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实业救国论者从现实角度认为，中国之贫穷之局面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所致。
“我认为，要抵制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就要兴办自己的实业，发展民族工商业，通过振兴实业来自强保国，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夺回丧失的权益，实现国家独立，经济富强。”李平书在看到了李想浑身散发若有若无的煞气之后，好多说辞都已经忘掉了，但是在门口听到李想振兴实业以求富民强国，实现自救保国的理想，还是觉得应该可以向李大帅好好介绍一些他们实业救国论。
在实业救国论者的眼里，发展实业可以富国强兵，抵制经济侵略，同时还可以安定社会，巩固统治。
李平书坐在了黄金荣刚才坐的位置上，还是有点局促的说道：“实业乃国家之命脉，与人民生计息息相关，古人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即这个道理。只有人民丰衣足食才有国家的富强，才会有社会的安定。振兴实业是当务之急，是救国之本！”
这种观点的出现取决于这些脱胚于旧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实业家和知识分子的思维观念，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或者说历史封建思维的惯性，他们很害怕社会的动荡会影响其经济利益。传统的民本民生思想的影响犹在，他们认为解决民生问题是维护社会的安定的关键。在他们看来，发展实业可以富国富兵，进而解决人民生计问题，安定社会，最终实现强国救国之目的。
“振兴实业是当务之急，但绝不是救国之本！”李想自然不会认同他们这样极端的理念，他说道：“当今时代，虽然传统的以农立国的时代已不适应经济的发展，那种重农抑商的立国思想要彻底改变，但是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生硬地割裂开，轻视政治，过分夸大实业之作用。这种主张注定是行不通的，注定最终要归于破产的命运！”
李大帅果然不是一个纯正的商人，无论何时都不忘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
“实在不好意思，尊敬地李大帅。你说这种主张注定是行不通的，注定最终要归于破产的命运！我实在不敢苟同。重视大农业、大商业的发展，强调民族轻重工业的发展，呼吁路矿权益的收回，注重实业教育的发展等等，都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非常好的积极作用，士绅投资开厂热潮的出现亦证明了这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今天的发展。我们实业救国论何来的错误？”李平书急得脸红的争辩说。基于对西方近代企业的不同认识，实业救国论者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实业救国方案和主张。他不觉得他们的理想有错误的地方，即使他们放弃立宪选择革命，也不会放弃实业救国论。
李想轻轻一笑，问道：“你们许多人辛辛苦苦创办的实业工厂，本来发展的好好的，为什么很多最后会被外资洋行接管？”
李平书猛然变色，李想一句话戳在他的痛处。很多华人企业确实发展良好，自然就要扩张，国内资本贫乏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有些外资洋行就会涌进来，凡是沾了外资的企业十有**接下来的命运就是水到渠成的亏损，很快就资不抵债，企业顺理成章的被债权外资洋行接管。这样一个圈套，直到一百年之后也有许多精明企业上当，更不要说一百年前了。
李想带着一丝嘲讽，道：“实业救国没有错，但将发展实业视为救国的唯一途径，这和那些囔囔这教育救国的书呆子理想一样，无疑是不现实的。教育是一项长效工程，实业同样是一个长效工程，其功效亦非一日可见。我在汉口规划教育百年大计，制定汉口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哪一个时间都不短！然而在危机四伏的当今中国，以实业或者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应急手段，是不可能解救国之燃眉之急的。更何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今天这个社会，实业和教育能否充分的发展值得怀疑。帝国主义绝不会容许这种救亡图存的思想充分发展和实行。这有力地说明实业救国论者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李平书被李大帅说得脸色惨白，怯弱的说道：“以商立国，以工立国。原来都是一场镜花水月？那什么才是救国之本？”
对于这位李平书的失落，李大帅倒也不奇怪，谁让自己一生的理想被自己几句话打破？
“革命！当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李大帅大笑道。“根据《辛丑条约》及其他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帝国主义列强极力扩大在华的特权，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商贸方面，各国列强扩大商品倾销，进行掠夺性贸易，一些国际性的垄断组织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垄断者，一些外商垄断公司还通过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由中国商号充当它们的包销、代销商等方式，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市场。在工矿企业方面，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掠夺采矿权，当时中国已查明的东北和山西两地矿区，开采权分别为俄、日、英、意等国所控制，对对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矿区，也通过各种手段加以控制。各国在华开设的工厂也激剧增加。在交通运输方面，《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疯狂争夺路权。东北的东清和南满铁路，已分别由俄国和日本直接经营，山东的胶济铁路由德人直接经营，滇越铁路则由法国人直接经营。此外，其他不少铁路的路权也被列强各国所攫取。在航运业方面，中国的沿海和内河航运业早已为外国公司所垄断，而且垄断的程度越来越高。”
这些李平书自然知道，这也是实业救国论者举起“商战”大旗的最终原因。只是这场“商战”，和历次清王朝的国战一样，已经没有了胜利的希望。
说起这些，李大帅激动又愤怒的站起来，民族主义又发作了，有点狂燥症似的在所有人面前走来走去，笑容已经不见，他大声说道：“以革命手段才能求民富国强！在以什么手段求富强的根本问题上，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就是暴力革命！中国社会的“内乱”和贫弱是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所引起的，中国被瓜分的危机也是清朝腐朽统治所造成的，清政府就是“洋人的朝廷”，如今这个“洋人的朝廷”正在向袁世凯身上转移。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打败袁世凯的北洋军，不惜与洋鬼子开战，也要收回所有的租界，丧失的所有国土和主权，只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才能振兴实业，使中国真的繁荣富强…………”
“和北洋开战？还要和列强开战？”李平书和黄金荣总算领教李疯子的疯狂，傻傻的问道。他们起时一直认为革命必将导致“天下大乱”与“亡国灭种”的后果。当务之急是集中社会资金，发展资本主义与外资竞争，而不是什么革命。中国要是真有这个能力，南方民军要是真有这个能力，还会被逼到如今瓜分之祸迫在眉睫的地步，被逼到和袁世凯南北和议的地步？他们像是看傻子一样的看着眼前的李疯子侃侃而谈。
李大帅完全没有注意他们的异样目光，大声回答道：“当然！不北伐打北洋军，怎么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强硬应对洋鬼子，怎么将丧失的主权和国土收回？帝国主义就是一只纸老虎！汉口军政俯表现的强硬，汉口租界还不是收回来了？”
李平书和黄金荣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可又找不到是什么地方，因为李大帅说的都是事实，他们只是麻木的点点头。
“东西方列强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乃膨胀主义也，扩张版图主义也，侵略主义也”，“强盗主义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为什么中国会沦为世界列强压迫、奴役的对象呢？”李想又抛出一个问题。
李平书和黄金荣齐齐摇头，整个谈话已经完全被李大帅主导。
李大帅自己回答：“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无能。正是这个对外屈膝投降、奴颜媚骨的清王朝，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广大农民、工人、资产阶级处于重重压榨之下，使得中国贫困落后，长期处于挨打的地位。因此，在我看来，只有推翻清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建立中华民国，才能“裕国本，强国力，振邦交”。不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就不能“救亡”，不能“兴利”，不能繁荣富强，如今的条件下只有革命，或者说，只有建立一个共和、民主、独立的国家，才能为振兴实业、发展民族经济创造不可或缺的前提，这不仅是一个政治结论，而且是经济思想的一个根本问题。”
279实业救国论(中)
279实业救国论，到网址
“我认为，要抵制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就要兴办自己的实业，发展民族工商业，通过振兴实业来自强保国，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夺回丧失的权益，实现国家独立，经济富强。”李平书在看到了李想浑身散发若有若无的煞气之后，好多说辞都已经忘掉了，但是在门口听到李想振兴实业以求富民强国，实现自救保国的理想，还是觉得应该可以向李大帅好好介绍一些他们实业救国论。
在实业救国论者的眼里，发展实业可以富国强兵，抵制经济侵略，同时还可以安定社会，巩固统治。
李平书坐在了黄金荣刚才坐的位置上，还是有点局促的说道：“实业乃国家之命脉，与人民生计息息相关，古人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即这个道理。只有人民丰衣足食才有国家的富强，才会有社会的安定。振兴实业是当务之急，是救国之本！”
这种观点的出现取决于这些脱胚于旧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实业家和知识分子的思维观念，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或者说历史封建思维的惯性，他们很害怕社会的动荡会影响其经济利益。传统的民本民生思想的影响犹在，他们认为解决民生问题是维护社会的安定的关键。在他们看来，发展实业可以富国富兵，进而解决人民生计问题，安定社会，最终实现强国救国之目的。
“振兴实业是当务之急，但绝不是救国之本！”李想自然不会认同他们这样极端的理念，他说道：“当今时代，虽然传统的以农立国的时代已不适应经济的发展，那种重农抑商的立国思想要彻底改变，但是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生硬地割裂开，轻视政治，过分夸大实业之作用。这种主张注定是行不通的，注定最终要归于破产的命运！”
李大帅果然不是一个纯正的商人，无论何时都不忘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
“实在不好意思，尊敬地李大帅。你说这种主张注定是行不通的，注定最终要归于破产的命运！我实在不敢苟同。重视大农业、大商业的发展，强调民族轻重工业的发展，呼吁路矿权益的收回，注重实业教育的发展等等，都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非常好的积极作用，士绅投资开厂热潮的出现亦证明了这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今天的发展。我们实业救国论何来的错误？”李平书急得脸红的争辩说。基于对西方近代企业的不同认识，实业救国论者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实业救国方案和主张。他不觉得他们的理想有错误的地方，即使他们放弃立宪选择革命，也不会放弃实业救国论。
李想轻轻一笑，问道：“你们许多人辛辛苦苦创办的实业工厂，本来发展的好好的，为什么很多最后会被外资洋行接管？”
李平书猛然变色，李想一句话戳在他的痛处。很多华人企业确实发展良好，自然就要扩张，国内资本贫乏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有些外资洋行就会涌进来，凡是沾了外资的企业十有**接下来的命运就是水到渠成的亏损，很快就资不抵债，企业顺理成章的被债权外资洋行接管。这样一个圈套，直到一百年之后也有许多精明企业上当，更不要说一百年前了。
李想带着一丝嘲讽，道：“实业救国没有错，但将发展实业视为救国的唯一途径，这和那些囔囔这教育救国的书呆子理想一样，无疑是不现实的。教育是一项长效工程，实业同样是一个长效工程，其功效亦非一日可见。我在汉口规划教育百年大计，制定汉口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哪一个时间都不短！然而在危机四伏的当今中国，以实业或者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应急手段，是不可能解救国之燃眉之急的。更何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今天这个社会，实业和教育能否充分的发展值得怀疑。帝国主义绝不会容许这种救亡图存的思想充分发展和实行。这有力地说明实业救国论者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李平书被李大帅说得脸色惨白，怯弱的说道：“以商立国，以工立国。原来都是一场镜花水月？那什么才是救国之本？”
对于这位李平书的失落，李大帅倒也不奇怪，谁让自己一生的理想被自己几句话打破？
“革命！当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李大帅大笑道。“根据《辛丑条约》及其他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帝国主义列强极力扩大在华的特权，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商贸方面，各国列强扩大商品倾销，进行掠夺性贸易，一些国际性的垄断组织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垄断者，一些外商垄断公司还通过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由中国商号充当它们的包销、代销商等方式，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市场。在工矿企业方面，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掠夺采矿权，当时中国已查明的东北和山西两地矿区，开采权分别为俄、日、英、意等国所控制，对对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矿区，也通过各种手段加以控制。各国在华开设的工厂也激剧增加。在交通运输方面，《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疯狂争夺路权。东北的东清和南满铁路，已分别由俄国和日本直接经营，山东的胶济铁路由德人直接经营，滇越铁路则由法国人直接经营。此外，其他不少铁路的路权也被列强各国所攫取。在航运业方面，中国的沿海和内河航运业早已为外国公司所垄断，而且垄断的程度越来越高。”
这些李平书自然知道，这也是实业救国论者举起“商战”大旗的最终原因。只是这场“商战”，和历次清王朝的国战一样，已经没有了胜利的希望。
说起这些，李大帅激动又愤怒的站起来，民族主义又发作了，有点狂燥症似的在所有人面前走来走去，笑容已经不见，他大声说道：“以革命手段才能求民富国强！在以什么手段求富强的根本问题上，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就是暴力革命！中国社会的“内乱”和贫弱是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所引起的，中国被瓜分的危机也是清朝腐朽统治所造成的，清政府就是“洋人的朝廷”，如今这个“洋人的朝廷”正在向袁世凯身上转移。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打败袁世凯的北洋军，不惜与洋鬼子开战，也要收回所有的租界，丧失的所有国土和主权，只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才能振兴实业，使中国真的繁荣富强…………”
“和北洋开战？还要和列强开战？”李平书和黄金荣总算领教李疯子的疯狂，傻傻的问道。他们起时一直认为革命必将导致“天下大乱”与“亡国灭种”的后果。当务之急是集中社会资金，发展资本主义与外资竞争，而不是什么革命。中国要是真有这个能力，南方民军要是真有这个能力，还会被逼到如今瓜分之祸迫在眉睫的地步，被逼到和袁世凯南北和议的地步？他们像是看傻子一样的看着眼前的李疯子侃侃而谈。
李大帅完全没有注意他们的异样目光，大声回答道：“当然！不北伐打北洋军，怎么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强硬应对洋鬼子，怎么将丧失的主权和国土收回？帝国主义就是一只纸老虎！汉口军政俯表现的强硬，汉口租界还不是收回来了？”
李平书和黄金荣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可又找不到是什么地方，因为李大帅说的都是事实，他们只是麻木的点点头。
“东西方列强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乃膨胀主义也，扩张版图主义也，侵略主义也”，“强盗主义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为什么中国会沦为世界列强压迫、奴役的对象呢？”李想又抛出一个问题。
李平书和黄金荣齐齐摇头，整个谈话已经完全被李大帅主导。
李大帅自己回答：“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无能。正是这个对外屈膝投降、奴颜媚骨的清王朝，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广大农民、工人、资产阶级处于重重压榨之下，使得中国贫困落后，长期处于挨打的地位。因此，在我看来，只有推翻清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建立中华民国，才能“裕国本，强国力，振邦交”。不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就不能“救亡”，不能“兴利”，不能繁荣富强，如今的条件下只有革命，或者说，只有建立一个共和、民主、独立的国家，才能为振兴实业、发展民族经济创造不可或缺的前提，这不仅是一个政治结论，而且是经济思想的一个根本问题。”
279实业救国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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