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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国臣继续说道“再者说,登州存有前登莱巡抚孙元化负责铸造的大量火器,都是花费了朝廷大量钱粮打造的,若是真的发兵剿灭,这些兵器恐怕就毁于一旦了,朝廷如何能白白蒙受此等损失?

    以微臣之见,登州兵绝无造反之心,先前登州兵之所以攻打登州和黄县,现在又围困莱州,都应该归罪于山东巡按王道纯。

    据微臣所知,当初陛下所下招抚圣旨,被那王道纯中途截留,以至于无法抵达登州,登州兵不相信朝廷招抚之意,这才继续作乱,但他们始终没有扯旗造反,微臣认为他们还是愿意接受招抚的!”

    张国臣的话很合崇祯的心意,而且从他的分析来看,登州兵很可能还是愿意接受招抚的,至于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接受招抚,多半就是张国臣所说的,王道纯截留了圣旨,导致作乱的登州兵不相信朝廷。

    想到这里,崇祯皇帝就对山东巡按王道纯大为不满,张国臣所说的这件事情他也知道,而且对于事情了解的详细程度更高,也更全面。

    当初山东巡抚余大成是主张招抚的,现在想来,当时若是选择招抚,很可能这次兵变就会和固原,宁远,蓟镇等崇祯朝以来众多的兵变一样,短时间内被平息,闹不出什么大乱子。

    兵变的原因大多是拖欠粮饷,这次的兵变多半也是一样的情况,按照以前的处置措施,补偿给作乱的登州兵一些粮饷,答应只要接受招抚后就可以既往不咎,安抚住他们不再闹事,等到事情稳定之后,将乱军控制起来,再问罪乱军首领孔有德和几个主要带头将领即可,砍几个脑袋也就完事了,甚至掀起的波澜还比不上宁远,固原那些兵变。

    崇祯认为,这样的处置措施,在以前的诸多兵变中无往不利,往往能够快速平息兵变,对登州的乱兵肯定也很管用,如果那时候真的这么办,也不会闹出这么多事情来。

    但是,中间出了个王道纯这么个变数,王道纯极力主张剿灭,不给叛军一丝活路,最后余大成在王道纯的劝说下同意出兵,结果在青州被打的丢盔弃甲,一败涂地。

    此战之后,乱军招降纳叛增加兵力倒在其次,不相信朝廷招抚才是最严重的后果,以至于山东巡抚余大成和登莱巡抚孙元两个封疆大吏派出信使招抚,乱兵都不为所动,甚至最后攻陷登州,孙元化畏罪自杀。

    可以说,事情闹到现在这个程度,余大成那个庸臣罪不可恕,王道纯也多少有些责任。

    这倒还在其次,原以为调集天津,通州,保定三镇兵力前去威慑,再发一道圣旨招抚乱军,在朝廷大军的威胁以及圣旨的保证下,他们肯定会接受招抚,从而平息此时,没成想,朝廷发布的招抚圣旨,居然被王道纯给截留了,他仍旧是一心要剿灭登州乱兵。

    虽然王道纯截留圣旨的时间,刚好在乱军攻陷登州了两天后,登州失陷的责任怪不到他头上,但是乱兵攻陷登州后,继续向西攻打莱州和黄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没看到这招抚的圣旨,不相信朝廷招安的诚意。

    想到这里,崇祯很想把王道纯也革职拿办,下狱听堪,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主要原因么,还是因为王道纯的办事能力很不错,而且一心为了朝廷,这些都属于好心办坏事。

    虽然他率领抚标营和数千卫所军去青州剿灭登州乱兵,但是战败的主要原因还是怪不到他头上。

    有关这次战事的奏报崇祯也看过,当时是山东巡抚标营参将陶廷畏战怕死,想要率军逃跑,王道纯层厉声阻止,喝骂陶廷,命令他不得撤退,要与乱兵战至最后一人,甚至还准备以文官之躯亲自上阵杀敌,没想到最后陶廷胆大包天,让人强行绑了王道纯,率军逃跑。

    如果余大成的抚标营战斗力不这么差,陶廷不那么怕死选择率军逃跑,是说不定也能一战平定乱军,这件事情也就了解了,但这个如果并没有发生。

    青州战败之后,王道纯依旧坚守在距离青州五十里的临淄,四处调遣兵力和粮草,准备与乱军再战,后来乱军东进登州后,他配合青州知府钱良翰,清缴因为战败四散而逃,落草为寇的大量山东兵马,成效显著。

    现在又驻扎在青州,负责维护各地的稳定,并且积极筹措粮草,等待着朝廷平叛大军的到来,算得上是一个有能力的忠臣。

    其实,若不是钱粮的问题,崇祯也想和王道纯一样,将这股登州乱兵一网打尽,一群乱兵四处劫掠,为祸地方,这些都是他崇祯皇帝的产业啊,被人抢了这么可能不生气。

    但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啊,现在建奴又在谋划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目标暂时还不明确,若是此时调用大量的兵力和钱粮去登莱平叛,建奴再次趁机入寇,拿什么去抵挡?

    所以,说道王道纯只是一心想着为朝廷解决问题,只不过不明白现在朝廷的困难,但是他的办事能力还是得到了崇祯的认可,崇祯并没有处置他,继续留在山东巡按任上,代替被围困在莱州的巡抚徐从治,处理其他四个府的事情。

    但是,登州乱兵这事情,总归是要解决的,诚然,如张国臣所说,乱军确实没有造反之意,目前的性质仍旧停留在兵变之上,但这么拖着仍旧不是个办法,万一拖得时间久了,事情变得更糟可就不好了。

    崇祯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抬头看了看张国臣,发现他一脸希冀的样子,仿佛有什么好办法一般,开口道“张爱卿对这件事情见解独到,看的很清楚啊,不知张爱卿对此事可有良策?”

    张国臣正等着崇祯开口呢,连忙说道“圣上,微臣认为,眼下可以再下一道圣旨招抚乱兵,李九成孔有德两人已经自封了莱州总兵和山东总兵,皇上可以直接封赏给他们就是,再赏赐少许钱粮,以示朝廷的诚意,想必他们必定会被陛下感恩戴德,接受招抚。

    这样一来,朝廷不光不需要调集大军和粮草去平叛,还能多出这许多兵力!若是陛下不放心,可以将他们调到陕西和山西去剿灭流贼,既能解决这次兵变,还能帮助洪总督早日平定流贼,一举两得啊!

    至于这前往登莱宣旨的人选嘛,微臣不才,愿为陛下效此犬马之劳,必定为陛下办好此事!”

    张国臣刚说完,就听到宋贤又嚷嚷开了“住口,无耻之徒。张国臣,别以为老夫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你和那登州乱军贼首孔有德,李九成,耿仲明之流都是辽东人,想必之前就与他们有交情,那些贼首定然不会为难与你,无论事情成与不成,对你都没有损害,但是朝廷可就要白白蒙受损失了!”

    然后转头对崇祯说道“陛下,断然不可听此贼子胡说!

    微臣怀疑他收受了孔李二贼的钱财,才一心为他二人说话,臣恳请陛下,将此贼子拿办下狱,严加审讯!

    而后选派能臣,并从各地调集大军,围剿叛军,还山东一个安宁!这山东乱兵不同以往的兵变啊,招抚之策断不可再行!”

    崇祯彻底被宋贤激怒了,气的手足颤抖,张国臣的想到正合崇祯的意思,不光能够省出大量的钱粮和军队来应对未来可能到来的建奴入寇,还能快速平息此时,顶多就是朝廷服软,面子上不好看一点罢了,但是比起建奴再次成功入寇让他丢的面子,他还是愿意选择前者。

    而且这些乱兵要是能为朝廷所用更好,不为朝廷所用,那就调去西北跟流贼作战去,反正死了也不心疼!

    没想到,这个宋贤又开始搅局,什么实际建议都没有,却攻击刚刚提出好办的张国臣,看看人家张国臣,不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还自告奋勇,前往山东办理此事,丝毫不担心陷入乱军之中,再看看你宋贤,屁用没有,就知道咬人。

    想到这里,崇祯对宋贤怒目而视大声道:“朕闻为王者,视海内一家,封域之内皆为朕之赤子,登州兵马亦是朕的子民,你缘何非要赶紧杀绝。张爱卿一心为国,为朝廷出谋划策,解决难事,你提不出半点有用的建议,却攻讦于他,莫非以朋党之见?”

    宋贤跪在地上,听崇祯以朋党相责,一张菊花般布满皱纹的老脸顿时涨的通红,自从明中叶以来,朝堂之上朋党相互碾轧,士大夫不论是非,只论亲疏,已经成为了朝中大害,从皇帝口中说出朋党这两个字来,一般的大臣恐怕已经吓得要昏死过去了。

    但宋贤的性格极其倔强,这是许多御史的通病,听了崇祯的责备只是怒而不畏,他挺起胸脯高声答道:“陛下,臣前日疏中云‘招抚之计,乱军流窜,流毒山东,民怨沸腾’,实在是为我大明社稷着想,为天下百姓着想,并非是为了那门户之见,相互攻讦。

    臣二十年躬耕垅亩,中年方得出仕,今日已经五十有余。幸蒙陛下圣恩宽大,赦臣不死,得至今日之位,得瞻天颜。臣即竭犬马之劳,未必能报陛下圣恩于万一,若遇事缄默,知而不言,则何以报陛下,何以尽臣职?

    前山东巡抚余大成乃是庸臣,他一力主张招抚,结果陛下也看到了,一抚而六城陷,再抚而登州失,三抚而黄县破,四抚则莱州围。

    天下间岂有这等招抚之法?这不过是迁延时日,一旦乱军无所顾忌,发动全力攻破莱州,西进再无阻碍,尽散钱粮招兵买马,而后十数万叛军攻城略地,此等载货祸较‘闻香教’更甚,整个山东乃至中原,恐不复为朝廷所有了!”

    上面的崇祯面无表情的倾听这宋贤的禀报,心中甚至不快,他已经打定主意要招抚了,而且主观上认为招抚能成,这宋贤这么不识趣,攻讦招抚之策。

    崇祯坐在宝座上,见宋贤跪在地上满头白发,抗声直言,心中的怒气却是越积越大,不由得厉声喝道:“好,若是按你说的不用招抚,那怎么办?用兵吗?哪来的饷银?哪来的粮食?你说张国臣的法子不好,那你说用什么法子?”

    文武大臣见崇祯发怒,个个惊恐失色,都替跪在地上的宋贤捏了把冷汗,但宋贤素来以“文死谏,武死战”自诩,现在想着正是自己为人臣死谏的时候,心中没有生死顾虑。

    宋贤倔强的看着金台上的崇祯,大声回答道:“陛下,大抵朝廷额定之兵,原有额定之饷。今兵多虚冒,饷多中饱。但求加以清理,认真实练,自可实兵实饷,何必担心无兵讨贼?

    大明现在不是无钱无饷,而是少有清白奉公、认真做事的人,若是得其人,则利归公家;若是不得其人,则利归私室,纵然搜尽百姓脂膏,亦无裨益。

    微臣恳请陛下,择一能干之人,就近在直隶,河南募集钱粮,调集大军,一举荡平叛军!

    今日微臣不避斧钺之诛,冒死直言,还望陛下三思!”

    崇祯听到这里,本已经按捺不住胸中的怒气,但他想到宋贤是御史,从宣宗时代开始,这些御史都以被皇帝打板子为荣,博得一个犯言直谏,不畏强权的好名声。

    如果自己对其加以责罚,只恐后世在史书会对宋贤赞扬不已,反倒是自己留下昏君的恶名,这样的事情一般的皇帝都不愿意干,这也是为什么明朝后期,那些大臣们一个个都跟打鸡血一样,争抢着忤逆皇帝,抢着被打板子,皇帝一般情况下还得捏着鼻子忍下了,不处罚他们!

    只得强自忍下胸中的怒火,对张献可道“你这些不过是些书生之见,朕岂不知道这些积弊,但眼下辽东兵事甚急,岂能容得山东再生事端?

    张爱卿能不废一兵一矢,一钱一粮而抚平流贼,便是与朕与大明有大功的臣子,岂容得你百般攻讦?

    如今正是多难之秋,大臣们正应和衷共济,才不负朝廷,还有朕的厚望。你这般攻击张爱卿,岂不是门户之见太深,失大臣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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