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多事之秋（三）
带着心中的失落，阎锡山打开了赵振中写给他的信。看完之后，阎锡山却感慨更甚：“这个赵振中，他是想从根子上清理国民党啊”
见贾景德不解，阎锡山就将信递了过去，并说道：“你也看看吧。他一个年轻人，对当年旧事却知道的不少。”
赵振中在这封信中，先是解说了此前人民军同晋绥军之间的一些矛盾乃是西北政府同南京当局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给阎锡山一个台阶下。接着赵振中又历数了从孙文到老蒋国民党一贯的卖国政策，表明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同这个卖国政党及政权决然对立的态度。随后，又表示阎锡山乃同盟会元老，而同盟会不等于国民党，希望阎锡山能以国家民族为重，同西北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老蒋和南京卖国政府，并表示在此过程中西北将坚定地支持阎锡山正义行动的立场。
看完之后，贾景德也很是诧异，遂说道：“谈不上什么文采，不过，倒也算是言辞恳切，可这信上所说旧事难道都是真的？”
贾景德并非同盟会员，对当年从同盟会到国民党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内幕也就不清楚。而阎锡山虽是同盟会元老，可出于为尊者讳的心理也并未向自己的秘书长述及当年往事。
“当年同盟会中确实闹得凶。”阎锡山叹道，“当初先总理确实接受了日本人提供的钱款，抛下同盟会总部，不辞而别去了南洋。陶、章等人曾因此提出罢免其同盟会总理职务，只是被黄克强给压下去了。陶成章遇刺后，光复会基本上就烟消云散。后来，原同盟会遗脉中就先总理一系独大了。二次**后，黄克强等人又因事故同先总理分道扬镳。现在细思起来，当初黄克强和陶、章等人坚持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尽管阎锡山不肯深谈，又不愿评价孙文，但从其肯定黄兴、陶成章、章炳麟的话语中，却已经从侧面表明了态度。
“只不过，我们现在属于南京当局治下，也在船上。与西北联合并公然表态反对南京是不可能的。最多也就是暗中联合西北，以图晋绥自保罢了。”阎锡山叹道。
当年的老同盟会员或被杀害，或已病故，或被南京当局收编，或正被压制，加上从孙文到老蒋一味鼓吹自己、淡化或抹杀其他势力的历史功绩，多年下来，“大炮”已成了“国父”，凶手也成了委员长。这种情况下，要是阎锡山跳出来和西北联合清算旧帐，晋绥两省民众和中下层军政人员不明真相，再有他人的挑动，恐怕晋绥系自身就会陷入混乱。
阎锡山定了调子，贾景德细思之下觉得眼下也只能如此，便也不再就此多谈。接着，阎、贾二人便商量起如何落实同西北所达成协定的落实来。
5月5日，东进山西的**武装满载而归，全部渡河回到陕北。随即，**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名义发表通电，要求“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并称“‘人民抗日先锋军’已撤回黄河西岸，盼南京政府诚意幡然改悔，先在陕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具体办法。并望各团体、党派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遣派代表隔断双方火线”云云。
阎锡山虽然也希望停战，可对**的通电却嗤之以鼻：“缺钱粮和兵员了，就跑到山西抢上几个月，还宣扬是什么‘北上抗日’等抢得钵满盆满了，加上雨季将至，就溜回河西。现在又叫嚷着‘停战议和’，合辙整天下的道理全在共军嘴里哪有这等好事”
不过，阎锡山现在无力顾及陕北**，除了忙着在晋西加紧构筑工事防备共军今后再次东进外，他还要同南京当局明争暗斗，还要落实同西北之间的协定。
就在**武装全部撤回陕北的第二天，阎锡山致电南京，以共匪窜扰山西、清剿不利为名，自请议处。
面对阎锡山的以退为进，南京当局还真不好为难他。要是因剿共不利就处分地方大员，那估计南京治下封疆大吏中落马的可就多了。惩处一个阎锡山，势必搞得人人自危不可。况且，现在晋绥军仍听命于阎锡山，南京当局纵然有心，也是无力。既然现在动不了阎锡山，南京当局只好致电阎锡山对其进行抚慰了。
南京安抚阎锡山没几天，晋绥军却在后套一带对孙殿英部下了手。
先是傅作义致电南京，以“孙部匪性难改，纪律败坏，屡次侵扰后套民众，使当地民众逃离、田地荒芜”为由，联合王靖国部共同出兵，趁孙殿英奉命到太原的机会，一举解除了孙部武装。傅、王两部将孙部人马或吞并、或遣散，真个是吃干抹净，一个不留。
随后，阎锡山也致电南京，以孙殿英部不服从命令、败坏地方为由，将孙殿英押送南京处理。此外，除了宁马、青马在宁夏北部残余兵力因不属太原绥靖公署辖下，阎锡山无法调动外，其他庞炳勋等部被阎锡山以加强防务，谨防共匪东进为借口，全给调离了后套一带。
实际上，为了利用孙殿英部对抗人民军，阎锡山已经对该部容忍很久了。在原本历史上，孙殿英在34年春同西北诸马作战失利后，就被阎锡山令傅作义等人将孙部寻机解决掉。而在这个时代，因人民军的存在，孙殿英部已经多存在了两年时间。
解决了孙殿英后，除了马鸿逵、马步青还带着总计两万来人龟缩在宁夏北部与绥远之间外，后套、套内已全被晋绥军掌握。而在阎锡山暗中命令下，傅作义、王靖国等也大副削减后套、套内驻军，仅留下少量警戒兵力。通过这一系列举动，阎锡山表达了晋绥军同西北联合的诚意，为今后双方的阶段性合作奠定了基础。
对于阎锡山的有关举动，西北方面也给予回应。
在太原铁路局出现协调之下，从5月19日开始，原来奔行在天津—保德间的列车改为在天津—包头间运行。以每日四列对开的方式向包头一带运送来自南洋和澳洲的稻米、面粉，每日货运量在3千吨以上。
按照同西北方面达成的协议，阎锡山的晋绥军可从运往包头的货物中无偿获得30的份额，每天下来就是千吨左右的收获。这样的好买卖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精于算计的阎锡山自然心中开怀。
1千吨粮食可供十几万晋绥军7天左右的消耗，也可供15万灾民半个月的吃食，而按照每日千吨的收益算下来，只要运输上两、三个月，那不但晋绥军今后一年多的吃食有了着落，就连晋、绥两省的灾民也能得到充足的粮食赈济。而根据贾景德从西北那边得到的消息，只要交通能顺畅，这种粮食运输应该会持续到年底前后。也就是说，只要运输不出问题，阎锡山将获得6万吨左右的粮食，这足够今后两年晋绥军的消耗。
对于西北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从南洋、澳洲陆续运来大批粮食，阎锡山高兴之余也为西北的财力或者海外关系震惊。这次运送粮食的的确不是华美公司，而是在新加坡、澳洲两地注册的华人公司，打着英国人的旗号。华美之外，西北还有其他海外华人臂助，这个赵振中实在不简单。
而让阎锡山尤为感叹的是，通过包头、套内等地转运到西北的粮食竟全被用来救助从去年就陆续进入西北的数百万灾民。
在去年的时候，阎锡山出于给西北添乱，以保晋、绥安定的目的，进言南京当局或明或暗的向绥远转移大量灾民，再寻机鼓动灾民进入西北。加上朱庆谰也在为救助、安置灾民奔走，南京当局表面上同意了朱庆澜灾民转移安置的方案，背地里却和阎锡山窜通，暗中挑动灾民在去年秋冬大批进入西北求食。这既能甩掉南京当局的包袱，又能增加西北的窘迫，何乐不为？
对于老蒋和阎锡山肚子里的坏水，西北并不知晓；而西北政府准备吸引灾民以增加境内人口，补充劳力并稳固边防的事情，南京和太原也不清楚。双方就这样各自谋算着，都自以为得计，也称得上是另类的双赢。
套内、后套一带的灾民安置由朱庆澜带领慈善会的人在出面打理，西北这边则是由田云逸、朱榕在负责。由于西北这边各方面都提前准备到位，在去年年底，几乎是一拥而入的几百万灾民中，除了少数年老体弱不服水土的病故外，其余的人都得到了妥善安置。而且，根据朱庆澜提供的详细灾民登记资料，加上郑建涛等人的严格盘查，混在灾民中进入西北的敌对分子竟是一个不落，全部就擒
而今年开春至今，国内同样灾情不断。临近西北的晋、陕、绥、川等地，开始有灾民逃向西北以求生路。
在去年冬季进入西北的灾民安定下来，又从抓获的敌对分子口中弄明白灾民一拥而入的原因后，西北政府就发表声明，公开指责南京当局。称其“居心险恶，对外屈膝妥协，对内勇于内战而罔顾民生，竟以其治下灾民为武器向西北发动另类攻击其行径卑劣至此，实令人发指”并公然表示“西北政府必将推翻反动卖国的南京当局，还中华大地、亿万民众一个朗朗乾坤”
对西北的指责，南京当局也曾予以驳斥。可外界却相信西北所说不假。数百万灾民没有南京当局的许可是到不了绥远的，而分散多处的数百万灾民竟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入西北也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操纵，公众已然相信“西北灾民事件”乃是南京当局暗中做的手脚。
特别是朱庆澜事后发表的“某些势力自己不赈灾，反而变着法子破坏赈灾，其作为实在让人不齿、让人痛心”谴责声明，给西北的指责和公众的猜疑做了极为有力的注脚。
在安置好灾民后，西北政府又在年底前后发出了新的声明：“只要是能抵达人民军控制区域，并愿遵从西北政府法令、服从西北政府管理的灾民或难民，西北政府可以为其分配土地并提供谋生上的帮助，使其能生活上有基本保障。但对于冒充灾民、难民，企图混入西北区域的各敌对势力分子，一经查出必将严惩不怠”
这则声明发布后，随着在公众间口口传递，最后竟演变成了“到了西北有活路”的口号，鼓动了成千上万的灾民在今年开春后奔赴西北。不过，国内灾民虽多，但大多距离西北过于遥远，能在36年上半年几经跋涉赶到西北也就是临近省份的灾民。
朱庆澜在去年年底前发表了那则声明后就不再同南京当局进行联系，而是找各省要员打交道。根据今年的灾情和他的人际关系情况，朱庆澜在5月下旬找上了四川省主席刘湘。清末时朱庆澜就曾在四川任职，辛亥时他又曾积极响应，加上这些年来也没少为四川灾民尽心，找上刘湘还是能说上话的。
刘湘听朱庆澜竟建议其组织四川灾民经甘南到西北，诧异之下，便脱口问道：“子桥兄怎么会如此提议，莫不是与西北方面有什么关系？”
“要说有关系，也就我大儿子一家被扣在西北，此外别无关联。”朱庆澜正色道，“西北既然公开声明会给到那里去的灾民以活路，那总比当局的不作为强。同为中华子民，岂能因政见不同、派系各异，就断绝千万灾民活路？莫说是西北，就是**，若能拯救千万灾民于水火，我也愿为之奔走。甫澄身系川省百姓之安危，真忍心受灾父老因饥馁而亡？”
若是别个在刘湘面前如此说辞，刘湘肯定不会给好脸色，重的肯定会下狱治罪，轻的也会被斥为“悖逆狂言”。可这话从朱庆澜口中说出来，却符合此老这些年“但为灾民计”的一贯言行。当初蒋冯大战和中原大战的时候，朱庆澜可没少组织人力、物力救助交战双方辖区内的灾民、难民。蒋、冯、阎彼此之间明争暗斗，但对朱庆澜组织的救助活动却也各自褒扬不已。
“子桥兄这话说得，甫澄能听得却不见能行得啊。”刘湘苦笑道，“去年川军剿共不利，中央又对川省关注日重，党政军各方在川力量都大为加强，眼下川省局势微妙，子桥兄想必也有耳闻。若这个时候就组织灾民去西北，恐怕就更给人以借口了。”
在36年5月份的时候，四川境内虽然许多地方自开春后就亢旱无雨，可雨季还没到。若雨季能缓解旱情，并在秋季获得丰收，这个灾年咬咬牙还是能过去的。现在就让刘湘组织灾民去西北，说不准还真可能被扣上个“通匪”的帽子。
虽然对其婉言拒绝心有遗憾，可刘湘的顾虑，朱庆澜也略能猜到一些。叹了口气，朱庆澜稍带失望地又问道：“眼下川省已有67县严重受灾，夏粮已然无望，若夏、秋两季灾情扩大，甫澄还是置千万父老不顾吗？”
刘湘当然知道四川现在67县灾情严重，可另外还有79县有指望，加上对雨季和秋收的期待，这才使其婉拒了朱庆澜的请求。可若是灾情扩大，夏秋也无望，那四川5、6千万父老可就真的要挣扎在生死边缘了。
“若是子桥兄不幸言中，到8、9月份，灾情仍无转机，甫澄便是拼了这头上乌纱不要，也决不能置川省千万父老生死于不顾，总要为大家挣上一条活路”咬了咬牙，刘湘慨然说道，“就如子桥兄所说，甫澄一定组织灾民经川北、甘南去西北”
刘湘虽然作战勇猛、敢于拼命，被人称为“刘莽子”，也很迷信，可心中却存有大义，这从原本历史上刘湘在抗战中的举动就可看出。
原本历史上，七?七事变后，面对各方的犹豫不决，刘湘在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公然宣称：“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其后，刘湘“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的临终遗嘱，更是激励川军将士在前线前赴后继。
实际上，抗战8年，四川出动了40万兵力，并向前线提供了300多万兵源。可以说，如果没有四川，老蒋不但后方都成问题，能不能熬得过8年也非常成问题。
但令人叹惋的是，刘湘这样一个抗日英豪，身后却落得开棺暴尸，尸骨无存的下场。
此时，朱庆澜见刘湘话都说到这份上，也不好再说其他。只道：“唯愿天佑川省黎民，早降甘霖。万一事有不谐，也希望甫澄多尽心力。”
“子桥兄放心。甫澄身受川省父老拥戴，断没有置千万父老生死于不顾的道理”刘湘郑重许诺道。
朱庆澜此行虽然没能使四川灾民即刻北上，却也得到了刘湘的一个承诺，也算有所收获。而此时的西北境内，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灾害。
36年上半年，西北政府境内遭受了数次地震。
先是1月1日、1月28日新疆境内发生了两次地震，对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的人民军造成一定影响。其后，新疆尼勒克于5月17日、吐鲁番于5月20日先后发生地震。好在震级不高，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大。
新疆之外，甘肃在5月底前也发生了两次地震。
甘肃康乐、和政一带在2月7日发生了6级地震，造成倒塌房屋、窑洞近万间，伤者过百，死者数十的严重损失。随后，兰州、临夏一带又在3月8日发生了5级地震，不过，这次只有少数民房倒塌，并无人员伤亡，损失轻微。
而地震之外，其他灾情也多有发生。河西走廊一带，春旱严重。好在水利设施已经完善，加上柴油机水泵等抗旱机械投入使用，夏粮虽受不小影响，但也能保证收成。这与原本历史上36年春夏河西走廊一带发生的亢旱和瘟疫肆虐造成“十室九空”的损失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西北眼下的损失并不算严重，可赵振中知道，如果资料记载没错的话，新疆和甘肃今年还会有地震，而且会比此前几次造成更大的破坏。至于原来历史上夏秋间给宁夏、甘肃造成大面积损失的冰雹，赵振中正想办法利用火箭干预天气，尽量减免损失。
就在西北收留、安置周边省份陆续抵达灾民，并加紧建设夯实根基的同时，老蒋也在琢磨着是利用进入山西的中央军5个师，加上晋绥军十几万人，先就近拔掉人民军在晋西北的桥头堡，还是大军过河到陕北，在张、杨两部配合下清理掉**？当然，借机削弱晋绥军，插手晋、绥两省事务也是免不了的。
5月26日，南京当局任命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统一负责指挥西北剿匪事务。老蒋架空阎锡山的步伐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不过，有了同西北的暗中协定，晋绥军又掌握在手，阎锡山并未表露出如何慌乱，反而表态赞同中央决定。
但没等老蒋琢磨清楚究竟先对哪个动手，两广却先闹出了乱子。
6月1日，广东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等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攻击老蒋控制下的南京当局对日妥协退让，声称两广愿与日寇决一死战，并要求老蒋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进兵湖南。
眼看要在西北下的好棋被两广给搅了局，老蒋自然心中恼火。老蒋一边以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名义对两广通电加以驳斥，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晦”，并痛斥两广为“地方将吏抗命”；一边以军委会名义通电两广，严令部队不得擅自行动。6月10日，中央军两个军抢先占领衡阳，封锁粤桂两军的北上道路。
实际上，两广事变的发生，固然有地方实力派不甘心放弃手中权力、想借抗日大旗和民意同老蒋抗衡一番，但事变发展到这个程度却也和老蒋自己有莫大关系。
中原大战后，阎、冯下野，汪兆铭出走，国民党内同老蒋叫板的势力都被打压下去。但老蒋以武力手段解决党内矛盾、排斥异己的做法却激起了更多地方实力派的不满。
31年春，老蒋竟软禁胡汉民，这激起拥戴胡汉民的广东地方势力的极大不满，而桂系在此前两年接连败于老蒋之手，也不甘就此雌伏，遂勾联一气共抗老蒋。可以说，从31年开始，两广基本上就处于半独立状态，并一直持续到两广事变之前。
35年底，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老蒋竟向来人透露中央准备解决桂系的方针，并要求陈济棠配合，以彻底解决桂系和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
两广当时正私下沟通合作愉快，陈济棠怎么可能信老蒋给的画饼？相反，陈济棠得到消息后却认为唇亡齿寒，桂系一旦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老蒋吞并的命运。因而，陈济棠干脆主动联络桂系，把老蒋的意图合盘端出，并两广一同反蒋。
36年5月12日，反蒋重量级人物、粤系名义上的带头大哥胡汉民因脑溢血而亡。趁胡汉民死后，粤系、桂系内部重新整合的时机，老蒋提出了5条建议：1、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地位；2、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之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3、原粤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4、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5、取消广东货币，统一以法币。
这5条建议一出，老蒋削藩的意图暴露无疑，陈济棠不愿坐以待毙，立即联络新桂系，决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蒋。
只不过，粤系、桂系一面以打着抗日的旗帜反对老蒋，一面却接受日本的军援，甚至其部队中还有日本教官，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基于这些复杂情况，在两广事变发生后，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只针对事变发布了一则评论后就没有过多谈及。在这则评论中，西北认为桂系一边叫嚷着抗日，一边却在接受日援和日军教官，令人不齿；南京当局压制抗日言行更为可恶。并进一步指出，两广事变只是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借着抗日与否的名义在进行的新一轮争权夺利的行动而已。
当然，两广事变带给西北的有益之处也是有的。受事变影响，为了缓解来自各方的指责和压力，老蒋停止了原本要在西北开展行动的打算，甚至还加大了对阎锡山的拉拢力度。
不过，赵振中等人对两广事变却并未过多关注，而是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集中总结新、蒙战役的得失，并拟订今后一年时间内的作战方案。西北争取出海口的预案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带着心中的失落，阎锡山打开了赵振中写给他的信。看完之后，阎锡山却感慨更甚：“这个赵振中，他是想从根子上清理国民党啊”
见贾景德不解，阎锡山就将信递了过去，并说道：“你也看看吧。他一个年轻人，对当年旧事却知道的不少。”
赵振中在这封信中，先是解说了此前人民军同晋绥军之间的一些矛盾乃是西北政府同南京当局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给阎锡山一个台阶下。接着赵振中又历数了从孙文到老蒋国民党一贯的卖国政策，表明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同这个卖国政党及政权决然对立的态度。随后，又表示阎锡山乃同盟会元老，而同盟会不等于国民党，希望阎锡山能以国家民族为重，同西北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老蒋和南京卖国政府，并表示在此过程中西北将坚定地支持阎锡山正义行动的立场。
看完之后，贾景德也很是诧异，遂说道：“谈不上什么文采，不过，倒也算是言辞恳切，可这信上所说旧事难道都是真的？”
贾景德并非同盟会员，对当年从同盟会到国民党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内幕也就不清楚。而阎锡山虽是同盟会元老，可出于为尊者讳的心理也并未向自己的秘书长述及当年往事。
“当年同盟会中确实闹得凶。”阎锡山叹道，“当初先总理确实接受了日本人提供的钱款，抛下同盟会总部，不辞而别去了南洋。陶、章等人曾因此提出罢免其同盟会总理职务，只是被黄克强给压下去了。陶成章遇刺后，光复会基本上就烟消云散。后来，原同盟会遗脉中就先总理一系独大了。二次**后，黄克强等人又因事故同先总理分道扬镳。现在细思起来，当初黄克强和陶、章等人坚持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尽管阎锡山不肯深谈，又不愿评价孙文，但从其肯定黄兴、陶成章、章炳麟的话语中，却已经从侧面表明了态度。
“只不过，我们现在属于南京当局治下，也在船上。与西北联合并公然表态反对南京是不可能的。最多也就是暗中联合西北，以图晋绥自保罢了。”阎锡山叹道。
当年的老同盟会员或被杀害，或已病故，或被南京当局收编，或正被压制，加上从孙文到老蒋一味鼓吹自己、淡化或抹杀其他势力的历史功绩，多年下来，“大炮”已成了“国父”，凶手也成了委员长。这种情况下，要是阎锡山跳出来和西北联合清算旧帐，晋绥两省民众和中下层军政人员不明真相，再有他人的挑动，恐怕晋绥系自身就会陷入混乱。
阎锡山定了调子，贾景德细思之下觉得眼下也只能如此，便也不再就此多谈。接着，阎、贾二人便商量起如何落实同西北所达成协定的落实来。
5月5日，东进山西的**武装满载而归，全部渡河回到陕北。随即，**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名义发表通电，要求“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并称“‘人民抗日先锋军’已撤回黄河西岸，盼南京政府诚意幡然改悔，先在陕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具体办法。并望各团体、党派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遣派代表隔断双方火线”云云。
阎锡山虽然也希望停战，可对**的通电却嗤之以鼻：“缺钱粮和兵员了，就跑到山西抢上几个月，还宣扬是什么‘北上抗日’等抢得钵满盆满了，加上雨季将至，就溜回河西。现在又叫嚷着‘停战议和’，合辙整天下的道理全在共军嘴里哪有这等好事”
不过，阎锡山现在无力顾及陕北**，除了忙着在晋西加紧构筑工事防备共军今后再次东进外，他还要同南京当局明争暗斗，还要落实同西北之间的协定。
就在**武装全部撤回陕北的第二天，阎锡山致电南京，以共匪窜扰山西、清剿不利为名，自请议处。
面对阎锡山的以退为进，南京当局还真不好为难他。要是因剿共不利就处分地方大员，那估计南京治下封疆大吏中落马的可就多了。惩处一个阎锡山，势必搞得人人自危不可。况且，现在晋绥军仍听命于阎锡山，南京当局纵然有心，也是无力。既然现在动不了阎锡山，南京当局只好致电阎锡山对其进行抚慰了。
南京安抚阎锡山没几天，晋绥军却在后套一带对孙殿英部下了手。
先是傅作义致电南京，以“孙部匪性难改，纪律败坏，屡次侵扰后套民众，使当地民众逃离、田地荒芜”为由，联合王靖国部共同出兵，趁孙殿英奉命到太原的机会，一举解除了孙部武装。傅、王两部将孙部人马或吞并、或遣散，真个是吃干抹净，一个不留。
随后，阎锡山也致电南京，以孙殿英部不服从命令、败坏地方为由，将孙殿英押送南京处理。此外，除了宁马、青马在宁夏北部残余兵力因不属太原绥靖公署辖下，阎锡山无法调动外，其他庞炳勋等部被阎锡山以加强防务，谨防共匪东进为借口，全给调离了后套一带。
实际上，为了利用孙殿英部对抗人民军，阎锡山已经对该部容忍很久了。在原本历史上，孙殿英在34年春同西北诸马作战失利后，就被阎锡山令傅作义等人将孙部寻机解决掉。而在这个时代，因人民军的存在，孙殿英部已经多存在了两年时间。
解决了孙殿英后，除了马鸿逵、马步青还带着总计两万来人龟缩在宁夏北部与绥远之间外，后套、套内已全被晋绥军掌握。而在阎锡山暗中命令下，傅作义、王靖国等也大副削减后套、套内驻军，仅留下少量警戒兵力。通过这一系列举动，阎锡山表达了晋绥军同西北联合的诚意，为今后双方的阶段性合作奠定了基础。
对于阎锡山的有关举动，西北方面也给予回应。
在太原铁路局出现协调之下，从5月19日开始，原来奔行在天津—保德间的列车改为在天津—包头间运行。以每日四列对开的方式向包头一带运送来自南洋和澳洲的稻米、面粉，每日货运量在3千吨以上。
按照同西北方面达成的协议，阎锡山的晋绥军可从运往包头的货物中无偿获得30的份额，每天下来就是千吨左右的收获。这样的好买卖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精于算计的阎锡山自然心中开怀。
1千吨粮食可供十几万晋绥军7天左右的消耗，也可供15万灾民半个月的吃食，而按照每日千吨的收益算下来，只要运输上两、三个月，那不但晋绥军今后一年多的吃食有了着落，就连晋、绥两省的灾民也能得到充足的粮食赈济。而根据贾景德从西北那边得到的消息，只要交通能顺畅，这种粮食运输应该会持续到年底前后。也就是说，只要运输不出问题，阎锡山将获得6万吨左右的粮食，这足够今后两年晋绥军的消耗。
对于西北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从南洋、澳洲陆续运来大批粮食，阎锡山高兴之余也为西北的财力或者海外关系震惊。这次运送粮食的的确不是华美公司，而是在新加坡、澳洲两地注册的华人公司，打着英国人的旗号。华美之外，西北还有其他海外华人臂助，这个赵振中实在不简单。
而让阎锡山尤为感叹的是，通过包头、套内等地转运到西北的粮食竟全被用来救助从去年就陆续进入西北的数百万灾民。
在去年的时候，阎锡山出于给西北添乱，以保晋、绥安定的目的，进言南京当局或明或暗的向绥远转移大量灾民，再寻机鼓动灾民进入西北。加上朱庆谰也在为救助、安置灾民奔走，南京当局表面上同意了朱庆澜灾民转移安置的方案，背地里却和阎锡山窜通，暗中挑动灾民在去年秋冬大批进入西北求食。这既能甩掉南京当局的包袱，又能增加西北的窘迫，何乐不为？
对于老蒋和阎锡山肚子里的坏水，西北并不知晓；而西北政府准备吸引灾民以增加境内人口，补充劳力并稳固边防的事情，南京和太原也不清楚。双方就这样各自谋算着，都自以为得计，也称得上是另类的双赢。
套内、后套一带的灾民安置由朱庆澜带领慈善会的人在出面打理，西北这边则是由田云逸、朱榕在负责。由于西北这边各方面都提前准备到位，在去年年底，几乎是一拥而入的几百万灾民中，除了少数年老体弱不服水土的病故外，其余的人都得到了妥善安置。而且，根据朱庆澜提供的详细灾民登记资料，加上郑建涛等人的严格盘查，混在灾民中进入西北的敌对分子竟是一个不落，全部就擒
而今年开春至今，国内同样灾情不断。临近西北的晋、陕、绥、川等地，开始有灾民逃向西北以求生路。
在去年冬季进入西北的灾民安定下来，又从抓获的敌对分子口中弄明白灾民一拥而入的原因后，西北政府就发表声明，公开指责南京当局。称其“居心险恶，对外屈膝妥协，对内勇于内战而罔顾民生，竟以其治下灾民为武器向西北发动另类攻击其行径卑劣至此，实令人发指”并公然表示“西北政府必将推翻反动卖国的南京当局，还中华大地、亿万民众一个朗朗乾坤”
对西北的指责，南京当局也曾予以驳斥。可外界却相信西北所说不假。数百万灾民没有南京当局的许可是到不了绥远的，而分散多处的数百万灾民竟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入西北也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操纵，公众已然相信“西北灾民事件”乃是南京当局暗中做的手脚。
特别是朱庆澜事后发表的“某些势力自己不赈灾，反而变着法子破坏赈灾，其作为实在让人不齿、让人痛心”谴责声明，给西北的指责和公众的猜疑做了极为有力的注脚。
在安置好灾民后，西北政府又在年底前后发出了新的声明：“只要是能抵达人民军控制区域，并愿遵从西北政府法令、服从西北政府管理的灾民或难民，西北政府可以为其分配土地并提供谋生上的帮助，使其能生活上有基本保障。但对于冒充灾民、难民，企图混入西北区域的各敌对势力分子，一经查出必将严惩不怠”
这则声明发布后，随着在公众间口口传递，最后竟演变成了“到了西北有活路”的口号，鼓动了成千上万的灾民在今年开春后奔赴西北。不过，国内灾民虽多，但大多距离西北过于遥远，能在36年上半年几经跋涉赶到西北也就是临近省份的灾民。
朱庆澜在去年年底前发表了那则声明后就不再同南京当局进行联系，而是找各省要员打交道。根据今年的灾情和他的人际关系情况，朱庆澜在5月下旬找上了四川省主席刘湘。清末时朱庆澜就曾在四川任职，辛亥时他又曾积极响应，加上这些年来也没少为四川灾民尽心，找上刘湘还是能说上话的。
刘湘听朱庆澜竟建议其组织四川灾民经甘南到西北，诧异之下，便脱口问道：“子桥兄怎么会如此提议，莫不是与西北方面有什么关系？”
“要说有关系，也就我大儿子一家被扣在西北，此外别无关联。”朱庆澜正色道，“西北既然公开声明会给到那里去的灾民以活路，那总比当局的不作为强。同为中华子民，岂能因政见不同、派系各异，就断绝千万灾民活路？莫说是西北，就是**，若能拯救千万灾民于水火，我也愿为之奔走。甫澄身系川省百姓之安危，真忍心受灾父老因饥馁而亡？”
若是别个在刘湘面前如此说辞，刘湘肯定不会给好脸色，重的肯定会下狱治罪，轻的也会被斥为“悖逆狂言”。可这话从朱庆澜口中说出来，却符合此老这些年“但为灾民计”的一贯言行。当初蒋冯大战和中原大战的时候，朱庆澜可没少组织人力、物力救助交战双方辖区内的灾民、难民。蒋、冯、阎彼此之间明争暗斗，但对朱庆澜组织的救助活动却也各自褒扬不已。
“子桥兄这话说得，甫澄能听得却不见能行得啊。”刘湘苦笑道，“去年川军剿共不利，中央又对川省关注日重，党政军各方在川力量都大为加强，眼下川省局势微妙，子桥兄想必也有耳闻。若这个时候就组织灾民去西北，恐怕就更给人以借口了。”
在36年5月份的时候，四川境内虽然许多地方自开春后就亢旱无雨，可雨季还没到。若雨季能缓解旱情，并在秋季获得丰收，这个灾年咬咬牙还是能过去的。现在就让刘湘组织灾民去西北，说不准还真可能被扣上个“通匪”的帽子。
虽然对其婉言拒绝心有遗憾，可刘湘的顾虑，朱庆澜也略能猜到一些。叹了口气，朱庆澜稍带失望地又问道：“眼下川省已有67县严重受灾，夏粮已然无望，若夏、秋两季灾情扩大，甫澄还是置千万父老不顾吗？”
刘湘当然知道四川现在67县灾情严重，可另外还有79县有指望，加上对雨季和秋收的期待，这才使其婉拒了朱庆澜的请求。可若是灾情扩大，夏秋也无望，那四川5、6千万父老可就真的要挣扎在生死边缘了。
“若是子桥兄不幸言中，到8、9月份，灾情仍无转机，甫澄便是拼了这头上乌纱不要，也决不能置川省千万父老生死于不顾，总要为大家挣上一条活路”咬了咬牙，刘湘慨然说道，“就如子桥兄所说，甫澄一定组织灾民经川北、甘南去西北”
刘湘虽然作战勇猛、敢于拼命，被人称为“刘莽子”，也很迷信，可心中却存有大义，这从原本历史上刘湘在抗战中的举动就可看出。
原本历史上，七?七事变后，面对各方的犹豫不决，刘湘在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公然宣称：“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其后，刘湘“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的临终遗嘱，更是激励川军将士在前线前赴后继。
实际上，抗战8年，四川出动了40万兵力，并向前线提供了300多万兵源。可以说，如果没有四川，老蒋不但后方都成问题，能不能熬得过8年也非常成问题。
但令人叹惋的是，刘湘这样一个抗日英豪，身后却落得开棺暴尸，尸骨无存的下场。
此时，朱庆澜见刘湘话都说到这份上，也不好再说其他。只道：“唯愿天佑川省黎民，早降甘霖。万一事有不谐，也希望甫澄多尽心力。”
“子桥兄放心。甫澄身受川省父老拥戴，断没有置千万父老生死于不顾的道理”刘湘郑重许诺道。
朱庆澜此行虽然没能使四川灾民即刻北上，却也得到了刘湘的一个承诺，也算有所收获。而此时的西北境内，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灾害。
36年上半年，西北政府境内遭受了数次地震。
先是1月1日、1月28日新疆境内发生了两次地震，对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的人民军造成一定影响。其后，新疆尼勒克于5月17日、吐鲁番于5月20日先后发生地震。好在震级不高，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大。
新疆之外，甘肃在5月底前也发生了两次地震。
甘肃康乐、和政一带在2月7日发生了6级地震，造成倒塌房屋、窑洞近万间，伤者过百，死者数十的严重损失。随后，兰州、临夏一带又在3月8日发生了5级地震，不过，这次只有少数民房倒塌，并无人员伤亡，损失轻微。
而地震之外，其他灾情也多有发生。河西走廊一带，春旱严重。好在水利设施已经完善，加上柴油机水泵等抗旱机械投入使用，夏粮虽受不小影响，但也能保证收成。这与原本历史上36年春夏河西走廊一带发生的亢旱和瘟疫肆虐造成“十室九空”的损失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西北眼下的损失并不算严重，可赵振中知道，如果资料记载没错的话，新疆和甘肃今年还会有地震，而且会比此前几次造成更大的破坏。至于原来历史上夏秋间给宁夏、甘肃造成大面积损失的冰雹，赵振中正想办法利用火箭干预天气，尽量减免损失。
就在西北收留、安置周边省份陆续抵达灾民，并加紧建设夯实根基的同时，老蒋也在琢磨着是利用进入山西的中央军5个师，加上晋绥军十几万人，先就近拔掉人民军在晋西北的桥头堡，还是大军过河到陕北，在张、杨两部配合下清理掉**？当然，借机削弱晋绥军，插手晋、绥两省事务也是免不了的。
5月26日，南京当局任命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统一负责指挥西北剿匪事务。老蒋架空阎锡山的步伐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不过，有了同西北的暗中协定，晋绥军又掌握在手，阎锡山并未表露出如何慌乱，反而表态赞同中央决定。
但没等老蒋琢磨清楚究竟先对哪个动手，两广却先闹出了乱子。
6月1日，广东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等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攻击老蒋控制下的南京当局对日妥协退让，声称两广愿与日寇决一死战，并要求老蒋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进兵湖南。
眼看要在西北下的好棋被两广给搅了局，老蒋自然心中恼火。老蒋一边以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名义对两广通电加以驳斥，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晦”，并痛斥两广为“地方将吏抗命”；一边以军委会名义通电两广，严令部队不得擅自行动。6月10日，中央军两个军抢先占领衡阳，封锁粤桂两军的北上道路。
实际上，两广事变的发生，固然有地方实力派不甘心放弃手中权力、想借抗日大旗和民意同老蒋抗衡一番，但事变发展到这个程度却也和老蒋自己有莫大关系。
中原大战后，阎、冯下野，汪兆铭出走，国民党内同老蒋叫板的势力都被打压下去。但老蒋以武力手段解决党内矛盾、排斥异己的做法却激起了更多地方实力派的不满。
31年春，老蒋竟软禁胡汉民，这激起拥戴胡汉民的广东地方势力的极大不满，而桂系在此前两年接连败于老蒋之手，也不甘就此雌伏，遂勾联一气共抗老蒋。可以说，从31年开始，两广基本上就处于半独立状态，并一直持续到两广事变之前。
35年底，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老蒋竟向来人透露中央准备解决桂系的方针，并要求陈济棠配合，以彻底解决桂系和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
两广当时正私下沟通合作愉快，陈济棠怎么可能信老蒋给的画饼？相反，陈济棠得到消息后却认为唇亡齿寒，桂系一旦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老蒋吞并的命运。因而，陈济棠干脆主动联络桂系，把老蒋的意图合盘端出，并两广一同反蒋。
36年5月12日，反蒋重量级人物、粤系名义上的带头大哥胡汉民因脑溢血而亡。趁胡汉民死后，粤系、桂系内部重新整合的时机，老蒋提出了5条建议：1、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地位；2、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之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3、原粤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4、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5、取消广东货币，统一以法币。
这5条建议一出，老蒋削藩的意图暴露无疑，陈济棠不愿坐以待毙，立即联络新桂系，决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蒋。
只不过，粤系、桂系一面以打着抗日的旗帜反对老蒋，一面却接受日本的军援，甚至其部队中还有日本教官，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基于这些复杂情况，在两广事变发生后，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只针对事变发布了一则评论后就没有过多谈及。在这则评论中，西北认为桂系一边叫嚷着抗日，一边却在接受日援和日军教官，令人不齿；南京当局压制抗日言行更为可恶。并进一步指出，两广事变只是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借着抗日与否的名义在进行的新一轮争权夺利的行动而已。
当然，两广事变带给西北的有益之处也是有的。受事变影响，为了缓解来自各方的指责和压力，老蒋停止了原本要在西北开展行动的打算，甚至还加大了对阎锡山的拉拢力度。
不过，赵振中等人对两广事变却并未过多关注，而是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集中总结新、蒙战役的得失，并拟订今后一年时间内的作战方案。西北争取出海口的预案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