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仰望星空
相比于显德十二年年头年尾的战火纷飞，显德十三年的战火却是都集中到了年初，这一年的下半年，无论是在各国君臣还是在普遍小民那里，那都是平静而且平庸的，就连各国君主当中最心怀天下的郭炜都有闲暇沉醉于后宫生活，更遑论他人。
在腊月里面，中原的农夫固然是躲在自家的土屋当中猫冬，北地的牧民也都停留在各自的冬季牧场，以熬过这个并不算是最严寒的冬天。
东京城中，市民百姓们各家各户全都在忙碌着张罗过年。在这几年里面，虽然是战争不断，但是都发生在远离东京的地方，而且禁军的伤亡都不算很大，给东京百姓造成的冲击也就相当的小了，倒是朝廷大军的连战连捷，南方各个割据势力的溃败降顺，几乎年年都有的献俘仪式与禁军的凯旋，让阖城的百姓们颇有几分生逢盛朝景象的感觉。
各地的降王降臣，除了高继冲因为是首个奉表纳土的割据势力而被封到徐州出任徐州大都督府长史、武宁军节度使、徐宿观察使之外，其他的降王都被羁留在东京，只是给了几个闲散官职养着，多数的降臣也是如此处理，只有少数人因为各种原因而被量才录用，譬如出任河南尹、西京留守的韩熙载和已经在南征中建功立业的保信军节度使韩德枢、蕲州防御使梁延嗣和黄州刺史孙光宪。
这些被羁留在东京的降王降臣，待的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是三四年，在天子脚下自然一个个都是不敢『乱』说『乱』动，不过郭炜这几年对待他们的宽厚，以及锦衣卫巡检司宽松的戒备，还是让他们逐渐地心思活络起来。
即便是不能够『乱』说『乱』动吧，即便是当着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职吧，至少俸禄还是够用的，自由程度比阶下囚还是要好得太多，表面上的尊贵总能够得到保持，和当朝贵人的交往也就慢慢地有了，甚至还可以联姻，只是需要一定程度的避嫌而已。
而有了原武平军节度使周保权等人的引荐和示范，孟昶和李弘冀很快地就融入了这个圈子，他们与旧臣之间倒是不敢有什么往来，相互之间的交际却是不妨的。
于是在显德十三年的年尾，东京城中无论是百姓还是勋贵大臣，他们的生活都趋于平静祥和，只有赶赴吴越国进行调查的锦衣卫巡检司人员给朝堂造成了稍许的冲击，而且影响到的主要是一些武臣，尤其是官宦之后。
几个东南面行营都监之间的攻讦，在腊月的中旬终于有了结果，原行营都监丁德裕骄恣独断、贪渎无厌，经查证属实；原行营水军都监张延通和先锋都监王班结党与言涉指斥之事查无实据。
查到这个程度，事情本来就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如果要严格执法倒也不难，只不过凡事都没有那么简单。
丁德裕是客省使，已经是当朝的中高级武官了，其父丁审琦曾任彰武军节度使，丁德裕是在广顺初以荫补供奉官起家的，乃是一个标准的军二代，关系不说是盘根错节吧，至少也是交结甚广。
但是张延通也不简单，其父张彦成以右金吾卫上将军致仕，自己同样是以荫补供奉官起家，只不过比丁德裕稍晚一些而已，此时身为东上阁门副使，在武官级别当中也不算低了，这也是一个军二代。
就算是引进副使王班，虽然父祖的军阶低了一些，勉强算起来同样是一个军二代，自身的级别也不是很低。
这种人之间的攻讦，又不涉及谋反、谋大逆之类的重罪，并不是那么好处理的。
以丁德裕本身犯的那些事，贬斥他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他“举报”张延通等人言涉指斥，这个事情就不好定调子了，因为锦衣卫巡检司的调查结果只是“查无实据”而已，只是两三个人之间的争执，缺乏旁证，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是不好就说是没有。
如果说有这事，那当然是丁德裕忠心耿耿，而指斥乘舆的张延通罪过就大了，哪怕郭炜自己不怎么在乎，相应的惩罚也必须够一定的水准，才能够慑服其他有异心的人。
如果说没有这事，那就是丁德裕挟怨报复，于是除了用贪渎和独断等问题办他之外，还得以诬告来加罚了。
这样的一出一入之间，对双方的处罚差距是很大的，这可不是开玩笑。如果是在郭炜继位之初，本着『乱』世用重典、以雷霆手段震慑文武的宗旨，郭炜或许会借机对双方都进行狠打，但是现在他早就不需要这种手段了，此时的郭炜更希望用标准执法为后继者定下一个基准。
于是丁德裕只是以其本罪被贬到了彭州（今四川省彭县）做刺史，而张延通和王班并没有被以结党和言涉指斥的罪名进行处分，而只是以其兴起军中不和、不服从上司之命的较轻罪名进行贬斥，张延通做了檀州都监，而王班则去了渝关。
显德十三年的这最后一场稍微扰攘人心的大事最终也就是如此平淡结束，大周治下在这种并非刻意营造的安乐祥和气氛中迎来了显德十四年。
显德十四年春，正月，庚寅朔，帝御崇元殿受朝。
就在同一天，同样使用显德年号的吴越国，刚刚回到杭州不久的钱弘俶于登殿受贺之前将座位移到了东侧，并且向左右声言：“西北者神京所在，天威不违颜咫尺，某岂敢宁居乎！”
此时，被贬到彭州的丁德裕还在路上，已经过了巫峡的驿船之中，丁德裕透过夔门的一线天仰望星空，心中未尝没有悔意。从客省使被贬到刺史，而且还是远发彭州，这贬斥的程度可不轻了，虽然彭州还算不上远恶军州，比起京畿的上州总是差了许多，甚至比新占的常州等地都不如。
如果可以重来一遍，丁德裕大概就不会因为面对毕恭毕敬的吴越主臣而权欲、利欲恶『性』膨胀吧……如果不是对属下那么刻薄，不是对地方那么贪婪，就不提曾为彰武军节度使的父亲，光是他自己十余年来为大周的忠勤服务，皇帝也不会拿他怎么样的，毕竟不算功劳也还有苦劳的嘛。
彭州这地方，既不在天子眼前，又不是边疆前线，治绩难显，战功也搏不到，今生还会有重返京师的那一天吗？
彭州路遥，檀州却是不远，张延通倒是已经上任了，正旦这天他专程赶赴古北口慰劳守军，晚上向北仰望星空的他却是信心满满。丁德裕的构陷让他倍感愤懑，以致于皇帝亲自询问的时候他都有些言辞不逊，但是皇帝却没有过于怪责他，只是贬斥到檀州，已经是万幸的了。
檀州正当燕山防线，近几年虽然周、辽双方大体上相安无事，但是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扫平南方的大周说不定就会北伐，这个看当今陛下的『性』情就猜得到了；也或许契丹内『乱』平息之后就会南侵，胡虏以掳掠为本『性』，只是稍稍地打一顿是改不了的。
不管是将来发生哪一样吧，对于檀州的守军守将都是差不多的，或许契丹的南侵对他们还更为有利一些，建功立业正当其时，将功折罪犹未为晚，只要还有战争的机会，就有他们升迁的机会。
坐镇渝关的王班感想与张延通仿佛。
这一天也是南汉的大宝十年、北汉的天会十一年、契丹的应历十七年正旦。
北汉主刘承钧如今已经是听天由命了。世仇周朝在一天天地强大起来，兼并四方国势日盛，而自己这边则只能依靠地利以守势维持，并且倚为靠山的契丹还对自己有诸多不满，老是将自己派过去的使者扣留下来。
这时候的刘承钧早就不指望还能在自己的手里面报仇了，周主比他还要年轻，而且看起来活蹦『乱』跳的没有一点早夭的样子，并且无论是治国还是征战都相当有条理有水准，刘承钧不认为自己能够胜得过，更何况双方的国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而且还有越拉越大的趋势。
南汉主刘鋹却是看到了一丝希望，在南唐国主李弘冀手下初『露』锋芒的慕容英武携技来投，他的那些军器技术虽然没能扭转周、唐两国两军的力量对比，却也给周军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现在落到了刘鋹的手里，无疑地给了刘鋹不小的鼓舞。
刘鋹自觉有五岭为恃，对周军的阻隔其实更甚于大江，毕竟在大江之上搭建一座浮桥还算是工程量较小的，而想要在五岭开凿一条比较顺畅的后勤运输线，那工程量就可怕得很了。
再说岭南与中原的距离也不是江南可以相提并论的，周军从东京下江南容易，越五岭进岭南则难，禁军行军里程的急剧增加，带来的必然是战斗力的急剧下降，而且后勤运输的难度也会成倍地增加。
更重要的是，那个慕容英武确实是全心投靠于他，刘鋹确信慕容英武已经是竭诚效忠于他了，至少可以肯定比对李弘冀的忠诚度要高得多。
有这么多有利的条件，不说是和周主争雄吧，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自保一方大概还是可以做到的。
相比于显德十二年年头年尾的战火纷飞，显德十三年的战火却是都集中到了年初，这一年的下半年，无论是在各国君臣还是在普遍小民那里，那都是平静而且平庸的，就连各国君主当中最心怀天下的郭炜都有闲暇沉醉于后宫生活，更遑论他人。
在腊月里面，中原的农夫固然是躲在自家的土屋当中猫冬，北地的牧民也都停留在各自的冬季牧场，以熬过这个并不算是最严寒的冬天。
东京城中，市民百姓们各家各户全都在忙碌着张罗过年。在这几年里面，虽然是战争不断，但是都发生在远离东京的地方，而且禁军的伤亡都不算很大，给东京百姓造成的冲击也就相当的小了，倒是朝廷大军的连战连捷，南方各个割据势力的溃败降顺，几乎年年都有的献俘仪式与禁军的凯旋，让阖城的百姓们颇有几分生逢盛朝景象的感觉。
各地的降王降臣，除了高继冲因为是首个奉表纳土的割据势力而被封到徐州出任徐州大都督府长史、武宁军节度使、徐宿观察使之外，其他的降王都被羁留在东京，只是给了几个闲散官职养着，多数的降臣也是如此处理，只有少数人因为各种原因而被量才录用，譬如出任河南尹、西京留守的韩熙载和已经在南征中建功立业的保信军节度使韩德枢、蕲州防御使梁延嗣和黄州刺史孙光宪。
这些被羁留在东京的降王降臣，待的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是三四年，在天子脚下自然一个个都是不敢『乱』说『乱』动，不过郭炜这几年对待他们的宽厚，以及锦衣卫巡检司宽松的戒备，还是让他们逐渐地心思活络起来。
即便是不能够『乱』说『乱』动吧，即便是当着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职吧，至少俸禄还是够用的，自由程度比阶下囚还是要好得太多，表面上的尊贵总能够得到保持，和当朝贵人的交往也就慢慢地有了，甚至还可以联姻，只是需要一定程度的避嫌而已。
而有了原武平军节度使周保权等人的引荐和示范，孟昶和李弘冀很快地就融入了这个圈子，他们与旧臣之间倒是不敢有什么往来，相互之间的交际却是不妨的。
于是在显德十三年的年尾，东京城中无论是百姓还是勋贵大臣，他们的生活都趋于平静祥和，只有赶赴吴越国进行调查的锦衣卫巡检司人员给朝堂造成了稍许的冲击，而且影响到的主要是一些武臣，尤其是官宦之后。
几个东南面行营都监之间的攻讦，在腊月的中旬终于有了结果，原行营都监丁德裕骄恣独断、贪渎无厌，经查证属实；原行营水军都监张延通和先锋都监王班结党与言涉指斥之事查无实据。
查到这个程度，事情本来就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如果要严格执法倒也不难，只不过凡事都没有那么简单。
丁德裕是客省使，已经是当朝的中高级武官了，其父丁审琦曾任彰武军节度使，丁德裕是在广顺初以荫补供奉官起家的，乃是一个标准的军二代，关系不说是盘根错节吧，至少也是交结甚广。
但是张延通也不简单，其父张彦成以右金吾卫上将军致仕，自己同样是以荫补供奉官起家，只不过比丁德裕稍晚一些而已，此时身为东上阁门副使，在武官级别当中也不算低了，这也是一个军二代。
就算是引进副使王班，虽然父祖的军阶低了一些，勉强算起来同样是一个军二代，自身的级别也不是很低。
这种人之间的攻讦，又不涉及谋反、谋大逆之类的重罪，并不是那么好处理的。
以丁德裕本身犯的那些事，贬斥他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他“举报”张延通等人言涉指斥，这个事情就不好定调子了，因为锦衣卫巡检司的调查结果只是“查无实据”而已，只是两三个人之间的争执，缺乏旁证，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是不好就说是没有。
如果说有这事，那当然是丁德裕忠心耿耿，而指斥乘舆的张延通罪过就大了，哪怕郭炜自己不怎么在乎，相应的惩罚也必须够一定的水准，才能够慑服其他有异心的人。
如果说没有这事，那就是丁德裕挟怨报复，于是除了用贪渎和独断等问题办他之外，还得以诬告来加罚了。
这样的一出一入之间，对双方的处罚差距是很大的，这可不是开玩笑。如果是在郭炜继位之初，本着『乱』世用重典、以雷霆手段震慑文武的宗旨，郭炜或许会借机对双方都进行狠打，但是现在他早就不需要这种手段了，此时的郭炜更希望用标准执法为后继者定下一个基准。
于是丁德裕只是以其本罪被贬到了彭州（今四川省彭县）做刺史，而张延通和王班并没有被以结党和言涉指斥的罪名进行处分，而只是以其兴起军中不和、不服从上司之命的较轻罪名进行贬斥，张延通做了檀州都监，而王班则去了渝关。
显德十三年的这最后一场稍微扰攘人心的大事最终也就是如此平淡结束，大周治下在这种并非刻意营造的安乐祥和气氛中迎来了显德十四年。
显德十四年春，正月，庚寅朔，帝御崇元殿受朝。
就在同一天，同样使用显德年号的吴越国，刚刚回到杭州不久的钱弘俶于登殿受贺之前将座位移到了东侧，并且向左右声言：“西北者神京所在，天威不违颜咫尺，某岂敢宁居乎！”
此时，被贬到彭州的丁德裕还在路上，已经过了巫峡的驿船之中，丁德裕透过夔门的一线天仰望星空，心中未尝没有悔意。从客省使被贬到刺史，而且还是远发彭州，这贬斥的程度可不轻了，虽然彭州还算不上远恶军州，比起京畿的上州总是差了许多，甚至比新占的常州等地都不如。
如果可以重来一遍，丁德裕大概就不会因为面对毕恭毕敬的吴越主臣而权欲、利欲恶『性』膨胀吧……如果不是对属下那么刻薄，不是对地方那么贪婪，就不提曾为彰武军节度使的父亲，光是他自己十余年来为大周的忠勤服务，皇帝也不会拿他怎么样的，毕竟不算功劳也还有苦劳的嘛。
彭州这地方，既不在天子眼前，又不是边疆前线，治绩难显，战功也搏不到，今生还会有重返京师的那一天吗？
彭州路遥，檀州却是不远，张延通倒是已经上任了，正旦这天他专程赶赴古北口慰劳守军，晚上向北仰望星空的他却是信心满满。丁德裕的构陷让他倍感愤懑，以致于皇帝亲自询问的时候他都有些言辞不逊，但是皇帝却没有过于怪责他，只是贬斥到檀州，已经是万幸的了。
檀州正当燕山防线，近几年虽然周、辽双方大体上相安无事，但是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扫平南方的大周说不定就会北伐，这个看当今陛下的『性』情就猜得到了；也或许契丹内『乱』平息之后就会南侵，胡虏以掳掠为本『性』，只是稍稍地打一顿是改不了的。
不管是将来发生哪一样吧，对于檀州的守军守将都是差不多的，或许契丹的南侵对他们还更为有利一些，建功立业正当其时，将功折罪犹未为晚，只要还有战争的机会，就有他们升迁的机会。
坐镇渝关的王班感想与张延通仿佛。
这一天也是南汉的大宝十年、北汉的天会十一年、契丹的应历十七年正旦。
北汉主刘承钧如今已经是听天由命了。世仇周朝在一天天地强大起来，兼并四方国势日盛，而自己这边则只能依靠地利以守势维持，并且倚为靠山的契丹还对自己有诸多不满，老是将自己派过去的使者扣留下来。
这时候的刘承钧早就不指望还能在自己的手里面报仇了，周主比他还要年轻，而且看起来活蹦『乱』跳的没有一点早夭的样子，并且无论是治国还是征战都相当有条理有水准，刘承钧不认为自己能够胜得过，更何况双方的国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而且还有越拉越大的趋势。
南汉主刘鋹却是看到了一丝希望，在南唐国主李弘冀手下初『露』锋芒的慕容英武携技来投，他的那些军器技术虽然没能扭转周、唐两国两军的力量对比，却也给周军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现在落到了刘鋹的手里，无疑地给了刘鋹不小的鼓舞。
刘鋹自觉有五岭为恃，对周军的阻隔其实更甚于大江，毕竟在大江之上搭建一座浮桥还算是工程量较小的，而想要在五岭开凿一条比较顺畅的后勤运输线，那工程量就可怕得很了。
再说岭南与中原的距离也不是江南可以相提并论的，周军从东京下江南容易，越五岭进岭南则难，禁军行军里程的急剧增加，带来的必然是战斗力的急剧下降，而且后勤运输的难度也会成倍地增加。
更重要的是，那个慕容英武确实是全心投靠于他，刘鋹确信慕容英武已经是竭诚效忠于他了，至少可以肯定比对李弘冀的忠诚度要高得多。
有这么多有利的条件，不说是和周主争雄吧，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自保一方大概还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