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吴安平最想改变的，也最无力改变的，正是蒋介石“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想法。他比蒋介石还要大权独揽，就算百般解释，又如何让蒋介石深信，他其实是位向往民主的大独裁者？即便如此，他还是隐约提出，除非国民党执意要与西北交战，否则，或许最终难免要和其他政治势力联合，如新民党即是。
蒋介石最初的专政主张，内容与国共分裂后的“一党**”其实有很大区别。吴安平参考一些资料及《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知道这位后来被定义为“最大反动派”的国民党领袖，实际当时思想还颇为左倾，乃至竟有革命成功后施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
他虽提出“入国民党之**员应退出**”的主张，但实际并不是要鼓动**员一律退出**，而是认为党籍不纯粹，双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所以**员应先退出**，等到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再加入不迟。
蒋介石认为国共两党现阶段的革命目标是同一的，没有必要互争短长，另外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须统一，中国革命也须统一，而世界革命有第三国际统一指挥，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由国民党统一指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蒋介石当此前一直在设法使国民党取代**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
事情很清楚，只要共产国际仍旧只承认中国**，而不承认中国革命必须要由国民党“一个党来专政和**”，中国革命的两个中心、两个主义的问题就仍然难以解决。相反，如果共产国际接受国民党，承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那么，作为**人退出**，做纯粹的国民党员，也不仍旧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丝毫不变其革命的属性。
如果共产国际接受这些建议，中国革命势必会走另一条路，但蒋介石绞尽脑汁想出的自认为是唯一出路的设想，实际根本没有可行性，而且，他不合时宜地号召**员退出**，又势将引起**人的不满和猜忌，国共双方的不信任感只会进一步增强，而冲突和摩擦也只会愈演愈烈。
在众多**人看来，接受蒋介石的主张，无异于认同**为国民党做“苦力”甚或“走狗”，而在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事实已经宣判跨党分子为异类，非加防制和排斥不可。再加蒋介石大权独揽，厉行军事统治，更为国共两党提供了爆发全面冲突的温床，在这种情形下，他的一切表白、劝说和解释，都无济于事。
写信之时，吴安平翻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随即意识到西北日后也将面临同样问题，需要考虑如何与国民党、**相处。而由于西北诸事吴安平俱可一言而决，**程度比蒋介石更甚，这实际已经存在爆发冲突的诱因，想要平息彼此纷争，似乎也无多大可能，总之同样为难。
这样看来，**似乎必然会寻求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而中国此后一段时间，也必然会出现西北解放军、国民革命军、工农红军三者并存的局面。历史的惯性之大，就算吴安平有d7引擎在手，也难以将之尽数改变，该来的始终会来。
由“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再到蒋介石提出“一党专政”主张，并越来越倾向于独揽权力，**也由对其肯定，转为疑惧，进而最终将其列入到了“未来的敌人”的行列。由此，原并无“**”之意且本就多疑的蒋介石，又在诸多反作用力及合力的推动下，一步一步走了“**”的道路。
三月二十四，南京事件爆发，蒋介石开始有武力清党的打算。
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随即南京发生有组织的排外抢劫事件，部分军人对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和外国教堂、商店、学校大肆抢掠，前后持续约十个小时。蒋介石虽没有公开把此事归结为**的阴谋，但内心却怀疑**借故挑拨自己与列强政府的关系，接着便联络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等人秘密开会，讨论如何与**决裂。????
蒋介石更担心，**冲击租界的行动，很可能引发列强武力干涉，导致北伐半途夭折。
这时的海，谣言蜂起。特别是各个租界里躲避着大量从武汉、九江以及其他北伐军占领区逃亡避祸而来的外国侨民和中国人，他们对于两湖、江西等地激烈的工农运动充满恐惧，生怕北伐军在海会重现汉口、九江下层民众冲击租界的情景，因而更是人心惶惶。
而鉴于**在海工人中的号召力，并为响应共产国际提出的要超越民主革命界限的要求，海方面的**领导人这时也相当振奋，反复强调已到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时期，并开始冲击国民党右派的组织机构，积极筹组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结果，街市**的呼声很高，人人都在打听**，想多知晓一些政局走向的内幕。
白崇禧初到海时，对总工会态度还好，还同意武装纠察队统归总工会管辖，对**推动组建的市政府也未加反对，但第二天听到各方反映之后，态度立即转了一百，宣称绝不允许武汉风潮再现于海。
“健生，你也看了这信，西北王的建议，你觉得可行么？”
蒋介石深吸一口气，缓缓睁开双目，眼神透出难以掩饰的疲累。
“这”
“有话但说无妨。”
白崇禧想了想，苦笑着说道：“吴安平的建议虽过于幼稚，不大行得通，但既然其已表明态度，我们就不能不有所回应。”
“我脑子很乱，现在还没理出头绪，你要有想法，只管说出，我们参详参详。”蒋介石对白崇禧的看法表示赞同，实际他的苦恼也正在此。
白崇禧答应一声，一边皱眉苦思，一边组织语言道：“吴安平似乎认为，海的事态全由我们掌握，所以有‘手段舒缓’之劝，很显然，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北王料错了情形，如我们真能全盘掌握海，就不会非走清党这一步险棋了。”
“自总司令二十九日命临时市政府暂缓办公后，**因武汉中央已明令认可，对此有强烈不满，一直在强调抵抗的必要。据闻，联共中央政治局，虽仍坚不同意**的提议，但已明示海**中央，不要武装纠察队交出武器。这些工运分子既拥有枪支弹药，又足够狂热，根本不可能向我们轻易低头，实际不见些血，根本就清不了党，分不了共。”
蒋介石赞许道：“健生此言不差。这信中表述的其他一些看法，还称公允，但唯独在清党一事，吴安平竟认定，是我故意要杀个血流成河。娘希匹！他吴安平都能看出此举对我党之戕害，尤大过对**，莫非我竟看不出么？”
白崇禧微笑附和，其实内心却不以为然，他自知蒋介石此话半真半假，并不尽实。
据说虞洽卿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向蒋介石提供六千万大洋的财政援助，条件即是“必须从国民党中清除**”，而且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批三百万，只有随后把事办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这两天，三百万银元已经到账，蒋介石虽知六千万只是画饼，而且此后必将受到江浙财阀的牵制，但为解决财政困难，也只有咬牙朝前迈步。而对江浙财阀来说，能杀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自然更好，面对这种情形，蒋介石会否受其影响，故意杀戒大开，还真不好说？实际这六千万银元的画饼，确实也是促使其武力清党的另一重要原因。
不过这件事，白崇禧不愿多说。新桂系嫡系第七军，也指望从这笔财政援助中得到好处，他自然不能自断财路。
顿了顿，白崇禧又接着道：“我个人以为，清党行动，倒不妨依吴安平的建议，手段缓和些。”
蒋介石道：“你的意思”
白崇禧不确定道：“交浅言深，必有其因。我等与吴安平并无打过多少交道，至多曾派张总参议到西峰做过一次考察，也不算很细致。而吴安平能骤而崛起为西北之王，必定不是简单人物，其一言一行或许都有深意。信中这些建议，若全无交情，搁一般人，则明显不会提出，但吴安平竟不管不顾提了出来，反见其确有与革命军联合之诚意，为推进北伐，我觉得不妨故意做些姿态出来。”
“这妥当吗？”蒋介石狐疑道。
白崇禧笑道：“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只在分共清党，只要能达成这一目标，即算圆满，能否灭绝赤化，反在其次。况且，汪兆铭就在海，他在党内威望甚高，其态度我们不能不重视。他既然认为武汉诸人，非不可理喻，一意另寻良策，提出三点应急办法，我们便需不偏不倚，为自己先留些余地。如果我们能做些退让的姿态，既可堵吴安平的嘴，又能让汪兆铭无话可说，这岂非两便？”
蒋介石默然不语。其实，这两日清党行动虽一直在紧锣密鼓进行，但他的态度仍不能说很坚决，始终存有顾忌，而其中最关键，便是顾忌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被武汉中央从国外迎回，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很显然是有意针对蒋介石，想限制他的权力。蒋介石虽然气愤，但慑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威望，不得不主动放缓姿态，甚至发表通电，声称自己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而“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
蒋介石当然不甘心，但他也没料到，汪精卫早不回晚不回，恰在这时意外从国外回到海。受此影响，他不得不放慢与**破裂的脚步，将清党之准备暂行延搁。
汪精卫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广东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虽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借机赶走，但他威望甚高，又被视为左派领袖，只因反感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国民党许多人及**便力邀汪精卫回国，并在武汉中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将汪精卫缺席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没想到他四月一日竟已乘船抵达海，这自然对国民党右派的清党主张构成很大压力。
为逼迫汪精卫让步，蒋介石紧急召集吴稚晖等几位监察委员秘密开会，通过了弹劾**案，决定提请各军警机关，将辖区内的**员分别看管监视，不准自由活动。随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邵元冲等人，便浩浩荡荡一同前往孙中山故居与汪精卫会晤，一为迎接，一为迫其答应清党。
谈到清党问题时，吴稚晖直言相告：“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弹劾案，必将采取断然处置，所以此番拜会，只是通知汪主席，而非商榷。”汪精卫听罢怫然，半晌不语。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出面转圜，一致请汪精卫提出解决良策。
汪精卫当即提出三点应急办法，即通告陈独秀暂停各地**员一切活动；暂不执行武汉中央有碍党国前途的命令；暂时制裁各各省党部、各执行机关内的“捣乱分子”。至于如何解决国共纠纷，汪精卫拟召集大会，面对面申诉商讨来解决。蒋介石、吴稚晖等人商议后，认为可以接受，就暂退一步，决定暂照汪精卫的提议办理。
汪精卫要协调国共纠纷，究竟能否达成目标还在两说，蒋介石既希望不经动乱即能解决问题，又感觉此种希望不大，所以并未放松清党准备，一待汪精卫错手，便要立即发动。然而，此时吴安平突然横插一脚，立刻又使他意识到，偏居一隅的西北，原来也有插手南北政局之心，而衡量其实力，偏偏又决不能等闲视之。
白崇禧提醒道：“总司令，莫忘记冯焕章前几日已到武汉，这自然也是出自吴安平的授意。我们需防备，其一旦失意于我，便有可能全力襄助武汉，虽吴安平敌视苏联，但他毕竟对**抱有善意，想来**也未必会戮力反对，若解放军东出潼关，将势力与两湖联结一体，大力支持汪兆铭，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蒋介石皱眉道：“你是说，吴安平有可能插手国民政府的内部部纷争？”
白崇禧叹口气道：“不是有可能，而是他已经在这么做了。西北不缺强兵，又不短财力，而且那新民党的纲领，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却又正合西北的变化，其内部堪称铁板一块，我党及共党都很难在彼发展。如果，咳，咳”
蒋介石嘘口气，道：“无需为难，请直说。”
白崇禧瞅他脸色还算平静，便又道：“如果，国民政府能团结一心，未使没有与西北对抗之力，但如今”
他是想往下说，但蒋介石已知他要说什么，截住话头道：“团结好讲，但真要去做，又谈何容易？健生，你也看到，我一直在向武汉中央让步，是那些人始终容不下我，现在又抬出汪兆铭来压我。我们这位汪主席，虽谦卑圆滑，能左右逢源，却没的魄力，这样的人能领导革命成功吗？娘希匹！倒是吴安平看得清楚，只要有助于党国，诸事就该当仁不让！”
白崇禧是新桂系首脑，新桂系和蒋介石的黄埔系，也非像对外界宣称的那样，就当真全无罅隙，各自也有不同的诉求。他不好多说，便接着刚才道：“武汉中央比我们只差军事和财力，但如得西北方面鼎力支持，则军事和财力差得反是我们，而且，吴安平的态度一旦明确，影响所及，阎锡山甚至张作霖，也不得不跟随表态，如出现这种局面，我们除了忍气吞声，似乎也别无他法可想了。”
蒋介石起身踱了几步，突然停身道：“如此说来，对吴安平的建议，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一途了？”
白崇禧点头道：“我认为是这样。其实，这样做我们也不吃亏。一来清党仍可照旧进行，只需要控制一下范围，改变一下手段，不使流太多血便能交待过去。这又与汪兆铭的建议有所契合，不容易引发武汉方面和部分官兵的反弹，国共合作良久，老实说，一下子转变太大，也不是谁都能接受。”
“二来吴安平也算公道，提供了诸多补偿。虽然合作发行法币之事，事关重大，非等财经及金融专家分析衡量，才能确定其中利弊，但陇东集团投资海，开发浦东及长兴岛之事，则明显与我有利，完全可以立时答应下来。两相比较，我宁愿相信吴安平，也不相信那些海买办和银行家的允诺。”
蒋介石讶道：“健生，吴安平说只要允他投资，保证三年之内，能让我们从海收到三亿银元，你不觉得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吗？”
白崇禧道：“确实难以置信，但此话真假，也很容易验证，到不一定是吹嘘。吴安平说的这三年三亿，今年便有八千万，我们只要答应合作，照他所说，十日之内便有三千万入账，若要验证真假，只需看这笔钱能否到账便知。这样近在眼前就可查证的事，根本做不得假，吴安平的话应有几分可信。”
这么一想，蒋介石也觉得有道理，便叹口气道：“吴安平瞅准我们财政紧张，故意准备了这样一块天大的画饼，让我们眼馋，不得不硬吞下去。也罢，我南京也不需去了，今晚就再召集大家商讨一下，看如何行事对我们最有利。清党，清党，我们还未动手，这西北的手就从千里之外先伸过来了，真是咄咄怪事。”
他又拿起另两封信，盯着面的题款出神半天，才转过来对白崇禧道：“健生，这里还有给鹤卿先生和子文的信，也需转交，你派人送去。另外，通知大家的事，也一并劳烦你了。我有些疲累，就先歇歇，回头大家到了，再让人叫醒我。”
蒋介石心情不佳，但白崇禧却觉得，他或许并不是烦恼清党之事横生枝节，而是意识到，除汪兆铭外，自己又多了一个叫吴安平的对手，而这个对手，却明显比汪兆铭要可怕的多。
蒋介石最初的专政主张，内容与国共分裂后的“一党**”其实有很大区别。吴安平参考一些资料及《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知道这位后来被定义为“最大反动派”的国民党领袖，实际当时思想还颇为左倾，乃至竟有革命成功后施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
他虽提出“入国民党之**员应退出**”的主张，但实际并不是要鼓动**员一律退出**，而是认为党籍不纯粹，双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所以**员应先退出**，等到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再加入不迟。
蒋介石认为国共两党现阶段的革命目标是同一的，没有必要互争短长，另外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须统一，中国革命也须统一，而世界革命有第三国际统一指挥，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由国民党统一指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蒋介石当此前一直在设法使国民党取代**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
事情很清楚，只要共产国际仍旧只承认中国**，而不承认中国革命必须要由国民党“一个党来专政和**”，中国革命的两个中心、两个主义的问题就仍然难以解决。相反，如果共产国际接受国民党，承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那么，作为**人退出**，做纯粹的国民党员，也不仍旧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丝毫不变其革命的属性。
如果共产国际接受这些建议，中国革命势必会走另一条路，但蒋介石绞尽脑汁想出的自认为是唯一出路的设想，实际根本没有可行性，而且，他不合时宜地号召**员退出**，又势将引起**人的不满和猜忌，国共双方的不信任感只会进一步增强，而冲突和摩擦也只会愈演愈烈。
在众多**人看来，接受蒋介石的主张，无异于认同**为国民党做“苦力”甚或“走狗”，而在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事实已经宣判跨党分子为异类，非加防制和排斥不可。再加蒋介石大权独揽，厉行军事统治，更为国共两党提供了爆发全面冲突的温床，在这种情形下，他的一切表白、劝说和解释，都无济于事。
写信之时，吴安平翻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随即意识到西北日后也将面临同样问题，需要考虑如何与国民党、**相处。而由于西北诸事吴安平俱可一言而决，**程度比蒋介石更甚，这实际已经存在爆发冲突的诱因，想要平息彼此纷争，似乎也无多大可能，总之同样为难。
这样看来，**似乎必然会寻求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而中国此后一段时间，也必然会出现西北解放军、国民革命军、工农红军三者并存的局面。历史的惯性之大，就算吴安平有d7引擎在手，也难以将之尽数改变，该来的始终会来。
由“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再到蒋介石提出“一党专政”主张，并越来越倾向于独揽权力，**也由对其肯定，转为疑惧，进而最终将其列入到了“未来的敌人”的行列。由此，原并无“**”之意且本就多疑的蒋介石，又在诸多反作用力及合力的推动下，一步一步走了“**”的道路。
三月二十四，南京事件爆发，蒋介石开始有武力清党的打算。
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随即南京发生有组织的排外抢劫事件，部分军人对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和外国教堂、商店、学校大肆抢掠，前后持续约十个小时。蒋介石虽没有公开把此事归结为**的阴谋，但内心却怀疑**借故挑拨自己与列强政府的关系，接着便联络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等人秘密开会，讨论如何与**决裂。????
蒋介石更担心，**冲击租界的行动，很可能引发列强武力干涉，导致北伐半途夭折。
这时的海，谣言蜂起。特别是各个租界里躲避着大量从武汉、九江以及其他北伐军占领区逃亡避祸而来的外国侨民和中国人，他们对于两湖、江西等地激烈的工农运动充满恐惧，生怕北伐军在海会重现汉口、九江下层民众冲击租界的情景，因而更是人心惶惶。
而鉴于**在海工人中的号召力，并为响应共产国际提出的要超越民主革命界限的要求，海方面的**领导人这时也相当振奋，反复强调已到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时期，并开始冲击国民党右派的组织机构，积极筹组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结果，街市**的呼声很高，人人都在打听**，想多知晓一些政局走向的内幕。
白崇禧初到海时，对总工会态度还好，还同意武装纠察队统归总工会管辖，对**推动组建的市政府也未加反对，但第二天听到各方反映之后，态度立即转了一百，宣称绝不允许武汉风潮再现于海。
“健生，你也看了这信，西北王的建议，你觉得可行么？”
蒋介石深吸一口气，缓缓睁开双目，眼神透出难以掩饰的疲累。
“这”
“有话但说无妨。”
白崇禧想了想，苦笑着说道：“吴安平的建议虽过于幼稚，不大行得通，但既然其已表明态度，我们就不能不有所回应。”
“我脑子很乱，现在还没理出头绪，你要有想法，只管说出，我们参详参详。”蒋介石对白崇禧的看法表示赞同，实际他的苦恼也正在此。
白崇禧答应一声，一边皱眉苦思，一边组织语言道：“吴安平似乎认为，海的事态全由我们掌握，所以有‘手段舒缓’之劝，很显然，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北王料错了情形，如我们真能全盘掌握海，就不会非走清党这一步险棋了。”
“自总司令二十九日命临时市政府暂缓办公后，**因武汉中央已明令认可，对此有强烈不满，一直在强调抵抗的必要。据闻，联共中央政治局，虽仍坚不同意**的提议，但已明示海**中央，不要武装纠察队交出武器。这些工运分子既拥有枪支弹药，又足够狂热，根本不可能向我们轻易低头，实际不见些血，根本就清不了党，分不了共。”
蒋介石赞许道：“健生此言不差。这信中表述的其他一些看法，还称公允，但唯独在清党一事，吴安平竟认定，是我故意要杀个血流成河。娘希匹！他吴安平都能看出此举对我党之戕害，尤大过对**，莫非我竟看不出么？”
白崇禧微笑附和，其实内心却不以为然，他自知蒋介石此话半真半假，并不尽实。
据说虞洽卿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向蒋介石提供六千万大洋的财政援助，条件即是“必须从国民党中清除**”，而且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批三百万，只有随后把事办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这两天，三百万银元已经到账，蒋介石虽知六千万只是画饼，而且此后必将受到江浙财阀的牵制，但为解决财政困难，也只有咬牙朝前迈步。而对江浙财阀来说，能杀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自然更好，面对这种情形，蒋介石会否受其影响，故意杀戒大开，还真不好说？实际这六千万银元的画饼，确实也是促使其武力清党的另一重要原因。
不过这件事，白崇禧不愿多说。新桂系嫡系第七军，也指望从这笔财政援助中得到好处，他自然不能自断财路。
顿了顿，白崇禧又接着道：“我个人以为，清党行动，倒不妨依吴安平的建议，手段缓和些。”
蒋介石道：“你的意思”
白崇禧不确定道：“交浅言深，必有其因。我等与吴安平并无打过多少交道，至多曾派张总参议到西峰做过一次考察，也不算很细致。而吴安平能骤而崛起为西北之王，必定不是简单人物，其一言一行或许都有深意。信中这些建议，若全无交情，搁一般人，则明显不会提出，但吴安平竟不管不顾提了出来，反见其确有与革命军联合之诚意，为推进北伐，我觉得不妨故意做些姿态出来。”
“这妥当吗？”蒋介石狐疑道。
白崇禧笑道：“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只在分共清党，只要能达成这一目标，即算圆满，能否灭绝赤化，反在其次。况且，汪兆铭就在海，他在党内威望甚高，其态度我们不能不重视。他既然认为武汉诸人，非不可理喻，一意另寻良策，提出三点应急办法，我们便需不偏不倚，为自己先留些余地。如果我们能做些退让的姿态，既可堵吴安平的嘴，又能让汪兆铭无话可说，这岂非两便？”
蒋介石默然不语。其实，这两日清党行动虽一直在紧锣密鼓进行，但他的态度仍不能说很坚决，始终存有顾忌，而其中最关键，便是顾忌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被武汉中央从国外迎回，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很显然是有意针对蒋介石，想限制他的权力。蒋介石虽然气愤，但慑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威望，不得不主动放缓姿态，甚至发表通电，声称自己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而“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
蒋介石当然不甘心，但他也没料到，汪精卫早不回晚不回，恰在这时意外从国外回到海。受此影响，他不得不放慢与**破裂的脚步，将清党之准备暂行延搁。
汪精卫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广东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虽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借机赶走，但他威望甚高，又被视为左派领袖，只因反感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国民党许多人及**便力邀汪精卫回国，并在武汉中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将汪精卫缺席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没想到他四月一日竟已乘船抵达海，这自然对国民党右派的清党主张构成很大压力。
为逼迫汪精卫让步，蒋介石紧急召集吴稚晖等几位监察委员秘密开会，通过了弹劾**案，决定提请各军警机关，将辖区内的**员分别看管监视，不准自由活动。随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邵元冲等人，便浩浩荡荡一同前往孙中山故居与汪精卫会晤，一为迎接，一为迫其答应清党。
谈到清党问题时，吴稚晖直言相告：“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弹劾案，必将采取断然处置，所以此番拜会，只是通知汪主席，而非商榷。”汪精卫听罢怫然，半晌不语。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出面转圜，一致请汪精卫提出解决良策。
汪精卫当即提出三点应急办法，即通告陈独秀暂停各地**员一切活动；暂不执行武汉中央有碍党国前途的命令；暂时制裁各各省党部、各执行机关内的“捣乱分子”。至于如何解决国共纠纷，汪精卫拟召集大会，面对面申诉商讨来解决。蒋介石、吴稚晖等人商议后，认为可以接受，就暂退一步，决定暂照汪精卫的提议办理。
汪精卫要协调国共纠纷，究竟能否达成目标还在两说，蒋介石既希望不经动乱即能解决问题，又感觉此种希望不大，所以并未放松清党准备，一待汪精卫错手，便要立即发动。然而，此时吴安平突然横插一脚，立刻又使他意识到，偏居一隅的西北，原来也有插手南北政局之心，而衡量其实力，偏偏又决不能等闲视之。
白崇禧提醒道：“总司令，莫忘记冯焕章前几日已到武汉，这自然也是出自吴安平的授意。我们需防备，其一旦失意于我，便有可能全力襄助武汉，虽吴安平敌视苏联，但他毕竟对**抱有善意，想来**也未必会戮力反对，若解放军东出潼关，将势力与两湖联结一体，大力支持汪兆铭，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蒋介石皱眉道：“你是说，吴安平有可能插手国民政府的内部部纷争？”
白崇禧叹口气道：“不是有可能，而是他已经在这么做了。西北不缺强兵，又不短财力，而且那新民党的纲领，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却又正合西北的变化，其内部堪称铁板一块，我党及共党都很难在彼发展。如果，咳，咳”
蒋介石嘘口气，道：“无需为难，请直说。”
白崇禧瞅他脸色还算平静，便又道：“如果，国民政府能团结一心，未使没有与西北对抗之力，但如今”
他是想往下说，但蒋介石已知他要说什么，截住话头道：“团结好讲，但真要去做，又谈何容易？健生，你也看到，我一直在向武汉中央让步，是那些人始终容不下我，现在又抬出汪兆铭来压我。我们这位汪主席，虽谦卑圆滑，能左右逢源，却没的魄力，这样的人能领导革命成功吗？娘希匹！倒是吴安平看得清楚，只要有助于党国，诸事就该当仁不让！”
白崇禧是新桂系首脑，新桂系和蒋介石的黄埔系，也非像对外界宣称的那样，就当真全无罅隙，各自也有不同的诉求。他不好多说，便接着刚才道：“武汉中央比我们只差军事和财力，但如得西北方面鼎力支持，则军事和财力差得反是我们，而且，吴安平的态度一旦明确，影响所及，阎锡山甚至张作霖，也不得不跟随表态，如出现这种局面，我们除了忍气吞声，似乎也别无他法可想了。”
蒋介石起身踱了几步，突然停身道：“如此说来，对吴安平的建议，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一途了？”
白崇禧点头道：“我认为是这样。其实，这样做我们也不吃亏。一来清党仍可照旧进行，只需要控制一下范围，改变一下手段，不使流太多血便能交待过去。这又与汪兆铭的建议有所契合，不容易引发武汉方面和部分官兵的反弹，国共合作良久，老实说，一下子转变太大，也不是谁都能接受。”
“二来吴安平也算公道，提供了诸多补偿。虽然合作发行法币之事，事关重大，非等财经及金融专家分析衡量，才能确定其中利弊，但陇东集团投资海，开发浦东及长兴岛之事，则明显与我有利，完全可以立时答应下来。两相比较，我宁愿相信吴安平，也不相信那些海买办和银行家的允诺。”
蒋介石讶道：“健生，吴安平说只要允他投资，保证三年之内，能让我们从海收到三亿银元，你不觉得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吗？”
白崇禧道：“确实难以置信，但此话真假，也很容易验证，到不一定是吹嘘。吴安平说的这三年三亿，今年便有八千万，我们只要答应合作，照他所说，十日之内便有三千万入账，若要验证真假，只需看这笔钱能否到账便知。这样近在眼前就可查证的事，根本做不得假，吴安平的话应有几分可信。”
这么一想，蒋介石也觉得有道理，便叹口气道：“吴安平瞅准我们财政紧张，故意准备了这样一块天大的画饼，让我们眼馋，不得不硬吞下去。也罢，我南京也不需去了，今晚就再召集大家商讨一下，看如何行事对我们最有利。清党，清党，我们还未动手，这西北的手就从千里之外先伸过来了，真是咄咄怪事。”
他又拿起另两封信，盯着面的题款出神半天，才转过来对白崇禧道：“健生，这里还有给鹤卿先生和子文的信，也需转交，你派人送去。另外，通知大家的事，也一并劳烦你了。我有些疲累，就先歇歇，回头大家到了，再让人叫醒我。”
蒋介石心情不佳，但白崇禧却觉得，他或许并不是烦恼清党之事横生枝节，而是意识到，除汪兆铭外，自己又多了一个叫吴安平的对手，而这个对手，却明显比汪兆铭要可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