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在三十一岁时遇到了一个机遇，而他也紧紧地抓遇。如今，他已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军事能力。明军出师仅一年，在自身伤亡极小的前提下大获全胜，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
如果说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是武功的话，那么接下来对安南的治理工作自然是文治。
按之前的约定，安南将升龙府以及五府县城划拔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当时安南有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划拔一府五县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陈天平根本就不在乎。不过，朱倒是蛮在乎的。
升龙府是日后的河内，其重要性和可展性自然不言而喻。至于说那五座县城，倒也没什么特殊之处，也就是位于海岸边上并且有着天然良港罢了。其实安南有着不错的矿产资源，但朱对此却没怎么动心。在古代，交通问题不解决，再好的资源也没办法利用其实别说是古代了，即便是二十一世纪，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不也同样受到环境的限制因而没能充分利用吗？在没有解决运输成本之前，朱棣对于金、银、铜这三种可铸币金属之外的矿产确实没太大的兴趣他可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那种人。
由于陈天平已经加入了大明帝国的有邑贵族体系，因此在消灭伪胡政权后，为了保证人头税的正常征收，大明便对安南进行了一次人口大普查。除大普查之外，由于安南沿海的五座县城以及升龙城已划拔给明朝中央政权直辖，因此又对这些地区采取了与内地相同的黄册制度来办理。官府把这些地区百姓的姓名、年龄和籍贯，记载到簿册，并按这些资料，制成证件，由人丁持有，以备官府查核。若现某人的证件与簿册所载不符，便贬为奴隶。
为了方便管理，明朝将安南境内的直辖区域统一归属于升龙城管理，将之称为升龙特别行政区，其最高行政长官称之为总督。升龙特别行政区内共计一府五县，升龙府境内设一升龙卫，另外五县则分别设立一个千户所。
升龙特别行政区之上没有省级机构，而是直接归中央管理。簿册编制完毕后，即抄成一式三份，一份黄色封面的交到中央户部，其余两份封面为青色，分别交给总督府及各港保存。每十年更新田丁的数目。
除去升龙特别行政区外，从法理上讲，安南其他的区域则由包括陈天平在内的有邑贵族自行管理。不过，朱棣却模仿了欧洲地模式，通过宗教手段来影响封建采邑制度下的百姓。
现在是永乐五年，不信仰国教的无信需缴纳信仰税一贯。对于社会最底层的百姓来说，一贯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在经济压力下，底层百姓毫无问会非常乐意信仰国教。在安南，这种事自然是特事特办。第一步自然是规定设立各种符合国教教义的神坛、庙、观、寺，依时进行拜祭。
由于国教的核心基础是祖先崇拜，想要成为信徒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只要信仰一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灵或是古代的名人既可。对于这一点，安南人倒是不存在文化上地疏离感比如说安南胡朝的缔造胡一元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
佛教对安南的影响较大，但安南人同样也有着深厚的祖先崇拜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某甲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某某名人，那么此人便可算作是信徒，于是可以免交每年至少一贯的信仰税。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限制地。比如说不能随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不能自称是前朝某位皇帝的后裔；该先祖必须是中国人这条规定的限制在于：先祖要么生活在先秦至唐朝之间那段安南尚未独立的时期，要么就是安南独立时期从中国内地迁移过去地。
朱棣并不认为“必须先祖是名人才能免除信仰税”的规定太过严苛，因为假造族谱这种事情很容易，而且他也根本没打算严格审查族谱的真假。
只要安南人认一位先秦至唐朝期间的名人为先祖，或说认一位内地的名人为先祖，管他是否属实呢？谎话重复一百遍就会成为真话。而祭祀先祖是每年都需要做的事情。当安南人每年祭祀时都将某位中国名人当成自己的祖先来崇拜，在这种长期的自我暗示下，将来他们便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确实是此人的子孙后代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地后代，那么独立思想就会逐渐消失吧？
除了信仰税这个手段外，朱棣还在安南建立了若干烈士陵园。凡是在安南战争中为明军作战而牺牲的战士均可入内得到妥善安葬。而且，其烈士家属无论是帝国本土人还是安南人，均可享受相应的烈属待遇当然，两的烈属待遇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的理论基础并非什么本土人与安南人的区别，而是前是正规军，后却并非正规军。
升龙特别行政区的一府五县一共设立了一个卫和五个千户卫，在这些卫所中，帝国本土人只担任小旗以上的职务，而小旗以下的职务则由安南本地人充任。在加入了卫所之后，那些安南人便同样成了大明地正规官兵，将来所能享受的待遇与本土人没有丝毫差别。
在宗教手段外，朱棣还采取了另外几种措施。
先便是在安南开设学校，派遗国子监地学生前去教授官话和儒学。在交址人的学习课程方面，明廷把中国儒家典籍中地《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颁给各州县的学校，供安南学子们学习。而且，朱棣更是制定了岁贡生进入国子监地措施。尽管除了升龙特别行政区外，安南其他地方都交给有邑贵族统治，但地理上的府、州、县的划分并未取消。朱规定：府学每年一名入选，州学每三年两名入选，县学每两年一名入选。其岁贡生的选择则由府学、州学、县学的教谕负责，安排生员在入选后第二年的农历正月一日进京朝觐。至于入选为岁贡生进入国子监的条件，则是“不拘入学年月浅深，择有学行”。
同时，朱棣还访求在儒学、医术等各个方面有才能的安南人，量才使用并委以官职。在这个方面，胡元澄自然是代表性的人物。
在衣冠服饰方面
辅在三十一岁时遇到了一个机遇，而他也紧紧地抓遇。如今，他已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军事能力。明军出师仅一年，在自身伤亡极小的前提下大获全胜，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
如果说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是武功的话，那么接下来对安南的治理工作自然是文治。
按之前的约定，安南将升龙府以及五府县城划拔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当时安南有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划拔一府五县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陈天平根本就不在乎。不过，朱倒是蛮在乎的。
升龙府是日后的河内，其重要性和可展性自然不言而喻。至于说那五座县城，倒也没什么特殊之处，也就是位于海岸边上并且有着天然良港罢了。其实安南有着不错的矿产资源，但朱对此却没怎么动心。在古代，交通问题不解决，再好的资源也没办法利用其实别说是古代了，即便是二十一世纪，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不也同样受到环境的限制因而没能充分利用吗？在没有解决运输成本之前，朱棣对于金、银、铜这三种可铸币金属之外的矿产确实没太大的兴趣他可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那种人。
由于陈天平已经加入了大明帝国的有邑贵族体系，因此在消灭伪胡政权后，为了保证人头税的正常征收，大明便对安南进行了一次人口大普查。除大普查之外，由于安南沿海的五座县城以及升龙城已划拔给明朝中央政权直辖，因此又对这些地区采取了与内地相同的黄册制度来办理。官府把这些地区百姓的姓名、年龄和籍贯，记载到簿册，并按这些资料，制成证件，由人丁持有，以备官府查核。若现某人的证件与簿册所载不符，便贬为奴隶。
为了方便管理，明朝将安南境内的直辖区域统一归属于升龙城管理，将之称为升龙特别行政区，其最高行政长官称之为总督。升龙特别行政区内共计一府五县，升龙府境内设一升龙卫，另外五县则分别设立一个千户所。
升龙特别行政区之上没有省级机构，而是直接归中央管理。簿册编制完毕后，即抄成一式三份，一份黄色封面的交到中央户部，其余两份封面为青色，分别交给总督府及各港保存。每十年更新田丁的数目。
除去升龙特别行政区外，从法理上讲，安南其他的区域则由包括陈天平在内的有邑贵族自行管理。不过，朱棣却模仿了欧洲地模式，通过宗教手段来影响封建采邑制度下的百姓。
现在是永乐五年，不信仰国教的无信需缴纳信仰税一贯。对于社会最底层的百姓来说，一贯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在经济压力下，底层百姓毫无问会非常乐意信仰国教。在安南，这种事自然是特事特办。第一步自然是规定设立各种符合国教教义的神坛、庙、观、寺，依时进行拜祭。
由于国教的核心基础是祖先崇拜，想要成为信徒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只要信仰一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灵或是古代的名人既可。对于这一点，安南人倒是不存在文化上地疏离感比如说安南胡朝的缔造胡一元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
佛教对安南的影响较大，但安南人同样也有着深厚的祖先崇拜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某甲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某某名人，那么此人便可算作是信徒，于是可以免交每年至少一贯的信仰税。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限制地。比如说不能随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不能自称是前朝某位皇帝的后裔；该先祖必须是中国人这条规定的限制在于：先祖要么生活在先秦至唐朝之间那段安南尚未独立的时期，要么就是安南独立时期从中国内地迁移过去地。
朱棣并不认为“必须先祖是名人才能免除信仰税”的规定太过严苛，因为假造族谱这种事情很容易，而且他也根本没打算严格审查族谱的真假。
只要安南人认一位先秦至唐朝期间的名人为先祖，或说认一位内地的名人为先祖，管他是否属实呢？谎话重复一百遍就会成为真话。而祭祀先祖是每年都需要做的事情。当安南人每年祭祀时都将某位中国名人当成自己的祖先来崇拜，在这种长期的自我暗示下，将来他们便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确实是此人的子孙后代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地后代，那么独立思想就会逐渐消失吧？
除了信仰税这个手段外，朱棣还在安南建立了若干烈士陵园。凡是在安南战争中为明军作战而牺牲的战士均可入内得到妥善安葬。而且，其烈士家属无论是帝国本土人还是安南人，均可享受相应的烈属待遇当然，两的烈属待遇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的理论基础并非什么本土人与安南人的区别，而是前是正规军，后却并非正规军。
升龙特别行政区的一府五县一共设立了一个卫和五个千户卫，在这些卫所中，帝国本土人只担任小旗以上的职务，而小旗以下的职务则由安南本地人充任。在加入了卫所之后，那些安南人便同样成了大明地正规官兵，将来所能享受的待遇与本土人没有丝毫差别。
在宗教手段外，朱棣还采取了另外几种措施。
先便是在安南开设学校，派遗国子监地学生前去教授官话和儒学。在交址人的学习课程方面，明廷把中国儒家典籍中地《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颁给各州县的学校，供安南学子们学习。而且，朱棣更是制定了岁贡生进入国子监地措施。尽管除了升龙特别行政区外，安南其他地方都交给有邑贵族统治，但地理上的府、州、县的划分并未取消。朱规定：府学每年一名入选，州学每三年两名入选，县学每两年一名入选。其岁贡生的选择则由府学、州学、县学的教谕负责，安排生员在入选后第二年的农历正月一日进京朝觐。至于入选为岁贡生进入国子监的条件，则是“不拘入学年月浅深，择有学行”。
同时，朱棣还访求在儒学、医术等各个方面有才能的安南人，量才使用并委以官职。在这个方面，胡元澄自然是代表性的人物。
在衣冠服饰方面
如果说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是武功的话，那么接下来对安南的治理工作自然是文治。
按之前的约定，安南将升龙府以及五府县城划拔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当时安南有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划拔一府五县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陈天平根本就不在乎。不过，朱倒是蛮在乎的。
升龙府是日后的河内，其重要性和可展性自然不言而喻。至于说那五座县城，倒也没什么特殊之处，也就是位于海岸边上并且有着天然良港罢了。其实安南有着不错的矿产资源，但朱对此却没怎么动心。在古代，交通问题不解决，再好的资源也没办法利用其实别说是古代了，即便是二十一世纪，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不也同样受到环境的限制因而没能充分利用吗？在没有解决运输成本之前，朱棣对于金、银、铜这三种可铸币金属之外的矿产确实没太大的兴趣他可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那种人。
由于陈天平已经加入了大明帝国的有邑贵族体系，因此在消灭伪胡政权后，为了保证人头税的正常征收，大明便对安南进行了一次人口大普查。除大普查之外，由于安南沿海的五座县城以及升龙城已划拔给明朝中央政权直辖，因此又对这些地区采取了与内地相同的黄册制度来办理。官府把这些地区百姓的姓名、年龄和籍贯，记载到簿册，并按这些资料，制成证件，由人丁持有，以备官府查核。若现某人的证件与簿册所载不符，便贬为奴隶。
为了方便管理，明朝将安南境内的直辖区域统一归属于升龙城管理，将之称为升龙特别行政区，其最高行政长官称之为总督。升龙特别行政区内共计一府五县，升龙府境内设一升龙卫，另外五县则分别设立一个千户所。
升龙特别行政区之上没有省级机构，而是直接归中央管理。簿册编制完毕后，即抄成一式三份，一份黄色封面的交到中央户部，其余两份封面为青色，分别交给总督府及各港保存。每十年更新田丁的数目。
除去升龙特别行政区外，从法理上讲，安南其他的区域则由包括陈天平在内的有邑贵族自行管理。不过，朱棣却模仿了欧洲地模式，通过宗教手段来影响封建采邑制度下的百姓。
现在是永乐五年，不信仰国教的无信需缴纳信仰税一贯。对于社会最底层的百姓来说，一贯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在经济压力下，底层百姓毫无问会非常乐意信仰国教。在安南，这种事自然是特事特办。第一步自然是规定设立各种符合国教教义的神坛、庙、观、寺，依时进行拜祭。
由于国教的核心基础是祖先崇拜，想要成为信徒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只要信仰一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灵或是古代的名人既可。对于这一点，安南人倒是不存在文化上地疏离感比如说安南胡朝的缔造胡一元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
佛教对安南的影响较大，但安南人同样也有着深厚的祖先崇拜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某甲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某某名人，那么此人便可算作是信徒，于是可以免交每年至少一贯的信仰税。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限制地。比如说不能随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不能自称是前朝某位皇帝的后裔；该先祖必须是中国人这条规定的限制在于：先祖要么生活在先秦至唐朝之间那段安南尚未独立的时期，要么就是安南独立时期从中国内地迁移过去地。
朱棣并不认为“必须先祖是名人才能免除信仰税”的规定太过严苛，因为假造族谱这种事情很容易，而且他也根本没打算严格审查族谱的真假。
只要安南人认一位先秦至唐朝期间的名人为先祖，或说认一位内地的名人为先祖，管他是否属实呢？谎话重复一百遍就会成为真话。而祭祀先祖是每年都需要做的事情。当安南人每年祭祀时都将某位中国名人当成自己的祖先来崇拜，在这种长期的自我暗示下，将来他们便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确实是此人的子孙后代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地后代，那么独立思想就会逐渐消失吧？
除了信仰税这个手段外，朱棣还在安南建立了若干烈士陵园。凡是在安南战争中为明军作战而牺牲的战士均可入内得到妥善安葬。而且，其烈士家属无论是帝国本土人还是安南人，均可享受相应的烈属待遇当然，两的烈属待遇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的理论基础并非什么本土人与安南人的区别，而是前是正规军，后却并非正规军。
升龙特别行政区的一府五县一共设立了一个卫和五个千户卫，在这些卫所中，帝国本土人只担任小旗以上的职务，而小旗以下的职务则由安南本地人充任。在加入了卫所之后，那些安南人便同样成了大明地正规官兵，将来所能享受的待遇与本土人没有丝毫差别。
在宗教手段外，朱棣还采取了另外几种措施。
先便是在安南开设学校，派遗国子监地学生前去教授官话和儒学。在交址人的学习课程方面，明廷把中国儒家典籍中地《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颁给各州县的学校，供安南学子们学习。而且，朱棣更是制定了岁贡生进入国子监地措施。尽管除了升龙特别行政区外，安南其他地方都交给有邑贵族统治，但地理上的府、州、县的划分并未取消。朱规定：府学每年一名入选，州学每三年两名入选，县学每两年一名入选。其岁贡生的选择则由府学、州学、县学的教谕负责，安排生员在入选后第二年的农历正月一日进京朝觐。至于入选为岁贡生进入国子监的条件，则是“不拘入学年月浅深，择有学行”。
同时，朱棣还访求在儒学、医术等各个方面有才能的安南人，量才使用并委以官职。在这个方面，胡元澄自然是代表性的人物。
在衣冠服饰方面
辅在三十一岁时遇到了一个机遇，而他也紧紧地抓遇。如今，他已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军事能力。明军出师仅一年，在自身伤亡极小的前提下大获全胜，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
如果说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是武功的话，那么接下来对安南的治理工作自然是文治。
按之前的约定，安南将升龙府以及五府县城划拔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当时安南有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划拔一府五县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陈天平根本就不在乎。不过，朱倒是蛮在乎的。
升龙府是日后的河内，其重要性和可展性自然不言而喻。至于说那五座县城，倒也没什么特殊之处，也就是位于海岸边上并且有着天然良港罢了。其实安南有着不错的矿产资源，但朱对此却没怎么动心。在古代，交通问题不解决，再好的资源也没办法利用其实别说是古代了，即便是二十一世纪，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不也同样受到环境的限制因而没能充分利用吗？在没有解决运输成本之前，朱棣对于金、银、铜这三种可铸币金属之外的矿产确实没太大的兴趣他可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那种人。
由于陈天平已经加入了大明帝国的有邑贵族体系，因此在消灭伪胡政权后，为了保证人头税的正常征收，大明便对安南进行了一次人口大普查。除大普查之外，由于安南沿海的五座县城以及升龙城已划拔给明朝中央政权直辖，因此又对这些地区采取了与内地相同的黄册制度来办理。官府把这些地区百姓的姓名、年龄和籍贯，记载到簿册，并按这些资料，制成证件，由人丁持有，以备官府查核。若现某人的证件与簿册所载不符，便贬为奴隶。
为了方便管理，明朝将安南境内的直辖区域统一归属于升龙城管理，将之称为升龙特别行政区，其最高行政长官称之为总督。升龙特别行政区内共计一府五县，升龙府境内设一升龙卫，另外五县则分别设立一个千户所。
升龙特别行政区之上没有省级机构，而是直接归中央管理。簿册编制完毕后，即抄成一式三份，一份黄色封面的交到中央户部，其余两份封面为青色，分别交给总督府及各港保存。每十年更新田丁的数目。
除去升龙特别行政区外，从法理上讲，安南其他的区域则由包括陈天平在内的有邑贵族自行管理。不过，朱棣却模仿了欧洲地模式，通过宗教手段来影响封建采邑制度下的百姓。
现在是永乐五年，不信仰国教的无信需缴纳信仰税一贯。对于社会最底层的百姓来说，一贯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在经济压力下，底层百姓毫无问会非常乐意信仰国教。在安南，这种事自然是特事特办。第一步自然是规定设立各种符合国教教义的神坛、庙、观、寺，依时进行拜祭。
由于国教的核心基础是祖先崇拜，想要成为信徒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只要信仰一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灵或是古代的名人既可。对于这一点，安南人倒是不存在文化上地疏离感比如说安南胡朝的缔造胡一元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
佛教对安南的影响较大，但安南人同样也有着深厚的祖先崇拜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某甲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某某名人，那么此人便可算作是信徒，于是可以免交每年至少一贯的信仰税。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限制地。比如说不能随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不能自称是前朝某位皇帝的后裔；该先祖必须是中国人这条规定的限制在于：先祖要么生活在先秦至唐朝之间那段安南尚未独立的时期，要么就是安南独立时期从中国内地迁移过去地。
朱棣并不认为“必须先祖是名人才能免除信仰税”的规定太过严苛，因为假造族谱这种事情很容易，而且他也根本没打算严格审查族谱的真假。
只要安南人认一位先秦至唐朝期间的名人为先祖，或说认一位内地的名人为先祖，管他是否属实呢？谎话重复一百遍就会成为真话。而祭祀先祖是每年都需要做的事情。当安南人每年祭祀时都将某位中国名人当成自己的祖先来崇拜，在这种长期的自我暗示下，将来他们便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确实是此人的子孙后代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地后代，那么独立思想就会逐渐消失吧？
除了信仰税这个手段外，朱棣还在安南建立了若干烈士陵园。凡是在安南战争中为明军作战而牺牲的战士均可入内得到妥善安葬。而且，其烈士家属无论是帝国本土人还是安南人，均可享受相应的烈属待遇当然，两的烈属待遇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的理论基础并非什么本土人与安南人的区别，而是前是正规军，后却并非正规军。
升龙特别行政区的一府五县一共设立了一个卫和五个千户卫，在这些卫所中，帝国本土人只担任小旗以上的职务，而小旗以下的职务则由安南本地人充任。在加入了卫所之后，那些安南人便同样成了大明地正规官兵，将来所能享受的待遇与本土人没有丝毫差别。
在宗教手段外，朱棣还采取了另外几种措施。
先便是在安南开设学校，派遗国子监地学生前去教授官话和儒学。在交址人的学习课程方面，明廷把中国儒家典籍中地《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颁给各州县的学校，供安南学子们学习。而且，朱棣更是制定了岁贡生进入国子监地措施。尽管除了升龙特别行政区外，安南其他地方都交给有邑贵族统治，但地理上的府、州、县的划分并未取消。朱规定：府学每年一名入选，州学每三年两名入选，县学每两年一名入选。其岁贡生的选择则由府学、州学、县学的教谕负责，安排生员在入选后第二年的农历正月一日进京朝觐。至于入选为岁贡生进入国子监的条件，则是“不拘入学年月浅深，择有学行”。
同时，朱棣还访求在儒学、医术等各个方面有才能的安南人，量才使用并委以官职。在这个方面，胡元澄自然是代表性的人物。
在衣冠服饰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