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身前与身后，曹操都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或称“*雄”，或称“英雄”，两者在价值判断上有肯定与否定之别，但他至少是一代枭雄。他杀了不少声名显赫的名士，如孔融、弥衡、边让、荀彧、崔琰、杨修、娄圭、许攸等，还有一些处于被杀边缘的人，如杨彪、刘帧。正是这些杀戮，使得人们议论纷纷。按理说，曹操求贤若渴，并三下求贤令，他能容忍刘备等人，为的是免绝天下英雄之望，陈寿也认为曹操“不念旧恶”（《魏志-崔琰传》），为什么不能容忍手无寸铁的名士？为什么能不顾这些名士的贤才？综观史实，可以发现，这些名士之被杀，或因为名士自身原因而咎由自取，或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而不得不死，或因为曹操雄猜个性而作了糊里糊涂的牺牲品。各种原因，不一而足，也颇耐人寻味，下面可就此作些分析。
一孔融、弥衡、边让之死——名士文化的牺牲品
孔融与弥衡都是当时名士，两人惺惺相惜，互相赞许对方，所谓“仲尼不死”，“颜回复生”云云。《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日：“融在北海，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许大志，且欲举军暇甲，与群贤要功，自于海岱结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会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谬为恭敬，礼之虽备，不与论国事也。高密郑玄，称之郑公，执子孙礼。及高谈教令，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但能张□网罗，其自理甚疏。租赋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民污吏，滑乱朝市，亦不能治。”可见孔融这个当时人们眼中颇有东汉党人精神的“名士”，实际上志大才疏、华而不实，所以《后汉书-孔融传》说：“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张□《汉纪》亦曰：“融在郡八年，仅以身免。”这样的人，如果仅仅好名而不干涉政治倒也罢了，偏偏他又不甘心做个纯粹的“名士”，还总是以“师友王侯”的姿态出现，动辄对执政者冷嘲热讽。这自然也很容易被讲究实用的执政者抓住把柄。故曹操以为孔融“乱俗”，是一个“浮华交会之徒”。“乱俗”在于蛊惑人心，“浮华”是东汉以来沽名钓誉之徒的共同特征，两者正好犯了当时情形下曹操的大忌。因为乱俗是必杀的，浮华交会是必破的。何况，孔融还有“钩党”之嫌，这是执政者最为忌讳的，曹操说过：“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魏志-武帝纪》）更糟糕的是，他提出“王部’之制以限制曹操的势力，曹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后汉书-孔融传》）。这直接关系到曹操政治统治的基础，又犯了曹氏之大忌。
孔融倚仗自己的声望才名，多次“戏侮”曹操，又‘与孙权使者语，谤讪朝廷”（《后汉书-孔融传》）。当曹操南征刘表时，就再也不能容忍这个维护汉室，不满其专权、不附其势的人继续留在朝中了。古代君主关于叛乱的这根弦绷得很紧，曹操经历几次后院起火，南征之前不能不解除其后顾之忧。当然，孔融之死更因为他不仅是当代名士，而且自己也总以名士自居，处处耍的是名士派头，曹操虽然颇有些原始儒学精神，但对此等凭恃高名却华而不实之徒实是非常厌恶。更何况，孔融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曹魏的臣子，甚至在众人面前让曹操很丢颜面。这样的人，其被杀其实是早晚的事。因此，从政治上说，这类喜欢结党营私的人是不得不杀的；从个人恩怨上说，强大势力的异己者总是没有好结局的；从文化上说，喜好标榜而有文化优越感的名士阶层与有实际才干的务实阶层是相互扦格的。这样，孔融之死就是不得不然。
弥衡比孔融更狂妄，“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后汉书-称衡传》）。别说曹操，曹操的臣属、刘表、黄祖都不能忍受。这种狂妄自大、华而不实、不拘约束的人于政治统治是毫无用处的。边让与孔融、陶丘洪“齐声称”（《后汉书-孔融传》），但同样华而不实，后来他“出为九江太守，不以为能也”（《后汉书》八十下《边让传》），正说明了这一点。他与孔融一样“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曹操一方面轻视这种无治国用兵之木之人，另外又忌惮这些“名士”的舆论不利于自己的实际统治，从哪方面讲都不能容忍。杀边让在曹操的创业早期，曹操这时能不顾绝天下英雄之望，在他看来理由一定很充足。事实上，曹操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他的后方发生了严重叛乱。但无论如何，对于这样的所谓“名士”是一定要杀的。而且，这样的做法是曹氏父子一直坚持的统治策略。建安二十四年之杀魏讽，从表面上看，是由于魏讽的谋反，实则更重要的是因为魏讽“有重名”，“有惑众才，倾动邺都”，而当时的名学家刘□曾告诫其弟说：“吾观魏讽不修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魏志-刘□传》注引《□别传》）也就是说，魏讽也是朋党浮华之徒，又有这类“名士”们喜好“交游”的特点，正好都是犯了曹氏之忌，即使不因“谋反”而死，也不会有好结局的。这样，孔融等人虽有各种理由可释，总的说来还当算是名士文化的牺牲品。这一点，再回头审视孔融《汝颖优劣论》中对于“颉颃天子”名士的推崇，就可明了个中原因。
二荀彧、杨修之死——政治统治的需要
荀彧之死因颇为复杂，不但史料记载互有抵悟，后人对他的评价也颇有争议。实际上，曹操自己在对待荀彧的态度上也有些矛盾。
荀彧之死的基本情形，《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是这样记载的：“（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儒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溢曰敬侯。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所谓“以忧薨”，乃是曲笔，实则是曹操暗示其自尽，故《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直接说：“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同时，又注引《献帝春秋》说，荀彧之自杀是因为曹操命其杀伏皇后，彧不从而被迫自杀。看来，其死因在当时就有疑问，今天想要彻底弄清恐怕不容易了。但其被迫自杀则是客观事实，《资治通鉴》卷66记载此事后，司马光加按语曰：“彧之死，操隐其诛。陈寿云忧卒，盖阙疑也。今不正言其饮药，恐后世为人上者，谓隐诛可得而行也。”也就是说，荀彧确实死于曹操的“隐诛”。但荀彧是曹操的重要谋臣，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功劳，何以因小小嫌隙而致杀身？从曹操一生的行为来看，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不会因为一点点个人恩怨而致大局于不顾。他之杀荀，起因于不得不然的政治背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们对于荀彧毁誉不一。
由于荀彧确为曹氏江山立下了不世功勋，六朝时期已有不少人视之为曹氏帮凶，《魏志-荀彧传》裴松之注曰：“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柞；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唐代的杜牧也对其所谓的“晚节”颇不以为然。这样的观点一直到近现代仍然有之。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其列于荀攸贾诩同卷，视作魏臣，但在叙述其死后，特意加上“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这么一句，也当是别有深意的。陈寿的言下之意是，荀彧若不死曹操未必能进爵魏公——荀彧还是有“忠汉”之心的。当然，陈寿著书在晋代，视荀彧为魏臣，盖是尊重客观事实；荀彧对晋宣帝司马懿曾有拔举之恩，忠孝之义也是出身儒室的司马氏所认同的，所以陈寿最后这一句的隐意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这大概就是陈寿在处理“述”与“作”之矛盾时的一种手法吧。
范晔在《后汉书》中则将荀彧与孔融列于同卷，视之为汉臣，并且直接记载说：“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他不再为曹操避讳了。至于荀彧替曹操尽心尽力所立下的许多功劳，范氏认为：“方时运之屯遭，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后汉书-荀彧传论》）他的意思是说，荀彧之投曹氏，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乱世当中，汉王室弱不禁风，无法救民于水火之中，这就需要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强者来维护社会秩序，因此，他只能选中曹操作为自己价值目标的实现者，其行为表面上固是忠于曹氏，而其内心实是为了“汉祚”，可谓用心良苦。这个观点被后来的不少历史学者所认同，如裴松之、司马光和赵翼等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66中尤其充满感情地为其辩护说：“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管仲不死子纠而荀彧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他以管仲为类比，大有孔子赞赏管仲的“加其仁，如其仁”之意，甚至还许其仁“居管仲之先”。这样崇高的评价，当是无以复加的了。
正因为荀彧为曹操立下了不世功勋，他又是汝颖名士集团的核心人物，一言一行俱有影响，而曹操要想在政治上有进一步的不轨之图，确实必须先要排除这个障碍。所以，荀彧虽然也是名士，甚至名头有过于孔融，但他却不是死于汉末以来名士文化之本身，而是死于曹操的政治需要。这也是曹操之为“*雄”的一面。
至于杨修之死，表面上似是由于曹操的多忌，实际主要是他卷入了太子之争，是曹植的羽翼。《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典略》曰：“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日：‘我故自以为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慕，太子立，遂有天下。”由此可见，曹操是在自己死之前为曹丕扫除即位的障碍，这是为了维持曹家天下的需要，以免出现袁氏兄弟的局面。杨修自己也看清形势，但又“不敢自绝”，故以为自己必然不免。所以杨修之死又是另一种政治统治的需要。
三崔琰、娄圭之死——雄猜个性的牺牲品
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为尊者讳，对曹操的评价是很高的，说他“不念旧恶”，但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史实，说：“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虞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魏志-崔琰传》）荀彧死后，“时人皆惜之”（《资治通鉴》卷66）。边让之死，使兖州士大夫“皆恐惧”，心不自安，以致引起一场叛乱。造成这样的后果，曹操的雄猜个性要付很大的责任。
崔琰性格刚直，《魏志-崔琰传》曰：“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二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对日：‘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较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干时宾客皆伏失色。”或以为琰以此为自己埋下祸根。曹操用人之际，一时大度。从“宾客皆伏失色”来看，崔琰实际上经历了一次很大的风险。又日：“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中，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一个令君主敬惮的人离死亡应该不远了。琰推荐的杨训在曹操为魏王时，“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当时人就讥笑琰举人不当。琰看过杨训的表章之后，写信给杨训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可实际上当时的确是“变时”，“性忌”的曹操于是以“‘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的罪名下之狱。裴注又引《魏略》记载，谓琰在狱中“心似不平”而又“平安”不以为会死，曹操遂忿然欲杀，狱吏告诉崔琰，崔琰说：“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崔琰心存侥幸，可实际上他的言论让曹操以为是讥刺自己，是阻止自己的权势的扩张。并且君主总希望罪臣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才高兴，崔琰的态度严重激怒了曹操，所以非死不可。曹操《赐死崔琰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瞑。”世人但知有“莫须有”，却不知还有一个“若有”。可见崔琰之死的主因是“太祖性忌”，曹操敬惮他的刚直、威重，最后又疑心他讥刺自己进位魏王这件事。崔琰跟随曹操多年，尚没有料到曹操疑忌如此之深，“不知公意至此也！”至于下狱后的态度问题，如果不是曹操的性忌、狐疑，其实是无关痛痒的，却以“若有”的罪名付之刀锯。
崔琰的死让同掌东曹椽并典选举的毛玠很不高兴，玠“仕见黯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于是说：“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即触怒曹操，被收下狱。幸好有桓阶、和洽进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魏志-毛玠传》裴注引孙盛曰：“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玠之～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可见曹操一方面可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隐忍而“不念旧恶”；一方面又“性忌”度量狭小，毛玠这样的人才都几乎因为只言片语而不免。就连刘帧这样的文土，也因为“不敬被刑，刑竞署吏”。
至于娄圭，更是遭到疑忌。娄圭也是曹操的重要谋臣。刘琮投降时，‘常将皆疑诈”（《魏志-崔琰传》裴注引《吴书》），娄圭不以为然，曹操听从了他的判断，“从破马超等，子伯（娄圭）功为多”。娄圭的功劳已有了震主之嫌。“曹操常叹曰：“‘子伯之计，孤不及也。”（《魏志-崔琰传》裴注引《吴书》）当曹操大势尚未成时，他甚至不能容忍他的下属比他强。《曹瞒传》云：“（曹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这时他已有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需要隐忍而“不念旧恶”了，可以由着自己疑忌而度量狭小的性子来，于是借事杀掉娄圭。看来，政治家的“不念旧恶”是有条件的，时机不成熟、局势不利时他们能隐忍不发，一旦羽翼丰满，一定会旧帐新帐一起算。《魏志-崔琰传》裴注引《续汉书》日：“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虽幸好为孔融所解救，但可见曹操并非真的“不念旧恶”，与杨彪有隙，就要找借口报复。赵翼《甘二史札记》卷7日：“盖操当初起时，方欲籍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诸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这就是曹操为什么在起初能容人所不能忍的原因，但一旦“势位已定”，就原形毕露。后世一些论著（包括《三国演义》之类的文学作品）常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而目其为“*雄”，甚至刻意丑化其形象，虽不免有某种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作怪，也确有曹操雄猜之性为事实基础，并非全无道理。
四许攸之死——轻狂者的咎由自取
导致名士之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名士自身原因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现实中君臣之义既已紊乱，正统思想便惶惶然无栖身之地。以经学求致用的士人与政权的关系亦相应发生变化，从政权的维护者慢慢地转为政权的*评者，他们逐渐蔑视政权，转向名士崇拜，追求人的自觉。赵翼《甘二史札记》卷5“东汉尚名节”云：“盖其轻生尚气已成风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孔融、弥衡、边让、刘帧任气使意，不拘礼法，乃一代风气使然。然而政治环境已然变化，在曹操的政权建立时期依然按照*评政治、不拘礼法的旧名士派头行事必然为曹操所不容。
孔融、称衡、边让又都华而不实、高而不切，并且维护汉室，不满曹操专权，恃才多言，不为曹操所容，固其宜也。娄圭有功高震主之嫌，自当谦虚谨慎，有所收敛，可惜此人“少有猛志”。“后与南郡习授同载，见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间，当自为之，而但观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见诛”（《魏志-崔琰传》裴注引《吴书》）。一个志大才高的人很容易受到君主的猜忌的。而许攸虽然确是个名士，但此人未免有些轻狂，他“恃旧不虔”，居功自傲。《魏志-崔琰传》裴注引《魏略》曰：“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从行出邮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人此门也。’人有白者，遂见收之。”他似乎根本不懂得政治的残酷性。另外，政治家一般以为有功劳是应该的，是忠诚尽职的表现。他们更希望下属谦虚谨慎，不矜己功。一旦居功自傲，就会遭到厌恶。君主的赏赐是有限的，你一居功自傲，他就不知该拿什么赏赐你的功劳。许攸的那种骄傲程度，他期望得到什么赏赐呢？恐怕再大的赏赐也不能让他闭嘴。因此，许攸之死只能是轻狂者的咎由自取。
五华佗、左慈之死——方士的命运
在后人眼中，华佗是一代名医，但在当时的曹操看来，不过是方士而已。范晔在《后汉书》也将华佗与左慈同列于“方术列传”中。而且，医之职业在当时也是身份颇低的，连华佗自己也这样认为。《后汉书-华佗传》载其“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求还取方，因托妻疾，数期不反。操累书呼之，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事，犹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诈疾，乃收付狱讯，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言。’操不从，竟杀之”。至于左慈，更是一个典型的方士。《后汉书》本传载曹操欲杀之，而他竟然有离奇的变形之事。在曹操的眼中，方士们是可恶的，他曾把大*方士聚于魏城中，不是喜欢他们的方术，据其子曹植说，其目的是为了不让他们兴风作浪或招摇撞骗。所以，无论是实有医术的华佗，还是装神弄鬼的左慈，只要是方士，他高兴的时候可以拿他们解解闷，视之为倡优而已，一旦冒犯其威或不高兴的时候，他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之。这就是方士的命运。更何况，华佗等人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名士”，其实本不可与上述名士之死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理性的政治家，曹操杀人大都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不可能不顾及杀人的后果。他杀某些人是出于他的政治统治的需要，相比于其负面影响，他是有政治收获的。其雄猜的个性与他的政治理性之间又有矛盾，使得一些人成了不应该的牺牲品，也使他自己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与名誉代价。而其法令的过于严酷，就使任气使意、不拘礼法的名士有了动辄得咎的危险，时代风气让名士们在很多方面有着相同的个性，政治环境的改变并不能让他们很快转变过来，他们也未必会委曲求全。名士们身首异处的悲剧就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发生了，这也是曹操在历史上常被丑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孔融、弥衡、边让之死——名士文化的牺牲品
孔融与弥衡都是当时名士，两人惺惺相惜，互相赞许对方，所谓“仲尼不死”，“颜回复生”云云。《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日：“融在北海，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许大志，且欲举军暇甲，与群贤要功，自于海岱结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会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谬为恭敬，礼之虽备，不与论国事也。高密郑玄，称之郑公，执子孙礼。及高谈教令，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但能张□网罗，其自理甚疏。租赋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民污吏，滑乱朝市，亦不能治。”可见孔融这个当时人们眼中颇有东汉党人精神的“名士”，实际上志大才疏、华而不实，所以《后汉书-孔融传》说：“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张□《汉纪》亦曰：“融在郡八年，仅以身免。”这样的人，如果仅仅好名而不干涉政治倒也罢了，偏偏他又不甘心做个纯粹的“名士”，还总是以“师友王侯”的姿态出现，动辄对执政者冷嘲热讽。这自然也很容易被讲究实用的执政者抓住把柄。故曹操以为孔融“乱俗”，是一个“浮华交会之徒”。“乱俗”在于蛊惑人心，“浮华”是东汉以来沽名钓誉之徒的共同特征，两者正好犯了当时情形下曹操的大忌。因为乱俗是必杀的，浮华交会是必破的。何况，孔融还有“钩党”之嫌，这是执政者最为忌讳的，曹操说过：“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魏志-武帝纪》）更糟糕的是，他提出“王部’之制以限制曹操的势力，曹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后汉书-孔融传》）。这直接关系到曹操政治统治的基础，又犯了曹氏之大忌。
孔融倚仗自己的声望才名，多次“戏侮”曹操，又‘与孙权使者语，谤讪朝廷”（《后汉书-孔融传》）。当曹操南征刘表时，就再也不能容忍这个维护汉室，不满其专权、不附其势的人继续留在朝中了。古代君主关于叛乱的这根弦绷得很紧，曹操经历几次后院起火，南征之前不能不解除其后顾之忧。当然，孔融之死更因为他不仅是当代名士，而且自己也总以名士自居，处处耍的是名士派头，曹操虽然颇有些原始儒学精神，但对此等凭恃高名却华而不实之徒实是非常厌恶。更何况，孔融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曹魏的臣子，甚至在众人面前让曹操很丢颜面。这样的人，其被杀其实是早晚的事。因此，从政治上说，这类喜欢结党营私的人是不得不杀的；从个人恩怨上说，强大势力的异己者总是没有好结局的；从文化上说，喜好标榜而有文化优越感的名士阶层与有实际才干的务实阶层是相互扦格的。这样，孔融之死就是不得不然。
弥衡比孔融更狂妄，“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后汉书-称衡传》）。别说曹操，曹操的臣属、刘表、黄祖都不能忍受。这种狂妄自大、华而不实、不拘约束的人于政治统治是毫无用处的。边让与孔融、陶丘洪“齐声称”（《后汉书-孔融传》），但同样华而不实，后来他“出为九江太守，不以为能也”（《后汉书》八十下《边让传》），正说明了这一点。他与孔融一样“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曹操一方面轻视这种无治国用兵之木之人，另外又忌惮这些“名士”的舆论不利于自己的实际统治，从哪方面讲都不能容忍。杀边让在曹操的创业早期，曹操这时能不顾绝天下英雄之望，在他看来理由一定很充足。事实上，曹操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他的后方发生了严重叛乱。但无论如何，对于这样的所谓“名士”是一定要杀的。而且，这样的做法是曹氏父子一直坚持的统治策略。建安二十四年之杀魏讽，从表面上看，是由于魏讽的谋反，实则更重要的是因为魏讽“有重名”，“有惑众才，倾动邺都”，而当时的名学家刘□曾告诫其弟说：“吾观魏讽不修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魏志-刘□传》注引《□别传》）也就是说，魏讽也是朋党浮华之徒，又有这类“名士”们喜好“交游”的特点，正好都是犯了曹氏之忌，即使不因“谋反”而死，也不会有好结局的。这样，孔融等人虽有各种理由可释，总的说来还当算是名士文化的牺牲品。这一点，再回头审视孔融《汝颖优劣论》中对于“颉颃天子”名士的推崇，就可明了个中原因。
二荀彧、杨修之死——政治统治的需要
荀彧之死因颇为复杂，不但史料记载互有抵悟，后人对他的评价也颇有争议。实际上，曹操自己在对待荀彧的态度上也有些矛盾。
荀彧之死的基本情形，《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是这样记载的：“（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儒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溢曰敬侯。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所谓“以忧薨”，乃是曲笔，实则是曹操暗示其自尽，故《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直接说：“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同时，又注引《献帝春秋》说，荀彧之自杀是因为曹操命其杀伏皇后，彧不从而被迫自杀。看来，其死因在当时就有疑问，今天想要彻底弄清恐怕不容易了。但其被迫自杀则是客观事实，《资治通鉴》卷66记载此事后，司马光加按语曰：“彧之死，操隐其诛。陈寿云忧卒，盖阙疑也。今不正言其饮药，恐后世为人上者，谓隐诛可得而行也。”也就是说，荀彧确实死于曹操的“隐诛”。但荀彧是曹操的重要谋臣，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功劳，何以因小小嫌隙而致杀身？从曹操一生的行为来看，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不会因为一点点个人恩怨而致大局于不顾。他之杀荀，起因于不得不然的政治背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们对于荀彧毁誉不一。
由于荀彧确为曹氏江山立下了不世功勋，六朝时期已有不少人视之为曹氏帮凶，《魏志-荀彧传》裴松之注曰：“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柞；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唐代的杜牧也对其所谓的“晚节”颇不以为然。这样的观点一直到近现代仍然有之。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其列于荀攸贾诩同卷，视作魏臣，但在叙述其死后，特意加上“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这么一句，也当是别有深意的。陈寿的言下之意是，荀彧若不死曹操未必能进爵魏公——荀彧还是有“忠汉”之心的。当然，陈寿著书在晋代，视荀彧为魏臣，盖是尊重客观事实；荀彧对晋宣帝司马懿曾有拔举之恩，忠孝之义也是出身儒室的司马氏所认同的，所以陈寿最后这一句的隐意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这大概就是陈寿在处理“述”与“作”之矛盾时的一种手法吧。
范晔在《后汉书》中则将荀彧与孔融列于同卷，视之为汉臣，并且直接记载说：“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他不再为曹操避讳了。至于荀彧替曹操尽心尽力所立下的许多功劳，范氏认为：“方时运之屯遭，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后汉书-荀彧传论》）他的意思是说，荀彧之投曹氏，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乱世当中，汉王室弱不禁风，无法救民于水火之中，这就需要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强者来维护社会秩序，因此，他只能选中曹操作为自己价值目标的实现者，其行为表面上固是忠于曹氏，而其内心实是为了“汉祚”，可谓用心良苦。这个观点被后来的不少历史学者所认同，如裴松之、司马光和赵翼等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66中尤其充满感情地为其辩护说：“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管仲不死子纠而荀彧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他以管仲为类比，大有孔子赞赏管仲的“加其仁，如其仁”之意，甚至还许其仁“居管仲之先”。这样崇高的评价，当是无以复加的了。
正因为荀彧为曹操立下了不世功勋，他又是汝颖名士集团的核心人物，一言一行俱有影响，而曹操要想在政治上有进一步的不轨之图，确实必须先要排除这个障碍。所以，荀彧虽然也是名士，甚至名头有过于孔融，但他却不是死于汉末以来名士文化之本身，而是死于曹操的政治需要。这也是曹操之为“*雄”的一面。
至于杨修之死，表面上似是由于曹操的多忌，实际主要是他卷入了太子之争，是曹植的羽翼。《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典略》曰：“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日：‘我故自以为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慕，太子立，遂有天下。”由此可见，曹操是在自己死之前为曹丕扫除即位的障碍，这是为了维持曹家天下的需要，以免出现袁氏兄弟的局面。杨修自己也看清形势，但又“不敢自绝”，故以为自己必然不免。所以杨修之死又是另一种政治统治的需要。
三崔琰、娄圭之死——雄猜个性的牺牲品
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为尊者讳，对曹操的评价是很高的，说他“不念旧恶”，但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史实，说：“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虞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魏志-崔琰传》）荀彧死后，“时人皆惜之”（《资治通鉴》卷66）。边让之死，使兖州士大夫“皆恐惧”，心不自安，以致引起一场叛乱。造成这样的后果，曹操的雄猜个性要付很大的责任。
崔琰性格刚直，《魏志-崔琰传》曰：“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二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对日：‘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较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干时宾客皆伏失色。”或以为琰以此为自己埋下祸根。曹操用人之际，一时大度。从“宾客皆伏失色”来看，崔琰实际上经历了一次很大的风险。又日：“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中，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一个令君主敬惮的人离死亡应该不远了。琰推荐的杨训在曹操为魏王时，“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当时人就讥笑琰举人不当。琰看过杨训的表章之后，写信给杨训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可实际上当时的确是“变时”，“性忌”的曹操于是以“‘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的罪名下之狱。裴注又引《魏略》记载，谓琰在狱中“心似不平”而又“平安”不以为会死，曹操遂忿然欲杀，狱吏告诉崔琰，崔琰说：“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崔琰心存侥幸，可实际上他的言论让曹操以为是讥刺自己，是阻止自己的权势的扩张。并且君主总希望罪臣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才高兴，崔琰的态度严重激怒了曹操，所以非死不可。曹操《赐死崔琰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瞑。”世人但知有“莫须有”，却不知还有一个“若有”。可见崔琰之死的主因是“太祖性忌”，曹操敬惮他的刚直、威重，最后又疑心他讥刺自己进位魏王这件事。崔琰跟随曹操多年，尚没有料到曹操疑忌如此之深，“不知公意至此也！”至于下狱后的态度问题，如果不是曹操的性忌、狐疑，其实是无关痛痒的，却以“若有”的罪名付之刀锯。
崔琰的死让同掌东曹椽并典选举的毛玠很不高兴，玠“仕见黯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于是说：“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即触怒曹操，被收下狱。幸好有桓阶、和洽进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魏志-毛玠传》裴注引孙盛曰：“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玠之～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可见曹操一方面可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隐忍而“不念旧恶”；一方面又“性忌”度量狭小，毛玠这样的人才都几乎因为只言片语而不免。就连刘帧这样的文土，也因为“不敬被刑，刑竞署吏”。
至于娄圭，更是遭到疑忌。娄圭也是曹操的重要谋臣。刘琮投降时，‘常将皆疑诈”（《魏志-崔琰传》裴注引《吴书》），娄圭不以为然，曹操听从了他的判断，“从破马超等，子伯（娄圭）功为多”。娄圭的功劳已有了震主之嫌。“曹操常叹曰：“‘子伯之计，孤不及也。”（《魏志-崔琰传》裴注引《吴书》）当曹操大势尚未成时，他甚至不能容忍他的下属比他强。《曹瞒传》云：“（曹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这时他已有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需要隐忍而“不念旧恶”了，可以由着自己疑忌而度量狭小的性子来，于是借事杀掉娄圭。看来，政治家的“不念旧恶”是有条件的，时机不成熟、局势不利时他们能隐忍不发，一旦羽翼丰满，一定会旧帐新帐一起算。《魏志-崔琰传》裴注引《续汉书》日：“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虽幸好为孔融所解救，但可见曹操并非真的“不念旧恶”，与杨彪有隙，就要找借口报复。赵翼《甘二史札记》卷7日：“盖操当初起时，方欲籍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诸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这就是曹操为什么在起初能容人所不能忍的原因，但一旦“势位已定”，就原形毕露。后世一些论著（包括《三国演义》之类的文学作品）常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而目其为“*雄”，甚至刻意丑化其形象，虽不免有某种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作怪，也确有曹操雄猜之性为事实基础，并非全无道理。
四许攸之死——轻狂者的咎由自取
导致名士之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名士自身原因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现实中君臣之义既已紊乱，正统思想便惶惶然无栖身之地。以经学求致用的士人与政权的关系亦相应发生变化，从政权的维护者慢慢地转为政权的*评者，他们逐渐蔑视政权，转向名士崇拜，追求人的自觉。赵翼《甘二史札记》卷5“东汉尚名节”云：“盖其轻生尚气已成风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孔融、弥衡、边让、刘帧任气使意，不拘礼法，乃一代风气使然。然而政治环境已然变化，在曹操的政权建立时期依然按照*评政治、不拘礼法的旧名士派头行事必然为曹操所不容。
孔融、称衡、边让又都华而不实、高而不切，并且维护汉室，不满曹操专权，恃才多言，不为曹操所容，固其宜也。娄圭有功高震主之嫌，自当谦虚谨慎，有所收敛，可惜此人“少有猛志”。“后与南郡习授同载，见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间，当自为之，而但观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见诛”（《魏志-崔琰传》裴注引《吴书》）。一个志大才高的人很容易受到君主的猜忌的。而许攸虽然确是个名士，但此人未免有些轻狂，他“恃旧不虔”，居功自傲。《魏志-崔琰传》裴注引《魏略》曰：“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从行出邮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人此门也。’人有白者，遂见收之。”他似乎根本不懂得政治的残酷性。另外，政治家一般以为有功劳是应该的，是忠诚尽职的表现。他们更希望下属谦虚谨慎，不矜己功。一旦居功自傲，就会遭到厌恶。君主的赏赐是有限的，你一居功自傲，他就不知该拿什么赏赐你的功劳。许攸的那种骄傲程度，他期望得到什么赏赐呢？恐怕再大的赏赐也不能让他闭嘴。因此，许攸之死只能是轻狂者的咎由自取。
五华佗、左慈之死——方士的命运
在后人眼中，华佗是一代名医，但在当时的曹操看来，不过是方士而已。范晔在《后汉书》也将华佗与左慈同列于“方术列传”中。而且，医之职业在当时也是身份颇低的，连华佗自己也这样认为。《后汉书-华佗传》载其“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求还取方，因托妻疾，数期不反。操累书呼之，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事，犹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诈疾，乃收付狱讯，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言。’操不从，竟杀之”。至于左慈，更是一个典型的方士。《后汉书》本传载曹操欲杀之，而他竟然有离奇的变形之事。在曹操的眼中，方士们是可恶的，他曾把大*方士聚于魏城中，不是喜欢他们的方术，据其子曹植说，其目的是为了不让他们兴风作浪或招摇撞骗。所以，无论是实有医术的华佗，还是装神弄鬼的左慈，只要是方士，他高兴的时候可以拿他们解解闷，视之为倡优而已，一旦冒犯其威或不高兴的时候，他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之。这就是方士的命运。更何况，华佗等人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名士”，其实本不可与上述名士之死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理性的政治家，曹操杀人大都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不可能不顾及杀人的后果。他杀某些人是出于他的政治统治的需要，相比于其负面影响，他是有政治收获的。其雄猜的个性与他的政治理性之间又有矛盾，使得一些人成了不应该的牺牲品，也使他自己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与名誉代价。而其法令的过于严酷，就使任气使意、不拘礼法的名士有了动辄得咎的危险，时代风气让名士们在很多方面有着相同的个性，政治环境的改变并不能让他们很快转变过来，他们也未必会委曲求全。名士们身首异处的悲剧就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发生了，这也是曹操在历史上常被丑化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