行军调部命令而来，要什么证件？！”
“请不要误会，我们也是执行命令。”少校并不买账。
张经武于是问道：“不让我们进城，那要我们上哪儿去？”
“请你们乘原机返回，或者拿证件再来，或者等我们接到通知再走。”少校还是软硬不吃。
张经武提出打电话联系，却被少校以“机场没有电话”为由拒绝了。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呆在最后一辆卡车上面的翻译李汇川，正好看到一位美军士兵想要进城，于是便凑过去用英语与之搭讪，请他带个口信给首席代表饶漱石。那个美军士兵先是面露难色，最后考虑了半晌才终于答应。
已经进城的饶漱石接到美军士兵带来的口信，立即打电话找到洛克菲勒。而洛克菲勒也赶紧打电话一问，发现确有此事，于是他立刻一边找人去和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一边向饶漱石道歉：“这是由于我们美方的疏忽而引起的误会。”
“不！”饶漱石明确地说道，“发生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情，其责任完全在政府方面，是沈阳军事当局有意刁难，我要正式向重庆国民政府和北平军调部提出抗议。”
当天黄昏之后，许光达、耿飚、张经武等40多人，才被洛克菲勒派人接到了沈阳市内的中苏联谊社。中苏联谊社(解放之后改名沈阳招待所)位于沈阳潼关街中段，前身是日本商人修建的一个大型招待所，最初名为“奉天大厦”。奉天大厦是当时沈阳最大的现代化旅馆，主体建筑高7层，有大小房间400多个，每间房内均有地毯、沙发、电灯、电话、电风扇以及各种卫生设备，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先进的了。除了房间之外，配套设施还有电梯、电影院、图书馆、餐厅、理发厅、弹子房等。抗战胜利之后，奉天大厦被国民政府接收，并且增建了体育场等配套设施。因为当时苏联红军还没有撤退，所以就被用来招待苏军官兵，故而改称中苏联谊社。
当天晚上，饶漱石便立即致电延安中央以及身在重庆的周恩来：“沈阳警备司令部于三方代表先行之后，借故将我方40多人扣留机场达3小时之久，强令其原机返平，后经美方交涉，现已将全部人员送回。我已向国民党代表赵家骧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沈阳警备司令部向我方道歉，并且保证我方人员的自由与安全。请对此事广为宣传，并在重庆、北平同时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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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之后，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三人相约出去散步，结果走到奉天旅馆门口，才发现这里岗哨森严，就连马路两端的进出口也增设了岗哨，他们只好做罢。
直到4月6日，国民党方面人员才全部到齐。当天晚上，在东北军将领万福麟的公馆，国、共、美三方代表连夜协商出发调处事宜。结果没想到三方代表刚坐到一起，国共代表之间就爆发了一番针锋相对的激烈舌战。
“蒋委员长所言甚是，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只有外交问题，是没有内政问题可谈的。”国民党代表赵家骧首先挑起了战火。
饶漱石则针锋相对地反驳道：“既然如此，那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众所周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你们的依兰镇守使李杜将军的队伍被日寇击败之后，坚持在东北进行抗日斗争的武装，就只有领导的队伍。他们坚持抗战14年之久，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时候，又是他们配合苏军收复了东北，你们能否认这些事实吗？”
“在国家多事之秋的时候，却阻挠政府主权的接收，这能算是爱护国家民族的行为吗？有人借机要求承认其非法地位和特殊化权利，岂不是谋一党之私而祸国殃民吗？”赵家骧寸步不让地说道。
饶漱石顿时就被激怒了，他霍地站起来指着赵家骧厉声说道：“军调小组是执行3月27日的三方协议，怎么能说是祸国殃民？你敢把自己的话公诸于世吗？”
看到赵家骧和饶漱石的争论越来越厉害，洛克菲勒不得不出面调解：“你们双方的意见已经在重庆谈过多次了，今天就不必在这里进行讨论了。时候已经不早了，我们还是把出发时间早点定下来吧！”(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