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661年，世宗高一功的大军击破留守清军半心半意的抵抗，自1644年来第一次进入北京，并以长城一线建立了对游牧民族的抵抗。随后，顺便开始了与满清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得到西方先进火器技术和关内充沛人力物力支援的顺朝军队终于收复了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土地，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辽宁行省。至于对于生活在辽河以北大片土地的无数渔猎、游牧民族，顺朝并没有采用行省这种直接统治的方式，而是建立了满洲都护这一半军事化、半民政的机构，来进行对这一广袤地区的管理。而朝鲜则继续保持着藩属国的身份。
在击败了满清这一敌人之后，蒙古高原上又兴起了新的敌人，准格尔人填补了满清灭亡后在草原上形成的势力真空，完成了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联盟，并且试图强行吞并已经在顺朝控制下的内蒙地区，而顺则立即出兵，阻止草原上出现新的威胁。从而在宣宗、哲宗、武宗时期，中国卷入了与蒙古草原上正在崛起的准噶尔部的长达70年的战争，直到18世纪中叶，顺才击败了准格尔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今天的新疆、外蒙地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安西、北庭、朔方、张北这四个都护府，以管辖这大片的土地，实现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这种和平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受挫的沙皇俄国开始转而向东，重新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开始对中亚以及蒙古、满洲等区域进行渗透和扩张，并企图建立东方的“不冻港”。这一行动与顺发生了新的冲突，才打破了这种和平的局面，为了破除北方的威胁，并未国内大量的破产农民获得新的耕地，十九世纪下半叶，顺的内部兴起了“北进的热潮”。
相对于北方，顺对于南方的军事行动要少得多。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便是1742年对缅甸的“宣诚之役”了，1740年，由于缅甸国王发动对当时暹罗（今泰国）长期的征服战争，消耗了大量的民力，激起国内各族人民反抗。顺恒宗皇帝乘机遣大将高成功领大军入侵，占领了当时的缅甸东吁王朝的首都阿瓦（就在现在曼德勒的近郊），并扶植了一个傀儡为缅甸国王，并在曼德勒设置安南都护府，宣称要将缅甸全境划入大顺疆土。但随着战争的持续，形势逐渐变得对大顺不利起来，面对恶劣的气候和不断强大的孟族起义军，顺军连战连败，至1752年，连所占据的东吁王朝的旧都阿瓦也为起义军包围。高成功最后不得不与以孟族军队为核心的缅军进行谈判。经过谈判，最后缅甸承认大顺对其的宗主国地位，并承认名义上隶属于安南都护府。而顺军则撤出缅甸，承认起义军建立的贡榜王朝为缅甸正朔。此次大顺以十万大军出师，经过疫病和数年战争之后，得入边关的不过万余人，光是遗尸于缅都阿瓦至顺国边境途中的病卒就不下四万余人，损失的军械更是不计其数。恒宗皇帝为此愤懑不已，不过年余便驾崩了，是以大顺历史上将其称为“宣成之耻”（恒宗皇帝的年号为宣成）。但随着时间的延续，大量的华人作为商人进入缅甸，从中获利甚多，顺也放弃了领土扩张的政策，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并且在1874年，顺以宗主国的身份，给予缅甸相当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不但击败了英国的入侵军，并且迫使英国放弃了1852年第二次中缅战争中获得的下缅甸地区，只保留了仰光这一个口岸，而越南的情况则相对于要糟糕得多，利用十九世纪60年代顺的虚弱状态，法国人获得了在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自由，迫使越南割让了三个省，并迫使柬埔寨接受法国保护。而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区域从历史上一直是顺国南方商人的传统利益区，英法两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这两个区域的殖民扩张，伤害了顺国南方商人的传统利益，这也成为了十九世纪末期顺国内“南下政策”的一个重要诱因。
“南下”与北进这两个政策粗看起来是顺王朝南北两个扩张方向的不同选择，但其实这两个矛盾政策的背后却有着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原因。自从1661 顺统一国内来，已经有接近一百五十年的持续和平了，国内的商品经济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相当富有的商人阶层。这些积蓄了大量资本的商人阶层，尤其是以广东、福建、湖南等地商人为代表的南方商人在帝国平定19世纪60年代的内乱和随后的“洋务运动”中给予了帝国政府巨大的经济支持，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逐渐成为帝国的第一批资产阶级。但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这些资本丰厚的商人阶层渐渐感觉到帝国内部的市场太过狭小，普罗阶层因为沉重的捐税和微薄的收入而根本无力购买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传统的东南亚市场被西方国家侵吞，大量的工厂破产，数以万计的穷困潦倒的工人被赶上街头，成为乞丐。从而引发了帝国1881-1884年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而希望南下吞并气候温和、人口稠密、有着大量可供开采资源的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地区，以其作为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农民和中小地主阶层则希望通过北进，占领满洲、蒙古及中亚的大片土地，以国家分配土地的形势成为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以供应庞大的北方边防大军而发家的山西、幽州商人也支持这一计划。而顺的中枢也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将国内大量破产农民殖民到北方新边疆的办法来消弭国内的不稳定因素。而顺的陆军主要兵员和中下军官阶层都是来自农民和中小地主阶层，所以陆军自然支持北进政策；南下离不开强大海军的支持，所以海军自然支持会给他们带来更多军费的南下政策，所以“南北之争”实际上又是了“海陆之争”和新兴资产阶级与中小地主和农民之争。这个巨大的矛盾在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近四十余年的时间撕裂了整个帝国，并对整个东亚地区乃至世界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切是从东南亚的一个小国首都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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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击败了满清这一敌人之后，蒙古高原上又兴起了新的敌人，准格尔人填补了满清灭亡后在草原上形成的势力真空，完成了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联盟，并且试图强行吞并已经在顺朝控制下的内蒙地区，而顺则立即出兵，阻止草原上出现新的威胁。从而在宣宗、哲宗、武宗时期，中国卷入了与蒙古草原上正在崛起的准噶尔部的长达70年的战争，直到18世纪中叶，顺才击败了准格尔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今天的新疆、外蒙地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安西、北庭、朔方、张北这四个都护府，以管辖这大片的土地，实现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这种和平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受挫的沙皇俄国开始转而向东，重新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开始对中亚以及蒙古、满洲等区域进行渗透和扩张，并企图建立东方的“不冻港”。这一行动与顺发生了新的冲突，才打破了这种和平的局面，为了破除北方的威胁，并未国内大量的破产农民获得新的耕地，十九世纪下半叶，顺的内部兴起了“北进的热潮”。
相对于北方，顺对于南方的军事行动要少得多。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便是1742年对缅甸的“宣诚之役”了，1740年，由于缅甸国王发动对当时暹罗（今泰国）长期的征服战争，消耗了大量的民力，激起国内各族人民反抗。顺恒宗皇帝乘机遣大将高成功领大军入侵，占领了当时的缅甸东吁王朝的首都阿瓦（就在现在曼德勒的近郊），并扶植了一个傀儡为缅甸国王，并在曼德勒设置安南都护府，宣称要将缅甸全境划入大顺疆土。但随着战争的持续，形势逐渐变得对大顺不利起来，面对恶劣的气候和不断强大的孟族起义军，顺军连战连败，至1752年，连所占据的东吁王朝的旧都阿瓦也为起义军包围。高成功最后不得不与以孟族军队为核心的缅军进行谈判。经过谈判，最后缅甸承认大顺对其的宗主国地位，并承认名义上隶属于安南都护府。而顺军则撤出缅甸，承认起义军建立的贡榜王朝为缅甸正朔。此次大顺以十万大军出师，经过疫病和数年战争之后，得入边关的不过万余人，光是遗尸于缅都阿瓦至顺国边境途中的病卒就不下四万余人，损失的军械更是不计其数。恒宗皇帝为此愤懑不已，不过年余便驾崩了，是以大顺历史上将其称为“宣成之耻”（恒宗皇帝的年号为宣成）。但随着时间的延续，大量的华人作为商人进入缅甸，从中获利甚多，顺也放弃了领土扩张的政策，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并且在1874年，顺以宗主国的身份，给予缅甸相当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不但击败了英国的入侵军，并且迫使英国放弃了1852年第二次中缅战争中获得的下缅甸地区，只保留了仰光这一个口岸，而越南的情况则相对于要糟糕得多，利用十九世纪60年代顺的虚弱状态，法国人获得了在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自由，迫使越南割让了三个省，并迫使柬埔寨接受法国保护。而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区域从历史上一直是顺国南方商人的传统利益区，英法两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这两个区域的殖民扩张，伤害了顺国南方商人的传统利益，这也成为了十九世纪末期顺国内“南下政策”的一个重要诱因。
“南下”与北进这两个政策粗看起来是顺王朝南北两个扩张方向的不同选择，但其实这两个矛盾政策的背后却有着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原因。自从1661 顺统一国内来，已经有接近一百五十年的持续和平了，国内的商品经济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相当富有的商人阶层。这些积蓄了大量资本的商人阶层，尤其是以广东、福建、湖南等地商人为代表的南方商人在帝国平定19世纪60年代的内乱和随后的“洋务运动”中给予了帝国政府巨大的经济支持，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逐渐成为帝国的第一批资产阶级。但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这些资本丰厚的商人阶层渐渐感觉到帝国内部的市场太过狭小，普罗阶层因为沉重的捐税和微薄的收入而根本无力购买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传统的东南亚市场被西方国家侵吞，大量的工厂破产，数以万计的穷困潦倒的工人被赶上街头，成为乞丐。从而引发了帝国1881-1884年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而希望南下吞并气候温和、人口稠密、有着大量可供开采资源的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地区，以其作为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农民和中小地主阶层则希望通过北进，占领满洲、蒙古及中亚的大片土地，以国家分配土地的形势成为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以供应庞大的北方边防大军而发家的山西、幽州商人也支持这一计划。而顺的中枢也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将国内大量破产农民殖民到北方新边疆的办法来消弭国内的不稳定因素。而顺的陆军主要兵员和中下军官阶层都是来自农民和中小地主阶层，所以陆军自然支持北进政策；南下离不开强大海军的支持，所以海军自然支持会给他们带来更多军费的南下政策，所以“南北之争”实际上又是了“海陆之争”和新兴资产阶级与中小地主和农民之争。这个巨大的矛盾在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近四十余年的时间撕裂了整个帝国，并对整个东亚地区乃至世界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切是从东南亚的一个小国首都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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