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射了安定的包玉麟这一觉睡得很不错，当然，这也与输入了不少血液有关。毕竟他这段时间连续负伤，加上休息不好，已经疲惫到了极点了。记者们今天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信息，没有谁还愿意守在这简陋的医务室里盯着昏睡着的这个中国战俘。在他们看来，从战俘营的管理者方面获得一些关于他们是如何善待战俘、去中国战俘中寻找一些值得宣传的东西的收获来的更合适。
武红缨这时候正躺在自己宿舍的床上，心里别提多别扭了。虽然她明白，跟包玉麟输血不过是政治的需要，但是眼见着自己的血液就你们一滴滴的流淌到杀害自己姐姐的凶手的体内，她真是不甘心。
阮元甲这个时候正跟一个原来跟他有点关系的越南记者聊着。“无意中”，阮元甲透露出了一个新闻：包玉麟很有可能就是杀害武红缨姐姐的凶手，为了这个，他甚至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表彰和奖励，一份中国的报纸上甚至将他称为“孤胆英雄”。当然了，这些东西现在是很难求证的了，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包玉麟已经完全被战争的残酷惊呆了。也正因为这样，才导致包玉麟积极配合越南军方，端掉了中国的后勤补给点并布了反战宣言。这些阮元甲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消息让记者如获至宝，他甚至已经想好了该如何写明天的稿件……
战俘营里，大家耳中听着高音喇叭中反复播放的包玉麟的“反战声明”，期间也夹杂着越南官方对包玉麟的声明的态度和越南政府对中国悍然入侵越南领土的声讨。两下比较，包玉麟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跟越南政府官员蹩脚的评述成了鲜明对比，似乎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份声明的准确性。大家都不再怀疑包玉麟这份声明的可信程度。至于说话时低沉无力的声音，很容易就被理解为是胆怯、是愧疚、是心虚。甚至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声音才是合理的。
战俘营关押中国战俘的时间还没几天，记者们也是第一次得到许可进入战俘营。他们四处拍照、摄影，想方设法希望跟中国战俘交流。张喜航这个战俘营中被俘的中国战俘最高指挥官理所当然成了大家采访的主要目标。几名记者围着张喜航问这问那，张喜航打定主意，不管别人问什么，只管推说不知道、这完全是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一切行动听指挥，上级命令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记者当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在排房里，一名越南记者拿出后来伪照的武红梅死去现场的照片问张喜航：也许你可以说作为一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对的，但是你们中**队入侵我们越南以后，肆意屠杀我国贫民，甚至做出如此暴行，不知道对这个你是怎么看的？你难道还认为你们不是在犯罪么？
张喜航不知道这张相片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必须对越南记者这番挑衅作出回应。毕竟是经历了文话大革命出来的解放军干部，政治、政策上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张喜航面对越南记者，轻蔑的一笑，说到：“我想，我能够很好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其实，要是你认真的想一下，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因为你们越南已经从这个学会了不少东西。你要的答案，我们想我们所有的中国战士都可以回答你。”
张喜航说到这里突然站起来，走到排房面对操场的“窗口”边，这个时候，大多数战俘都在操场上活动着。张喜航大声下达了命令：“全体都有！”一声令下，所有的中**人条件反射一般，停下了所有的活动，一个个笔直的面向张喜航立正站着，等待张喜航命令的下达。
“听我的命令！‘革命军人各各要牢记’预备起！”为了避免越南记者的纠缠，张喜航想到了这包括越南大多数任都会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清楚这个的人都知道，这歌是我军的绝对军纪。套用这歌，可以应对所有难以回答的，刁钻的问题。
随着张喜航的一声令下，战俘营里回荡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
歌声一遍一遍不停的唱着，没有人再回答记者们无聊的问题，不过，歌声也回答了一切。
听到歌声响起，阮元甲脸色一变，他当然清楚这歌的内容。他甚至能够很熟练的用中文和越语唱出这歌来。等他听到这歌开始唱第二遍的时候就明白了，今天记者的采访可以结束了，不会再有人回答任何问题，以为这歌可以回答一切。
66续续的，记者们看出了中国战俘的意思：只要还有记者再或者再询问什么，回答他们的肯定就会是这歌。
本来他们更有兴趣的是采访包玉麟，可是包玉麟此时此刻正处于昏迷状态。采访其他战俘，别人根本就不会再说任何东西。由于这是一个公开的战俘营，是一个窗口，对待战俘还不能太粗暴，强迫他们怎么样，毕竟这关乎国际影响。继续下去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于是，在中国战俘的歌声中，记者们相继选择了离开……
记者们都走了以后，阮元甲还有一件事要办。他必须跟上级反映包玉麟负伤的问题。他当时是答应了负责押解包玉麟的军官，用一套说辞打了记者，可是这件事的情况必须让上级了解。现在正是战争最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在位于河内以南的地区出现武装分子活动，将严重破坏河内的安全情况。还有一点，这次的事跟战俘营的管理没有关系，完全是负责押解军人麻痹大意造成的。自己跟押解的军官非亲非故，没有必要为他担这个责任。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拎清楚自己。
负责押解包玉麟的军官当然知道，阮元甲答应的事并不一定算数，可是当时只能这样，要是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把这个事给点穿了，恐怕就是想回旋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让记者照了像，交代清楚其它的事以后，军官马不停蹄直接赶了回去，他得马上招到自己的上级说清楚这件事，然后还要找人保自己。最后，最好能找到内政部的人，否则，这件事小不了。
可惜的是，他的汽车轮子怎么都跑不过电话的度，等他回到单位的时候，内政部的人已经在等着他了。战争时期，一切从简。押解军官连自己的关系都没有见到，直接被命令上了前线。事故生了，他肯定有责任。但是，关键的在于这件事背后的东西是不能传出去的。
于是，本来负责押解战俘的几个人一下变成了被人押解的对象。不过他们的运气显然不是很好，负责送他们几个去前线的卡车在临近战场的时候，被一125毫米的炮弹命中。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说话了。
武红缨这时候正躺在自己宿舍的床上，心里别提多别扭了。虽然她明白，跟包玉麟输血不过是政治的需要，但是眼见着自己的血液就你们一滴滴的流淌到杀害自己姐姐的凶手的体内，她真是不甘心。
阮元甲这个时候正跟一个原来跟他有点关系的越南记者聊着。“无意中”，阮元甲透露出了一个新闻：包玉麟很有可能就是杀害武红缨姐姐的凶手，为了这个，他甚至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表彰和奖励，一份中国的报纸上甚至将他称为“孤胆英雄”。当然了，这些东西现在是很难求证的了，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包玉麟已经完全被战争的残酷惊呆了。也正因为这样，才导致包玉麟积极配合越南军方，端掉了中国的后勤补给点并布了反战宣言。这些阮元甲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消息让记者如获至宝，他甚至已经想好了该如何写明天的稿件……
战俘营里，大家耳中听着高音喇叭中反复播放的包玉麟的“反战声明”，期间也夹杂着越南官方对包玉麟的声明的态度和越南政府对中国悍然入侵越南领土的声讨。两下比较，包玉麟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跟越南政府官员蹩脚的评述成了鲜明对比，似乎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份声明的准确性。大家都不再怀疑包玉麟这份声明的可信程度。至于说话时低沉无力的声音，很容易就被理解为是胆怯、是愧疚、是心虚。甚至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声音才是合理的。
战俘营关押中国战俘的时间还没几天，记者们也是第一次得到许可进入战俘营。他们四处拍照、摄影，想方设法希望跟中国战俘交流。张喜航这个战俘营中被俘的中国战俘最高指挥官理所当然成了大家采访的主要目标。几名记者围着张喜航问这问那，张喜航打定主意，不管别人问什么，只管推说不知道、这完全是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一切行动听指挥，上级命令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记者当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在排房里，一名越南记者拿出后来伪照的武红梅死去现场的照片问张喜航：也许你可以说作为一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对的，但是你们中**队入侵我们越南以后，肆意屠杀我国贫民，甚至做出如此暴行，不知道对这个你是怎么看的？你难道还认为你们不是在犯罪么？
张喜航不知道这张相片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必须对越南记者这番挑衅作出回应。毕竟是经历了文话大革命出来的解放军干部，政治、政策上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张喜航面对越南记者，轻蔑的一笑，说到：“我想，我能够很好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其实，要是你认真的想一下，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因为你们越南已经从这个学会了不少东西。你要的答案，我们想我们所有的中国战士都可以回答你。”
张喜航说到这里突然站起来，走到排房面对操场的“窗口”边，这个时候，大多数战俘都在操场上活动着。张喜航大声下达了命令：“全体都有！”一声令下，所有的中**人条件反射一般，停下了所有的活动，一个个笔直的面向张喜航立正站着，等待张喜航命令的下达。
“听我的命令！‘革命军人各各要牢记’预备起！”为了避免越南记者的纠缠，张喜航想到了这包括越南大多数任都会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清楚这个的人都知道，这歌是我军的绝对军纪。套用这歌，可以应对所有难以回答的，刁钻的问题。
随着张喜航的一声令下，战俘营里回荡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
歌声一遍一遍不停的唱着，没有人再回答记者们无聊的问题，不过，歌声也回答了一切。
听到歌声响起，阮元甲脸色一变，他当然清楚这歌的内容。他甚至能够很熟练的用中文和越语唱出这歌来。等他听到这歌开始唱第二遍的时候就明白了，今天记者的采访可以结束了，不会再有人回答任何问题，以为这歌可以回答一切。
66续续的，记者们看出了中国战俘的意思：只要还有记者再或者再询问什么，回答他们的肯定就会是这歌。
本来他们更有兴趣的是采访包玉麟，可是包玉麟此时此刻正处于昏迷状态。采访其他战俘，别人根本就不会再说任何东西。由于这是一个公开的战俘营，是一个窗口，对待战俘还不能太粗暴，强迫他们怎么样，毕竟这关乎国际影响。继续下去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于是，在中国战俘的歌声中，记者们相继选择了离开……
记者们都走了以后，阮元甲还有一件事要办。他必须跟上级反映包玉麟负伤的问题。他当时是答应了负责押解包玉麟的军官，用一套说辞打了记者，可是这件事的情况必须让上级了解。现在正是战争最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在位于河内以南的地区出现武装分子活动，将严重破坏河内的安全情况。还有一点，这次的事跟战俘营的管理没有关系，完全是负责押解军人麻痹大意造成的。自己跟押解的军官非亲非故，没有必要为他担这个责任。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拎清楚自己。
负责押解包玉麟的军官当然知道，阮元甲答应的事并不一定算数，可是当时只能这样，要是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把这个事给点穿了，恐怕就是想回旋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让记者照了像，交代清楚其它的事以后，军官马不停蹄直接赶了回去，他得马上招到自己的上级说清楚这件事，然后还要找人保自己。最后，最好能找到内政部的人，否则，这件事小不了。
可惜的是，他的汽车轮子怎么都跑不过电话的度，等他回到单位的时候，内政部的人已经在等着他了。战争时期，一切从简。押解军官连自己的关系都没有见到，直接被命令上了前线。事故生了，他肯定有责任。但是，关键的在于这件事背后的东西是不能传出去的。
于是，本来负责押解战俘的几个人一下变成了被人押解的对象。不过他们的运气显然不是很好，负责送他们几个去前线的卡车在临近战场的时候，被一125毫米的炮弹命中。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