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钱氏进京
对于鞑靼部的来贡，郭炜虽然心中有些疑『惑』，但这些疑『惑』却是一时难以求证的。他要当面向贡使质询，那当然是有些失礼的，而且多半也是问不出什么东西来，而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查探，枢密院侦谍司和兵部职方司却分不出那么多的力量去。
以这个年代的生产力水平和通讯交通水平，农业生产及其附属行业的人员必然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脱产的军政人员本来就不占多少比例，其中谍报机构的人员就更不可能有很多，有限的这些人根本就照顾不到四境的方方面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京当然是谍报人员最多最密集的地方，郭炜对这里的了解和控制也最严，不光是有侦谍司和兵部职方司，还有锦衣卫巡检司，可以说把重要的流动人口和朝臣、禁军都监控起来了。
出了东京，锦衣卫巡检司的手多半就已经伸不出去了，除了一些专项调查之外，该司的人员很少出外；侦谍司的任务主要是针对敌国，一般的地方很少安排有人；兵部职方司倒是有些常年的舆地勘测，多少可以协助中央了解地方民情。
到了境外，那就主要是侦谍司的天下了，不过天下如此之大，侦谍司的人员又是如此之少，却哪里顾得过来？多数时候他们还是通过商旅了解敌情，只有在出现重大变故或者朝廷决定了下一步的战略方向的时候，侦谍司才会有针对『性』地派出专人进行刺探。
之前对后蜀的军情刺探是这样，后来对南唐同样如此，就是勘测长江水文，那也是在郭炜的明确指示之下才安排了专项任务去做的，其中还有兵部职方司的协助。
契丹作为大周在北方的最大威胁，侦谍司当然是极其重视的，北面房就是专门负责对契丹的情报工作，常年都会有人借助商队渗透到契丹境内，但是他们顶多就是去一下云州、北安州，上京临潢府都很难时时去，却哪里照顾得到契丹的西北部族？更何况是鞑靼部这样的小部落，那是商队一年都去不了一次的地方，郭炜这里怎么可能有详细具体的情报。
好在郭炜的基本战略一向是以我为主的，啥远交近攻、驱虎吞狼之类的高超谋略，有机会玩的时候他当然是不拒绝玩一玩的，但是郭炜从来就没有奢望过这些。
既然不了解契丹西北各部族的现状，甚至从鞑靼部的贡使这里都问不出契丹平叛的进展来（想来也是问不出的，鞑靼部当然不会把自己的弱点这么直接地袒『露』出来），在契丹西北部安『插』钉子之类的谋略自然是无从谈起，郭炜对鞑靼部的贡使也就只能维持着堂堂正正的中原天子接待蕃落贡使的水准。
于是双方只是在广政殿进行了一番亲切友好的会谈，连后苑设宴都没有，月内即将到来的天寿节更是提都没有和贡使提，很快就把鞑靼部的使者打发回去了。
既然鞭长莫及，而且郭炜此时对草原还是无欲无求，鞑靼部在他听来有很有些别扭，那当然就不会在他们身上浪费政治资源了。
于阗国王李圣天之子李德从的待遇就大为不同，上一次于阗国的使者是赶上了天寿节宴会的，所以这一次李德从在一般的贡品之外，还献上了贺寿的仪程，郭炜对此自然是却之不恭。
更何况以郭炜穿越之前的见闻来说，对于阗国和李圣天的感觉那是相当之好，就算是暂时鞭长莫及吧，就算是现在帮助西域人民抵抗马刀传教还有心无力吧，尽早地联络感情还是不错的。
天寿节那天在长春殿的宴席，必定会有李德从的一席之地。
不过待遇更隆重的还是另有其人，因为崇仁昭德宣忠保庆扶天诩亮功臣、天下兵马大元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吴越国王钱弘俶赴阙觐见来了。
郭炜率军亲征南唐，钱弘俶出任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率领五万吴越军配合驻守杭州、扬州的定远军、伏波旅部队连克常州、润州，最后与周军会师于金陵城下，虽然率军抵达金陵的只是两浙诸军都钤辖使沈承礼，不过钱弘俶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配合应该算得上全心全意了。
在李弘冀投降之后，沈承礼代表钱弘俶专门觐见了郭炜，在那个时候，郭炜就曾经顺口带过一句话，要钱弘俶在合适的时候赴阙，沈承礼当时并没有敢于代替钱弘俶一口答应下来，郭炜也没有奢望钱弘俶会这么老实地过来，不曾想钱弘俶在得到沈承礼汇报的当时就一口答应了秋后赴阙。
不管是周军平蜀灭唐的武功震慑了钱弘俶也好，还是说钱氏的祖训就是“宁愿开门为节度使”也罢，显德十三年的冬至日之前，割据东南一方达三代之久的钱弘俶终究是毫无戒心地入觐了。
钱弘俶的这第一次入觐，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毫无戒心了，因为此时协防杭州城的伏波旅部队虽然已经撤回到沙门岛了，定远军的船队却还驻泊在那里没有动呢，而钱弘俶却带着世子检校太保、领建武军节度使钱惟濬和王夫人孙氏与王女一起来到了东京。
自唐末以来，独立、半独立的藩镇主动来朝的，前有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后有永安军节度使折从阮，这吴越国王钱弘俶差不多该算是第三个著名的了。
不过高季兴赴阙的时候，一则是正值后梁和后唐交替，是李存勖攻下汴梁定都洛阳没多久的事情，二则高季兴也不是举族赴阙的，其子高从诲可是留在了江陵。
而折从阮固然是举族赴阙，而且还是在乾祐年间而不是后汉初年，但是府州的地位远比不上荆南和吴越，折家与中原朝廷的关系也和荆南、吴越略有不同。
如今钱弘俶在既不是改朝换代又没有受到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却甘愿带着夫人和世子入朝觐见，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唐末以来的空前情景了。
对于这样的情势，郭炜和朝臣们又怎么能够不隆重对待呢？
为了钱弘俶一行的顺利通行，郭炜特令西头供奉官安崇勋、淮南水陆转运使苏晓开古河一道，自瓜洲口至润州江口达龙舟堰，以待钱弘俶所乘大船能够畅通无阻。
为了钱弘俶一家在东京待得安心，郭炜特敕在东京城南汴河旁建大第作为钱弘俶在京驻节之用，该宅第连亘数坊，栋宇宏丽，储什物供帐之类都以王者仪制，赐名为礼贤宅。
为了显示朝廷对钱弘俶的重视，引进使翟守素押御厨仪鸾翰林一直前迎到了宝应（今江苏省宝应县），途中还屡次派出内臣迎接，一直到左卫上将军、百胜军节度使、皇弟郑王郭熙训奉诏亲至东京近畿迎劳，并且赐宴于迎春苑。
只是在这样的一片喧嚣之中，文武群臣也在纷纷上疏要求留下钱弘俶，这种奏章从钱弘俶进入扬州之后就开始上达朝廷，等到钱弘俶一行抵达东京之后则趋于高『潮』。
在这些奏章之中，群臣举的例子几乎就是高季兴和折从阮，其中前者是反面例证，而后者则是正面的成功之举。
高季兴从朱温的牙将起家，到成为荆南节度使之后渐趋独立，在后梁和杨吴、前蜀之间长袖善舞，朱温之后已经根本驾驭不了他了。一直到李存勖灭梁，高季兴迫于情势到洛阳觐见，时论就主张将其留在京师，结果郭崇韬以新朝初立，正要推信义于华夏，请放高季兴归藩。
醒过味来的高季兴几乎是快马加鞭地逃离了洛阳，回到江陵之后就增筑西面罗城，备御敌之具，然后在荆南招揽后梁的旧军故臣，兵众渐多，日益跋扈，从此之后荆南实质上就成为了独立的一国。
在群臣看来，当初要是李存勖不听郭崇韬的那一套，而是断然地留下了高季兴，荆南是没有那么容易割据出去的。
到了折从阮举族入朝的时候，虽然在位的是刘承祐这个无能的皇帝，但是当时的文武大臣还是相当有水平的，在他们的策划下，朝廷留下了折从阮，将他移镇至邓州，让其子折德扆任府州团练使，一方面并没有造成府州的剧烈动『荡』，另一方面却加强了折家与朝廷的关系，使得府州不至于像荆南、定难军那样坐大至半独立。
如今南唐已灭，大周的势力直达江南，杭州又有定远军的船队驻扎，这个时候钱弘俶居然乖乖地举族入朝，文武大臣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主张将其留在东京，以便兵不血刃地将吴越之地收归中央治下。
不得不说，这样的呼声有一定的道理，郭炜要是顺应众议，结果并不会太坏，只要留下钱弘俶，吴越之众失去了主心骨，单靠那几个平庸之将和几万吴越军是翻不起什么大浪来的。
对于鞑靼部的来贡，郭炜虽然心中有些疑『惑』，但这些疑『惑』却是一时难以求证的。他要当面向贡使质询，那当然是有些失礼的，而且多半也是问不出什么东西来，而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查探，枢密院侦谍司和兵部职方司却分不出那么多的力量去。
以这个年代的生产力水平和通讯交通水平，农业生产及其附属行业的人员必然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脱产的军政人员本来就不占多少比例，其中谍报机构的人员就更不可能有很多，有限的这些人根本就照顾不到四境的方方面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京当然是谍报人员最多最密集的地方，郭炜对这里的了解和控制也最严，不光是有侦谍司和兵部职方司，还有锦衣卫巡检司，可以说把重要的流动人口和朝臣、禁军都监控起来了。
出了东京，锦衣卫巡检司的手多半就已经伸不出去了，除了一些专项调查之外，该司的人员很少出外；侦谍司的任务主要是针对敌国，一般的地方很少安排有人；兵部职方司倒是有些常年的舆地勘测，多少可以协助中央了解地方民情。
到了境外，那就主要是侦谍司的天下了，不过天下如此之大，侦谍司的人员又是如此之少，却哪里顾得过来？多数时候他们还是通过商旅了解敌情，只有在出现重大变故或者朝廷决定了下一步的战略方向的时候，侦谍司才会有针对『性』地派出专人进行刺探。
之前对后蜀的军情刺探是这样，后来对南唐同样如此，就是勘测长江水文，那也是在郭炜的明确指示之下才安排了专项任务去做的，其中还有兵部职方司的协助。
契丹作为大周在北方的最大威胁，侦谍司当然是极其重视的，北面房就是专门负责对契丹的情报工作，常年都会有人借助商队渗透到契丹境内，但是他们顶多就是去一下云州、北安州，上京临潢府都很难时时去，却哪里照顾得到契丹的西北部族？更何况是鞑靼部这样的小部落，那是商队一年都去不了一次的地方，郭炜这里怎么可能有详细具体的情报。
好在郭炜的基本战略一向是以我为主的，啥远交近攻、驱虎吞狼之类的高超谋略，有机会玩的时候他当然是不拒绝玩一玩的，但是郭炜从来就没有奢望过这些。
既然不了解契丹西北各部族的现状，甚至从鞑靼部的贡使这里都问不出契丹平叛的进展来（想来也是问不出的，鞑靼部当然不会把自己的弱点这么直接地袒『露』出来），在契丹西北部安『插』钉子之类的谋略自然是无从谈起，郭炜对鞑靼部的贡使也就只能维持着堂堂正正的中原天子接待蕃落贡使的水准。
于是双方只是在广政殿进行了一番亲切友好的会谈，连后苑设宴都没有，月内即将到来的天寿节更是提都没有和贡使提，很快就把鞑靼部的使者打发回去了。
既然鞭长莫及，而且郭炜此时对草原还是无欲无求，鞑靼部在他听来有很有些别扭，那当然就不会在他们身上浪费政治资源了。
于阗国王李圣天之子李德从的待遇就大为不同，上一次于阗国的使者是赶上了天寿节宴会的，所以这一次李德从在一般的贡品之外，还献上了贺寿的仪程，郭炜对此自然是却之不恭。
更何况以郭炜穿越之前的见闻来说，对于阗国和李圣天的感觉那是相当之好，就算是暂时鞭长莫及吧，就算是现在帮助西域人民抵抗马刀传教还有心无力吧，尽早地联络感情还是不错的。
天寿节那天在长春殿的宴席，必定会有李德从的一席之地。
不过待遇更隆重的还是另有其人，因为崇仁昭德宣忠保庆扶天诩亮功臣、天下兵马大元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吴越国王钱弘俶赴阙觐见来了。
郭炜率军亲征南唐，钱弘俶出任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率领五万吴越军配合驻守杭州、扬州的定远军、伏波旅部队连克常州、润州，最后与周军会师于金陵城下，虽然率军抵达金陵的只是两浙诸军都钤辖使沈承礼，不过钱弘俶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配合应该算得上全心全意了。
在李弘冀投降之后，沈承礼代表钱弘俶专门觐见了郭炜，在那个时候，郭炜就曾经顺口带过一句话，要钱弘俶在合适的时候赴阙，沈承礼当时并没有敢于代替钱弘俶一口答应下来，郭炜也没有奢望钱弘俶会这么老实地过来，不曾想钱弘俶在得到沈承礼汇报的当时就一口答应了秋后赴阙。
不管是周军平蜀灭唐的武功震慑了钱弘俶也好，还是说钱氏的祖训就是“宁愿开门为节度使”也罢，显德十三年的冬至日之前，割据东南一方达三代之久的钱弘俶终究是毫无戒心地入觐了。
钱弘俶的这第一次入觐，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毫无戒心了，因为此时协防杭州城的伏波旅部队虽然已经撤回到沙门岛了，定远军的船队却还驻泊在那里没有动呢，而钱弘俶却带着世子检校太保、领建武军节度使钱惟濬和王夫人孙氏与王女一起来到了东京。
自唐末以来，独立、半独立的藩镇主动来朝的，前有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后有永安军节度使折从阮，这吴越国王钱弘俶差不多该算是第三个著名的了。
不过高季兴赴阙的时候，一则是正值后梁和后唐交替，是李存勖攻下汴梁定都洛阳没多久的事情，二则高季兴也不是举族赴阙的，其子高从诲可是留在了江陵。
而折从阮固然是举族赴阙，而且还是在乾祐年间而不是后汉初年，但是府州的地位远比不上荆南和吴越，折家与中原朝廷的关系也和荆南、吴越略有不同。
如今钱弘俶在既不是改朝换代又没有受到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却甘愿带着夫人和世子入朝觐见，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唐末以来的空前情景了。
对于这样的情势，郭炜和朝臣们又怎么能够不隆重对待呢？
为了钱弘俶一行的顺利通行，郭炜特令西头供奉官安崇勋、淮南水陆转运使苏晓开古河一道，自瓜洲口至润州江口达龙舟堰，以待钱弘俶所乘大船能够畅通无阻。
为了钱弘俶一家在东京待得安心，郭炜特敕在东京城南汴河旁建大第作为钱弘俶在京驻节之用，该宅第连亘数坊，栋宇宏丽，储什物供帐之类都以王者仪制，赐名为礼贤宅。
为了显示朝廷对钱弘俶的重视，引进使翟守素押御厨仪鸾翰林一直前迎到了宝应（今江苏省宝应县），途中还屡次派出内臣迎接，一直到左卫上将军、百胜军节度使、皇弟郑王郭熙训奉诏亲至东京近畿迎劳，并且赐宴于迎春苑。
只是在这样的一片喧嚣之中，文武群臣也在纷纷上疏要求留下钱弘俶，这种奏章从钱弘俶进入扬州之后就开始上达朝廷，等到钱弘俶一行抵达东京之后则趋于高『潮』。
在这些奏章之中，群臣举的例子几乎就是高季兴和折从阮，其中前者是反面例证，而后者则是正面的成功之举。
高季兴从朱温的牙将起家，到成为荆南节度使之后渐趋独立，在后梁和杨吴、前蜀之间长袖善舞，朱温之后已经根本驾驭不了他了。一直到李存勖灭梁，高季兴迫于情势到洛阳觐见，时论就主张将其留在京师，结果郭崇韬以新朝初立，正要推信义于华夏，请放高季兴归藩。
醒过味来的高季兴几乎是快马加鞭地逃离了洛阳，回到江陵之后就增筑西面罗城，备御敌之具，然后在荆南招揽后梁的旧军故臣，兵众渐多，日益跋扈，从此之后荆南实质上就成为了独立的一国。
在群臣看来，当初要是李存勖不听郭崇韬的那一套，而是断然地留下了高季兴，荆南是没有那么容易割据出去的。
到了折从阮举族入朝的时候，虽然在位的是刘承祐这个无能的皇帝，但是当时的文武大臣还是相当有水平的，在他们的策划下，朝廷留下了折从阮，将他移镇至邓州，让其子折德扆任府州团练使，一方面并没有造成府州的剧烈动『荡』，另一方面却加强了折家与朝廷的关系，使得府州不至于像荆南、定难军那样坐大至半独立。
如今南唐已灭，大周的势力直达江南，杭州又有定远军的船队驻扎，这个时候钱弘俶居然乖乖地举族入朝，文武大臣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主张将其留在东京，以便兵不血刃地将吴越之地收归中央治下。
不得不说，这样的呼声有一定的道理，郭炜要是顺应众议，结果并不会太坏，只要留下钱弘俶，吴越之众失去了主心骨，单靠那几个平庸之将和几万吴越军是翻不起什么大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