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由来不可求，刀剑相投几时休。几回腥风血雨，无数恨与仇。愿为野鹤逐闲云，如何能够？伤心芸芸众生，自我伤残。捶胸洒泪问苍天，为甚人类如此好斗？流血断头何所求，和平神州。
窜走山野者杀；聚啸河泽者杀；逃避差科者杀；无良民证书者罚银十五贯，立即迁徙当徒；各村保甲守护相望，勿违官禁，走失村民者连坐。
宣武节度使特示
自黄巢造逆之后，唐朝江山危若累卵，流寇四窜，天下大乱。各路藩镇军阀以征讨黄巢余逆之名，暗中干着招兵买马，争夺地盘，蚕食李氏唐朝江山的无耻勾当。此时唐朝皇帝昭宗的政令根本传不出长安城，只能龟缩在长安一隅夜郎自大。而正忙着吞食天下的各路枭雄，谁也没拿李唐皇帝当回事。
许多读者也许至今也搞不懂代表中国最强盛的唐朝为什么陷入动乱？笔者依据史料，谈谈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唐朝之所以大乱，原因是唐朝中央无兵可遣，也没有钱招兵买马。一个没兵的朝廷岂能不乱，岂能不亡。造成这种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唐朝贵族和他的既得利益者士族同盟自毁长城；二是藩镇割据削弱唐朝中央政府实力。
自唐之前，中国历朝历代皇帝发动战争或者抵制异族侵略，都是从农民中抽丁征兵，为帝王家打仗卖命送死是农民应尽的义务，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农民们耕帝王家的田，就要无条件服从皇帝征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胆敢抗命，杀你没商量。自唐之前，中国境内所有王朝都没有职业军人这个概念。帝王征战，兵从何来？王朝疆域内所有的人都是兵，其实就是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凡六十岁以下的人，一挨国家有事，必须服役。这种兵役法在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国家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匈奴、契丹等国家，一旦与邻国开战，男女老少一齐上阵。
而在唐朝之前，中国历代王朝也是奉行这一套兵役法。这套兵役法有很多败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搞到农民忍无可忍。读过《木兰辞》的读者应该有个印象，木兰代父从军，自己买马打造兵器，甚至自己准备干粮，皇帝请你替他打江山还不管饭哩，实在太离谱了。这些当兵的农民在打仗其间可以免税，不过打完仗回家种田，该交的税还是照交。
入唐以后，国家承太平日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些农民兵好象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你以为这些贵族和士族官员是白痴呀？放着这么多好处便宜不占，人不为己，当心天诛地灭。皇室权贵与士族集团挖空心思调遣这些士兵为自己摆阔充门面，修建皇宫城墙，修建庄园屋宇，甚至充当修建陵园家坟的杂役，把这些农民呼来喝去，象使用奴仆一般羞辱作贱，你说爽不爽？有工资吗？你休想。包饭吗？你自己解决。
那时候这些皇室权贵和士族官员当然很爽，不过农民就很不爽。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农民被迫抛荒土地，落草为寇，纷纷聚啸山林河泽，做强盗勾当去了。做强盗被逮住难免砍头，但活得比当兵更有尊严。
到唐高宗武后那时，唐朝那套以农民为主，征召战士的府兵制度基本完蛋了，折冲府（国防部）无兵可交，一旦国家有事，怎么办？安史之乱，让无兵可遣的唐朝吃尽苦头。幸亏郭子仪有办法弄出一支军队，再塑李唐，否则唐朝提早完蛋了。郭子仪搞那套呀？他当然不会搞李唐搞过那套己经证明行不通的征兵法。李唐那套怎么搞的？读过杜甫《石吏壕》的人应该有点印象，“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妇出门看，老翁逾墙走。……”李唐那套靠欺压农民的征兵制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郭子仪如果还兴那一套，一个兵也拉不来。郭子仪绝不是脑残之辈，他首创在民间招募勇敢的做法，说白了就是雇佣兵役制，因郭子仪这么一弄，中国从此就诞生了职业军人这个行业。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设置十个节度经略使（十大军区）作为唐朝边防戍边的主要军队，是为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岭南五府经略使和长乐郡三捉守。
节度使的设置，催生了藩镇割据。因为节度使以自己辖地的赋税招聘职业军人，形成地方武装。而这些地方武装一旦坐大，就会拥兵自重，不但赋税不上交中央政府，而且还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形成强臣压主的局面。节度使花钱雇佣的职业军人，说白了就是拿国家的钱培养一支私人的军队。比喻朱温用河南、山东赋税发展起来的一支军队，按照传统说法叫做“朱家军”，而不是唐军。而当兵的人也只认直接给他发饷粮的老板，替那个给他工资的老板卖命。
唐朝由治到乱，问题就是出在藩镇割据这个源头上。而藩镇炽兴，形成私人军队，同时造成唐朝中央财政危机，因为地方节使度“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军队），又有其财赋（税收）。”地方政府不向中央交税，最后唐朝中央国库真是内帑空空，一贫如洗，又穷又窝囊，搞到那个叫昭宗的皇帝死时连付棺材板都没有，只是用草席包裹埋了。（这事不是作者杜撰，有央视十套电视节目发掘唐昭宗墓录像为证。）天下大乱，不仅老百姓受苦受难，连皇帝老子也没有好日子过。在这种情况下，唐朝江山怎能维持下去？而藩镇割据有兵就是霸王，我想干啥就干啥，舍得一身剐，把皇帝也拉下马。
各路藩镇有了自己的军队之后，胆子渐大，一个个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争地盘，掠人口，不在话下。军阀之间的兼并战争带来巨大破坏，象长安、潼关、洛阳这些唐朝大城市的人口在军阀混战中消耗净尽，弄得十室九空。
中原老百姓为了躲避战祸，常常携家带口，举族南迁。现在江南、福建、广东的客家人大多数是这场大迁徙中的逃难人后代。当时逃避兵祸的老百姓有两条路线，一是南下，二是西迁。西迁只要是向太行山和秦岭一带深山老林藏匿，现在太行山深处还发现一些在穷乡僻壤兴建的村落，村民出山入山，路险行难，象闯鬼门关，经过所谓百丈天梯，鬼愁悬崖等等许多天险才能进入村子。说到底，这些村民其实是躲避五代十国战乱逃难人的后代，因为中原一带兵连祸结，才不得不在这种穷山恶水中求生定居。
大多数藩镇割据对这些逃避战祸的难民都恨入骨髓，因为军阀们抢到地盘，难免要雇佣农民替他们耕田种地，军阀只有通过残酷剥削自己辖下的人民，才能弄到银子招兵买马，继续扩张。为了把农民牢牢栓在土地上，一些藩镇割据军阀制定严惩逃难人的制度，谁敢迁徙逃跑，诛杀九族，甚至连坐乡邻。当时有个叫李罕之的军阀，此人是黄巢余逆，占据怀、孟、晋、绛四州郡的时候，派兵守住入山的主要路口，凡是出来打柴挑水的人，一经逮住，立即杀无赦，一日盈尸数千，搞到百里之内不见炊烟。李罕之还气愤地咒骂道：“此类欲彰我恶劣，不杀难平心忿。”
而朱温作为宣武节度使据有山东、河南的时侯，为了对付逃兵逃民，发明“黥面”之计。这黥面就是象烙马印一样在逃难人的脸额烙上记号。第一次抓住逃难人一律烙上记号，表示这人是我治下的“牲口”，再次逃跑逮着立即砍头抛尸。其他军阀也不得收留这些脸额打上烙印的难民，否则惹毛朱温大佬，后果很严重，朱大佬说不定纠集一帮流氓过来把你砍成肉酱。
尽管逃跑被捉九死一生，人们还是挺而走险，不要命地往深山野岭乱窜。
窜走山野者杀；聚啸河泽者杀；逃避差科者杀；无良民证书者罚银十五贯，立即迁徙当徒；各村保甲守护相望，勿违官禁，走失村民者连坐。
宣武节度使特示
自黄巢造逆之后，唐朝江山危若累卵，流寇四窜，天下大乱。各路藩镇军阀以征讨黄巢余逆之名，暗中干着招兵买马，争夺地盘，蚕食李氏唐朝江山的无耻勾当。此时唐朝皇帝昭宗的政令根本传不出长安城，只能龟缩在长安一隅夜郎自大。而正忙着吞食天下的各路枭雄，谁也没拿李唐皇帝当回事。
许多读者也许至今也搞不懂代表中国最强盛的唐朝为什么陷入动乱？笔者依据史料，谈谈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唐朝之所以大乱，原因是唐朝中央无兵可遣，也没有钱招兵买马。一个没兵的朝廷岂能不乱，岂能不亡。造成这种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唐朝贵族和他的既得利益者士族同盟自毁长城；二是藩镇割据削弱唐朝中央政府实力。
自唐之前，中国历朝历代皇帝发动战争或者抵制异族侵略，都是从农民中抽丁征兵，为帝王家打仗卖命送死是农民应尽的义务，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农民们耕帝王家的田，就要无条件服从皇帝征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胆敢抗命，杀你没商量。自唐之前，中国境内所有王朝都没有职业军人这个概念。帝王征战，兵从何来？王朝疆域内所有的人都是兵，其实就是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凡六十岁以下的人，一挨国家有事，必须服役。这种兵役法在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国家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匈奴、契丹等国家，一旦与邻国开战，男女老少一齐上阵。
而在唐朝之前，中国历代王朝也是奉行这一套兵役法。这套兵役法有很多败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搞到农民忍无可忍。读过《木兰辞》的读者应该有个印象，木兰代父从军，自己买马打造兵器，甚至自己准备干粮，皇帝请你替他打江山还不管饭哩，实在太离谱了。这些当兵的农民在打仗其间可以免税，不过打完仗回家种田，该交的税还是照交。
入唐以后，国家承太平日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些农民兵好象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你以为这些贵族和士族官员是白痴呀？放着这么多好处便宜不占，人不为己，当心天诛地灭。皇室权贵与士族集团挖空心思调遣这些士兵为自己摆阔充门面，修建皇宫城墙，修建庄园屋宇，甚至充当修建陵园家坟的杂役，把这些农民呼来喝去，象使用奴仆一般羞辱作贱，你说爽不爽？有工资吗？你休想。包饭吗？你自己解决。
那时候这些皇室权贵和士族官员当然很爽，不过农民就很不爽。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农民被迫抛荒土地，落草为寇，纷纷聚啸山林河泽，做强盗勾当去了。做强盗被逮住难免砍头，但活得比当兵更有尊严。
到唐高宗武后那时，唐朝那套以农民为主，征召战士的府兵制度基本完蛋了，折冲府（国防部）无兵可交，一旦国家有事，怎么办？安史之乱，让无兵可遣的唐朝吃尽苦头。幸亏郭子仪有办法弄出一支军队，再塑李唐，否则唐朝提早完蛋了。郭子仪搞那套呀？他当然不会搞李唐搞过那套己经证明行不通的征兵法。李唐那套怎么搞的？读过杜甫《石吏壕》的人应该有点印象，“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妇出门看，老翁逾墙走。……”李唐那套靠欺压农民的征兵制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郭子仪如果还兴那一套，一个兵也拉不来。郭子仪绝不是脑残之辈，他首创在民间招募勇敢的做法，说白了就是雇佣兵役制，因郭子仪这么一弄，中国从此就诞生了职业军人这个行业。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设置十个节度经略使（十大军区）作为唐朝边防戍边的主要军队，是为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岭南五府经略使和长乐郡三捉守。
节度使的设置，催生了藩镇割据。因为节度使以自己辖地的赋税招聘职业军人，形成地方武装。而这些地方武装一旦坐大，就会拥兵自重，不但赋税不上交中央政府，而且还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形成强臣压主的局面。节度使花钱雇佣的职业军人，说白了就是拿国家的钱培养一支私人的军队。比喻朱温用河南、山东赋税发展起来的一支军队，按照传统说法叫做“朱家军”，而不是唐军。而当兵的人也只认直接给他发饷粮的老板，替那个给他工资的老板卖命。
唐朝由治到乱，问题就是出在藩镇割据这个源头上。而藩镇炽兴，形成私人军队，同时造成唐朝中央财政危机，因为地方节使度“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军队），又有其财赋（税收）。”地方政府不向中央交税，最后唐朝中央国库真是内帑空空，一贫如洗，又穷又窝囊，搞到那个叫昭宗的皇帝死时连付棺材板都没有，只是用草席包裹埋了。（这事不是作者杜撰，有央视十套电视节目发掘唐昭宗墓录像为证。）天下大乱，不仅老百姓受苦受难，连皇帝老子也没有好日子过。在这种情况下，唐朝江山怎能维持下去？而藩镇割据有兵就是霸王，我想干啥就干啥，舍得一身剐，把皇帝也拉下马。
各路藩镇有了自己的军队之后，胆子渐大，一个个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争地盘，掠人口，不在话下。军阀之间的兼并战争带来巨大破坏，象长安、潼关、洛阳这些唐朝大城市的人口在军阀混战中消耗净尽，弄得十室九空。
中原老百姓为了躲避战祸，常常携家带口，举族南迁。现在江南、福建、广东的客家人大多数是这场大迁徙中的逃难人后代。当时逃避兵祸的老百姓有两条路线，一是南下，二是西迁。西迁只要是向太行山和秦岭一带深山老林藏匿，现在太行山深处还发现一些在穷乡僻壤兴建的村落，村民出山入山，路险行难，象闯鬼门关，经过所谓百丈天梯，鬼愁悬崖等等许多天险才能进入村子。说到底，这些村民其实是躲避五代十国战乱逃难人的后代，因为中原一带兵连祸结，才不得不在这种穷山恶水中求生定居。
大多数藩镇割据对这些逃避战祸的难民都恨入骨髓，因为军阀们抢到地盘，难免要雇佣农民替他们耕田种地，军阀只有通过残酷剥削自己辖下的人民，才能弄到银子招兵买马，继续扩张。为了把农民牢牢栓在土地上，一些藩镇割据军阀制定严惩逃难人的制度，谁敢迁徙逃跑，诛杀九族，甚至连坐乡邻。当时有个叫李罕之的军阀，此人是黄巢余逆，占据怀、孟、晋、绛四州郡的时候，派兵守住入山的主要路口，凡是出来打柴挑水的人，一经逮住，立即杀无赦，一日盈尸数千，搞到百里之内不见炊烟。李罕之还气愤地咒骂道：“此类欲彰我恶劣，不杀难平心忿。”
而朱温作为宣武节度使据有山东、河南的时侯，为了对付逃兵逃民，发明“黥面”之计。这黥面就是象烙马印一样在逃难人的脸额烙上记号。第一次抓住逃难人一律烙上记号，表示这人是我治下的“牲口”，再次逃跑逮着立即砍头抛尸。其他军阀也不得收留这些脸额打上烙印的难民，否则惹毛朱温大佬，后果很严重，朱大佬说不定纠集一帮流氓过来把你砍成肉酱。
尽管逃跑被捉九死一生，人们还是挺而走险，不要命地往深山野岭乱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