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内城南部的州桥,又被称为汴桥,以南北走向横跨于汴河之上,乃是大唐建中年间的汴州节度使李勉所建,以其正当节度使府衙的南门而得名。大唐的最后一任汴州节度使朱全忠篡唐建立后梁,以汴州大梁城为东京,将节度使府衙作为皇宫大内,从皇宫南门(元化门,现在的宣德门)到东京城南门尉氏门(现在的东京内城薰风门)的中轴大道也就成为了御街,而州桥就因此成了御桥。

    不过在东京百姓的嘴里,州桥始终还是叫做州桥。

    不同于汴河东角门子等处为了行船方便而建起来的虹桥,还有西角门子那边以船只搭建而成的浮桥,州桥因为正当御街的要冲,其中车马行人往来非常频繁,桥梁就只能选取石材建成低平的形状,桥下密布着石质桥墩,以此来保证御驾和军旅的通行安全。

    只是车马行人固然是方便了,穿梭于汴河之上的漕船却都是苦了。

    因为州桥过于低平而且桥下密布着桥墩,自东南而来的大型漕船就难以通过桥下继续向西航行,而州桥以西尚有许多的军料库和官仓需要漕船接济,所以开封府不得不在州桥的东面不远处建起了转运码头,并且将汴河上的船只分作了东河船与西河船这样两种船型。

    所谓的东河船,也就是畅行于漕路上的大型漕船,其载重量大而吃水较深,是长途漕运的专用船只。从州桥以东的汴河出城,经汴水于泗州进入淮水,再于楚州进入新近疏浚的漕渠,东京漕路可以直达扬州,吴越、南唐的贡奉和淮南的赋税从这条漕路就能够直抵京师。

    西河船则是平船,船身小巧而吃水较浅,可以通过低矮的州桥由东河进入西河,州桥西边汴河两岸的仓储补充就靠它们了。东河船自淮南运来的各种物资,除了补充州桥以东汴河沿岸的仓储以外,就需要在转运码头换装上西河船方能继续西运。

    州桥附近如此独特的交通条件,使得东京以南水陆两途进京的行旅几乎全部汇集于此,造就了州桥周边出类拔萃的商业环境。

    从陆路过来的荆襄陈蔡等地的士子商旅,还有南平、楚地过来的使者商旅,在通过薰风门进入东京内城之后,都会到州桥附近歇一歇脚;从水路过来的淮南徐宋等地的士子商旅,还有吴越、南唐过来的使者商旅,也会在转运码头那里下船歇息;再加上日日忙碌在转运码头的那些力役,州桥周边是三教九流人员辐辏,勾栏瓦舍、馆驿旅店、茶楼酒肆在州桥附近是特别的拥挤。

    周家酒楼就位于州桥边的汴河北岸,正处在州桥和转运码头之间的这一段河岸上,位置极为便利,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占据着商业黄金地段。

    酒楼的门面非常宽敞,楼宇更是高达三层,酒旗从楼顶伸出去挑得高高的,无论是通过州桥往返的客人还是汴河漕船上的行旅,一打眼就看得到,所以除了冬季汴河封冻漕运暂停的那一段时间以外,酒楼就没有过冷清的时候。

    在这一段的河岸上,像周家酒楼这样的高楼还有十一间,正好把州桥到转运码头这一段距离给塞得满满的。只是这些楼宇分别设有旅馆、茶楼和南北百货买卖等诸多营生,唯独再没有第二间酒楼了,就连其他的营生也基本上是不重样的,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每一家楼店都是顾客盈门。

    这一日正值中秋,虽然这个节日主要是一个民俗节庆,皇帝和官府并没有特别的过节仪式,不过为了官民同庆,这个节照常是有三天假期的。有假期的节日,东京士民就会去自找乐子,中秋又不是一个出城赏景的好时机,于是城里面的瓦舍酒楼就分外地热闹起来。

    更何况,今年的节日有着特殊的意义。

    年初官家率禁军亲征北疆,不过数月即取得大捷,从天福元年起就丧失了的幽州要地转眼重归中国,实在是自唐末丧乱以来数得着的武勋。虽然官家在凯旋的那天并没有搞什么盛大的入城式和庆祝仪式,但是趁着这个中秋,官家还是颁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另外朝廷上下各有封赏不说,就是东京的百姓也能分得天子恩泽――每户人家都可以得到一些钱帛赏赐,东京城内的七旬老人还获得邀请,前往宣德门去赴皇帝的晚宴。

    因此,宣德门前的御街早早地就布置停当,宣德楼前也竖起了盖天旗,无数城中闲汉和外地爱赶热闹的人都跑去了宣德门,只为了围观皇帝和大赦仪式。

    这一天东京城最热闹的地方注定是宣德门前的御街,不过周家酒楼附近的人潮却也没有稍减。寻常百姓平日里可是很少能够见到皇帝的,今天却可以站着去围观皇帝――虽然皇帝是在宣德楼上面,他们当然都是兴高采烈地跑去围观了,不过东京城自然也有平常见多了皇帝的达官贵人,现在难得有了公休假,他们显然是更愿意与家人或者二三好友觥筹交错的,除开家中,周家酒楼这种华贵气派的地方肯定是选。

    只是在满楼的私宴之中,二楼的两个房间却是稍有不同。

    这两个房间恰好位于酒楼二层南面的东西两端,房内的客人既能够凭窗观赏汴河水景,又可以避免互相之间的打扰。在东端那个房间里面坐着的,正是左补阙代居方和两浙进奏使钱弘信,而在西端那个房间里面坐着的,却正是引进副使郭承迁和江南进奏使陆匡符、唐国告哀使李从嘉,称得上累世为敌的吴越和唐国的使者自然是以不直接碰面为好――虽然他们互相都知道对方在东京,甚至知道对方就在这个酒楼当中,但是只要没有直接碰面,那就可以故作不知。

    代居方和郭承迁两人在公休假日里面还在从事公务,却看不出有丝毫的不快,两个人正与各自的客人喝得酒酣耳热的,一则是因为朝官中的值班制度正好轮到他们,二则这一回上酒楼来,他们其实是公款吃喝。

    这各自一桌的酒席,代居方和郭承迁从郭炜的内帑中各领了十万钱出来作为预算,只要在席上点菜不是太过奢侈,即使是在周家酒楼这样的豪华场所消遣,十万钱也是尽够了的,两个人最后恐怕都还能有不少钱财可以落袋。

    这点子事情,郭炜心中自然是门清的,只不过要差人办事,算计得太精明是不行的,既然遍赏东京百姓和宣德门前与民同乐已经要花上不少钱,倒也不会再缺了这两百贯。

    其实真的论起来,这些开支应该说都是出自北伐的预算。因为整个战争过程非常的顺利,作战时间比预期的要短上许多,最后不光是河北诸州积攒的粮秣军资节省了很多,征调的民夫日役也有所削减,另外由于军队、民夫的伤亡都比较小,在赏赐抚恤方面也省了很多钱帛。

    省了这么多钱,要是换个抠门一点的皇帝,那可能就要把这些钱放进仓库里去,一直等到串钱的绳子烂掉,以此来显示国家的富裕,给史书留下盛世的证据。不过郭炜肯定是不会这样做的,钱,只有花出去才有价值,是治国明君还是奢侈昏君,并不是看怎么省钱,端的是看把钱花在哪里了。

    不能把钱遍洒天下,仅仅是东京一城却还是可以顾及到的,花上一点钱显示天子恩泽,顺便还能刺激一下消费,郭炜觉得很值。至于让天下人都能够体会到天子的仁德,那就只好用大赦天下这一招了。

    至于宴请两浙和江南的进奏使,那其实是郭炜对李从嘉的一点补偿。

    在回京的路上,郭炜不经意的问话吓坏了这个江南亲王,当时李从嘉就没口子地澄清自己毫无离开中朝返乡之意,让郭炜再一次感慨操着生杀大权的人真不能够随意说话。

    本来要是想安李从嘉的心,直接放他回金陵就是了,可是郭炜回京之后需要处理的政务太多,暂时腾不出手派人去江南吊祭李景,李从嘉的归期也就定不下来。

    退而求其次,遣人陪伴李从嘉他们宴饮也是安抚之策,而江南进奏使的待遇当然也是两浙进奏使应该享有的,于是两百贯的公款吃喝项目就出台了。当然,这是郭炜个人的恩典,那就是郭炜自己出血而不应该是国家财政开支,这账就必须走内帑而不是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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