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朝的火器，海战，车战与正规军的装编
－－－－－－－－－－－－－－－－－－－－－－－－－－－－－－－－－－－－－－
(一)
明朝的战争形态，战争模式和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我认为和我将要谈的火器，舰船与战车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其中的火器的应用是起到了核心的地位.
如果说中国的火器在战场上面的应用，宋朝是萌芽阶段的话，那幺明朝就是大发展的时代.而出现这种形势则是与朱元璋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的.
朱元璋是在黄河以南，长江附近起家的，在他发展之初，就有一个叫焦玉的人献上他所研制的火器，于是朱元璋的队伍成为了江南起义军当中可以说是唯一的火器成为制式装备的起义军.江南水网纵横，再加上刘福通的北伐，蒙古人引以为傲的骑兵队伍发挥不了应有的威力，于是拥有火器的朱元璋很快就尝到了甜头，在与陈友谅的一系列战斗当中，火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洪都攻防战当中，陈友谅挥军60万围攻洪都，结果洪都的朱军在火铳的帮助下使陈友谅久攻不下。而其后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的军队更是发挥了火器的威力，使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火炮、火铣、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等火器，开创了在水战中以“舰炮”轰击敌舰的先例。同时还为焚烧军巨舰的需要，临时创制了燃烧火器“没奈何”，而陈友谅除了拥有巨舰之外则一无是处，如何能与朱元璋“现代化”的军队抗衡？
老朱顺理成章拿下整个中国之后自然不会忘记火器带给他的好处，于是火器成为了明军的制式兵器之一，通常明军的构成为“铣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火器的比例占到了10％。而随着火器的发展明朝出现了两个新的兵种，一个就是神机兵(火器兵)，而另外一个则是车兵－战国时期被抛弃的战车重新又焕发了青春。
明朝建国之初，火器的发明和制作在世界上面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可是俗话说有压力才有动力，承平日久，自然火器的发展就开始迟滞起来，于是西方国家在火器的发展方面就超过了我们。而嘉靖之后，南有倭寇，北有挞担和后金，内优外患严重，军事斗争十分激烈，于是火器在明朝又继续发展起来。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若有人无器，则人非我有矣”－摘自《徐光启集》，这一批人大力推动了火器技术的发展。于是在嘉靖至万历年间，明人主要学习和改进了西方传入的各类火器，其中佛郎机和鸟铣被明军改造和更为完善之后大批量的装备了军队。在学习和仿制外国火器的同时，传统火器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大体可分为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发射性火器3大类，约有二三百种之多。
与此同时，随着火器式样的发展，火??的配方和制作技术在明朝也趋于成熟，大体可分两大类，由硝、硫、炭构成的纯火药配方和夹带其他成分的毒火、神火（我国古代的化学兵器）等火药配方，随着不同的用途而对应不同火??的配方，在制作工艺和火??理论方面均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二)
随着火器的大发展，明朝的战争方式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战车和战船就是最能让火器发挥出作用的两种武器。
明朝的水上实力是非常强的，嘉靖到万历年间，仅仅在江浙一带，战船的型号就达到了21种，如果加上福建和两广，型号更是繁多。在火器的大量应用之前，水上的战斗虽然是有用到弓箭，但是解决敌人的最后手段还是犁沉敌舰和接舷战两种战法，但是随着火器的大量应用，当时的水上战法有了巨大的改变，有人就提出“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明代的海战有了近代的模式。
在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70%。战法则是，80步之内用鸟铳，60步之内用火箭，40步之内用飞天喷筒，20步之内开始用冷兵器标枪等，靠近则用火药桶、火砖以及其它冷兵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以火器为主多层次杀伤敌人的武器配备系统。这种战法使敌船甲板上站不了人，帆篷被烧，完全失去战斗力，束手就擒。所以当时倭寇虽然横行，但是在海战方面却不是明军对手。为了更好的发挥明军的火器优势，明朝还学习了葡萄牙等国的“蜈蚣船”，专门为了安置中型或者是大型的佛朗机，所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明朝的水上作战力量是数一数二的，可惜的是终明朝一代，防御为主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万历年间比隆庆年间的战船在总数量增加了73.2％的情况下，大型战舰反而减少了40%，海上的防御越来越靠近内陆。以至于在援朝战争期间，津京地区调浙的战船只有中小船只，大型战船只有现造。
明代战车是有屏蔽的车和威力很强的火炮的结合物。众多战车组成的车营，是有足之城、不袜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他的防韧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能攻、能守、能移动。载火炮的战车为现代战车的雏形。
战车的大发展时期是在嘉靖到万历这一段时间之内，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对战车发展作出了相当重要贡献的两位将领，一个是戚继光，另外一个就是俞大猷。他们二人发展出了偏厢车和正厢车两种战车，偏厢车，车车相联，形成车城，更利于防守，或者说戚继光考虑立于不败之地的防御力更多些，正厢车，前有屏障，更利于前行作战，或者说俞大配考虑以战代守更多一些。这两种战车可以说是当时诸多战车形制的代表，成为了明朝的两种主战战车。
明朝与历史上的汉族政权一样，都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对于这种威胁，明朝的战争思想却与历朝历代大不一样，虽然明朝同样重视养马，但是却不是用来以骑克骑，而是用车克骑。由于有了火器的辅助，更是让这种思想流行起来，戚继光讲：战车“所恃全在火器。
火器若废，车何能御”俞大猷则指出：“车必藉火器以败贼，火器必藉车以拒马.二器之用实相须也。”在这种用火器加战车思想的影响之下，他们在战车上装备了更多、更先进的火器。戚继光的重车营.每车装备大佛郎机2架，每架配备9个子统，全营佛郎机256架；鸟铳手配备鸟铳l杆，全营有鸟铳512杆；火箭手每人配火箭60枝，全营共火箭15360枝。一车使用火器的人数已占75—80％。另外，每营还有大将军车4辆(一说8辆)，火箭车4辆。作战时，火器可以终日打放不停。火器的质量较过去也有较大的提高，以西方传入的鸟铳、佛郎机代替了手铳和碗口铳，以仿西方佛郎机制造的无敌大将军代替了传统的大将军，就是火箭较过去也有改进。这些火器的威力是嘉靖以前难以相比的。与戚继光相比，俞大猷京营战车上的火器是较少的，每车只有大佛郎机1架，涌珠炮2位。但他原先设计时远不是这样。他打算“每车大佛郎机一座，中佛郎机二座、鸟铳二杆，地连珠二杆，涌珠大炮二位，夹靶快枪十杆”，火器的威力更大，只是后来没有完全按着这个设想办罢了。即使如此，实际配备的火炮，一车营也有360架位，火力也还是较强的。从以上两位军事家车营配备的火器看，车营实为火器营。车载运火器，便于机动，车又屏蔽敌人的矢石，保护火器，从而能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这种车载火器在历史上也是创举，较好地解决了重型火器机动作战与车、步、骑合成协同作战问题。
在战法方面两人也有所不同，戚继光的战法是，敌骑进攻，车列方营，鸟铳、火箭、佛郎机轮番施放。如敌不退.火箭车和大将军车上的火器齐发。这众多威力较强的火器轮番施放，可以终日不停。在这种情况下、敌马惊乱，鲜有不败退的。如敌逼近，附车的奇兵队则出车列成驾鸯阵势，藤牌手在前，次钮手，次长枪手，次鸟铳手改用长刀，同敌人肠杀，然后有秩序地退回车内。如敌败退，则出骑兵进行追击。俞大猷的战法是，敌骑进攻，车列方营，施放火器，打击敌人。
敌人在火箭的打击下，难以接近战车，车车相连，车前有屏蔽和大枪头.即使敌骑接近战车，也难以逾车而冲入阵中。敌退却，车方阵迅速变车横阵，向敌推进。如敌大退，则骑兵出车追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作战模式已经向着热兵器时代过渡，明朝的骑兵作用进一步的降低，而以步克骑和以车克骑成为了明朝战略思想的主流。
综上所述，火器的大发展使中国向着热兵器时代过渡，而清朝入关继而夺得天下却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重新回到了冷兵器的时代，从这一点来说，清朝是大大的退步了。
以下是明代正规军的装编表，由金观涛的>中，节录于>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合用药675斤无法知道类似今日何种武器，可能是机枪，或是连发多管火箭手把□400杆手枪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整理以后，会发现明代的部队十分机械化——一个5000人的营有:1000骑兵，3600步兵(全配火器)，400炮兵(每人一把防身用手枪，管160门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200门)
丰臣秀吉学习织田信长，使用只占日正规军1/10的火枪队统一全国后，以为这样就天下无敌，立刻攻入朝鲜，结果遇上了上述编制的明军时，才发现日军的火器太小儿科了。同样的，后金(清)最初面对的明军亦是如此；但没有火器，只有刀剑的后金怎么入主中原建清朝?别以为这个装编表是后人追记的，这是1550年左右的曾铣所谈，当时的皇帝为世宗，正被蒙古及倭寇所困扰，五十年后丰臣秀吉进犯朝鲜，七十年后努尔哈赤建后金。
一个军事上的问题是，仅管有这些装备，但由于怕如此强大的兵器外流，火器都是作战时才发下，平时训练不使用，也不让士卒随身携带；为此1450年的于谦曾建议，让士兵平日就接触火器，以免战时空有优良兵器亦不会用。但英宗因为于谦在蒙古掳走英宗时拥立景帝而怀恨在心，正好藉此建议诛杀于谦。这段史实亦侧面应证了上面的编制很早就定型，甚至可能为1400年成祖时留下的装编。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武器库由宦官管理，世宗俺答入侵时，军人出战要发武器前，还要花钱请宦官开库门，临到敌军兵至京城门了，军人作战还要向政府租用武器作战?回到这样现代化的明军为何被满人打败的问题上，很简单，自从1490年代日军进犯朝鲜以后，国家为了支应22万人的机械化部队作战八年，已花了近2000万两银，所有库存武器差不多已被消耗掉，一时亦无钱制造，后金叛变时，急救章地制造一些武器，水准如何不必多言，会赢才有鬼。
至于政治层面上，世宗时已有宦官索贿才给武器的情况，严嵩虽为奸臣，事后也把武库的管理权转至文官手中，但文官要嘛一样索贿，要嘛清官误国，清廉过头，要求武器完整出去，完整入库，(怎么可能做得到!)结果武官在宦官及文官的夹击下，怎么作战都只有惩罚，那他会尽心作战吗?(这部份可参考>，谈论戚继光的第六章)
社会的暮气亦影响了军队的战力，骑兵无需火器就可出战，因此当步兵及炮兵没有合适装备时，骑兵就去和同样是骑兵的满洲八旗军作战；结果军队胆小怕事，竟杀马充步兵，历史上汉民族自始至终，只有明军骑兵不缺马，其它的朝代都没如此充裕的马供作战。
回顾这段战史可发现，一旦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出了问题时，再好的装备也要打大败战，但在之前，人们惑于精良的装备，怎么推论也不会推出这样的结果。如今我们谈论军事时，是否也会犯上最新型装备就是好的错误?2___________————-大明神机之明军火器军队编制的详细资料文章作者：秦时明月汉时关中国装备火器的军队编制出现的很早，也很健全。早在元朝至顺年间，军队中就已装备了发射口径为20毫米以上铁弹丸的金属火铳，从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火炮，并出现了“炮手军”和“炮手万户府”的建制。之后由于火器的蓬勃发展，明军更是普遍装备了火器，战争的主要武器转向了使用火器。
朱元璋在位时，明军首创火铳与冷兵器依次攻击敌船的水攻战术，各地卫所驻军已有10%装备火铳。明永乐八(1410)征交趾时，明成祖还在京军中组建了专门的枪炮部队──神机营，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首屈一指；明成祖在亲征漠北之战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神机营已成为军队的一个兵种。
明朝中期，戚继光镇守北疆蓟镇(今河北迁西县西北)练兵时，编练的水军营、步营、骑营、车营、辎重营，使用枪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50%左右。其创建的车骑营中的战车部队，简直就是类似于现在装甲战车部队：车营编官兵3100余名，佛朗机炮256门，大将军(重型大口径火炮)8门；每车营有战车128辆，每辆战车配有佛郎机2门、鸟铳4杆、火箭手4人，平均每12名士兵装备一门火炮，临战之时火枪轮番射击可以终日不停；骑营编官兵约2700名，装备有60门虎蹲炮。
因此在明朝前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成本大大提高(死人太多，收获太少)，以至于可以说是亏本买卖，蒙古就因此而衰落。明朝末期，明军和倭军在朝鲜所进行的战役中，明军的火器质量和使用水平就高于倭军。当时倭军和朝鲜军都甲胄齐全，十分精良，而明军却有不少连盔甲都没有就上战场了。朝鲜军队开始很吃惊，以为是明军神勇，其实是明军多使用火器，在火器的时代，盔甲反而是起不到作用的累赘。
明朝前期正规军的装编表：
全营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
骑兵1000人；
炮兵400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
共计官兵5000人。
装备火器：霹雳炮3600杆(步兵火铳)；
合用药9000斤；
重八钱铅子90万个；
大连珠炮200杆(多管火铳)；
合用药675斤；
手把口400杆(炮兵防身用手铳)；
盏口将军160位(野战重炮)。
明朝后期车营编制的详细资料(孙承宗和戚继光)
关于车营的编制：战车子营按照营－冲－衡－乘－车分5级编制。
每营4冲－每冲2衡－每衡4乘－每乘4车(偏厢车)，合计战车128辆，配属给步兵子营使用。
步兵子营和骑兵子营则仿造战车子营编制。
步兵子营每100人为1乘－400人为1衡－800人为1冲－4冲3200人为1步兵子营。
骑兵子营以50骑为1乘－200骑为1衡－400骑为1冲－4冲1600骑兵为1骑兵子营；另配一个2冲的骑兵权勇队(预备队)，一共有2400名骑兵。
关于偏厢车的记载：
明代宗朱祁珏(景泰帝)在位的时候，郭登在大同曾造用于防守的偏厢车。辕长1.3丈，宽0.9丈，高0.75丈，厢用薄板，上置铳，编配10人使用，出则左右相配，前后相接，钩环牵互，车载衣、粮、器械并鹿角。
之后成化、嘉靖、隆庆年间均造过偏厢车，隆庆叁年(1569年)，戚继光在蓟州曾造过偏厢车。其式──只用向外面一厢，每辆重600斤以上。
不久明军守辽东广宁时，魏学曾又作改进──每2辆中设拒马枪1架，填塞间隙，车架上下用棉絮布帐围之，可以防避矢石，车上载佛朗机2挺，下置雷飞炮，快枪各6杆，每架拒马枪上树长枪12柄，下置雷飞炮，快枪各6杆，每车用卒25名。孙承宗车营所用偏厢车大致与之相同。
孙承宗编炼的车营资料(标准车营)：
全营兵力：步兵3200人；
骑兵2400人；
辎重车夫512人；
各级军官，侍从，传令，杂役515人；
共计官兵6627人。
装备火器：枪1984枝，其中鸟铳256枝；
3眼枪1728枝；
大小佛朗机共256挺；
各种火炮(红夷，神飞，灭虏等等)88门。
装备车辆：偏厢车128辆(战车)。
辎重车256辆。
根据以上可以看出，明军装备的鸟铳并不多，主要以连发近战的3眼枪为主。这是因为明军大量装备远射程的火炮(数量快赶上现代装甲师啦！)，所以所以对单兵火器的射程并没有太高要求，只要火力够凶猛就行，明军才会创造出叁才阵等适合火器的诸兵种合成作战阵形。
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和步营资料，可能是写在兵书里，将要计划实施的，现在仅供参考：
车营：战斗兵2048人；
军官、杂役、工匠、车夫等1061人；
全营官兵共3109人。
装备：佛朗机256挺(佛朗机手768人)；
鸟铳512枝(鸟铳手512人)；
大将军(重型大口径火炮)8门；
以上火器手共1320人，占战斗兵的64.2%；
其他的都是长枪手、藤牌手等等装备冷兵器的士兵。
步营：战斗兵2160人；
军官、杂役、工匠等共539人；
全营官兵共2699人。
装备：鸟铳1080枝(鸟铳手1080人)。
火器手共1080人，占战斗兵的50%。
其他的都是长枪手、藤牌手等等只装备冷兵器的士兵；
其中有216名党耙手，装备火箭共6480支。
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和步营装备火器的比例如此之高，真让人有点不敢相信。
据说当时明军装备火器的比例让欧洲来的传教士都流口水！假若戚继光在世时的皇帝不是嘉靖和万历，领导孙承宗、袁崇焕的皇帝不是天启和崇祯，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任何一位，那么──纽约应该叫作“新长安”……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一、3眼枪射击完毕后，可以拿来当锤使用；二、明军的鸟铳均负有一个枪叉，和欧洲同时代的火绳枪相同，技术参数差不多，可见威力不小；叁、明军叁才阵中，有一种骑兵叫“跳荡队”，估计是使用3眼枪的骑兵部队；四、明军大量使用火器，因此骑兵和军官均装备轻型铠甲；五、明军骑兵装备火器比例达到48%左右，设想如果有大量骑兵突然冲出施放火枪，一般的军队是难以抵挡的；六、明军骑兵装备的鸟铳数量极少，主要装备的是连发多管型近战火枪。七、戚继光认为鸟铳也适宜骑兵使用，因此推断戚家军的火枪骑兵应当是以枪法准确着称；八、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建制应该更接近朝鲜壬辰战争时期的明军，孙承宗在戚家军战术的基础上创建的车营编制比例和现代的装甲师已无区别，是在平原地区和骑兵作战的利器；九、袁崇焕的直属部队──明朝最精锐的“关宁铁骑”，皆装备有5眼火绳枪，其火力突击能力在当时天下无敌。
孙承宗车营的详细资料之二：
全营兵力：各级军官127名；
骑兵、步兵、传令、杂役等5988名；
辎重车夫512名。
装备车辆：偏厢车128辆；
准迎锋车256辆；
辎重车256辆；
装备战马：官马296匹；
兵马3024匹。
驮运畜力：火器驮驼32只；
火器驮骡120头；
辎重车驾牛256头。
装备火器：大将军炮16门；
灭虏炮80门；
佛朗机256挺；
鸟铳256枝；
3眼枪1728枝。
装备兵器：弓箭撒袋1273副；
大弩256张；
长枪、长刀、长斧1280件；
火箭7680枝；
大棒256条；
藤牌256面；
腰刀5888口。
装备甲胄：骑兵2500副(包括隶属中军的100骑传令兵)；
车正128副；
管队臂手97副；
车正臂手128副。
后勤部队详细资料：
人员编制：内将官1，中军1；
军车兵30人；
杂役兵254人；
车炮兵1622人；
全营共1908人。
装备火器：车载佛郎机160门(每门3人)；
鸟铳640枝(铳手640人)。
车辆畜力：辎重车256辆；
驾车用牛256头。
杂项工具：金、鼓、旗帜、响器二套；
绳桩96条；
拒马枪256条；
火兵尖担256架；
火镰224把；
灯笼354个；
铁楸736把；
铁撅496把；
镰刀1216把；
斧头128把；
凿子128把；
铡刀240口。
粮爱辎重：米200石；
黑豆500石；
淇子299石4斗；
炒面299石4斗。
锣锅500口；
铁锅256口；
水袋500个；
水桶256口。
全营一次运载军需物资量可供1万人3日之用。
水兵营资料人员编制：每营编2哨，共510人。
战船火器：大、中、小战船10艘；
大将军炮4门；
佛郎机40门；
碗口铳30门；
喷筒500个；
鸟嘴铳68支。
天启5年8月，辽东经略孙承宗属下的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轻信人言，以轻兵突袭后金，结果中了埋伏伤亡400余人。魏忠贤手下的阉党们以此为由，上了几十道弹劾马世龙和孙承宗的奏章，天启皇帝便打发孙承宗“回籍养病”，以阉党的高第继任辽东经略。袁崇焕死后，崇祯皇帝又让孙承宗出山经略辽东，结果碰上了大凌河之败，孙承宗再次下台，一直在高阳的家中闲住。崇祯11年11月，清军入塞破高阳，76岁的孙承宗率全家巷战，子孙19人皆力战而死，孙承宗被俘，拒不降清，被清兵勒死。真是英雄命苦啊！熊廷弼(被阉党陷害下狱，于天启5年被杀，并“传首九边”)、孙承宗、袁崇焕都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但明知如此，还要挺身而出，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气节与精神！
崇祯二年11月20日，袁崇焕率九千关宁铁骑在北京城野外无火炮支援的情况下，大战十万满洲八旗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洲兵狼狈溃逃，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数日不敢与战。袁崇焕死后，关宁铁骑和自祖大寿以下凡五十员辽将一步步的分化瓦解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被调回关内镇压农民军；一部分倒在抗清(后金)的战场上；剩下的则投降了清朝，成为满清入关的急先锋。
尽管前途各不相同，但不论是在哪个阵营，不断被稀释和削弱的关宁铁骑则始终是最优秀的部队。直到清康熙20年(1681)叁藩之乱被平息，袁崇焕所培育出的那支大军的最后一丝血脉才告消失。看着手中的史书，后世的人们不禁要感慨，如果袁崇焕不死，统领着这支强大的力量，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3有明一代数百年，军队里的火器应用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明朝建国时军队以步兵水师为主，到靖难之变后，得益于朱棣个人的经历，战略重心北移，骑兵成为主力。军马来源加强了，骑兵战力提高，统一后生产发展得到保障，如是方有漠北远征之胜。这个时候火器的应用仍然从属于步兵装备，所谓神机营的建制仅起削弱敌军冲锋势头的作用，离战场主力的地位还差的很远。至于装备中的“武钢车”，效用也缺乏确实记录，应该还算是步兵防御骑兵冲击的阻挡型兵器，就其杀伤力上来说，甚至不及马援当年：)(胡说的)
后来戚继光在与倭寇的交战中，认识到日产火绳枪的威力，结合江南水乡的地理特点，创造出结合火器运用的战法，并且改制了明军装备中的鸟铳，使其威力大增。戚镇守蓟北后，更将他的经验应用到军队的改建当中，加上张居正在财力政策上的支持，明军的火器装备由是得以大幅度提高。
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明朝国力正盛，帝国周边没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所以戚继光改革后的明朝军队没有经过在平原地带大规模野战的检验，更谈不上依此加以革新。这也可以说是明军中火器应用虽受重视，但始终没有出现决定性进步的原因。也因此明军的火器在世界兵器发展史上没有重要的地位。之后确实的检验在朝鲜战场上到来。中朝联军与日军在朝鲜进行了几乎是当时所有兵种的较量。战争最终的决定因素包括双方军队的规模大小、后勤保障是否顺畅以及国力的强弱，火器运用水平不在其中。日军是先被压到海边，然后被拖垮的。应该说他们在修建城堡并据此运用火枪的能力上，比中朝联军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日产火枪的制造水平也占优势。而明军虽号称拥有庞大数量的火器，对付日军的城堡并没什么好办法。几次会战都是伤敌不及八百，自己伤亡一千。战事一直拖到日本人耗不起了，加上木下藤吉郎同学突然病故，只好撤退了事。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明军火器的确实水平，战场上凭实力说话，并非空喊“远程重炮”射程可及“数十里”便可制胜的。非常遗憾的是，尚未吸收消化朝鲜战争中得来的经验，明军中的精锐便紧接着被派到山海关外对付满洲人了。这就是史载的萨尔浒大战，也是强调火器装备后的明军第一次与强悍的马上民族的军队展开对攻。此时的明军有战争经验，兵是精兵，将是良将，火器装备充足，人数上占优势。兵分四路，俱非弱旅，左右呼应，齐发进击。结果如何呢？满族人的领袖努尔哈赤口占一偈曰“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满洲军队于是一路向前，几天工夫明军被杀得干干净净。现在我们来当事后诸葛亮，自然可以指点江山，说明军统帅的战略有误，分兵四路乃兵家大忌云云。但是要看到明军分兵后的几路人马，各自都配有有战争经验的统帅，也都有与满族军队一较高下的战力，单从人数上来看也并非不堪一击。而满洲军队可以一战再战，每战必克，充分说明没有遭受到重大的杀伤。这场会战中的前两场战斗是硬碰硬的厮杀，明军部队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动用他们的火器以及相关装备，如动用偏箱车结成车阵。然而弓马娴熟的满洲军队在较量中却丝毫不落下风，从容地证明了明军昂贵的火器不如清兵的骑射突击好用。当然啦，明军也确实倒霉，努尔哈赤围攻杜松军时突然天降大雾，对火器发射不利，点起火把来照明吧，火光处便是箭靶子，杜松一部于是被歼。话说回来，兵者既为死生之大事，作战不力大约不可以用战场上的突发状况来推咎。何况余下来的几场战斗，我们也都没看到明军的火器有什么出色的演出。总的来说，萨尔浒一战的失败，暴露装备了大量火器的明朝军队作战效率的低下。
(二)
另外，关于明朝的火器，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是把在袁崇焕——吴三桂一段时期内明军火器运用水平的飞跃，看成是汉民族军事科技史上自在发展的必然，于是孤守宁远，号称击伤努尔哈赤的战果便与之前的明成祖、戚继光，还有那一长串好听的名词“雷飞炮”“虎蹲炮”……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繁荣的假象。
我们从最熟悉的袁崇焕开始说。天启六年袁崇焕守宁远抵抗努尔哈赤建立大功的时候，他城头上有十一门大炮，皆非自有知识产权，谣传是依照从澳门运来的海盗沉船上的“舶来品”翻版而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威力最大的一门红夷大炮乃是泰昌元年由天主教人士李之藻和楊廷筠二人合议捐资，自澳门购得。面对于这些相对先进的重型火炮，初时明军中无人懂得如何善加利用。如何设定三维标尺，如何提高发射效率，皆一窍不通。这时候，一个官方史书上讳莫如深的势力登场了，在明末历史上，很少有人注意到，由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发展开来的天主教势力此时已开花结果、初窥庙堂，和东林党人暗相呼应，成为一大政治势力。代表人物有徐光启，孙元化，王徵、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加上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利马窦。他们形成了一个“西学集团”，这个集团的建立，得益于钻了孔老夫子的“**之外，存而不论”的空子，应该说，在明末清初诸般角色齐集登场的风云时代，这些人代表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另一个可能的走向。
闲言少表，单论火器。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几何原理》经已广为人知，他还写了一系列论兵之作，有《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主张用西洋火炮，选练精兵。他的弟子孙元化“除協助徐氏刪定《句股義》(即几何原理)外，還撰有《經武全編》和《西法神機》等兵學，以及《西學雜著》、《幾何用法》、《幾何體論》、《泰西筭要》等數學。”其中的《西法神机》，直接指导了关外明军的火炮运用。孙本人科举不利，仅得个举人出身，性格又狷狂傲物，喜发大言，是个绝对的唯技术派。曾放言“若能讓其“相度要害，置成數臺；鼓勵豪傑，練成萬騎；鳩集工料，造成百銃。而後翼以鳥銃、弓矢一萬，短刀、盔甲各一萬，車牌各一千，長短鎗各五千”，且在未遭撓掣的情形下，則“半年內可固都城，一年之後可巡邊邑”，末並稱：“此公務也，敢公布之，若旬日之內，莫遇同心，則蕭蕭班馬揮手自茲矣””。呵呵，书生意气，宗教狂热。然而在当时，他确是中国了解火炮操控技术的第一人。能凭这门手艺吃饭，孙元化靠的不是军旅生涯，而是靠他的宗教信仰与翻译成果，靠他有弹道学的入门知识。在其所著的《西法神机》中，包含了许多应用数学的计算实例，第一次用中文提出了统规的概念与使用方法，(统规，即测量火炮仰角用的仪器)提出了火炮用药包的制作方法。同时期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从西文中引入了“矩度”(测量敌人距离用)的使用方法。这些知识的应用给明军的火器操作水平带来革命性的提高。换句话说，在此之前，明军的火器发射，基本上靠的是目测和经验。要是这样的话，去引述这之前明军装备中有多少“佛朗机”，多少“雷飞炮”还有什么意思？科举失利后，孙元化因受孙承宗赏识，同往关外襄助军务，斯时他与袁崇焕乃是同事关系，孙承宗曾有令云：“袁崇煥修營房，立功總兵李秉战袒鹌鳎瑥v寧道萬有孚募守邊夷人、採木遼人修營，兵部司務孫元化相度北山南海，設奇兵於高深之間”，而我们熟知的“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方针，也由孙所首倡。孙元化的主要工作其实是造炮，然而当时中国的铸造水平已经落后于西方，他按西法铸炮，三次都失败了。
后来孙元化与人不谐返京，没有参加宁锦之战。天启六年四月“熹宗鑑於“寧遠捷功，年來僅見””，“命兵部對先前未曾敘獎的有功人員再加議敘，被袁崇煥譽為“識慧兩精”的孫元化，雖不曾直接參與該役，但仍獲“候陞任，加一級，賞銀十二兩”的獎勵，其原因不詳，有可能因其參與寧遠的築城築臺之功，也有可能是因其曾於天啟五年督解軍器至邊關一事。”
宁锦大捷后孙元化曾回到过关外，襄助军务。不过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演出，却是以一种滑稽剧的形式出场和谢幕的。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故事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毛统领的部队对火炮的使用也很在行，大约因为他们是水师的关系。船战与炮战密不可分，古今中外皆然。毛文龙被设计诱杀后，他制下的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很熟悉的名字吧)等人率部亡命而去，被当时的登前道孙元化收留。孙本人是用炮的行家，孔有德等人的投奔在他来说真不啻是天赐机缘，按现在的话说，正好助他推行他的军事理念。后来孙元化得到崇祯帝的信任，更被提升为登莱巡抚，掌领山东登州城下及东江诸岛的明军，成为除镇守陆路的袁崇焕外，另一只从侧翼威胁满清政权的军事力量。
然而孙并非独当一面的军事人才。他缺乏知人之明，亦缺乏对下属的驾驭能力。其制下的将领固然善战，却早已失却对明王朝的忠诚。作为主官的孙不能察觉潜在的危机，便不堪于乱世中生存。崇祯四年，朝廷面对的局势是：去年秋天刚剐了袁崇焕，今年两头起火，陕西山西的农民起义声势正盛，清兵又围陷了关外的大凌城。这个时候，孙元化派出增援大凌城的部队在山东境内以李九成，孔有德为首哗变为寇，依仗着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善用攻城大炮，纵横一年多时间，“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后被迫退守登州，李战死，孔耿诸人由海路往满洲降清。孙元化在部下叛变为寇后仍力主招抚，书生见识，也未尝没有私心在内。局势愈演愈烈，甚至孙本人也遭叛军俘虏。(孙因宗教信仰的关系，不得殉城)可能因为念及旧恩，他被叛军释放，其后崇祯帝下令将他在北京斩首弃市。此时明王朝抗清前线的大后方早已是一片狼藉。
孔有德等人降清时带去的正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火炮使用的专门人才，加上一支成建制的部队，甚至还加上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铸炮技术。不久后满清军队便配备上了不输于明军的火炮。我们于是不难明白后来孔耿二人何以封王，各领一藩，也不难明白为什么日后满洲八旗入主中原，逢坚城必克，毫无阻滞了。在这场叛乱中，明王朝损失的就不仅仅是一支以火炮见长的部队，它失掉的是整座江山。
叛乱中叛军攻打莱城一役堪称中**事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现在扳手看到概论明清火器运用的文章时，若见不到提及这场战役，便知作者学问还不到家。为何？原因如下：
第一：战斗的攻方，即叛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围绕大炮，不是鸟枪，不是大铳，也不是爆竹，是严格意义上的火炮，来组建的部队。是明王朝国库重点供养的一支精兵。
第二：战役的双方都拥有当时远东境内最好的火炮，并以此来作为主要的攻击手段。(当然这时候北京城内的可能还要好些，不过那是装饰，不算兵器)
叛军本就装备精良，这之前还打下了登州城，得到了红夷大炮数十门，西洋炮数百门，在战役过程中又围城打援，劫夺了一批明军的大炮。所以才可能在攻城时把重炮排开，一轮齐射便打得城头上站不住人。而守军一方靠了孙元化多年的苦心经营，火炮数量也不少————别忘了孙的官职是“登莱巡抚”，莱城也是他的根据地。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是了，新来的巡抚谢琏是个炮仗的外行。按照史料的记述，莱城守军使用火炮的技术很差，应当不是孙的旧部。不过是旧部也不敢用，孙的部队中多为辽人。叛军打登州的时候，就是靠同乡的守军耿仲明一部内应而获胜的，孙元化也因此当了俘虏。
莱城一战，显示出了火器运用的专门人才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第三：叛军在城下，用火炮来攻，而明军用火炮在城头上守。从火力上来说，守军还要强些。战斗的结果是：叛军占优势。虽然叛军的火炮吃亏在射程上，但它的炮位可以散开，集中轰击城头的守军，因此占了大便宜。这说明什么？
大炮，作为远程火力，它的威力最大体现在哪里？是在进攻中，是在对固定目标的射击上。袁崇焕所云“依坚城，用大炮”来防御，实际上是明军不得已的选择，并不符合军事学的原理，所持的不过是满人没有好的火炮而已。
第四：莱城之围得解，靠的是关外明军，即袁崇焕的旧部来增援。其时孔有德仗着火器方面的优势，放言道：“杀山东兵如切菜，虽数十万，无奈我何，各镇兵咸非吾敌，惟虑关外兵耳”。而这里所说的关外兵，恰恰便是明王朝军队中，除叛军外，唯一一支玩炮的行家。
因为这场战役带有叛乱的性质，叛乱的首领们还一口气叛过两个朝代。(厉害)这使得明王朝的统治者，甚至后来满清的君王们，都不可能客观地评价它。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见的史书上，也对之很少提及。然而要研究明末的军事，缺了这一章是不成的。
孙元化是个有趣的历史人物，他信奉天主，却又以科举出身，至于统兵封疆，成为朝廷大员。他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却又因志大才疏，成为误国罪臣。清朝分封的汉人诸王中，除孔耿二人外，吴三桂、尚可喜也曾在他麾下。而他的名字与徐光启、利马窦连在一起，既是将西方文明向中土传播的学者，也是天主教进军中国的第一批探路人。可以说除了没有镇压过农民起义外，明末几种影响中国发展或者说有可能影响中国发展的主要力量，多多少少都与之有些牵连。我曾在别的帖子中把历史的进程比作一束棉纱，这束棉纱在孙的名下，打了一个紧紧的结。随着一刀砍下，人头落地，结被打开了，分支脉络各自流转，从此再少相逢。斩向孙脖颈的一刀堪比亚历山大西来一剑，却出自无名刽子手手中，算是中国特色。无论如何，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炮兵部队由他建立，而他没有做成拿破仑。
孙元化死后的明军在火器应用上没有特别的成就，山海关的防务主要是靠袁崇焕的旧部们主持。闻名遐迩的关宁铁骑，配备了一些火器，但主要特点还在于一个骑字。事实上，骑兵装备火器，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上，实战中很难有出色的战斗力，我也不曾见过这方面的战例，可能是因为我孤陋寡闻吧。再往下明朝是如何亡国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
(三)
倒是有一点要提一下，现今流行的说法是，满洲人因为自己凭弓马立国，入主中原后便不着力发展火器，乃至三百年后拖上汉族人承受坚船利炮破国之辱。潜台词是，如果还是明朝的话，哪怕是大顺统治也好啊，只要重视火器装备，就不至有鸦片战争的割地赔款，或是“去年今日割台湾”的举国同哭。如此观点不仅遍诸网上，还时见于书端，出自所谓学者之口。流毒甚广。
以网上流传的金观涛的《开放与变迁》中一节为例：该文先是引述《皇明经世文编》，说明军“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合用药675斤……无法知道类似今日何种武器，可能是机枪，或是连发多管火箭手把铳400杆……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整理以後，会发现明代的部队十分机械化——一个5000人的营有：1000骑兵3600步兵(全配火器)400炮兵(每人一把防身用手枪，管160门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200门)”
然后问一句：为什么这样的部队会打败仗呢？文中解释说因为火器平时到不了士兵手中，打战时武将要靠贿赂才能得到好火器用，等等等等。
最后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明军火器战力低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及重文轻武之故。中**事科技衰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及重文轻武之故。
我们来做个分析，战场上，敌人的部队向我发起冲锋，距离是500米。为什么说500米，因为明朝军队的单兵火器，最远就是500米。那么从500米外到短兵相接，这段时间，火枪可以发射几次？以单发火器计，依当时的装药速度，对骑兵可以齐射一轮多一点，对步兵是三轮半，不保证精度，杀伤力有限，不透一指厚纸甲。还用我多说什么吗？明军部队装备很多的“多管连发”单兵火器，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发”是两码事，技术上也不具备可传递性。简单的说，“多管连发”是将装好药的枪管捆成一束，顺次点燃，以牺牲精度与射程的代价来求得发射效率的提高，这是个聪明的选择。不过还是那句话，战果是评价兵器装备优劣的最好标准，既然打不过骑射部队，那“聪明”得也有限。
就明军大量装备火器来说，从依靠材料的弹射力量到利用火药爆炸来形成推动力，是一个进步，但这不是决定性的进步。近代欧洲火器运用上就经过多次反复，刚大规模装备火枪时，出现了火枪队单行横列的阵型，意在发挥火力。但实战检验后，又回复到方阵阵型，前面又加上了保护作用的长矛兵。后来能够将火枪队的战力提高到在野战中不需依靠冷兵器部队的支援，可以独力对抗骑兵的冲锋，关键还在于连发装置与膛线的出现。这二者提高了火枪的发射效率、射程与精度，它的出现与子弹的产生，枪械铸造工艺的提高密不可分。而所有这些进步，依靠的是其背后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军事学的深厚积累。中国的文化中既然没有这样的积累，也就很难期望它会有这样的革新。最好的例子是日本，明末时期的日本，火枪的制造工艺在世界上已经算先进的了，三百年后，依旧有西洋重炮开国之辱。单以幕府禁止民间拥有火枪来解释是不通的，它禁得了民间，禁得了自己的军队么？那么明朝军队最终依靠购买和自铸，装备上了与同时期欧洲火炮性能相近的火炮，操控技术也随天主教人士的翻译而引入，相应的战法也得到改进，我们恐怕也不能说这时中国的军事科技已经赶上了欧洲，姑且不论从火炮的改良到火枪的改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单就火炮本身而言，吴三桂后来在山海关主持铸造了一门铜质铁芯的重炮，可以算作是一个工艺上的里程碑，其他的进步乏善可呈。便如同李鸿章买了铁甲舰，蒋中正买了德国的毛瑟枪，买了意大利的飞机，台湾要买宙斯盾，我们买了su27，对了，还可以自己组装生产。所有这些大概都不足以作为我们为中**事文明而骄傲的证据吧。
又有消息称：在明末战争中，明军已经使用了开花炮弹，为什么后来在有清一代没有得到推广？依我看绝不仅仅因为清王朝不注重火器的运用。西方后来使用的开花炮弹里装有延时引信或是触发引信，后者要求比较高的机械工艺，而前者呢，是以化学药剂浸泡过的纤维制成，燃点很高，因此在发射时的高温状态下不至于一下子全烧掉。加上炮弹制作时机器加工、规模制作，基本上保证了炮弹打过去了才炸。而明末或这之前中国出现的开花炮弹的延时机理我不是很清楚，应该不会是同样的方法。
再来说清朝的火器。应该说满清的统治者们在军事上是很好学的，明朝引进的红夷火炮厉害，那么在崇祯帝吊死之前，满清军队的火炮已经不输与明军了，后来多铎打扬州市还多亏火炮攻城之利。甭管他们是怎么搞来的吧。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大量装备类似明军使用的轻型火器，什么“连珠子”啊，“霹雳炮”啊，为什么？答案很简单，看不上呗。关外打了几十年，但凡对手有什么好兵器，没有不发了疯想弄过来的，何况后来又进了北京，坐了天下，财政、资源都不再是问题，一大堆洋教士们也跑过来凑趣。之所以还以弓马立国，因为明朝军队只引进了火炮啊，枪还没来得及呢。后来天主教势力在康熙晚年退出江湖，这扇翻译的大门也就被彻底关上了，虽然那以后还是时常有作为贡品的洋枪进来，也只是沦为皇家玩物而已。
更加重要的是：实战检验增强了满清统治者们依仗弓马骑射的决心。清初五次大征伐：平三藩，灭准噶尔，降台湾，灭策零阿卜拉坦，进藏。几件事做完，国土面积翻番。其中进藏基本上是和平解决。前几桩除降台湾外都主要是骑兵建功。以灭准噶尔为例，他们运气不好，打着打着，传染病流行，人口死了一大半。就这样，清军还是打得很麻烦，最后一次远征，主力交战时，噶尔丹的部队装备了大量俄制火枪，比清军装备的鸟铳好使多了，又以驼马围成车阵(很熟悉的战法吧)。八旗子弟一个冲锋，打下来了。之后是康熙亲率轻骑追击，终于逼死了噶尔丹，几乎全灭了这个民族，自己也差点饿死。这里也显示了骑兵的另一个优势，跑得快，不仅在战场上，也体现在行军当中。这样需要携带的军粮便相对少的多，征伐所及之处也因此广大得多。历史也证明了，自中原向北方或西域进军，所依仗的仅能是骑兵部队，而且是轻骑。装备重型火炮的部队走得忙，就算能无敌，也会被饿死。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康雍乾三世，满清军队所战必克，他们几乎所有的对手在火器上都还有些长处，而满清的骑兵最后总能获胜。换了你是清朝的皇帝，你怎么玩？有清一代，从不曾在军备上荒疏大意，军功之赏，始终是最为丰厚。火器科技的落后，在明末便已显著。鸦片战争以降的百年屈辱，应该算在这片土地上养育出来文明本身的缺陷上，想把它完全推到满族人的统治者身上，是不公平的。
关于明朝军队传统的火器装备，还有个不算笑话的笑话。孙元化曾于天启六年正月上疏请用西洋火器，曰：“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blahblah”。没有看错吧？没有，原文照录。而且孙元化的上疏显然是得到了天启帝及其谋臣们的认可，于是后来得旨曰：“西洋炮见在者，查系果否可用？及查放炮教师果否传授？有人即当料理，以备城守”。
呵呵，就是这个国货当自强的“中国之铳”，就是这个“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惟恐不近”的“中国之铳”，叫上一大堆好听的名字后，从故纸堆中跳将出来，直惹得今天多少热血青年们心潮澎湃，意乱情迷，大声感慨道：唉，“假若戚继光在世时的皇帝不是嘉靖和万历，领导孙承宗、袁崇焕的皇帝不是天启和崇祯，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任何一位，那么――纽约应该叫作“新长安”……
－－－－－－－－－－－－－－－－－－－－－－－－－－－－－－－－－－－－－－
(一)
明朝的战争形态，战争模式和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我认为和我将要谈的火器，舰船与战车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其中的火器的应用是起到了核心的地位.
如果说中国的火器在战场上面的应用，宋朝是萌芽阶段的话，那幺明朝就是大发展的时代.而出现这种形势则是与朱元璋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的.
朱元璋是在黄河以南，长江附近起家的，在他发展之初，就有一个叫焦玉的人献上他所研制的火器，于是朱元璋的队伍成为了江南起义军当中可以说是唯一的火器成为制式装备的起义军.江南水网纵横，再加上刘福通的北伐，蒙古人引以为傲的骑兵队伍发挥不了应有的威力，于是拥有火器的朱元璋很快就尝到了甜头，在与陈友谅的一系列战斗当中，火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洪都攻防战当中，陈友谅挥军60万围攻洪都，结果洪都的朱军在火铳的帮助下使陈友谅久攻不下。而其后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的军队更是发挥了火器的威力，使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火炮、火铣、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等火器，开创了在水战中以“舰炮”轰击敌舰的先例。同时还为焚烧军巨舰的需要，临时创制了燃烧火器“没奈何”，而陈友谅除了拥有巨舰之外则一无是处，如何能与朱元璋“现代化”的军队抗衡？
老朱顺理成章拿下整个中国之后自然不会忘记火器带给他的好处，于是火器成为了明军的制式兵器之一，通常明军的构成为“铣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火器的比例占到了10％。而随着火器的发展明朝出现了两个新的兵种，一个就是神机兵(火器兵)，而另外一个则是车兵－战国时期被抛弃的战车重新又焕发了青春。
明朝建国之初，火器的发明和制作在世界上面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可是俗话说有压力才有动力，承平日久，自然火器的发展就开始迟滞起来，于是西方国家在火器的发展方面就超过了我们。而嘉靖之后，南有倭寇，北有挞担和后金，内优外患严重，军事斗争十分激烈，于是火器在明朝又继续发展起来。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若有人无器，则人非我有矣”－摘自《徐光启集》，这一批人大力推动了火器技术的发展。于是在嘉靖至万历年间，明人主要学习和改进了西方传入的各类火器，其中佛郎机和鸟铣被明军改造和更为完善之后大批量的装备了军队。在学习和仿制外国火器的同时，传统火器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大体可分为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发射性火器3大类，约有二三百种之多。
与此同时，随着火器式样的发展，火??的配方和制作技术在明朝也趋于成熟，大体可分两大类，由硝、硫、炭构成的纯火药配方和夹带其他成分的毒火、神火（我国古代的化学兵器）等火药配方，随着不同的用途而对应不同火??的配方，在制作工艺和火??理论方面均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二)
随着火器的大发展，明朝的战争方式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战车和战船就是最能让火器发挥出作用的两种武器。
明朝的水上实力是非常强的，嘉靖到万历年间，仅仅在江浙一带，战船的型号就达到了21种，如果加上福建和两广，型号更是繁多。在火器的大量应用之前，水上的战斗虽然是有用到弓箭，但是解决敌人的最后手段还是犁沉敌舰和接舷战两种战法，但是随着火器的大量应用，当时的水上战法有了巨大的改变，有人就提出“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明代的海战有了近代的模式。
在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70%。战法则是，80步之内用鸟铳，60步之内用火箭，40步之内用飞天喷筒，20步之内开始用冷兵器标枪等，靠近则用火药桶、火砖以及其它冷兵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以火器为主多层次杀伤敌人的武器配备系统。这种战法使敌船甲板上站不了人，帆篷被烧，完全失去战斗力，束手就擒。所以当时倭寇虽然横行，但是在海战方面却不是明军对手。为了更好的发挥明军的火器优势，明朝还学习了葡萄牙等国的“蜈蚣船”，专门为了安置中型或者是大型的佛朗机，所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明朝的水上作战力量是数一数二的，可惜的是终明朝一代，防御为主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万历年间比隆庆年间的战船在总数量增加了73.2％的情况下，大型战舰反而减少了40%，海上的防御越来越靠近内陆。以至于在援朝战争期间，津京地区调浙的战船只有中小船只，大型战船只有现造。
明代战车是有屏蔽的车和威力很强的火炮的结合物。众多战车组成的车营，是有足之城、不袜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他的防韧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能攻、能守、能移动。载火炮的战车为现代战车的雏形。
战车的大发展时期是在嘉靖到万历这一段时间之内，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对战车发展作出了相当重要贡献的两位将领，一个是戚继光，另外一个就是俞大猷。他们二人发展出了偏厢车和正厢车两种战车，偏厢车，车车相联，形成车城，更利于防守，或者说戚继光考虑立于不败之地的防御力更多些，正厢车，前有屏障，更利于前行作战，或者说俞大配考虑以战代守更多一些。这两种战车可以说是当时诸多战车形制的代表，成为了明朝的两种主战战车。
明朝与历史上的汉族政权一样，都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对于这种威胁，明朝的战争思想却与历朝历代大不一样，虽然明朝同样重视养马，但是却不是用来以骑克骑，而是用车克骑。由于有了火器的辅助，更是让这种思想流行起来，戚继光讲：战车“所恃全在火器。
火器若废，车何能御”俞大猷则指出：“车必藉火器以败贼，火器必藉车以拒马.二器之用实相须也。”在这种用火器加战车思想的影响之下，他们在战车上装备了更多、更先进的火器。戚继光的重车营.每车装备大佛郎机2架，每架配备9个子统，全营佛郎机256架；鸟铳手配备鸟铳l杆，全营有鸟铳512杆；火箭手每人配火箭60枝，全营共火箭15360枝。一车使用火器的人数已占75—80％。另外，每营还有大将军车4辆(一说8辆)，火箭车4辆。作战时，火器可以终日打放不停。火器的质量较过去也有较大的提高，以西方传入的鸟铳、佛郎机代替了手铳和碗口铳，以仿西方佛郎机制造的无敌大将军代替了传统的大将军，就是火箭较过去也有改进。这些火器的威力是嘉靖以前难以相比的。与戚继光相比，俞大猷京营战车上的火器是较少的，每车只有大佛郎机1架，涌珠炮2位。但他原先设计时远不是这样。他打算“每车大佛郎机一座，中佛郎机二座、鸟铳二杆，地连珠二杆，涌珠大炮二位，夹靶快枪十杆”，火器的威力更大，只是后来没有完全按着这个设想办罢了。即使如此，实际配备的火炮，一车营也有360架位，火力也还是较强的。从以上两位军事家车营配备的火器看，车营实为火器营。车载运火器，便于机动，车又屏蔽敌人的矢石，保护火器，从而能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这种车载火器在历史上也是创举，较好地解决了重型火器机动作战与车、步、骑合成协同作战问题。
在战法方面两人也有所不同，戚继光的战法是，敌骑进攻，车列方营，鸟铳、火箭、佛郎机轮番施放。如敌不退.火箭车和大将军车上的火器齐发。这众多威力较强的火器轮番施放，可以终日不停。在这种情况下、敌马惊乱，鲜有不败退的。如敌逼近，附车的奇兵队则出车列成驾鸯阵势，藤牌手在前，次钮手，次长枪手，次鸟铳手改用长刀，同敌人肠杀，然后有秩序地退回车内。如敌败退，则出骑兵进行追击。俞大猷的战法是，敌骑进攻，车列方营，施放火器，打击敌人。
敌人在火箭的打击下，难以接近战车，车车相连，车前有屏蔽和大枪头.即使敌骑接近战车，也难以逾车而冲入阵中。敌退却，车方阵迅速变车横阵，向敌推进。如敌大退，则骑兵出车追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作战模式已经向着热兵器时代过渡，明朝的骑兵作用进一步的降低，而以步克骑和以车克骑成为了明朝战略思想的主流。
综上所述，火器的大发展使中国向着热兵器时代过渡，而清朝入关继而夺得天下却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重新回到了冷兵器的时代，从这一点来说，清朝是大大的退步了。
以下是明代正规军的装编表，由金观涛的>中，节录于>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合用药675斤无法知道类似今日何种武器，可能是机枪，或是连发多管火箭手把□400杆手枪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整理以后，会发现明代的部队十分机械化——一个5000人的营有:1000骑兵，3600步兵(全配火器)，400炮兵(每人一把防身用手枪，管160门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200门)
丰臣秀吉学习织田信长，使用只占日正规军1/10的火枪队统一全国后，以为这样就天下无敌，立刻攻入朝鲜，结果遇上了上述编制的明军时，才发现日军的火器太小儿科了。同样的，后金(清)最初面对的明军亦是如此；但没有火器，只有刀剑的后金怎么入主中原建清朝?别以为这个装编表是后人追记的，这是1550年左右的曾铣所谈，当时的皇帝为世宗，正被蒙古及倭寇所困扰，五十年后丰臣秀吉进犯朝鲜，七十年后努尔哈赤建后金。
一个军事上的问题是，仅管有这些装备，但由于怕如此强大的兵器外流，火器都是作战时才发下，平时训练不使用，也不让士卒随身携带；为此1450年的于谦曾建议，让士兵平日就接触火器，以免战时空有优良兵器亦不会用。但英宗因为于谦在蒙古掳走英宗时拥立景帝而怀恨在心，正好藉此建议诛杀于谦。这段史实亦侧面应证了上面的编制很早就定型，甚至可能为1400年成祖时留下的装编。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武器库由宦官管理，世宗俺答入侵时，军人出战要发武器前，还要花钱请宦官开库门，临到敌军兵至京城门了，军人作战还要向政府租用武器作战?回到这样现代化的明军为何被满人打败的问题上，很简单，自从1490年代日军进犯朝鲜以后，国家为了支应22万人的机械化部队作战八年，已花了近2000万两银，所有库存武器差不多已被消耗掉，一时亦无钱制造，后金叛变时，急救章地制造一些武器，水准如何不必多言，会赢才有鬼。
至于政治层面上，世宗时已有宦官索贿才给武器的情况，严嵩虽为奸臣，事后也把武库的管理权转至文官手中，但文官要嘛一样索贿，要嘛清官误国，清廉过头，要求武器完整出去，完整入库，(怎么可能做得到!)结果武官在宦官及文官的夹击下，怎么作战都只有惩罚，那他会尽心作战吗?(这部份可参考>，谈论戚继光的第六章)
社会的暮气亦影响了军队的战力，骑兵无需火器就可出战，因此当步兵及炮兵没有合适装备时，骑兵就去和同样是骑兵的满洲八旗军作战；结果军队胆小怕事，竟杀马充步兵，历史上汉民族自始至终，只有明军骑兵不缺马，其它的朝代都没如此充裕的马供作战。
回顾这段战史可发现，一旦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出了问题时，再好的装备也要打大败战，但在之前，人们惑于精良的装备，怎么推论也不会推出这样的结果。如今我们谈论军事时，是否也会犯上最新型装备就是好的错误?2___________————-大明神机之明军火器军队编制的详细资料文章作者：秦时明月汉时关中国装备火器的军队编制出现的很早，也很健全。早在元朝至顺年间，军队中就已装备了发射口径为20毫米以上铁弹丸的金属火铳，从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火炮，并出现了“炮手军”和“炮手万户府”的建制。之后由于火器的蓬勃发展，明军更是普遍装备了火器，战争的主要武器转向了使用火器。
朱元璋在位时，明军首创火铳与冷兵器依次攻击敌船的水攻战术，各地卫所驻军已有10%装备火铳。明永乐八(1410)征交趾时，明成祖还在京军中组建了专门的枪炮部队──神机营，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首屈一指；明成祖在亲征漠北之战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神机营已成为军队的一个兵种。
明朝中期，戚继光镇守北疆蓟镇(今河北迁西县西北)练兵时，编练的水军营、步营、骑营、车营、辎重营，使用枪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50%左右。其创建的车骑营中的战车部队，简直就是类似于现在装甲战车部队：车营编官兵3100余名，佛朗机炮256门，大将军(重型大口径火炮)8门；每车营有战车128辆，每辆战车配有佛郎机2门、鸟铳4杆、火箭手4人，平均每12名士兵装备一门火炮，临战之时火枪轮番射击可以终日不停；骑营编官兵约2700名，装备有60门虎蹲炮。
因此在明朝前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成本大大提高(死人太多，收获太少)，以至于可以说是亏本买卖，蒙古就因此而衰落。明朝末期，明军和倭军在朝鲜所进行的战役中，明军的火器质量和使用水平就高于倭军。当时倭军和朝鲜军都甲胄齐全，十分精良，而明军却有不少连盔甲都没有就上战场了。朝鲜军队开始很吃惊，以为是明军神勇，其实是明军多使用火器，在火器的时代，盔甲反而是起不到作用的累赘。
明朝前期正规军的装编表：
全营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
骑兵1000人；
炮兵400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
共计官兵5000人。
装备火器：霹雳炮3600杆(步兵火铳)；
合用药9000斤；
重八钱铅子90万个；
大连珠炮200杆(多管火铳)；
合用药675斤；
手把口400杆(炮兵防身用手铳)；
盏口将军160位(野战重炮)。
明朝后期车营编制的详细资料(孙承宗和戚继光)
关于车营的编制：战车子营按照营－冲－衡－乘－车分5级编制。
每营4冲－每冲2衡－每衡4乘－每乘4车(偏厢车)，合计战车128辆，配属给步兵子营使用。
步兵子营和骑兵子营则仿造战车子营编制。
步兵子营每100人为1乘－400人为1衡－800人为1冲－4冲3200人为1步兵子营。
骑兵子营以50骑为1乘－200骑为1衡－400骑为1冲－4冲1600骑兵为1骑兵子营；另配一个2冲的骑兵权勇队(预备队)，一共有2400名骑兵。
关于偏厢车的记载：
明代宗朱祁珏(景泰帝)在位的时候，郭登在大同曾造用于防守的偏厢车。辕长1.3丈，宽0.9丈，高0.75丈，厢用薄板，上置铳，编配10人使用，出则左右相配，前后相接，钩环牵互，车载衣、粮、器械并鹿角。
之后成化、嘉靖、隆庆年间均造过偏厢车，隆庆叁年(1569年)，戚继光在蓟州曾造过偏厢车。其式──只用向外面一厢，每辆重600斤以上。
不久明军守辽东广宁时，魏学曾又作改进──每2辆中设拒马枪1架，填塞间隙，车架上下用棉絮布帐围之，可以防避矢石，车上载佛朗机2挺，下置雷飞炮，快枪各6杆，每架拒马枪上树长枪12柄，下置雷飞炮，快枪各6杆，每车用卒25名。孙承宗车营所用偏厢车大致与之相同。
孙承宗编炼的车营资料(标准车营)：
全营兵力：步兵3200人；
骑兵2400人；
辎重车夫512人；
各级军官，侍从，传令，杂役515人；
共计官兵6627人。
装备火器：枪1984枝，其中鸟铳256枝；
3眼枪1728枝；
大小佛朗机共256挺；
各种火炮(红夷，神飞，灭虏等等)88门。
装备车辆：偏厢车128辆(战车)。
辎重车256辆。
根据以上可以看出，明军装备的鸟铳并不多，主要以连发近战的3眼枪为主。这是因为明军大量装备远射程的火炮(数量快赶上现代装甲师啦！)，所以所以对单兵火器的射程并没有太高要求，只要火力够凶猛就行，明军才会创造出叁才阵等适合火器的诸兵种合成作战阵形。
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和步营资料，可能是写在兵书里，将要计划实施的，现在仅供参考：
车营：战斗兵2048人；
军官、杂役、工匠、车夫等1061人；
全营官兵共3109人。
装备：佛朗机256挺(佛朗机手768人)；
鸟铳512枝(鸟铳手512人)；
大将军(重型大口径火炮)8门；
以上火器手共1320人，占战斗兵的64.2%；
其他的都是长枪手、藤牌手等等装备冷兵器的士兵。
步营：战斗兵2160人；
军官、杂役、工匠等共539人；
全营官兵共2699人。
装备：鸟铳1080枝(鸟铳手1080人)。
火器手共1080人，占战斗兵的50%。
其他的都是长枪手、藤牌手等等只装备冷兵器的士兵；
其中有216名党耙手，装备火箭共6480支。
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和步营装备火器的比例如此之高，真让人有点不敢相信。
据说当时明军装备火器的比例让欧洲来的传教士都流口水！假若戚继光在世时的皇帝不是嘉靖和万历，领导孙承宗、袁崇焕的皇帝不是天启和崇祯，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任何一位，那么──纽约应该叫作“新长安”……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一、3眼枪射击完毕后，可以拿来当锤使用；二、明军的鸟铳均负有一个枪叉，和欧洲同时代的火绳枪相同，技术参数差不多，可见威力不小；叁、明军叁才阵中，有一种骑兵叫“跳荡队”，估计是使用3眼枪的骑兵部队；四、明军大量使用火器，因此骑兵和军官均装备轻型铠甲；五、明军骑兵装备火器比例达到48%左右，设想如果有大量骑兵突然冲出施放火枪，一般的军队是难以抵挡的；六、明军骑兵装备的鸟铳数量极少，主要装备的是连发多管型近战火枪。七、戚继光认为鸟铳也适宜骑兵使用，因此推断戚家军的火枪骑兵应当是以枪法准确着称；八、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建制应该更接近朝鲜壬辰战争时期的明军，孙承宗在戚家军战术的基础上创建的车营编制比例和现代的装甲师已无区别，是在平原地区和骑兵作战的利器；九、袁崇焕的直属部队──明朝最精锐的“关宁铁骑”，皆装备有5眼火绳枪，其火力突击能力在当时天下无敌。
孙承宗车营的详细资料之二：
全营兵力：各级军官127名；
骑兵、步兵、传令、杂役等5988名；
辎重车夫512名。
装备车辆：偏厢车128辆；
准迎锋车256辆；
辎重车256辆；
装备战马：官马296匹；
兵马3024匹。
驮运畜力：火器驮驼32只；
火器驮骡120头；
辎重车驾牛256头。
装备火器：大将军炮16门；
灭虏炮80门；
佛朗机256挺；
鸟铳256枝；
3眼枪1728枝。
装备兵器：弓箭撒袋1273副；
大弩256张；
长枪、长刀、长斧1280件；
火箭7680枝；
大棒256条；
藤牌256面；
腰刀5888口。
装备甲胄：骑兵2500副(包括隶属中军的100骑传令兵)；
车正128副；
管队臂手97副；
车正臂手128副。
后勤部队详细资料：
人员编制：内将官1，中军1；
军车兵30人；
杂役兵254人；
车炮兵1622人；
全营共1908人。
装备火器：车载佛郎机160门(每门3人)；
鸟铳640枝(铳手640人)。
车辆畜力：辎重车256辆；
驾车用牛256头。
杂项工具：金、鼓、旗帜、响器二套；
绳桩96条；
拒马枪256条；
火兵尖担256架；
火镰224把；
灯笼354个；
铁楸736把；
铁撅496把；
镰刀1216把；
斧头128把；
凿子128把；
铡刀240口。
粮爱辎重：米200石；
黑豆500石；
淇子299石4斗；
炒面299石4斗。
锣锅500口；
铁锅256口；
水袋500个；
水桶256口。
全营一次运载军需物资量可供1万人3日之用。
水兵营资料人员编制：每营编2哨，共510人。
战船火器：大、中、小战船10艘；
大将军炮4门；
佛郎机40门；
碗口铳30门；
喷筒500个；
鸟嘴铳68支。
天启5年8月，辽东经略孙承宗属下的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轻信人言，以轻兵突袭后金，结果中了埋伏伤亡400余人。魏忠贤手下的阉党们以此为由，上了几十道弹劾马世龙和孙承宗的奏章，天启皇帝便打发孙承宗“回籍养病”，以阉党的高第继任辽东经略。袁崇焕死后，崇祯皇帝又让孙承宗出山经略辽东，结果碰上了大凌河之败，孙承宗再次下台，一直在高阳的家中闲住。崇祯11年11月，清军入塞破高阳，76岁的孙承宗率全家巷战，子孙19人皆力战而死，孙承宗被俘，拒不降清，被清兵勒死。真是英雄命苦啊！熊廷弼(被阉党陷害下狱，于天启5年被杀，并“传首九边”)、孙承宗、袁崇焕都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但明知如此，还要挺身而出，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气节与精神！
崇祯二年11月20日，袁崇焕率九千关宁铁骑在北京城野外无火炮支援的情况下，大战十万满洲八旗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洲兵狼狈溃逃，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数日不敢与战。袁崇焕死后，关宁铁骑和自祖大寿以下凡五十员辽将一步步的分化瓦解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被调回关内镇压农民军；一部分倒在抗清(后金)的战场上；剩下的则投降了清朝，成为满清入关的急先锋。
尽管前途各不相同，但不论是在哪个阵营，不断被稀释和削弱的关宁铁骑则始终是最优秀的部队。直到清康熙20年(1681)叁藩之乱被平息，袁崇焕所培育出的那支大军的最后一丝血脉才告消失。看着手中的史书，后世的人们不禁要感慨，如果袁崇焕不死，统领着这支强大的力量，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3有明一代数百年，军队里的火器应用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明朝建国时军队以步兵水师为主，到靖难之变后，得益于朱棣个人的经历，战略重心北移，骑兵成为主力。军马来源加强了，骑兵战力提高，统一后生产发展得到保障，如是方有漠北远征之胜。这个时候火器的应用仍然从属于步兵装备，所谓神机营的建制仅起削弱敌军冲锋势头的作用，离战场主力的地位还差的很远。至于装备中的“武钢车”，效用也缺乏确实记录，应该还算是步兵防御骑兵冲击的阻挡型兵器，就其杀伤力上来说，甚至不及马援当年：)(胡说的)
后来戚继光在与倭寇的交战中，认识到日产火绳枪的威力，结合江南水乡的地理特点，创造出结合火器运用的战法，并且改制了明军装备中的鸟铳，使其威力大增。戚镇守蓟北后，更将他的经验应用到军队的改建当中，加上张居正在财力政策上的支持，明军的火器装备由是得以大幅度提高。
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明朝国力正盛，帝国周边没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所以戚继光改革后的明朝军队没有经过在平原地带大规模野战的检验，更谈不上依此加以革新。这也可以说是明军中火器应用虽受重视，但始终没有出现决定性进步的原因。也因此明军的火器在世界兵器发展史上没有重要的地位。之后确实的检验在朝鲜战场上到来。中朝联军与日军在朝鲜进行了几乎是当时所有兵种的较量。战争最终的决定因素包括双方军队的规模大小、后勤保障是否顺畅以及国力的强弱，火器运用水平不在其中。日军是先被压到海边，然后被拖垮的。应该说他们在修建城堡并据此运用火枪的能力上，比中朝联军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日产火枪的制造水平也占优势。而明军虽号称拥有庞大数量的火器，对付日军的城堡并没什么好办法。几次会战都是伤敌不及八百，自己伤亡一千。战事一直拖到日本人耗不起了，加上木下藤吉郎同学突然病故，只好撤退了事。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明军火器的确实水平，战场上凭实力说话，并非空喊“远程重炮”射程可及“数十里”便可制胜的。非常遗憾的是，尚未吸收消化朝鲜战争中得来的经验，明军中的精锐便紧接着被派到山海关外对付满洲人了。这就是史载的萨尔浒大战，也是强调火器装备后的明军第一次与强悍的马上民族的军队展开对攻。此时的明军有战争经验，兵是精兵，将是良将，火器装备充足，人数上占优势。兵分四路，俱非弱旅，左右呼应，齐发进击。结果如何呢？满族人的领袖努尔哈赤口占一偈曰“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满洲军队于是一路向前，几天工夫明军被杀得干干净净。现在我们来当事后诸葛亮，自然可以指点江山，说明军统帅的战略有误，分兵四路乃兵家大忌云云。但是要看到明军分兵后的几路人马，各自都配有有战争经验的统帅，也都有与满族军队一较高下的战力，单从人数上来看也并非不堪一击。而满洲军队可以一战再战，每战必克，充分说明没有遭受到重大的杀伤。这场会战中的前两场战斗是硬碰硬的厮杀，明军部队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动用他们的火器以及相关装备，如动用偏箱车结成车阵。然而弓马娴熟的满洲军队在较量中却丝毫不落下风，从容地证明了明军昂贵的火器不如清兵的骑射突击好用。当然啦，明军也确实倒霉，努尔哈赤围攻杜松军时突然天降大雾，对火器发射不利，点起火把来照明吧，火光处便是箭靶子，杜松一部于是被歼。话说回来，兵者既为死生之大事，作战不力大约不可以用战场上的突发状况来推咎。何况余下来的几场战斗，我们也都没看到明军的火器有什么出色的演出。总的来说，萨尔浒一战的失败，暴露装备了大量火器的明朝军队作战效率的低下。
(二)
另外，关于明朝的火器，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是把在袁崇焕——吴三桂一段时期内明军火器运用水平的飞跃，看成是汉民族军事科技史上自在发展的必然，于是孤守宁远，号称击伤努尔哈赤的战果便与之前的明成祖、戚继光，还有那一长串好听的名词“雷飞炮”“虎蹲炮”……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繁荣的假象。
我们从最熟悉的袁崇焕开始说。天启六年袁崇焕守宁远抵抗努尔哈赤建立大功的时候，他城头上有十一门大炮，皆非自有知识产权，谣传是依照从澳门运来的海盗沉船上的“舶来品”翻版而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威力最大的一门红夷大炮乃是泰昌元年由天主教人士李之藻和楊廷筠二人合议捐资，自澳门购得。面对于这些相对先进的重型火炮，初时明军中无人懂得如何善加利用。如何设定三维标尺，如何提高发射效率，皆一窍不通。这时候，一个官方史书上讳莫如深的势力登场了，在明末历史上，很少有人注意到，由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发展开来的天主教势力此时已开花结果、初窥庙堂，和东林党人暗相呼应，成为一大政治势力。代表人物有徐光启，孙元化，王徵、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加上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利马窦。他们形成了一个“西学集团”，这个集团的建立，得益于钻了孔老夫子的“**之外，存而不论”的空子，应该说，在明末清初诸般角色齐集登场的风云时代，这些人代表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另一个可能的走向。
闲言少表，单论火器。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几何原理》经已广为人知，他还写了一系列论兵之作，有《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主张用西洋火炮，选练精兵。他的弟子孙元化“除協助徐氏刪定《句股義》(即几何原理)外，還撰有《經武全編》和《西法神機》等兵學，以及《西學雜著》、《幾何用法》、《幾何體論》、《泰西筭要》等數學。”其中的《西法神机》，直接指导了关外明军的火炮运用。孙本人科举不利，仅得个举人出身，性格又狷狂傲物，喜发大言，是个绝对的唯技术派。曾放言“若能讓其“相度要害，置成數臺；鼓勵豪傑，練成萬騎；鳩集工料，造成百銃。而後翼以鳥銃、弓矢一萬，短刀、盔甲各一萬，車牌各一千，長短鎗各五千”，且在未遭撓掣的情形下，則“半年內可固都城，一年之後可巡邊邑”，末並稱：“此公務也，敢公布之，若旬日之內，莫遇同心，則蕭蕭班馬揮手自茲矣””。呵呵，书生意气，宗教狂热。然而在当时，他确是中国了解火炮操控技术的第一人。能凭这门手艺吃饭，孙元化靠的不是军旅生涯，而是靠他的宗教信仰与翻译成果，靠他有弹道学的入门知识。在其所著的《西法神机》中，包含了许多应用数学的计算实例，第一次用中文提出了统规的概念与使用方法，(统规，即测量火炮仰角用的仪器)提出了火炮用药包的制作方法。同时期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从西文中引入了“矩度”(测量敌人距离用)的使用方法。这些知识的应用给明军的火器操作水平带来革命性的提高。换句话说，在此之前，明军的火器发射，基本上靠的是目测和经验。要是这样的话，去引述这之前明军装备中有多少“佛朗机”，多少“雷飞炮”还有什么意思？科举失利后，孙元化因受孙承宗赏识，同往关外襄助军务，斯时他与袁崇焕乃是同事关系，孙承宗曾有令云：“袁崇煥修營房，立功總兵李秉战袒鹌鳎瑥v寧道萬有孚募守邊夷人、採木遼人修營，兵部司務孫元化相度北山南海，設奇兵於高深之間”，而我们熟知的“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方针，也由孙所首倡。孙元化的主要工作其实是造炮，然而当时中国的铸造水平已经落后于西方，他按西法铸炮，三次都失败了。
后来孙元化与人不谐返京，没有参加宁锦之战。天启六年四月“熹宗鑑於“寧遠捷功，年來僅見””，“命兵部對先前未曾敘獎的有功人員再加議敘，被袁崇煥譽為“識慧兩精”的孫元化，雖不曾直接參與該役，但仍獲“候陞任，加一級，賞銀十二兩”的獎勵，其原因不詳，有可能因其參與寧遠的築城築臺之功，也有可能是因其曾於天啟五年督解軍器至邊關一事。”
宁锦大捷后孙元化曾回到过关外，襄助军务。不过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演出，却是以一种滑稽剧的形式出场和谢幕的。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故事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毛统领的部队对火炮的使用也很在行，大约因为他们是水师的关系。船战与炮战密不可分，古今中外皆然。毛文龙被设计诱杀后，他制下的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很熟悉的名字吧)等人率部亡命而去，被当时的登前道孙元化收留。孙本人是用炮的行家，孔有德等人的投奔在他来说真不啻是天赐机缘，按现在的话说，正好助他推行他的军事理念。后来孙元化得到崇祯帝的信任，更被提升为登莱巡抚，掌领山东登州城下及东江诸岛的明军，成为除镇守陆路的袁崇焕外，另一只从侧翼威胁满清政权的军事力量。
然而孙并非独当一面的军事人才。他缺乏知人之明，亦缺乏对下属的驾驭能力。其制下的将领固然善战，却早已失却对明王朝的忠诚。作为主官的孙不能察觉潜在的危机，便不堪于乱世中生存。崇祯四年，朝廷面对的局势是：去年秋天刚剐了袁崇焕，今年两头起火，陕西山西的农民起义声势正盛，清兵又围陷了关外的大凌城。这个时候，孙元化派出增援大凌城的部队在山东境内以李九成，孔有德为首哗变为寇，依仗着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善用攻城大炮，纵横一年多时间，“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后被迫退守登州，李战死，孔耿诸人由海路往满洲降清。孙元化在部下叛变为寇后仍力主招抚，书生见识，也未尝没有私心在内。局势愈演愈烈，甚至孙本人也遭叛军俘虏。(孙因宗教信仰的关系，不得殉城)可能因为念及旧恩，他被叛军释放，其后崇祯帝下令将他在北京斩首弃市。此时明王朝抗清前线的大后方早已是一片狼藉。
孔有德等人降清时带去的正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火炮使用的专门人才，加上一支成建制的部队，甚至还加上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铸炮技术。不久后满清军队便配备上了不输于明军的火炮。我们于是不难明白后来孔耿二人何以封王，各领一藩，也不难明白为什么日后满洲八旗入主中原，逢坚城必克，毫无阻滞了。在这场叛乱中，明王朝损失的就不仅仅是一支以火炮见长的部队，它失掉的是整座江山。
叛乱中叛军攻打莱城一役堪称中**事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现在扳手看到概论明清火器运用的文章时，若见不到提及这场战役，便知作者学问还不到家。为何？原因如下：
第一：战斗的攻方，即叛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围绕大炮，不是鸟枪，不是大铳，也不是爆竹，是严格意义上的火炮，来组建的部队。是明王朝国库重点供养的一支精兵。
第二：战役的双方都拥有当时远东境内最好的火炮，并以此来作为主要的攻击手段。(当然这时候北京城内的可能还要好些，不过那是装饰，不算兵器)
叛军本就装备精良，这之前还打下了登州城，得到了红夷大炮数十门，西洋炮数百门，在战役过程中又围城打援，劫夺了一批明军的大炮。所以才可能在攻城时把重炮排开，一轮齐射便打得城头上站不住人。而守军一方靠了孙元化多年的苦心经营，火炮数量也不少————别忘了孙的官职是“登莱巡抚”，莱城也是他的根据地。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是了，新来的巡抚谢琏是个炮仗的外行。按照史料的记述，莱城守军使用火炮的技术很差，应当不是孙的旧部。不过是旧部也不敢用，孙的部队中多为辽人。叛军打登州的时候，就是靠同乡的守军耿仲明一部内应而获胜的，孙元化也因此当了俘虏。
莱城一战，显示出了火器运用的专门人才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第三：叛军在城下，用火炮来攻，而明军用火炮在城头上守。从火力上来说，守军还要强些。战斗的结果是：叛军占优势。虽然叛军的火炮吃亏在射程上，但它的炮位可以散开，集中轰击城头的守军，因此占了大便宜。这说明什么？
大炮，作为远程火力，它的威力最大体现在哪里？是在进攻中，是在对固定目标的射击上。袁崇焕所云“依坚城，用大炮”来防御，实际上是明军不得已的选择，并不符合军事学的原理，所持的不过是满人没有好的火炮而已。
第四：莱城之围得解，靠的是关外明军，即袁崇焕的旧部来增援。其时孔有德仗着火器方面的优势，放言道：“杀山东兵如切菜，虽数十万，无奈我何，各镇兵咸非吾敌，惟虑关外兵耳”。而这里所说的关外兵，恰恰便是明王朝军队中，除叛军外，唯一一支玩炮的行家。
因为这场战役带有叛乱的性质，叛乱的首领们还一口气叛过两个朝代。(厉害)这使得明王朝的统治者，甚至后来满清的君王们，都不可能客观地评价它。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见的史书上，也对之很少提及。然而要研究明末的军事，缺了这一章是不成的。
孙元化是个有趣的历史人物，他信奉天主，却又以科举出身，至于统兵封疆，成为朝廷大员。他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却又因志大才疏，成为误国罪臣。清朝分封的汉人诸王中，除孔耿二人外，吴三桂、尚可喜也曾在他麾下。而他的名字与徐光启、利马窦连在一起，既是将西方文明向中土传播的学者，也是天主教进军中国的第一批探路人。可以说除了没有镇压过农民起义外，明末几种影响中国发展或者说有可能影响中国发展的主要力量，多多少少都与之有些牵连。我曾在别的帖子中把历史的进程比作一束棉纱，这束棉纱在孙的名下，打了一个紧紧的结。随着一刀砍下，人头落地，结被打开了，分支脉络各自流转，从此再少相逢。斩向孙脖颈的一刀堪比亚历山大西来一剑，却出自无名刽子手手中，算是中国特色。无论如何，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炮兵部队由他建立，而他没有做成拿破仑。
孙元化死后的明军在火器应用上没有特别的成就，山海关的防务主要是靠袁崇焕的旧部们主持。闻名遐迩的关宁铁骑，配备了一些火器，但主要特点还在于一个骑字。事实上，骑兵装备火器，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上，实战中很难有出色的战斗力，我也不曾见过这方面的战例，可能是因为我孤陋寡闻吧。再往下明朝是如何亡国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
(三)
倒是有一点要提一下，现今流行的说法是，满洲人因为自己凭弓马立国，入主中原后便不着力发展火器，乃至三百年后拖上汉族人承受坚船利炮破国之辱。潜台词是，如果还是明朝的话，哪怕是大顺统治也好啊，只要重视火器装备，就不至有鸦片战争的割地赔款，或是“去年今日割台湾”的举国同哭。如此观点不仅遍诸网上，还时见于书端，出自所谓学者之口。流毒甚广。
以网上流传的金观涛的《开放与变迁》中一节为例：该文先是引述《皇明经世文编》，说明军“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合用药675斤……无法知道类似今日何种武器，可能是机枪，或是连发多管火箭手把铳400杆……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整理以後，会发现明代的部队十分机械化——一个5000人的营有：1000骑兵3600步兵(全配火器)400炮兵(每人一把防身用手枪，管160门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200门)”
然后问一句：为什么这样的部队会打败仗呢？文中解释说因为火器平时到不了士兵手中，打战时武将要靠贿赂才能得到好火器用，等等等等。
最后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明军火器战力低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及重文轻武之故。中**事科技衰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及重文轻武之故。
我们来做个分析，战场上，敌人的部队向我发起冲锋，距离是500米。为什么说500米，因为明朝军队的单兵火器，最远就是500米。那么从500米外到短兵相接，这段时间，火枪可以发射几次？以单发火器计，依当时的装药速度，对骑兵可以齐射一轮多一点，对步兵是三轮半，不保证精度，杀伤力有限，不透一指厚纸甲。还用我多说什么吗？明军部队装备很多的“多管连发”单兵火器，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发”是两码事，技术上也不具备可传递性。简单的说，“多管连发”是将装好药的枪管捆成一束，顺次点燃，以牺牲精度与射程的代价来求得发射效率的提高，这是个聪明的选择。不过还是那句话，战果是评价兵器装备优劣的最好标准，既然打不过骑射部队，那“聪明”得也有限。
就明军大量装备火器来说，从依靠材料的弹射力量到利用火药爆炸来形成推动力，是一个进步，但这不是决定性的进步。近代欧洲火器运用上就经过多次反复，刚大规模装备火枪时，出现了火枪队单行横列的阵型，意在发挥火力。但实战检验后，又回复到方阵阵型，前面又加上了保护作用的长矛兵。后来能够将火枪队的战力提高到在野战中不需依靠冷兵器部队的支援，可以独力对抗骑兵的冲锋，关键还在于连发装置与膛线的出现。这二者提高了火枪的发射效率、射程与精度，它的出现与子弹的产生，枪械铸造工艺的提高密不可分。而所有这些进步，依靠的是其背后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军事学的深厚积累。中国的文化中既然没有这样的积累，也就很难期望它会有这样的革新。最好的例子是日本，明末时期的日本，火枪的制造工艺在世界上已经算先进的了，三百年后，依旧有西洋重炮开国之辱。单以幕府禁止民间拥有火枪来解释是不通的，它禁得了民间，禁得了自己的军队么？那么明朝军队最终依靠购买和自铸，装备上了与同时期欧洲火炮性能相近的火炮，操控技术也随天主教人士的翻译而引入，相应的战法也得到改进，我们恐怕也不能说这时中国的军事科技已经赶上了欧洲，姑且不论从火炮的改良到火枪的改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单就火炮本身而言，吴三桂后来在山海关主持铸造了一门铜质铁芯的重炮，可以算作是一个工艺上的里程碑，其他的进步乏善可呈。便如同李鸿章买了铁甲舰，蒋中正买了德国的毛瑟枪，买了意大利的飞机，台湾要买宙斯盾，我们买了su27，对了，还可以自己组装生产。所有这些大概都不足以作为我们为中**事文明而骄傲的证据吧。
又有消息称：在明末战争中，明军已经使用了开花炮弹，为什么后来在有清一代没有得到推广？依我看绝不仅仅因为清王朝不注重火器的运用。西方后来使用的开花炮弹里装有延时引信或是触发引信，后者要求比较高的机械工艺，而前者呢，是以化学药剂浸泡过的纤维制成，燃点很高，因此在发射时的高温状态下不至于一下子全烧掉。加上炮弹制作时机器加工、规模制作，基本上保证了炮弹打过去了才炸。而明末或这之前中国出现的开花炮弹的延时机理我不是很清楚，应该不会是同样的方法。
再来说清朝的火器。应该说满清的统治者们在军事上是很好学的，明朝引进的红夷火炮厉害，那么在崇祯帝吊死之前，满清军队的火炮已经不输与明军了，后来多铎打扬州市还多亏火炮攻城之利。甭管他们是怎么搞来的吧。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大量装备类似明军使用的轻型火器，什么“连珠子”啊，“霹雳炮”啊，为什么？答案很简单，看不上呗。关外打了几十年，但凡对手有什么好兵器，没有不发了疯想弄过来的，何况后来又进了北京，坐了天下，财政、资源都不再是问题，一大堆洋教士们也跑过来凑趣。之所以还以弓马立国，因为明朝军队只引进了火炮啊，枪还没来得及呢。后来天主教势力在康熙晚年退出江湖，这扇翻译的大门也就被彻底关上了，虽然那以后还是时常有作为贡品的洋枪进来，也只是沦为皇家玩物而已。
更加重要的是：实战检验增强了满清统治者们依仗弓马骑射的决心。清初五次大征伐：平三藩，灭准噶尔，降台湾，灭策零阿卜拉坦，进藏。几件事做完，国土面积翻番。其中进藏基本上是和平解决。前几桩除降台湾外都主要是骑兵建功。以灭准噶尔为例，他们运气不好，打着打着，传染病流行，人口死了一大半。就这样，清军还是打得很麻烦，最后一次远征，主力交战时，噶尔丹的部队装备了大量俄制火枪，比清军装备的鸟铳好使多了，又以驼马围成车阵(很熟悉的战法吧)。八旗子弟一个冲锋，打下来了。之后是康熙亲率轻骑追击，终于逼死了噶尔丹，几乎全灭了这个民族，自己也差点饿死。这里也显示了骑兵的另一个优势，跑得快，不仅在战场上，也体现在行军当中。这样需要携带的军粮便相对少的多，征伐所及之处也因此广大得多。历史也证明了，自中原向北方或西域进军，所依仗的仅能是骑兵部队，而且是轻骑。装备重型火炮的部队走得忙，就算能无敌，也会被饿死。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康雍乾三世，满清军队所战必克，他们几乎所有的对手在火器上都还有些长处，而满清的骑兵最后总能获胜。换了你是清朝的皇帝，你怎么玩？有清一代，从不曾在军备上荒疏大意，军功之赏，始终是最为丰厚。火器科技的落后，在明末便已显著。鸦片战争以降的百年屈辱，应该算在这片土地上养育出来文明本身的缺陷上，想把它完全推到满族人的统治者身上，是不公平的。
关于明朝军队传统的火器装备，还有个不算笑话的笑话。孙元化曾于天启六年正月上疏请用西洋火器，曰：“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blahblah”。没有看错吧？没有，原文照录。而且孙元化的上疏显然是得到了天启帝及其谋臣们的认可，于是后来得旨曰：“西洋炮见在者，查系果否可用？及查放炮教师果否传授？有人即当料理，以备城守”。
呵呵，就是这个国货当自强的“中国之铳”，就是这个“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惟恐不近”的“中国之铳”，叫上一大堆好听的名字后，从故纸堆中跳将出来，直惹得今天多少热血青年们心潮澎湃，意乱情迷，大声感慨道：唉，“假若戚继光在世时的皇帝不是嘉靖和万历，领导孙承宗、袁崇焕的皇帝不是天启和崇祯，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任何一位，那么――纽约应该叫作“新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