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崇祯六年11月24日，山西三十六农民起义军飞渡黄河，进入明帝国的腹心之地——河南。中原地区，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中心地域，也是古来征战的四战之地。如此战略要地现在挤进了三十万起义军，而河南本地的兵力在连年的灾荒和边境战争中已经显得异常薄弱，河南的军政官员也没有与起义军作战的经验，渑池的失陷带来整个河南西部地区的动荡。在这么个重要的地方出现这么个危机，自然是朝野震动、庙堂惊悚。
河南巡抚玄默立即八百里快奏到了北京，请求朝廷火增援。12月4日，崇祯帝朱由检下令：“贼既渡河，豫境邻壤地方，俱宜严防奔突。秦、郧准各抚通著选调将士扼要截剿，豫、晋抚监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击，仍严饬道府州县等官，鼓励乡兵各图堵御。务刻期荡扫，如再疏泄误事，必不轻贷。”
随着这个命令，四面八方的官军向河南扑来，其中以左良玉部为河南军的主力。
左良玉，字昆山，临清市五里庄人。幼时父母双亡，由其叔抚养，他身材高大魁梧，力大过人，乡邻都称之为红脸大汉。虽未曾上学，但聪颖过人，自幼习学武艺，尤善弓射，娴熟左右开弓。从军后更有用武之地，加上他多智多谋，很快晋升为辽东车右营加衔都司（相当于现在的少校）。1628年宁远十三营因朝廷欠饷和辽东通判张世荣歧视军人而哗变，哗变先从援辽的四川、湖广军开始，迅扩散开来。后新任蓟辽督师袁崇焕单骑出关到军中才得以平息。在这次兵变中，宁远14营驻军只有祖大乐一营没有参与。左良玉的部下也被席卷进去而他本人没有阻止，遂被撤职，后又复官至游击。在曹文诏援玉田、丰润等四城时，因作战有功，加上士兵又都拥戴他，所以在隶属昌平督治侍郎侯询部下时，由侯恂推荐为副将。侯恂是东林党人，因此左良玉也成为东林党影响下的重要将领。
此时，手下只有几千兵马的左良玉万万不敢跟起义军正面对抗，而左右援军也需要时间才能到达。因此他进见河南巡抚玄默出了个主意：联络乡绅官员上书，以河南之贼来自秦晋且流窜成性为由，请朝廷设立总督协调各抚镇军队的行动。这样一来，他在没有得到协力的情况下就可以暂缓出兵，免于今后的严旨责罚了。战不能胜那就只有拖下去。
这样一来，起义军在河南就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纵横驰骋，影响越来越大，从陕西、山西的疥藓之痒彻底演变成明王朝的心腹大患。
河南，可以说是农民起义军最适合生存、壮大的地方。在崇祯六年早些时候，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内描述了河南当时的形势：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在这样的大荒之年，明政府不但不加赈济，“而且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而且责之以兵粮、器械、米豆、刍茭，悉索敝赋以应河北（辽东）之求。而且正赋之外，有加派焉，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旧额未完，新饷已催；新征甫毕，旧逋又下，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
左良玉不敢对付农民军，这就给三十六营一个喘息和扩大影响的机会。但是，起义军很快就现一个问题：壮大了的队伍靠河南本地的产出根本就养不活！老百姓之所以起义就是要找活路的，急剧扩大的起义军和比陕西、山西还穷困的河南一比照，自然不是久留之地。因此，起义军迅分成了两路，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八营部众十余万西入武关，企图与留在陕西的起义军会合；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刘国能等部则进入河南西部山区，向湖广、四川展。
伏牛山，山高林密、道路崎岖难行，时值隆冬，山区里经常有纷纷洒洒的小雪，更增加了行军的难度。
张献忠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老营的妇孺代步，这个时候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带着队伍在山间穿行。李定国一直走在张献忠的侧后方，他是一路走一路在想着问题。
在他脑袋里装了太多的东西，这些知识、阅历要在当前的情况下变成符合实际的系统的建议还不太可能。没有战争天才和政治天才的存在，就算是李定国，也不过只有统帅8oo人打个伏击，协助别人攻破小县城的经验而已，真正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需要积累现世知识和增强能力。不过这些，并不妨碍他在适当的时候就一些考虑成熟的“小问题”向张献忠建议。
“老爹，定国有些话不知道当不当讲？”
张献忠边走边侧过头来，眼光就越过了李定国和他部下的5oo人看到了骑在马上的秦燕柔，略微愣了下神后才示意李定国赶上自己并肩而行，要说话总不能一个伸着颈项一个扭着脖子说吧？
“你小子就是礼数多，早说了，有话就说！”
李定国心里略微有些慌乱，他知道老爹刚才看谁去了，因此迟疑了一下才道：“老爹，最近几天西营壮大了不少，可是人多军械少，青壮多能战之士少，各营队的军械一下子都分配不过来了。现在西营的战力不升反降，应该整顿一下营制和营律，拣选精壮入营，再设立一个新营编制其他青壮慢慢训练和装备。老兄弟和新兄弟混合在一起，平均分配军械兵器的法子只能降低西营的战力。”
在山路上走着说一大通话是吃力的，李定国说了大概的意思就停了下来，一是为调匀呼吸，二是看张献忠的反应。
“喏，说说怎么个编制法？”张献忠倒是很干脆，既然李定国提出来了，也有一定的道理，那就看这小子心里有没有成熟的想法了。应该是有的，他的脾性就是没想好的事情不会轻易开口的。
李定国长吸了口气，道：“定国最近检点了一下，西营的兵器大约只够15ooo人之用。不如去弱留强只装备15ooo精锐，其他的编为后备，随时补充主力的损失。营制上，也应该仿效官军的营制，这样在作战时候也方便衡量敌我力量，调度人手。一万五千人可以编成五军，一军三千，由统制官掌领；一军分五营，每营6oo人，以统领管带，严格上下级统率关系，避免、避免……”
张献忠挥了一下手，李定国趁势收了口。
这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西营里有不少人是从官军中起义、哗变而来的，这些人拥有最强的战斗力，是西营的核心力量，连张献忠本人也曾经在定边游击陈洪范手下当兵。渑池生的事情，可是全军上下近五万人的眼睛都盯着的，实在不适合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处理、去表态。而且，改变营制必然要裁汰、合并一些营，这就会造成农民出身的和士兵出身的战士、将领之间的矛盾。
这些，是李定国没有深思到的，他只想到袁升高是官军出身，能够逐渐成为今后西营号召官军来投的旗帜，却没有想到自己改变营制的建议如果在此时实行的话，会把本来就敏感的问题搞得矛盾尖锐，更难处理，反而更加影响西营战斗力的形成。
兵器是靠人使用，人的思想出了问题，再精良的兵器都没有用。
张献忠知道李定国的建议大致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不能实行，甚至不能过多的去提起。
这个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李定国的精兵之梦由此延后了好几年才得以在小范围内实现……
崇祯七年(1634年)春，起义军的足迹到达了河南南阳、湖广襄阳、陨阳和川东、陕南等地，声势也越来越大。明朝廷大臣们又再次提出了统一事权的问题。他们认为义军之所以能“流突无定”，是因为“各镇、抚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宜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在人选问题上，大臣们推荐洪承畴，朱由检却认为，三边同蒙古部落相邻，洪承畴肩负边防重任，“未可轻易”。于是，“进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
陈奇瑜是洪承畴的部下，在陕西镇压起义军很是买力，这个时候一下子成为比三边总督还高了一些的五省军务总督，这或多或少地引起了洪承畴的不快，也因为这样，给起义军留了一个在绝处逢生的空挡……
河南巡抚玄默立即八百里快奏到了北京，请求朝廷火增援。12月4日，崇祯帝朱由检下令：“贼既渡河，豫境邻壤地方，俱宜严防奔突。秦、郧准各抚通著选调将士扼要截剿，豫、晋抚监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击，仍严饬道府州县等官，鼓励乡兵各图堵御。务刻期荡扫，如再疏泄误事，必不轻贷。”
随着这个命令，四面八方的官军向河南扑来，其中以左良玉部为河南军的主力。
左良玉，字昆山，临清市五里庄人。幼时父母双亡，由其叔抚养，他身材高大魁梧，力大过人，乡邻都称之为红脸大汉。虽未曾上学，但聪颖过人，自幼习学武艺，尤善弓射，娴熟左右开弓。从军后更有用武之地，加上他多智多谋，很快晋升为辽东车右营加衔都司（相当于现在的少校）。1628年宁远十三营因朝廷欠饷和辽东通判张世荣歧视军人而哗变，哗变先从援辽的四川、湖广军开始，迅扩散开来。后新任蓟辽督师袁崇焕单骑出关到军中才得以平息。在这次兵变中，宁远14营驻军只有祖大乐一营没有参与。左良玉的部下也被席卷进去而他本人没有阻止，遂被撤职，后又复官至游击。在曹文诏援玉田、丰润等四城时，因作战有功，加上士兵又都拥戴他，所以在隶属昌平督治侍郎侯询部下时，由侯恂推荐为副将。侯恂是东林党人，因此左良玉也成为东林党影响下的重要将领。
此时，手下只有几千兵马的左良玉万万不敢跟起义军正面对抗，而左右援军也需要时间才能到达。因此他进见河南巡抚玄默出了个主意：联络乡绅官员上书，以河南之贼来自秦晋且流窜成性为由，请朝廷设立总督协调各抚镇军队的行动。这样一来，他在没有得到协力的情况下就可以暂缓出兵，免于今后的严旨责罚了。战不能胜那就只有拖下去。
这样一来，起义军在河南就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纵横驰骋，影响越来越大，从陕西、山西的疥藓之痒彻底演变成明王朝的心腹大患。
河南，可以说是农民起义军最适合生存、壮大的地方。在崇祯六年早些时候，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内描述了河南当时的形势：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在这样的大荒之年，明政府不但不加赈济，“而且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而且责之以兵粮、器械、米豆、刍茭，悉索敝赋以应河北（辽东）之求。而且正赋之外，有加派焉，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旧额未完，新饷已催；新征甫毕，旧逋又下，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
左良玉不敢对付农民军，这就给三十六营一个喘息和扩大影响的机会。但是，起义军很快就现一个问题：壮大了的队伍靠河南本地的产出根本就养不活！老百姓之所以起义就是要找活路的，急剧扩大的起义军和比陕西、山西还穷困的河南一比照，自然不是久留之地。因此，起义军迅分成了两路，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八营部众十余万西入武关，企图与留在陕西的起义军会合；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刘国能等部则进入河南西部山区，向湖广、四川展。
伏牛山，山高林密、道路崎岖难行，时值隆冬，山区里经常有纷纷洒洒的小雪，更增加了行军的难度。
张献忠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老营的妇孺代步，这个时候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带着队伍在山间穿行。李定国一直走在张献忠的侧后方，他是一路走一路在想着问题。
在他脑袋里装了太多的东西，这些知识、阅历要在当前的情况下变成符合实际的系统的建议还不太可能。没有战争天才和政治天才的存在，就算是李定国，也不过只有统帅8oo人打个伏击，协助别人攻破小县城的经验而已，真正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需要积累现世知识和增强能力。不过这些，并不妨碍他在适当的时候就一些考虑成熟的“小问题”向张献忠建议。
“老爹，定国有些话不知道当不当讲？”
张献忠边走边侧过头来，眼光就越过了李定国和他部下的5oo人看到了骑在马上的秦燕柔，略微愣了下神后才示意李定国赶上自己并肩而行，要说话总不能一个伸着颈项一个扭着脖子说吧？
“你小子就是礼数多，早说了，有话就说！”
李定国心里略微有些慌乱，他知道老爹刚才看谁去了，因此迟疑了一下才道：“老爹，最近几天西营壮大了不少，可是人多军械少，青壮多能战之士少，各营队的军械一下子都分配不过来了。现在西营的战力不升反降，应该整顿一下营制和营律，拣选精壮入营，再设立一个新营编制其他青壮慢慢训练和装备。老兄弟和新兄弟混合在一起，平均分配军械兵器的法子只能降低西营的战力。”
在山路上走着说一大通话是吃力的，李定国说了大概的意思就停了下来，一是为调匀呼吸，二是看张献忠的反应。
“喏，说说怎么个编制法？”张献忠倒是很干脆，既然李定国提出来了，也有一定的道理，那就看这小子心里有没有成熟的想法了。应该是有的，他的脾性就是没想好的事情不会轻易开口的。
李定国长吸了口气，道：“定国最近检点了一下，西营的兵器大约只够15ooo人之用。不如去弱留强只装备15ooo精锐，其他的编为后备，随时补充主力的损失。营制上，也应该仿效官军的营制，这样在作战时候也方便衡量敌我力量，调度人手。一万五千人可以编成五军，一军三千，由统制官掌领；一军分五营，每营6oo人，以统领管带，严格上下级统率关系，避免、避免……”
张献忠挥了一下手，李定国趁势收了口。
这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西营里有不少人是从官军中起义、哗变而来的，这些人拥有最强的战斗力，是西营的核心力量，连张献忠本人也曾经在定边游击陈洪范手下当兵。渑池生的事情，可是全军上下近五万人的眼睛都盯着的，实在不适合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处理、去表态。而且，改变营制必然要裁汰、合并一些营，这就会造成农民出身的和士兵出身的战士、将领之间的矛盾。
这些，是李定国没有深思到的，他只想到袁升高是官军出身，能够逐渐成为今后西营号召官军来投的旗帜，却没有想到自己改变营制的建议如果在此时实行的话，会把本来就敏感的问题搞得矛盾尖锐，更难处理，反而更加影响西营战斗力的形成。
兵器是靠人使用，人的思想出了问题，再精良的兵器都没有用。
张献忠知道李定国的建议大致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不能实行，甚至不能过多的去提起。
这个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李定国的精兵之梦由此延后了好几年才得以在小范围内实现……
崇祯七年(1634年)春，起义军的足迹到达了河南南阳、湖广襄阳、陨阳和川东、陕南等地，声势也越来越大。明朝廷大臣们又再次提出了统一事权的问题。他们认为义军之所以能“流突无定”，是因为“各镇、抚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宜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在人选问题上，大臣们推荐洪承畴，朱由检却认为，三边同蒙古部落相邻，洪承畴肩负边防重任，“未可轻易”。于是，“进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
陈奇瑜是洪承畴的部下，在陕西镇压起义军很是买力，这个时候一下子成为比三边总督还高了一些的五省军务总督，这或多或少地引起了洪承畴的不快，也因为这样，给起义军留了一个在绝处逢生的空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