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十年的冬天和往常一样萧索，但是进入十一月之后的东京城却是热闹非凡，各个藩镇或者节度使亲至，或者派来了庞大的使节团，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各色人员、物产齐聚，把个东京城给塞得满满的。
自从年轻天子继位以来，他亲征北伐攻取了幽蓟，又派大将领兵收取了南平和武平军，朝廷直辖的地域扩大了，完全听从朝廷调遣的藩镇增多了。之前隶属敌国的藩镇，还有半独立的藩镇，只要是在朝廷禁军的兵锋之内，顺服者或者保留原职，或者得到升迁，不过都各有赏赐不等；违命者则要么殒命沙场，要么被递解进京授以闲职，其实等同于幽囚。
有了这些活生生的示范，天底下的人还会有什么不明白的？如今天子即将在冬至日亲祀南郊，并且早在**月份就已经传诏天下了，哪个接到诏旨的藩镇、属国敢于等闲视之？有谁不是或者遣使入贡以助南郊，或者奉表赴阙陪祀的？
南唐国主李弘冀的使者来了，唐国吏部侍郎韩熙载、太府卿田霖携来贡银二万两、金银龙凤茶酒器数百事，唐国中书令、吴王李从嘉又一次赴阙，预备陪祀南郊。
吴越国王钱弘俶的使者来了，其长子检校太保、领建武军节度使钱惟濬入贡白金万两、犀角、象牙各十株、香药一十五万斤、金银真珠玳瑁器数百事，并陪祀南郊。
自称为清源军节度副使，并且权知泉、南等州的陈洪进，他的使者魏仁济又来了，还是为了原先的那件事——求着朝廷认可清源军对陈洪进的推举。与上一次稍有不同的则是，这一次陈洪进的准备十分充分，在魏仁济上一次无功而返之后，陈洪进就在泉州民间百般搜求，令家财百万以上者捐钱换协律、奉礼郎等官职，并蠲免其丁役，总算是凑齐了丰厚的贡礼，装船从泉州经过海路长途抵达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然后再辗转来到东京，正好赶上了南郊大礼，为此奉上白金万两，**、茶、香药万斤。
检校太保、江陵尹、荆南军节度使高继冲更是来了，他本人在获知天子即将亲祀南郊的消息以后，早早地就表求入朝觐见，在得到允可之后即马不停蹄地举族赴阙，就等着在天子身边陪祀。
除此以外，各地举族赴阙的节度使还有很多，除了刚刚打下来的荆、湖等地守臣不能轻动，范阳军、卢龙军两大节镇需要备御契丹，雄武军节度使和凤翔节度使是刚刚就任半年的，其他各大节度使正在络绎不绝地赶赴京师。
这些情况，通过各种表章和锦衣卫巡检司和密报汇总到了郭炜这里，让他大感欣慰——继位四年多以后，现在终于是一切尽在掌握了。历朝以来的传统汉地，除了依然以天子自居的后蜀与南汉，其他地方要么已经完全直属，要么已经纳头便拜，当然，对南唐的那个李弘冀还得防着一手。至于那鼠两端的定难军和雄踞塞外的契丹，就只能等整合好中原的人力物力之后再去对付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坏消息的。
从秦州离镇赴阙，准备在东京致仕的前雄武军节度使兼西面缘边都部署王景，因为确实是老病交加，在从秦州返回东京的一路上行道迟迟，最终还是因病留驻西京洛阳，于前不久薨逝。
山南东道节度使、西南面兵马都部署、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慕容延钊卒于镇。
守太保、太原郡王王景薨了倒是没有什么，反正他已经离镇了，郭炜让他归朝，本来就是打算让他回家颐养天年的，虽然现在并没有能够达成这个愿望，不过以王景薨逝时的七十五岁年纪，怎么也算是高龄了，薨了也没有太多的遗憾。
秦州那边自有韩通在镇守，对后蜀的备战工作不会因为王景的薨逝而受到丝毫的影响，真正会受到影响的是王廷义、王廷睿、王廷训兄弟三人，丁外艰那是要罢职守制的。
当然，有郭炜在，这种事情就只能算是无足轻重了，作为皇帝，他手里面自然有对付这种儒家礼制的权宜工具。郭炜可没有打算在这时候再对禁军将领进行一次调整，于是西头供奉官王廷睿仍然依制罢职回家守丧，而殿前司都虞候王廷义和锦衣卫亲军金枪右厢第五军都指挥使王廷训则马上就都被夺情起复了。
夺情起复这个工具么，相对于丧期守制的这个“经”，那就是儒家“经权”之中的“权”了，现在则已经成为了郭炜手中的一张牌，虽然这张牌并不是完全可以由他来控制的——至少在启动时间上不是郭炜可以把握的——但是他可以借机好好地运用一番。
譬如现在王景薨逝，郭炜夺情起复王廷义和王廷训，只是让位置相对来说不算太关键的王廷睿依制守丧，聊以对付物议。而在赵家兄弟身上，这个工具郭炜压根就没有使用，显德八年年中南阳郡太夫人杜氏病故，当时的彰武军节度使赵匡胤和渝关都监赵匡义就必须踏踏实实地依制罢职，然后在家里面坐满了二十七个月。
现在倒是赵氏兄弟重新出仕的时间了，不过两年多时间的冷宅子坐下来，他们还能够有什么能为的？不敢说其基本势力被连根拔起吧，起码要谋划什么大事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了，赵匡胤手底下可能还会有几个忠心家臣肯一直跟着，级别低基础薄弱的赵匡义那就完全是光杆一个了吧。
慕容延钊卒于镇所，这个事情就稍微有些头疼了。
当初郭炜命令慕容延钊带病出征，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对于他这种单纯的军史爱好者、前企业家，带兵打了几年仗还是对战争艺术缺乏灵感的人来说，杀鸡用牛刀当然是最稳妥的，因为他对指挥艺术缺乏自信，对制造牛刀却是信心十足。
收取荆、湖这一战，牛刀是造得不错，宿将慕容延钊受命肩舆赴戎事，还有另外两员宿将何继筠、王继勋为辅佐，加上以部分侍卫亲军为核心的武装力量，整个战争过程轻松异常，缺乏艺术美感，缺乏文学悬念，只有强横的暴力美学。
可惜也加重了慕容延钊的生命损耗。
到了战争后期，虽然慕容延钊基本上卸下了指挥重担，回到了襄州养病，而且在夏天的时候似乎还恢复得不错，但是积劳的恶果终于在秋冬之交的时候爆了出来。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慕容延钊身患重病的消息才传到东京不久，郭炜准备派过去的太医还没有启程，慕容延钊病故的讣告就接踵而至。
因为郭炜要亲祀南郊，权知襄州的太常卿边光范这才刚刚被从襄州召回来，要参与相关的典章仪注讨论呢，这下子襄州一时就没了主官了。好在南平已经内属了，襄州不再是西南边境，主官耽搁一两个月上任也不会有大麻烦。
还是先走完亲祀南郊这个程序吧，之后再趁着大批节度使归朝的机会，一方面补缺，一方面移镇。要做一个有作为、可以上史书的好皇帝，这类麻烦事总是会不断地来，根本就摆脱不了的。
就算是亲祀南郊这么一桩子事，都能被那些大臣们搞出来不少曲折呢。
郭炜之所以要亲祀南郊，自然是为了宣示皇权，在北伐南征的武功背景下，再用这种文教的手段来显示自己的大义名分。
早在**月间的时候，郭炜就已经吩咐礼部、太常寺和司天监准备冬至日南郊的典仪了，结果有关部门当时就整出来一条争议——显德十年的冬至日是十一月二十九，正是十一月晦前的那一天，皇帝亲郊不应近晦，建议亲祀日改用十六日甲子。
哦，因为要避开月晦的时间，连冬至日的仪式都得改到满月里来做，这不是封建迷信么？好吧……冬至日亲祀南郊其实也是封建迷信活动，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威力还是蛮大的，光是用刀枪可没有办法消灭，既然在整体上都采用了这种礼制，那么细节上显然也不好违反。
再者说了，即使在科学昌明的后世，选日子选时间讲究口彩不也是大行其道么？就连某个举世大典还不是因为莫名的原因，非得选在八月八日的八点零八分？
既然都已经入乡随俗地搞亲祀南郊等一系列活动了，也不在乎再多尊重一点时代风俗，反正大家都知道冬至日确实是在当年的十一月二十九，这就行了，十一月十六日举行的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改变不了冬至日的。
显德十年的十一月十六日，东京城的朱明门外，有司早已作坛如唐之圜丘，设昊天上帝与皇地祇位，以宰相、台丞及学士、尚书为南郊大礼使、礼仪使、卤簿使、仪仗使、桥道顿遞使等职，郭炜亲至南郊祭祀。
自从年轻天子继位以来，他亲征北伐攻取了幽蓟，又派大将领兵收取了南平和武平军，朝廷直辖的地域扩大了，完全听从朝廷调遣的藩镇增多了。之前隶属敌国的藩镇，还有半独立的藩镇，只要是在朝廷禁军的兵锋之内，顺服者或者保留原职，或者得到升迁，不过都各有赏赐不等；违命者则要么殒命沙场，要么被递解进京授以闲职，其实等同于幽囚。
有了这些活生生的示范，天底下的人还会有什么不明白的？如今天子即将在冬至日亲祀南郊，并且早在**月份就已经传诏天下了，哪个接到诏旨的藩镇、属国敢于等闲视之？有谁不是或者遣使入贡以助南郊，或者奉表赴阙陪祀的？
南唐国主李弘冀的使者来了，唐国吏部侍郎韩熙载、太府卿田霖携来贡银二万两、金银龙凤茶酒器数百事，唐国中书令、吴王李从嘉又一次赴阙，预备陪祀南郊。
吴越国王钱弘俶的使者来了，其长子检校太保、领建武军节度使钱惟濬入贡白金万两、犀角、象牙各十株、香药一十五万斤、金银真珠玳瑁器数百事，并陪祀南郊。
自称为清源军节度副使，并且权知泉、南等州的陈洪进，他的使者魏仁济又来了，还是为了原先的那件事——求着朝廷认可清源军对陈洪进的推举。与上一次稍有不同的则是，这一次陈洪进的准备十分充分，在魏仁济上一次无功而返之后，陈洪进就在泉州民间百般搜求，令家财百万以上者捐钱换协律、奉礼郎等官职，并蠲免其丁役，总算是凑齐了丰厚的贡礼，装船从泉州经过海路长途抵达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然后再辗转来到东京，正好赶上了南郊大礼，为此奉上白金万两，**、茶、香药万斤。
检校太保、江陵尹、荆南军节度使高继冲更是来了，他本人在获知天子即将亲祀南郊的消息以后，早早地就表求入朝觐见，在得到允可之后即马不停蹄地举族赴阙，就等着在天子身边陪祀。
除此以外，各地举族赴阙的节度使还有很多，除了刚刚打下来的荆、湖等地守臣不能轻动，范阳军、卢龙军两大节镇需要备御契丹，雄武军节度使和凤翔节度使是刚刚就任半年的，其他各大节度使正在络绎不绝地赶赴京师。
这些情况，通过各种表章和锦衣卫巡检司和密报汇总到了郭炜这里，让他大感欣慰——继位四年多以后，现在终于是一切尽在掌握了。历朝以来的传统汉地，除了依然以天子自居的后蜀与南汉，其他地方要么已经完全直属，要么已经纳头便拜，当然，对南唐的那个李弘冀还得防着一手。至于那鼠两端的定难军和雄踞塞外的契丹，就只能等整合好中原的人力物力之后再去对付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坏消息的。
从秦州离镇赴阙，准备在东京致仕的前雄武军节度使兼西面缘边都部署王景，因为确实是老病交加，在从秦州返回东京的一路上行道迟迟，最终还是因病留驻西京洛阳，于前不久薨逝。
山南东道节度使、西南面兵马都部署、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慕容延钊卒于镇。
守太保、太原郡王王景薨了倒是没有什么，反正他已经离镇了，郭炜让他归朝，本来就是打算让他回家颐养天年的，虽然现在并没有能够达成这个愿望，不过以王景薨逝时的七十五岁年纪，怎么也算是高龄了，薨了也没有太多的遗憾。
秦州那边自有韩通在镇守，对后蜀的备战工作不会因为王景的薨逝而受到丝毫的影响，真正会受到影响的是王廷义、王廷睿、王廷训兄弟三人，丁外艰那是要罢职守制的。
当然，有郭炜在，这种事情就只能算是无足轻重了，作为皇帝，他手里面自然有对付这种儒家礼制的权宜工具。郭炜可没有打算在这时候再对禁军将领进行一次调整，于是西头供奉官王廷睿仍然依制罢职回家守丧，而殿前司都虞候王廷义和锦衣卫亲军金枪右厢第五军都指挥使王廷训则马上就都被夺情起复了。
夺情起复这个工具么，相对于丧期守制的这个“经”，那就是儒家“经权”之中的“权”了，现在则已经成为了郭炜手中的一张牌，虽然这张牌并不是完全可以由他来控制的——至少在启动时间上不是郭炜可以把握的——但是他可以借机好好地运用一番。
譬如现在王景薨逝，郭炜夺情起复王廷义和王廷训，只是让位置相对来说不算太关键的王廷睿依制守丧，聊以对付物议。而在赵家兄弟身上，这个工具郭炜压根就没有使用，显德八年年中南阳郡太夫人杜氏病故，当时的彰武军节度使赵匡胤和渝关都监赵匡义就必须踏踏实实地依制罢职，然后在家里面坐满了二十七个月。
现在倒是赵氏兄弟重新出仕的时间了，不过两年多时间的冷宅子坐下来，他们还能够有什么能为的？不敢说其基本势力被连根拔起吧，起码要谋划什么大事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了，赵匡胤手底下可能还会有几个忠心家臣肯一直跟着，级别低基础薄弱的赵匡义那就完全是光杆一个了吧。
慕容延钊卒于镇所，这个事情就稍微有些头疼了。
当初郭炜命令慕容延钊带病出征，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对于他这种单纯的军史爱好者、前企业家，带兵打了几年仗还是对战争艺术缺乏灵感的人来说，杀鸡用牛刀当然是最稳妥的，因为他对指挥艺术缺乏自信，对制造牛刀却是信心十足。
收取荆、湖这一战，牛刀是造得不错，宿将慕容延钊受命肩舆赴戎事，还有另外两员宿将何继筠、王继勋为辅佐，加上以部分侍卫亲军为核心的武装力量，整个战争过程轻松异常，缺乏艺术美感，缺乏文学悬念，只有强横的暴力美学。
可惜也加重了慕容延钊的生命损耗。
到了战争后期，虽然慕容延钊基本上卸下了指挥重担，回到了襄州养病，而且在夏天的时候似乎还恢复得不错，但是积劳的恶果终于在秋冬之交的时候爆了出来。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慕容延钊身患重病的消息才传到东京不久，郭炜准备派过去的太医还没有启程，慕容延钊病故的讣告就接踵而至。
因为郭炜要亲祀南郊，权知襄州的太常卿边光范这才刚刚被从襄州召回来，要参与相关的典章仪注讨论呢，这下子襄州一时就没了主官了。好在南平已经内属了，襄州不再是西南边境，主官耽搁一两个月上任也不会有大麻烦。
还是先走完亲祀南郊这个程序吧，之后再趁着大批节度使归朝的机会，一方面补缺，一方面移镇。要做一个有作为、可以上史书的好皇帝，这类麻烦事总是会不断地来，根本就摆脱不了的。
就算是亲祀南郊这么一桩子事，都能被那些大臣们搞出来不少曲折呢。
郭炜之所以要亲祀南郊，自然是为了宣示皇权，在北伐南征的武功背景下，再用这种文教的手段来显示自己的大义名分。
早在**月间的时候，郭炜就已经吩咐礼部、太常寺和司天监准备冬至日南郊的典仪了，结果有关部门当时就整出来一条争议——显德十年的冬至日是十一月二十九，正是十一月晦前的那一天，皇帝亲郊不应近晦，建议亲祀日改用十六日甲子。
哦，因为要避开月晦的时间，连冬至日的仪式都得改到满月里来做，这不是封建迷信么？好吧……冬至日亲祀南郊其实也是封建迷信活动，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威力还是蛮大的，光是用刀枪可没有办法消灭，既然在整体上都采用了这种礼制，那么细节上显然也不好违反。
再者说了，即使在科学昌明的后世，选日子选时间讲究口彩不也是大行其道么？就连某个举世大典还不是因为莫名的原因，非得选在八月八日的八点零八分？
既然都已经入乡随俗地搞亲祀南郊等一系列活动了，也不在乎再多尊重一点时代风俗，反正大家都知道冬至日确实是在当年的十一月二十九，这就行了，十一月十六日举行的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改变不了冬至日的。
显德十年的十一月十六日，东京城的朱明门外，有司早已作坛如唐之圜丘，设昊天上帝与皇地祇位，以宰相、台丞及学士、尚书为南郊大礼使、礼仪使、卤簿使、仪仗使、桥道顿遞使等职，郭炜亲至南郊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