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显德八年的四月初七，因为正处在小满和芒种这两个节气中间，也就是大约在西元961年的五月底六月初，江淮一带的小麦都已经开始收割了。
相州城外的东郊有一片荒原，荒原上的野草长得特别茂盛，周围的村民却没有一个人到这里来开荒。永济渠就从这片荒原的东边流过，从滑州到大名府的这一段运河又叫做御河，就在离御河不远的西边荒原之上，周军在晨曦中面朝北方安然肃立列阵以待，军阵当中旌旗林立迎风招展，在大军的北面临时筑起了一个高台，方圆十丈高约三丈的锥状土台正中一面天子旌旗高高飘扬。
郭炜从土台的北面缓缓地拾级而上，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彰德军节度使柴贵落后三步在右侧紧紧跟随。相州是彰德军节度使的治所，柴贵平日要在侍卫亲军司典军，本来是无暇亲自到当地来管理的，这次为了完善筹备郭炜策划的在相州举行的誓师大会，柴贵专门跑到相州来忙活了整整一个月。
虽然在实际亲缘上是郭荣的弟弟、郭炜的叔叔，但是在宗法上柴贵只是郭荣的表弟、郭炜的表叔，而在朝廷法度上柴贵就是臣子，他的军职升迁又是一直靠着郭荣父子，所以柴贵在平时行事都是相当的恭谨自持，从来就不会以国戚自居，对皇帝交代的事情比一般人办得还要严谨麻利。
北征幽蓟，既是郭荣的一生梦想，也是郭炜平定天下计划中的关键一环，他们从来不曾像王朴以及更多的文人们那样把这个任务摆在平定南方之后。
郭荣在夺取淮南免除后顾之忧并且取得江南财富之后，仅仅是筹备了不到一年就毅然北伐，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郭炜当时置身其间，几乎都要以为历史会在那时候生重大转折了，遗憾的是郭荣的突病情不可逆转，北伐如同既定的历史一样最终功亏一篑。
郭炜是显德六年那次北伐当中前出最多的高级将领，也是距离幽州最近的周军大将，几乎是坚持到最后才撤离契丹的属地。在离开固安县城北桑干水岔流的时候，郭炜以立誓一般的坚定说出了“我还会再回来的”这样的宣言，虽然郭炜在前世见识多了这句话的应用，但是他在固安说话的时候是极其认真的，一点都没有向谁致敬的意思。
可惜回京继位的曲折与在位的强势皇帝暂时回师那是完全不同的，即使在中间只是出了一点小小的波折，郭炜还是要顾虑方方面面的问题，摆平一些显而易见的隐患，于是这一耽搁就是将近两年。
好在这两年的时间也没有白费。
先就是在朝堂之上，虽然群臣对待自己不可能像对郭荣那样的恭顺，最起码太过于明显的掣肘是没有了。这次郭炜宣布亲征就没有被哪位大臣强烈反对过，尤其是郭炜巧妙地规避了四月初一的日食，一直到了四月初二才下诏亲征幽蓟——虽然李重进、韩通和张永德等人早就率领部分侍卫亲军和定远军到镇州、定州和沧州一带担任前哨去了，不过在出的时候他们都是打着定期北巡备边的旗号。
其次就是在禁军当中了，新设立的渔政水运司且不说，另外两个军司几乎是在指挥一级被彻底打散重编，三个军司的将校也在各个教导营之中完成了改装整训，锦衣卫亲军司抽调了部分精干力量充实渔政水运司以后又得以扩编。由此军中各种“义社”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朝廷至少是皇帝的权威得以巩固，虽然重新编组有可能暂时削弱战斗力，经过整训换装的军队战斗力也应该有所提升。
然后就是基本的战略布局也得以完善，东南方向的储备物资已经逐步转运到了从黄州到泰州一线，并且还将在今后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西南方向的储备物资就准备得更为充分了，整个山南东道面对南平、武平和西向蜀地的水路，已经储备了大量的粮秣兵甲器械和船只，秦州的雄武军节度使王景和凤翔节度使王彦更是对攻击蜀地的北路方向准备得妥妥的，西南面水陆转运制置使高防用数年的功夫在凤州积攒了大批军储；至于河北方向，北面诸州水陆转运使王赞更是不负郭炜的厚望，一年时间下来，沧州和镇州已经为可能的幽州争夺战做好了准备，前沿的库存甚至就在雄州、霸州等地静候大军。
最后就是战略欺骗了。郭炜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未动干戈，半年以前大张旗鼓移镇任命的又是面对定难军、南平和江南方向的节度使，永济渠的疏浚则是在治河与漕运的统一名义下进行的，在冬季里主持修水利的右领军卫上将军陈承昭是南唐降将，完全不了解整个战略部署。因为准备工作做得足够充分，周军在北上的早期并不需要征太多的民夫随军，所以起的时间能够选择在麦收时节，郭炜相信这次北征幽蓟可以实现一定的战役突然性，并且有相当大的机会因粮于敌。
郭炜缓步迈上土台，走到土台朝南的边缘，看着东边不远处御河里面的桅杆，再看看下面一个个整齐排列的方阵，感受着拂面而来的微风，仿佛看得清楚那一张张坚毅昂扬而又稍微带着一点激动的年轻面孔，不禁心潮起伏。
上一次北伐，是强势的天子挟常胜之势，军中又有成年的皇储伴随，在京师还有几个未成年的皇子留守，可以说是众心安定。北伐进入契丹境内就一路势如破竹，到了接近幽州的时候，一些暮气深重的将领却还是对契丹心怀畏惧，只是以几乎兵不血刃而取得的战绩为满足，若非郭荣可以强硬推行个人决断，那就完全不必要一直等到他患病才会班师了。
这一次北伐，郭炜的强势可就差了郭荣很远，比起高平之战前的郭荣也是强得有限。好在朝中没有什么重臣像当时的冯道那样出头反对，正面支持的倒是有不少；地方节度使对朝廷也比那时候恭顺得多，郭家连续三代对藩镇的整治总归有明显的成效；禁军更是经过整编整训以后在服从指挥方面强过当初太多，樊爱能、何徽这样的将领应该再不会出现了，士卒更是要比高平之战前精强得多。
只是皇子才刚刚满月不久，皇弟里面年龄最大的郑王郭熙训也只有八周岁不到，这却是此次北伐的一个隐忧。皇后李秀梅在显德八年三月二十一诞下一子，让朝野上下都欣喜了一番，郭炜当即给他取了个小名“胜哥”，意在为自己计划中的北伐讨个口彩，虽然他向来不是那么迷信的人。
不过这种隐忧也不会比高平之战的时候更加险恶就是了，那时候郭荣可是连皇弟都没有，就只有把一个刚刚虚岁十四的长子提到开国郡侯遥领节度使的地位，更何况那时候的郭荣还没有真正掌军打过仗，在这一点上面郭炜倒是勉强有那么一些优势。
为了后方的安定，郭炜此次御驾亲征还是带上了两个宰相和一批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枢密院由枢密使吴廷祚随驾，三司副使张崇训为行营三司。因为有心疾而不能劳累过度的枢密使同平章事王朴则留值枢密院，并且担任东京留守，宣徽南院使昝居润为东京副留守，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张美为大内都点检。
这时候负责东京安全的是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袁彦，等到郭炜从相州誓师北上以后，在相州当地负责筹备与安全工作的柴贵将会率领所部回到东京，与袁彦所部共同负责京师巡检。
在出征的禁军方面，已经先行出的三个人各有任务。
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作为西路都部署统辖成德军和义武军防区，除了州郡兵和驻屯禁军以外又配属了一部分侍卫亲军，负责镇州、定州对土门和西山路方向北汉军的防御，以及易州对紫荆岭、飞狐口方向契丹、北汉军的防御，并且负责镇州、定州地区对易州这个西路进攻起地的补给转运。
渔政水运司都点检张永德作为东路都部署统辖横海军和登州防区，除了州郡兵和驻屯禁军以外再配属了渔政水运司的定远军一部，负责沧州和沙门岛向霸州、雄州等东路进攻起地的补给转运。
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作为行营都部署在霸州、雄州和易州等地设立出阵地，统一调度先期抵达的侍卫亲军主力和当地州郡兵以及驻屯禁军，等候郭炜亲率大军前来会合。
郭炜本人率领的行营主力四月初三从东京出，在滑州乘船于四月初六晚到达相州东郊，并且定于四月初七于相州誓师，然后再乘船经大名府、贝州直趋沧州。行营主力由锦衣卫亲军、殿前军、怀德军和一部分侍卫亲军组成，总兵力有十余万，永济渠将为此舳舻相连。
相州城外的东郊有一片荒原，荒原上的野草长得特别茂盛，周围的村民却没有一个人到这里来开荒。永济渠就从这片荒原的东边流过，从滑州到大名府的这一段运河又叫做御河，就在离御河不远的西边荒原之上，周军在晨曦中面朝北方安然肃立列阵以待，军阵当中旌旗林立迎风招展，在大军的北面临时筑起了一个高台，方圆十丈高约三丈的锥状土台正中一面天子旌旗高高飘扬。
郭炜从土台的北面缓缓地拾级而上，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彰德军节度使柴贵落后三步在右侧紧紧跟随。相州是彰德军节度使的治所，柴贵平日要在侍卫亲军司典军，本来是无暇亲自到当地来管理的，这次为了完善筹备郭炜策划的在相州举行的誓师大会，柴贵专门跑到相州来忙活了整整一个月。
虽然在实际亲缘上是郭荣的弟弟、郭炜的叔叔，但是在宗法上柴贵只是郭荣的表弟、郭炜的表叔，而在朝廷法度上柴贵就是臣子，他的军职升迁又是一直靠着郭荣父子，所以柴贵在平时行事都是相当的恭谨自持，从来就不会以国戚自居，对皇帝交代的事情比一般人办得还要严谨麻利。
北征幽蓟，既是郭荣的一生梦想，也是郭炜平定天下计划中的关键一环，他们从来不曾像王朴以及更多的文人们那样把这个任务摆在平定南方之后。
郭荣在夺取淮南免除后顾之忧并且取得江南财富之后，仅仅是筹备了不到一年就毅然北伐，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郭炜当时置身其间，几乎都要以为历史会在那时候生重大转折了，遗憾的是郭荣的突病情不可逆转，北伐如同既定的历史一样最终功亏一篑。
郭炜是显德六年那次北伐当中前出最多的高级将领，也是距离幽州最近的周军大将，几乎是坚持到最后才撤离契丹的属地。在离开固安县城北桑干水岔流的时候，郭炜以立誓一般的坚定说出了“我还会再回来的”这样的宣言，虽然郭炜在前世见识多了这句话的应用，但是他在固安说话的时候是极其认真的，一点都没有向谁致敬的意思。
可惜回京继位的曲折与在位的强势皇帝暂时回师那是完全不同的，即使在中间只是出了一点小小的波折，郭炜还是要顾虑方方面面的问题，摆平一些显而易见的隐患，于是这一耽搁就是将近两年。
好在这两年的时间也没有白费。
先就是在朝堂之上，虽然群臣对待自己不可能像对郭荣那样的恭顺，最起码太过于明显的掣肘是没有了。这次郭炜宣布亲征就没有被哪位大臣强烈反对过，尤其是郭炜巧妙地规避了四月初一的日食，一直到了四月初二才下诏亲征幽蓟——虽然李重进、韩通和张永德等人早就率领部分侍卫亲军和定远军到镇州、定州和沧州一带担任前哨去了，不过在出的时候他们都是打着定期北巡备边的旗号。
其次就是在禁军当中了，新设立的渔政水运司且不说，另外两个军司几乎是在指挥一级被彻底打散重编，三个军司的将校也在各个教导营之中完成了改装整训，锦衣卫亲军司抽调了部分精干力量充实渔政水运司以后又得以扩编。由此军中各种“义社”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朝廷至少是皇帝的权威得以巩固，虽然重新编组有可能暂时削弱战斗力，经过整训换装的军队战斗力也应该有所提升。
然后就是基本的战略布局也得以完善，东南方向的储备物资已经逐步转运到了从黄州到泰州一线，并且还将在今后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西南方向的储备物资就准备得更为充分了，整个山南东道面对南平、武平和西向蜀地的水路，已经储备了大量的粮秣兵甲器械和船只，秦州的雄武军节度使王景和凤翔节度使王彦更是对攻击蜀地的北路方向准备得妥妥的，西南面水陆转运制置使高防用数年的功夫在凤州积攒了大批军储；至于河北方向，北面诸州水陆转运使王赞更是不负郭炜的厚望，一年时间下来，沧州和镇州已经为可能的幽州争夺战做好了准备，前沿的库存甚至就在雄州、霸州等地静候大军。
最后就是战略欺骗了。郭炜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未动干戈，半年以前大张旗鼓移镇任命的又是面对定难军、南平和江南方向的节度使，永济渠的疏浚则是在治河与漕运的统一名义下进行的，在冬季里主持修水利的右领军卫上将军陈承昭是南唐降将，完全不了解整个战略部署。因为准备工作做得足够充分，周军在北上的早期并不需要征太多的民夫随军，所以起的时间能够选择在麦收时节，郭炜相信这次北征幽蓟可以实现一定的战役突然性，并且有相当大的机会因粮于敌。
郭炜缓步迈上土台，走到土台朝南的边缘，看着东边不远处御河里面的桅杆，再看看下面一个个整齐排列的方阵，感受着拂面而来的微风，仿佛看得清楚那一张张坚毅昂扬而又稍微带着一点激动的年轻面孔，不禁心潮起伏。
上一次北伐，是强势的天子挟常胜之势，军中又有成年的皇储伴随，在京师还有几个未成年的皇子留守，可以说是众心安定。北伐进入契丹境内就一路势如破竹，到了接近幽州的时候，一些暮气深重的将领却还是对契丹心怀畏惧，只是以几乎兵不血刃而取得的战绩为满足，若非郭荣可以强硬推行个人决断，那就完全不必要一直等到他患病才会班师了。
这一次北伐，郭炜的强势可就差了郭荣很远，比起高平之战前的郭荣也是强得有限。好在朝中没有什么重臣像当时的冯道那样出头反对，正面支持的倒是有不少；地方节度使对朝廷也比那时候恭顺得多，郭家连续三代对藩镇的整治总归有明显的成效；禁军更是经过整编整训以后在服从指挥方面强过当初太多，樊爱能、何徽这样的将领应该再不会出现了，士卒更是要比高平之战前精强得多。
只是皇子才刚刚满月不久，皇弟里面年龄最大的郑王郭熙训也只有八周岁不到，这却是此次北伐的一个隐忧。皇后李秀梅在显德八年三月二十一诞下一子，让朝野上下都欣喜了一番，郭炜当即给他取了个小名“胜哥”，意在为自己计划中的北伐讨个口彩，虽然他向来不是那么迷信的人。
不过这种隐忧也不会比高平之战的时候更加险恶就是了，那时候郭荣可是连皇弟都没有，就只有把一个刚刚虚岁十四的长子提到开国郡侯遥领节度使的地位，更何况那时候的郭荣还没有真正掌军打过仗，在这一点上面郭炜倒是勉强有那么一些优势。
为了后方的安定，郭炜此次御驾亲征还是带上了两个宰相和一批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枢密院由枢密使吴廷祚随驾，三司副使张崇训为行营三司。因为有心疾而不能劳累过度的枢密使同平章事王朴则留值枢密院，并且担任东京留守，宣徽南院使昝居润为东京副留守，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张美为大内都点检。
这时候负责东京安全的是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袁彦，等到郭炜从相州誓师北上以后，在相州当地负责筹备与安全工作的柴贵将会率领所部回到东京，与袁彦所部共同负责京师巡检。
在出征的禁军方面，已经先行出的三个人各有任务。
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作为西路都部署统辖成德军和义武军防区，除了州郡兵和驻屯禁军以外又配属了一部分侍卫亲军，负责镇州、定州对土门和西山路方向北汉军的防御，以及易州对紫荆岭、飞狐口方向契丹、北汉军的防御，并且负责镇州、定州地区对易州这个西路进攻起地的补给转运。
渔政水运司都点检张永德作为东路都部署统辖横海军和登州防区，除了州郡兵和驻屯禁军以外再配属了渔政水运司的定远军一部，负责沧州和沙门岛向霸州、雄州等东路进攻起地的补给转运。
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作为行营都部署在霸州、雄州和易州等地设立出阵地，统一调度先期抵达的侍卫亲军主力和当地州郡兵以及驻屯禁军，等候郭炜亲率大军前来会合。
郭炜本人率领的行营主力四月初三从东京出，在滑州乘船于四月初六晚到达相州东郊，并且定于四月初七于相州誓师，然后再乘船经大名府、贝州直趋沧州。行营主力由锦衣卫亲军、殿前军、怀德军和一部分侍卫亲军组成，总兵力有十余万，永济渠将为此舳舻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