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崇祯的背书没放在心上，但是毕自严还是想崇祯保证道“老臣一定不辜负陛下的期望，尽快将被侵占的军屯军田清理出来，为陛下筹措粮饷御敌。
至于老臣所说的盐引，就是粮换盐引！”
崇祯有些不明所以，只得虚心请教“那这粮换盐引又是个什么章程？还望毕爱卿为朕解惑！”
毕自严依然是那副荣辱不惊的模样“陛下，这就是字面意思，恢复旧制，让那些商人们用粮食换取盐引。
陛下也知道，永乐年间，成祖陛下为了九边戍守之需，行‘开中法’，商人必须把政府需要的实物(如粮、茶、马、豆、麦、帛、铁等)代为输送到边防卫所，才能取得盐引，贩卖食盐。
祖宗设立盐引之政为的不是聚敛民财，而是为了边关将士有粮有马、天下百姓有盐可食，天子富有四海，所求者无非国泰民安，岂能如商贾之徒，逐利而生？
孝宗之后，叶淇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交运粮司，再分与九边，看似没什么变化，然银与粮不同，粮价时刻在变动，若是粮价上涨，则盐引所得银两仍是定额，但所得粮食却大为缩减，而且银两容易被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最后所得粮食远远不足。”
毕自严顿了顿，接着说道“所以，老臣认为，可以恢复旧制，以粮换盐引，无论粮价如何，必须要定量的粮食才可换取相应的盐引，这样一来，就能够保证有充足的军粮。
至于军屯就更不用说了，西北之乱之所以能闹得这么大，便是因为军屯为被侵占，军中壮士无以聊生，只得从贼，而成大患。
所有，老臣认为，只要清理被侵占的军屯，而后恢复先制，以粮换盐引，钱粮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听完毕自严的解说，崇祯正在一条一条的分析毕自严的话语，来判断这样可不可行。
当然，毕自严也只是说说，并不准备花大力气推行这些政策，因为他也知道，这样只是治标之策罢了，短时期内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时间长了依旧没什么效果。
至于治本之策，他有些头绪，但是还是弄不懂其中的关键问题所在，也不准备花那个力气去研究，只要安心把税收提上来，他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事实上，大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是税收这一个问题，却占了很大一部分，当一个国家收取的税赋没法满足国家需求之时，很多事情都没法去做。
大明朝的税收问题，其实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从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埋下了祸根。
在大部分封建王朝，政府征税的形式都不可能全部以银钱的形式收取，而是多种多样的：铅笔，粮食，布匹，盐，各种特产，甚至匠户们把火铳当做税交上来。
如此错综复杂的税收体系不但很难征收、运输和存储收上来的钱物，也很难根据预算来决定要征收税收的总额。
但这个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从人类产生智慧开始，世界各地的人刚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各种不同的东西作为货币：贝壳、牲畜、粮食、盐、布匹、金属，但到了最后几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金银铜这三种贵金属，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金银铜拥有单位价值大、质量均匀、容易分割、不易腐烂、旧藏不坏等几个巨大的优点，因此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贵金属十分稀缺的国家，少有的几个比较富裕利于开采的铜、金、银矿还往往位于偏远的西南地区，偏偏古代中国又是一个非常早熟，经济发展很快的国家，这就导致市面上给的货币远少于商品交易的需求。
明太祖朱元璋倒是想了个好办法，发行纸币，也就是宝钞，但是由于朱元璋不懂金融，只发行宝钞给官员当工资，但收税的时候却不收宝钞，再加上防伪技术不行，假钞横行，加上政府没有规划的乱发行，最后市面上宝钞储量越来越大，贬值极快，从最开始一贯宝钞换一两银子，到最后几万贯宝钞换一两银子，演变成了明朝版的‘金圆券’。
外加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以及外国商人的作用，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普遍技术文化都远远落后于中国，这些国家即使有相当丰富的铜矿（比如日本、朝鲜），也没有能力开采、冶炼并铸造钱币，于是他们干脆从中国出口大量的铜钱，直接拿回去当做本国的货币使用，反正古代中国就算是再衰落，也比这些国家要富庶发达，也不用担心这些铜钱会贬值。
几种因素综合起来，就到导致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远远不足。
古代中国的政府并不是没有想过统一用货币来征收赋税，阻碍他们这么做的，是中国极其缺乏铜、金、银等贵金属的现实，流通都显得不足，更别说用来交税了，根本无法让大明这么大的一个中央的帝国，以一种统一的货币当做税赋。
这个现象，直到隆庆开关以后方才改变，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巨额白银，开始通过墨西哥到菲律宾马尼拉再到中国南方这条漫长的航线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几乎是同时，日本在本土也发现也巨大的石见银山，这个时候的日本人总算是学会了开采和冶炼银矿。
而中国用丝绸、糖、陶瓷、茶叶等深受西方喜爱的商品交换白银，正是因为这条白银之河的存在，民间擦爱有了足够的白银，来支撑张居正的货币改革--一条鞭法，即政府将百姓所要承担的劳役、各种实物税全部折合成白银征收。
但是，这样的改革确实帮助了大明朝续命，让朝廷的税收提升了不少，能够做更多多的事情，比如万历三大征，但同时，这也带来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导致大明朝现在税收方面的境。
至于老臣所说的盐引，就是粮换盐引！”
崇祯有些不明所以，只得虚心请教“那这粮换盐引又是个什么章程？还望毕爱卿为朕解惑！”
毕自严依然是那副荣辱不惊的模样“陛下，这就是字面意思，恢复旧制，让那些商人们用粮食换取盐引。
陛下也知道，永乐年间，成祖陛下为了九边戍守之需，行‘开中法’，商人必须把政府需要的实物(如粮、茶、马、豆、麦、帛、铁等)代为输送到边防卫所，才能取得盐引，贩卖食盐。
祖宗设立盐引之政为的不是聚敛民财，而是为了边关将士有粮有马、天下百姓有盐可食，天子富有四海，所求者无非国泰民安，岂能如商贾之徒，逐利而生？
孝宗之后，叶淇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交运粮司，再分与九边，看似没什么变化，然银与粮不同，粮价时刻在变动，若是粮价上涨，则盐引所得银两仍是定额，但所得粮食却大为缩减，而且银两容易被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最后所得粮食远远不足。”
毕自严顿了顿，接着说道“所以，老臣认为，可以恢复旧制，以粮换盐引，无论粮价如何，必须要定量的粮食才可换取相应的盐引，这样一来，就能够保证有充足的军粮。
至于军屯就更不用说了，西北之乱之所以能闹得这么大，便是因为军屯为被侵占，军中壮士无以聊生，只得从贼，而成大患。
所有，老臣认为，只要清理被侵占的军屯，而后恢复先制，以粮换盐引，钱粮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听完毕自严的解说，崇祯正在一条一条的分析毕自严的话语，来判断这样可不可行。
当然，毕自严也只是说说，并不准备花大力气推行这些政策，因为他也知道，这样只是治标之策罢了，短时期内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时间长了依旧没什么效果。
至于治本之策，他有些头绪，但是还是弄不懂其中的关键问题所在，也不准备花那个力气去研究，只要安心把税收提上来，他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事实上，大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是税收这一个问题，却占了很大一部分，当一个国家收取的税赋没法满足国家需求之时，很多事情都没法去做。
大明朝的税收问题，其实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从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埋下了祸根。
在大部分封建王朝，政府征税的形式都不可能全部以银钱的形式收取，而是多种多样的：铅笔，粮食，布匹，盐，各种特产，甚至匠户们把火铳当做税交上来。
如此错综复杂的税收体系不但很难征收、运输和存储收上来的钱物，也很难根据预算来决定要征收税收的总额。
但这个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从人类产生智慧开始，世界各地的人刚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各种不同的东西作为货币：贝壳、牲畜、粮食、盐、布匹、金属，但到了最后几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金银铜这三种贵金属，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金银铜拥有单位价值大、质量均匀、容易分割、不易腐烂、旧藏不坏等几个巨大的优点，因此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贵金属十分稀缺的国家，少有的几个比较富裕利于开采的铜、金、银矿还往往位于偏远的西南地区，偏偏古代中国又是一个非常早熟，经济发展很快的国家，这就导致市面上给的货币远少于商品交易的需求。
明太祖朱元璋倒是想了个好办法，发行纸币，也就是宝钞，但是由于朱元璋不懂金融，只发行宝钞给官员当工资，但收税的时候却不收宝钞，再加上防伪技术不行，假钞横行，加上政府没有规划的乱发行，最后市面上宝钞储量越来越大，贬值极快，从最开始一贯宝钞换一两银子，到最后几万贯宝钞换一两银子，演变成了明朝版的‘金圆券’。
外加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以及外国商人的作用，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普遍技术文化都远远落后于中国，这些国家即使有相当丰富的铜矿（比如日本、朝鲜），也没有能力开采、冶炼并铸造钱币，于是他们干脆从中国出口大量的铜钱，直接拿回去当做本国的货币使用，反正古代中国就算是再衰落，也比这些国家要富庶发达，也不用担心这些铜钱会贬值。
几种因素综合起来，就到导致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远远不足。
古代中国的政府并不是没有想过统一用货币来征收赋税，阻碍他们这么做的，是中国极其缺乏铜、金、银等贵金属的现实，流通都显得不足，更别说用来交税了，根本无法让大明这么大的一个中央的帝国，以一种统一的货币当做税赋。
这个现象，直到隆庆开关以后方才改变，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巨额白银，开始通过墨西哥到菲律宾马尼拉再到中国南方这条漫长的航线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几乎是同时，日本在本土也发现也巨大的石见银山，这个时候的日本人总算是学会了开采和冶炼银矿。
而中国用丝绸、糖、陶瓷、茶叶等深受西方喜爱的商品交换白银，正是因为这条白银之河的存在，民间擦爱有了足够的白银，来支撑张居正的货币改革--一条鞭法，即政府将百姓所要承担的劳役、各种实物税全部折合成白银征收。
但是，这样的改革确实帮助了大明朝续命，让朝廷的税收提升了不少，能够做更多多的事情，比如万历三大征，但同时，这也带来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导致大明朝现在税收方面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