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五章溃败之局

    对于兵锋正锐的西北军,以及白、阎二人的部队,姜瑞元也是头脑明晰,做出着相应的布置。

    他首先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拒守黄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而让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分防徐州、砀山、宿县,拱卫西线。

    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分防平汉路许昌以南各地。陈调元为总预备军团总指挥,与马鸿逵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拒止石友三部。此外,并以杨虎城部警备南阳一带,范石生部警备襄樊一带。

    并且派人带着巨额军款,去敌人的后方对中下层军官进行分化和瓦解。哪怕无法让这些人临阵倒戈,只要成功使得他们态度暧昧就好。

    杨永泰说得好听,但姜瑞元掌握全局和具体军情,却知道局面没有这么乐观。很大程度上,这次军事会议不是为了商讨决策,而是让所有人先安下心来。要不是这么做,估计真要开战,肯定会有不少人在后方扯后腿。

    五月一日,意气风发的阎锡山与冯焕章会于新乡,三日同车到达郑州。两人会谈结果,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有利。

    桂系的白崇禧对讨姜军事已准备就绪,即将开始行动,而东北的张汉卿虽然暂时不能出兵,但已经答应为联军提供弹药等援助。

    政治方面,汪兆铭复电表示同意合作,共举大事。各友军均愿戮力同心,反姜到底。从总的形势看,时机已经成熟,应即积极准备进攻。

    他们对此次大举讨姜信心很强,阎锡山到郑州的第二天,即在郑州之碧沙岗烈士祠召开军事会议,对整个作战方略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具体的部署。

    晋军打算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作战目标,分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进攻。而津浦路由第三方面军担任,以徐州为目标采取攻势。

    陇海、平汉两路,因第二方面军由西北东调,集中需时,暂时采取攻势防御。陇海线以第三方面军为主力,孙殿英、万选才、刘茂恩、刘春荣等部及石友三之一部均归第三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永昌直接指挥调遣。

    平汉线以第二方面军为主力,由樊钟秀部配合作战。在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三角地带,设防于兰封、木巳县、扶沟、许昌之线。以第二方面军第四、五两路军约十万兵力为机动预备队,控制在通许、尉氏、郑州、洛阳等处,以策应各方。

    姜军主力如进攻津浦线,这支军队即长驱蚌埠,以威胁中央军后路。如中央军主力由平汉线进攻,这支军队即转向武胜关,策应两路正面部队,以转移攻势。

    计议既定,阎即加委鹿钟麟为二、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徐永昌为副总司令,以便阵前的统一指挥。

    目前整个战局的形势是,陇海线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是它的左右两翼。因此,双方都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陇海线方面,因为这一方面的得失胜负,对整个战局将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华军虽然没有参战,但还是向中央军提出了观战请求,本来姜瑞元还是态度冷淡,不过在得到华联政府愿意援助军事物资之后,态度也是改观。

    在整个中原大战的过程中,姜瑞元使用在这一方面的部队,如刘峙、顾祝同、陈继承、蒋鼎文、熊式辉、王均、杨胜治、陈诚、卫立煌、叶开鑫、秦庆霖、张砺生、张治中、冯轶裴等部,都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

    而阎、冯使用在这一方面的部队,有晋军的孙楚、杨效欧、关福安三个军及优势的炮兵部队。有西北军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及郑大章的骑兵集团,也都是战斗力相当强的队伍。

    在实际情况中,双方却有所不同。姜瑞元掌握了铁路和航运的交通线,军运迅速,在短时期内即可调动和集中大部兵力于战场,粮秣弹药的补给也很便捷,且士兵无长途跋涉之劳,可以保持饱满的精力。

    西北军就不然,在发动反姜战争的开始,除孙良诚、宋哲元、庞炳勋等部分布在关中平原,距陇海路较近,比较容易东调外,驻在陕南的张维玺、刘汝明部,就需要经过山岳地带,而且受到襄樊一带蒋军的牵制。

    至于远在甘、宁、青的孙连仲部,全靠徒步行军,就更需要较多的时间。这都是远远比不上中央军的,劳师远征,面对以逸待劳,而且在物资的准备和投送能力对比上,彼此也是拉开了差距。

    不要小看这点,战争可不是举枪噼里啪啦乱打一气就可以的,必须要精打细算,做好运筹方面的工作。

    尤其是这些国内军事组织,大多都并不富裕,在武器弹药的分配上,必须主次有序,根据战局的需要做出预计和调整。姜瑞元这人,建立起了完善合理的后勤体系,应对于联军的家族式管理,无疑要优胜许多。

    从战争的一开始,胜利的天平就已经朝着中央军的方向倾斜。

    五月上旬,阎冯联军以石友三为左路,由考城向菏泽、定陶搜索前进。以万选才为中路,孙殿英为右路,分别由归德、亳州向砀山、徐州搜索前进。

    徐永昌、杨爱源这两位第三方面军的前敌总、副司令,在陇海线作战归冯玉祥、鹿钟麟节制指挥。徐、杨二人指挥的三个军及炮兵部队开到陇海线之后,徐即设司令部于兰封,并以大部兵力策应万、孙两部。

    五月十一日,双方开始大规模的接触。因中央军的反攻气势甚猛,且有空军配合作战,激战数日,万、孙两军逐渐不支,节节后退,孙部退往亳州,万部退至归德附近。钟泱军以顾祝同、陈继承、陈诚等师乘胜进攻。

    姜瑞元于十五日亲赴马牧集督战,并以教导第一师围攻归德。适于这时,战局的僵持使得联军内部的矛盾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刘茂恩因不满阎、冯而投姜,以开会为名,诱捕万选才于宁陵。

    万选才的部对当即陷于包围之中,归德被蒋军攻破,师长万殿等被俘。其余部队由石振清指挥突围西撤,代理万选才军职。这样一个突然的变故,立即造成了军事上极大的混乱。

    首先是原由刘茂恩防守的宁陵、睢县入于蒋军掌握。晋军的杨效欧部、孙楚部都受了一定的损失,而关福安部在混乱中失去掌握,损失尤大。

    中央军占领归德后,其先头部队复乘胜占领归德以西的柳河车站,蒋鼎文部亦逼近木巳县,企图与蒋军正面部队配合围攻兰封。至此,退往亳州的孙殿英,遂与友军失去联系。鲁西方面的石友三部亦被陈调元部所阻,不能前进。

    由于刘茂恩的投姜,这次有冯焕章发起的战争一开始就遭到了极大的挫折,从而打乱了预定的计划。

    五月十五日,华联官方发表的一通声明,才是成为了压垮反姜联军这头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棵稻草。李万盛亲自通电,宣告支持中央政府,并且号召各省停息兵戈,以保全中华之元气。

    站在道德和政治的角度,私自发起战争的冯焕章等人,自然就成了罪魁祸首,受国民唾骂。而华军的表态,更是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这个所谓的反姜联军。白崇禧不得不收缩兵力,加强赣省的防御。

    其余几路还处于观望状态的方面军,也是态度暧昧,对着中央政府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张汉卿答应送来的军事物资,迟迟不见,冯焕章却对此毫无办法,只能自己生着闷气。

    1930年的六月,广州又迎来了一个炎热的夏季,实行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华联,如今已经是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工厂,以及规模惊人的研究机构。产经联代替了原本的几大工商业集团,成为整个社会的真正核心所在。

    在广州南郊的农场里,几位年轻人骑着骏马,穿着西式风格骑装,倒也英武俊逸。

    “泱,这次讨姜,对于我们来说不也是一个机会吗?”。为首的一人,自然是钟泱,而在身侧说着话的,却是好友王立文。两人几年下来,因为在军事领域上频繁交流的缘故,也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样的机会,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许多内心的话,钟泱也不想细说,其实他的目光,还是考虑到了日本全面侵华的这种可能性。

    比起姜瑞元,阎锡山和冯焕章或者白崇禧,根本不足以担当重任。现在是1930年的夏季了,离着第一波日军侵华攻势,也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央政府才是理想中的最好屏障,替华联拱卫中原。

    如果现在华军介入战争,很可能就会破坏这样的局面,受到太大削弱的中央军,很可能无法完成钟泱对姜瑞元这人的战略期望。假使连日本的第二波攻势都无法挡住的话,日本正规陆军席卷大势,滚滚南下。

    到时候华联能否独善其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了。哪怕最终获胜,这种整个东方世界全部沦丧的格局,又岂是钟泱所希望看见的?

    不过这些东西,自是不能与王立文一一细说。

    王立文的意见,也是代表着军中许多武将的态度,他们渴望着战争,以期凭借着军功来在组织内部获取更改高的地位。

    “泱,现在支持姜瑞元的话,是不是太早了?而且如此大好时机,我们却不能出兵求战,这已经在军中造成了不少怨言。”王立文也是老资历,知道钟泱的一些背景,所以这种涉及军心意向的细节,必须告之于他。

    “我们始终是必须要站在胜利者那边,而且越快越好,不然哪能体现出我们的价值呢?”不论是因为另一个时空的记忆,还是凭着钟泱手头上现有的情报,都在昭示着姜瑞元将是中原大战最终的胜利者。

    对于钟泱的这种自信,王立文只是默然无语,牵着缰绳的右手,也是伸出了一根手指,轻轻敲打在马背上。这是他的习惯,每当遇到需要思考的问题之时,就会下意识的做出这样的举动。

    “我不明白的是,明明我军展现出了如此强劲的战力,为何**政府内部还会如此分裂内讧,难道就不怕被我军渔翁得利?”指挥着装甲师团,王立文自然是有着这么说话的底气,这是荣耀,也是骄傲。

    “姜瑞元是个人才,你以为他看不出来吗?对于我军的数次进攻,其实他都是表现得相当忍让和克制,这就是判断出了双方的强弱差别。我军兵锋锐利,但同样以来后勤,且不善防守。”

    钟泱这话,王立文也是明白,其实不是华军不善防守,而是军队人数不多,难以防守广阔的领地。并且由于工业生产模式的建设周期太长,华联对于领域的需求并不迫切。

    姜瑞元也是看出了这一点,才以空间换时间,想要先完善好自己的领地建设,积蓄足够的实力再来决出胜负。

    而且华联的经济改革,也让各方势力错误的认为华军在上一次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元气,如今还需要休整,无力在战。正因为有着这样的错觉,冯焕章他们才敢于悍然发动内战,挑衅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

    大量的商人将自己的投资转向自由的市场,相比于管制越来越严密的华联,南京**政府的新经济改革明显要自由得多。在华联治下,各大城市和乡镇,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物资都要凭票供应。

    而公司的发展,除了需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更多的开始考虑权限值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污染大的产业,赚来的钱很可能毫无价值,因为一旦权限值被清零,就意味着公司的破产和倒闭。

    各种严格的管理政策,都在事实上,向这些贪婪的民族资本家们展示着华联的经济发展态度。除了加入产经联的企业和公司,能够获得技术帮助以及政策支持外,私人资本根本就难以在华联这里获得一席之地。

    这也是许多民间资本撤出两广的主要原因,而这样的情况,也导致了国内其他军阀势力的误判。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根本看不清未来的发展趋势。

    转眼之间,就是到了九月,战局急转直下,反姜联军终是献出了颓势。尤其是西北军,已经面临着总崩溃的前兆。

    冯焕章统率的西北军,是由一个混成旅发展起来的封建军事集团。他在这个军事集团中,一向有着很高的威信。但是他既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更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一直以来,都只是拿一些救国救民的空洞口号和个人之间的感情作为维系这个团体的思想基础同时,他又一贯采取家长制的作风,个人专断,缺乏维系与部下感情的有效手段。

    这就使得西北军中许多掌握实权的将领,对此深感不满,就如同长大的孩子,不想再受到父母的约束一样。不过这可不是叛逆的青春期躁动,而是非常朴实的人心诉求,在军事化的**体制下,这样的趋向更加明显。

    冯到潼关的第二天,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宣布了联阎打姜的决心和这样做的意义。在会上,除了师长葛运隆主张讨姜而外,大家都默不作声。在座的西北军将领都认为西北军屡次吃阎的亏,受阎的骗,如不把阎打倒,西北军在北方就难于发展。

    这也是因为在过去两军结下了很深的仇怨,又岂会因为主将的政治需要而有所减轻?如果说冯焕章还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军队倒还好说,但在受到阎锡山软禁的那段日子里,这些下属已经尝试了权力的滋味,又岂肯再次匍匐在某人的脚下?

    冯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对于联阎打姜的战事普遍地存在抵触情绪。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战争有着厌倦的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从经验中深知冯和阎的能力和做法,他们认为,冯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外行。

    而阎也是小家子气,活象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帐,不能成大事。联阎反蒋纵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办法继续前进。更何况,跟着这样的老板,实在是没有前途。

    反倒是姜瑞元的手段与胸襟,深深折服了这些刚武勇锐的汉子。此消彼长之下,军心离散也成了不可挽回的败局。

    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由于各方面反姜声浪很高,反姜军事的阵容也很强大,西北军的将领,在大势所趋和冯的号令之下,自无徘徊瞻顾的余地。

    同时,他们也未尝不想在这次战争中打出几省地盘作为西北瘠苦之区的补尝。因此,西北军在战争中依然表现了顽强勇敢、艰苦奋战的精神。但是,经过几个战役之后,有的将领渐渐感到兵员损失和械弹消耗的补充都很困难,因而产生了保存实力的想法。

    到了战争的后期,陇海线的八月攻势没有成功,津浦线晋军又遭挫败,中央军由劣势转为优势,而阎冯联军则由主动变为被动,有些将领看到讨姜军事越来越没有前途。

    失败以后怎么办?仍然回到西北去么?这些很现实的问题,都开始不断拷问着不少人的内心,在这样的煎熬之下,溃败之局就是再也难以避免了。

    西北军中大多数人实在不愿意再去西北那里吃苦,特别是陕西省正在大旱灾之后,饿莩载道,现在既然离开了那里,谁也不愿意再回去。他们都在徘徊观望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加以姜瑞元四出派人,多方利诱,有些意志不坚定的将领便走上投靠中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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