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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思虑片刻，崇祯皇帝朱由检似乎在心中有了一些眉目，紧皱的眉头，松开了不少。
王承恩和曹化淳，徐国伟三人还紧张的在等皇帝的接下来的安排呢，皇上没有让走，谁也不能走，而且现在到底要做什么？曹化淳和王承恩这两个老太监已经乱了方寸了。
说乱了方寸有些过了，曹化淳和王承恩当然知道要怎么做，如果这天下归两个老太监直接掌握的话，如果像是以前魏忠贤那般的话，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先不去管什么车厢峡，毕竟离着远，这次能够围住，下次必定还能够围住嘛，将京畿地区的建奴先给弄走是正事。
但两个老太监当然也很清楚皇帝的性格，皇帝一定不会跟他们是同样的想法，皇帝一定是想将中原反民的主力给一窝端的！但一没有功夫，二没有资金了啊，您怎么端？
崇祯皇帝朱由检忽然微微的一笑，令在场的三大太监无比震惊，还没有到压力过大的时候吧？此番又不至于对京畿地区构成太大的威胁啊？比上一回建奴入京畿地区的时候，情况不知道好了多少？皇上崩溃了吗？
三个人都不知道，这次的情况。对崇祯皇帝朱由检所造成的压力要大的多。上一次。他只是面对着一个皇太极，只有正面这一个敌人，不管怎么样，就是反抗就够了，但这次，他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机会在吸引着他，两方面所能够构成的压力，就空前的大了。
是要先抓住机会。还是要先处理危机？这在正常人那里是一个很容易选择的问题，但在崇祯皇帝朱由检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过那都是上一世的事情了，重生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一世经历的事情更多，所进化的水平也更高，“王承恩，你准备一下，朕明日要出京师，先去洛阳，再到兴安。朕要敲掉那最后一个存钱罐！”
王承恩和曹化淳同时大惊，这一次。皇帝居然在做如此重大的决定之前，并没有背着曹化淳，以往有这么重大的决定，都只有王承恩一个人是可以事先得知的啊！看来皇帝主意已定，但福王那个存钱罐，要么是被反民大军给敲掉，要么就是留着一辈子不能动，这天下谁都可以动，唯独你这个做皇帝的人不能动啊！
皇帝啊皇帝，您有没有想过，那个人是你的亲叔叔！王承恩和曹化淳的心中，同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
“万岁，此事万万不可，福王是宗室中跟陛下最近的关系了，如果皇上冒然发难的话，就不单单是天下大乱的事情了，整个大明的人都不会赞成的，这是破坏了人伦，会将大明的道德体系一下子全给推翻了，这让大明百姓何以自处？而且天下藩王同时作乱的话，那情形，比反民要严重的多啊。”王承恩不得不在这么一个时刻，顶着皇帝的兴头谏言，这是冒着被砍头的危险的。
曹化淳暗自佩服王承恩的胆略，和王承恩对皇帝的忠诚，反正这样的话，他是万万不敢说的，谁都知道皇帝的个性，动辄杀戮，毫不手软。
崇祯皇帝朱由检哈哈大笑道，“大伴，你起来，不要动不动就跪下，朕既然是天子，跟自己的亲叔叔借一点银子，这天下人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他不肯借的话，应该被说的是他才是！”
朱常洵是明神宗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在万历十四年所生，为第三子。而在此之前的万历十年八月（1582年），王恭妃生长子朱常洛。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想废长立幼，被众大臣、孝定李太后极力反对，史称“国本之争”。
围绕这个问题，大臣们与皇帝斗了15年，期间发生很多事情。“国本之争”是万历一朝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斗争之激烈可见一斑。神宗因此荒废朝政以示抗议。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不得已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万历的断头政治在太子身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在与太子同时被封为福王的朱常洵身上，他却倾注了满腔的热情。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末，为福王举行了隆重的花费了三十万两银子的婚礼。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命令在福王的封地洛阳为福王建造王府，数年后才竣工，用银二十八万两。做父亲的真是劳苦功高，让儿子有了媳妇，有了房子，如果是当今社会，车肯定也免不了了。
他除了在物质方面为这个儿子着想之外，还在精神上也加大力度。按照明制，亲王受封之后，即应到封地居住，而且，有严格规定，去了以后，不得再回京城见母亲。郑贵妃对这种规定真是深恶痛绝，她哭，她觉得自己脆弱的身心根本承受不了母子两地分居的痛苦，坚决不肯让儿子去洛阳。万历真的就不让儿子去洛阳了。
当大臣们向他提示有祖宗规定时，他断头；大臣们哇哇大叫时，他依旧断头，后来放出话来，福王的房子还没有建造完毕，你要他去洛阳难道住大街上？
好的，那么，就等房子建好，大臣们有的是时间。大臣也太多了，他们虽然在朝堂上可以分派对立，但在这件事上却是抱成团，一起向万历发难。
万历四十年（1612年），福王府竣工，万历却说，明年春节再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已经过了春节，福王还在京城。大臣们火了，作为皇帝你当然可以打我的屁股，但绝不可以侮辱我的算术智商，时间早已经过了，为什么还不履行诺言。
万历不得已，只好让福王去洛阳，但在福王临走之前，万历却跟内阁说，要拨给福王田四万顷。首辅叶向高几乎要跳起来，这哪里是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瘪三。太子什么都没有，而这个福王却什么都有。都是你的骨血，待遇问题上凭什么差别就这么大。
叶首辅上疏，大意是说，您三番五次地违反与臣子们的约定，又横七竖八地给福王待遇，天下的人民该如何想？
拨给福王田四万顷虽然因为后来发生的与郑贵妃有关的妖书案而没有得逞，但万历对待两个亲生儿子的态度可见一斑。
发生梃击案时，福王已经到洛阳享福去了。这也就是郑贵妃在太子面前哭诉的那样，“我儿子都走了，我杀了你，按照祖宗规矩，他也成不了太子啊。”
事实上，福王离开京城，在客观上进一步肯定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也就是说，朱常洛的太子之实一直到福王去洛阳后才得以落实。
崇祯皇帝朱由检对自己的这个叔叔是怨愤的，没有到恨不得杀的地步，却想着要将这个存钱罐打破，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自己的爷爷太偏心，事态绝不会如此恶化。
而且朱常洛在河南也做的确实是过分了。(未完待续。。)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思虑片刻，崇祯皇帝朱由检似乎在心中有了一些眉目，紧皱的眉头，松开了不少。
王承恩和曹化淳，徐国伟三人还紧张的在等皇帝的接下来的安排呢，皇上没有让走，谁也不能走，而且现在到底要做什么？曹化淳和王承恩这两个老太监已经乱了方寸了。
说乱了方寸有些过了，曹化淳和王承恩当然知道要怎么做，如果这天下归两个老太监直接掌握的话，如果像是以前魏忠贤那般的话，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先不去管什么车厢峡，毕竟离着远，这次能够围住，下次必定还能够围住嘛，将京畿地区的建奴先给弄走是正事。
但两个老太监当然也很清楚皇帝的性格，皇帝一定不会跟他们是同样的想法，皇帝一定是想将中原反民的主力给一窝端的！但一没有功夫，二没有资金了啊，您怎么端？
崇祯皇帝朱由检忽然微微的一笑，令在场的三大太监无比震惊，还没有到压力过大的时候吧？此番又不至于对京畿地区构成太大的威胁啊？比上一回建奴入京畿地区的时候，情况不知道好了多少？皇上崩溃了吗？
三个人都不知道，这次的情况。对崇祯皇帝朱由检所造成的压力要大的多。上一次。他只是面对着一个皇太极，只有正面这一个敌人，不管怎么样，就是反抗就够了，但这次，他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机会在吸引着他，两方面所能够构成的压力，就空前的大了。
是要先抓住机会。还是要先处理危机？这在正常人那里是一个很容易选择的问题，但在崇祯皇帝朱由检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过那都是上一世的事情了，重生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一世经历的事情更多，所进化的水平也更高，“王承恩，你准备一下，朕明日要出京师，先去洛阳，再到兴安。朕要敲掉那最后一个存钱罐！”
王承恩和曹化淳同时大惊，这一次。皇帝居然在做如此重大的决定之前，并没有背着曹化淳，以往有这么重大的决定，都只有王承恩一个人是可以事先得知的啊！看来皇帝主意已定，但福王那个存钱罐，要么是被反民大军给敲掉，要么就是留着一辈子不能动，这天下谁都可以动，唯独你这个做皇帝的人不能动啊！
皇帝啊皇帝，您有没有想过，那个人是你的亲叔叔！王承恩和曹化淳的心中，同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
“万岁，此事万万不可，福王是宗室中跟陛下最近的关系了，如果皇上冒然发难的话，就不单单是天下大乱的事情了，整个大明的人都不会赞成的，这是破坏了人伦，会将大明的道德体系一下子全给推翻了，这让大明百姓何以自处？而且天下藩王同时作乱的话，那情形，比反民要严重的多啊。”王承恩不得不在这么一个时刻，顶着皇帝的兴头谏言，这是冒着被砍头的危险的。
曹化淳暗自佩服王承恩的胆略，和王承恩对皇帝的忠诚，反正这样的话，他是万万不敢说的，谁都知道皇帝的个性，动辄杀戮，毫不手软。
崇祯皇帝朱由检哈哈大笑道，“大伴，你起来，不要动不动就跪下，朕既然是天子，跟自己的亲叔叔借一点银子，这天下人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他不肯借的话，应该被说的是他才是！”
朱常洵是明神宗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在万历十四年所生，为第三子。而在此之前的万历十年八月（1582年），王恭妃生长子朱常洛。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想废长立幼，被众大臣、孝定李太后极力反对，史称“国本之争”。
围绕这个问题，大臣们与皇帝斗了15年，期间发生很多事情。“国本之争”是万历一朝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斗争之激烈可见一斑。神宗因此荒废朝政以示抗议。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不得已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万历的断头政治在太子身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在与太子同时被封为福王的朱常洵身上，他却倾注了满腔的热情。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末，为福王举行了隆重的花费了三十万两银子的婚礼。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命令在福王的封地洛阳为福王建造王府，数年后才竣工，用银二十八万两。做父亲的真是劳苦功高，让儿子有了媳妇，有了房子，如果是当今社会，车肯定也免不了了。
他除了在物质方面为这个儿子着想之外，还在精神上也加大力度。按照明制，亲王受封之后，即应到封地居住，而且，有严格规定，去了以后，不得再回京城见母亲。郑贵妃对这种规定真是深恶痛绝，她哭，她觉得自己脆弱的身心根本承受不了母子两地分居的痛苦，坚决不肯让儿子去洛阳。万历真的就不让儿子去洛阳了。
当大臣们向他提示有祖宗规定时，他断头；大臣们哇哇大叫时，他依旧断头，后来放出话来，福王的房子还没有建造完毕，你要他去洛阳难道住大街上？
好的，那么，就等房子建好，大臣们有的是时间。大臣也太多了，他们虽然在朝堂上可以分派对立，但在这件事上却是抱成团，一起向万历发难。
万历四十年（1612年），福王府竣工，万历却说，明年春节再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已经过了春节，福王还在京城。大臣们火了，作为皇帝你当然可以打我的屁股，但绝不可以侮辱我的算术智商，时间早已经过了，为什么还不履行诺言。
万历不得已，只好让福王去洛阳，但在福王临走之前，万历却跟内阁说，要拨给福王田四万顷。首辅叶向高几乎要跳起来，这哪里是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瘪三。太子什么都没有，而这个福王却什么都有。都是你的骨血，待遇问题上凭什么差别就这么大。
叶首辅上疏，大意是说，您三番五次地违反与臣子们的约定，又横七竖八地给福王待遇，天下的人民该如何想？
拨给福王田四万顷虽然因为后来发生的与郑贵妃有关的妖书案而没有得逞，但万历对待两个亲生儿子的态度可见一斑。
发生梃击案时，福王已经到洛阳享福去了。这也就是郑贵妃在太子面前哭诉的那样，“我儿子都走了，我杀了你，按照祖宗规矩，他也成不了太子啊。”
事实上，福王离开京城，在客观上进一步肯定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也就是说，朱常洛的太子之实一直到福王去洛阳后才得以落实。
崇祯皇帝朱由检对自己的这个叔叔是怨愤的，没有到恨不得杀的地步，却想着要将这个存钱罐打破，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自己的爷爷太偏心，事态绝不会如此恶化。
而且朱常洛在河南也做的确实是过分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