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明修栈道（二）
因西北的这番表态而受到震动的不仅仅是当局和关注其中所披露的民初历史事件的人，还有国内各界有识之士，以及感受到西北强烈敌意的日本人。
从九?一八以来，南京当局连续丧师失地、退让妥协已使国人对其深深失望，国内其他势力虽也有喊抗日口号的，可福建事变后十九路军被老蒋彻底改编，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出行国外；而去年**又被老蒋逼离江西，开始四处转战；至今在南京当局重兵围剿之下仍屹立不倒的却只有西北的人民军了。
人民军在短短几年内不但在西北这个地广人稀、条件艰苦、各族情势复杂的地方站住了脚，还屡次击破南京当局的进剿，甚至至今仍在向新疆、青海等地进军。再想到长城抗战时西北的表态和从那里流传出来的振奋人心的歌曲，各界人士已开始正视西北这股力量。在当局妥协退让、卖国媚日、压制民众抗日呼声的情况下，或许，西北未来会是中国抗日的希望所在也说不定。
相隔两天，8月1日，**常驻苏联的王明等人，以**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称为“八一宣言”。不过，这个宣言是在国外发表，而且最早刊载于35年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第10期上，其历史地位和意义不过是**取得胜利后通过宣传扩大的，而在35年夏秋之际，这个宣言在国内却没有什么影响。
国人对西北的希望在增大，而日本人也开始将西北列入关注的目标。就眼下形势看，西北人民军可是当下中国国内**武装中的强力者，几次打败南京当局组织的进攻，又旗帜鲜明发出抗日号召，这是日方所不能坐视的。
8月3日，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抵达太原，拜访阎锡山。高桥坦到太原，原本只抱着拉拢阎锡山、鼓动其与日方联合，进而为日本全面控制华北做准备。但在起程之前，高桥坦得知了西北发布的声明和社论，便又多了另外一个目的：尽可能的搜集有关西北的相关情报，可能的话，派人深入其内部探察情报，为日后控制华北、挺进西北做准备。
在一番不着边际的场面话之后，高桥坦表明了此番来意。对于高桥坦所说的由日本人支持阎锡山在华北取得统治地位的说法，阎锡山虽然也有些意动，可想想后便打消了念头。
开玩笑，若是真答应了日本人，头上顶个汉奸帽子不说，这晋西北的人民军和南边刘经扶的中央军肯定都会出兵对付阎锡山。当然，明确拒绝日本人不是阎锡山的作风。当下，阎锡山便打哈哈道：“阁下真看得起我，不过，山西周边有多股势力，容不得我不小心哪。这样吧，只要阁下能说服山东的韩向方、平津的宋明轩同意，我也同意就是。”
6月底的时候，中央军、东北军等部队已经陆续撤离平津、河北等地，而日军指使的汉奸白坚武、潘毓桂等，纠集一帮人打起“正义自治军”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虽然这次事端很快被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调集兵力给平息下去，可中央军南撤，东北军也即将撤离完，这之后平津等地的防卫又该怎么办？
无兵可用之下，北平军分会只好同意29军第37师冯治安部进驻北平。而从这开始，29军便在实际上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这样一来，华北的势力中，除了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保定的商震外，又多了个实际掌控着29军的宋哲元。
不过，29军的掌门人宋哲元却因老蒋此前出尔反尔，在19日撤消宋察哈尔主席的职务而一怒去天津做起了寓公。当时，宋哲元郁愤之下，面对前来送行的张自忠等人曾公开宣称：“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
宋的这番话传开后，老蒋自然是异常难堪。但当6月底29军进驻北平后，老蒋却发现自己在处理华北问题上处境有些尴尬。
当初，何应钦接到酒井隆6月9日送来的添加了其个人私货的通牒后，曾分别电告南京汪兆铭和老蒋。老蒋当时身在四川，但也立即回电，反对中央军南撤，并明确指出“应坚决拒绝，决难接受”。甚至，老蒋还分析了中央军南撤的个中利害：“不特不能消弭祸患，反增棘手之理由”，“两广更有辞可借”，“民众大失信仰”。
而南京的汪兆铭等人却在酒井隆的通牒面前乱了方寸，召开政治会议并研究后，认为只要日军不是摆明了进占平津，中央军南撤总比双方开战危害要轻。做出如此结论后，汪兆铭电告何应钦：中央军可以南撤。
面对老蒋和汪兆铭的内容相反的两份电报，何应钦思量之后，却选择了按照汪的电令行事。从这个方面看，何应钦后来因何梅协定被指卖国，不算太过冤枉。当然，中央军、东北军陆续南撤，华北兵力不足之下，让29军钻了空子也就不怎么令人奇怪。
而此前老蒋调29军南下的命令并未得到执行，现在29军又进驻平津等地，填补了中央军、东北军南撤后的空白，既稳定了当地的民心，又获得了各界的赞誉。现在中央军既无法重新北上，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又不比宋哲元更可靠，这个时候老蒋也只能把稳定华北的希望放在宋哲元身上。
可在天津做寓公的宋哲元却不愿答理老蒋通过某些渠道传递过来的橄榄枝。刚说过谁信老蒋谁就是傻瓜混蛋，总不能转眼就打自己的嘴巴吧？那样，宋大军长未免太没面子了。于是，他就在天津通过电报和老蒋玩起了欲拒还迎的把戏。最终，南京当局于8月28日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而宋哲元却一直拖到9月21日才正式就职。
眼下，面对高桥坦的鼓动，阎锡山拿韩复榘、宋哲元做挡箭牌，不过是推搪之词罢了。不过，高桥坦却没明白其中奥妙，还以为阎锡山不想率先出头，便打定主意等说服宋、韩之后再找阎锡山。
其实，在到山西之前，8月2日高桥坦已经到保定会晤了商震，希望商震与日本合作，掌控华北。而商震同样是热情接待，说的很好，并表示只要山西阎锡山、平津宋哲元、山东韩复榘能先同意，他商某人自然跟从。也因此，高桥坦被一杆子给支到了太原。
“那阎主任能否派人与我一起到西北去看看，我想了解下有关人民军的情况。”高桥坦又一重复自己的要求，“人民军对大日本帝国如此敌视，这是帝**人所不能容忍的”
“这个要求我办不到啊。”阎锡山连连摇头，“人民军与我部处于敌对，又对日本充满敌意，若我派人进入其防区，只要一被发现，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再说，您做为日方人员，若被人民军发现，结果可能会更糟。这种危险我可不能冒。”
阎锡山态度坚决，一幅为高桥坦安全着想的样子。可实际上，阎锡山想的更为深远：若按高桥坦所说的，一旦让人民军发现，那自己勾结日军的罪名是逃不掉，人民军非出兵作乱山西不可；而高桥坦要在山西境内出事，不管日本是外交解决还是出兵进逼山西，自己这个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肯定就做到头了，山西也将更加混乱，甚至整个华北乃至整个中日关系都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后果可不是现在一心求稳的阎锡山所能担负得起的。
见高桥坦还想开口再说，阎锡山赶忙用话堵住：“只要我还负责山西，就绝不会让日本朋友在这里出现意外”
闻听阎锡山如此说法，又见他表情真挚，高桥坦大为感动：“阎桑不愧是帝国的好朋友难怪板垣长官对您多有期待。”朝阎锡山比画了下大拇指，高桥坦又不死心地问道：“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可想？”
“我当年留学日本，与板垣君也算相知。”阎锡山不想深谈与板垣之间的关系，便接着说道，“不瞒阁下，前几年，我也派晋绥军参与过进剿人民军的行动。这也是他们去年年底进攻晋西北的原因。我们双方现在处于敌对，我派去的人被发觉后根本就没有好下场。”
阎锡山装模做样的叹了口气，脸上满是痛切：“停战后的这半年时间，我也曾派过近百人去晋西北等地，可大多却是一去无回，回来的几个后来又因伤重去世了。”
听阎锡山说的如此严重，高桥坦也打消了亲自去西北探察的念头。作为武士，就是死也要死的有价值，自己今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出差错。高桥坦一边说服自己，一边又问道：“既然人民军如此可恶，那你们双方又为何停战呢？”
“那是因为保德工业区里有几千美国人、德国人，为了避免产生不可挽回的国际后果，我只好命令部队暂停收复晋西北的行动。”阎锡山面上的遗憾连高桥坦都情不自禁地替他感到惋惜。
不想和高桥坦再继续胡扯，阎锡山便又道：“从西北回来又因伤重去世的那几个，倒是说了点有用的东西，不过，只是关于人民军所推行政策的。若是阁下有兴趣，我可以让人给你准备一份。”
“那就拜托了”被阎锡山的贴心打动，高桥坦竟向其鞠了个躬。
一通忽悠，打发了高桥坦。高桥坦离开后，陪同阎锡山接见的徐永昌、杨爱源等人各个神色怪异，今天算是开了眼。
阎锡山看看众人，自然明白他们心里想的什么，便幽幽叹道：“汉奸不能做啊，那可是有辱祖宗的可中央军都南撤了，我们现在就更不能硬顶了，只能用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招数周旋罢了。”
真真假假，阎锡山的话里却包含着一种难言的无奈。在场众人神情也肃然起来。
不过，日本人对山西的关注却并未放下，除了想通过太原当局进一步摸清人民军的虚实外，更主要的是想撺掇阎锡山参与未来的华北自治方案。
8月1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大佐石本飞抵太原，会晤阎锡山。
或许因拉拢阎锡山没见到太大效果，日方也开始对绥远展开行动。8月29日，高桥坦、羽山抵达归绥，见过傅作义后，又于30日赶到了包头。除了拜会当地军政长官外，高桥坦、羽山两人更关注绥远境内的地理人情。
日本人对华北的野心就这样一步步的暴露出来，在侵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同是在8月下旬，赵振中却开始关注起西北周边以及整个北方的灾情来。
从近几十年的灾害情况来看，31年全国范围的水灾是最大水灾，34年的旱灾则是最大的旱灾，而35年的灾害则是把31年、34年这两个最大的水旱灾害给结合到一块了。由于水、旱灾害双管齐下，竟把这过去的记录都打破了
在这一年里，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绥远、察哈尔、山东及苏北、皖北等广大地区，从开春到入夏，亢旱异常，兼有风、雹、虫、疫等灾害；湖北、四川、浙江等省部分地区也出现有旱情。入夏后，这些遭受过旱灾的地区却又洪水泛滥，转旱为涝。
此外，广东、福建、贵州、宁夏等也水患不浅，而遭受水灾最严重的则要以长江、黄河中下游的鄂、湘、赣、皖和鲁、豫、冀、苏等8省。据灾害过后的不完全统计，前述8省受灾县数达241个，被灾面积为139100平方公里，灾民人数达2198万多，直接财产损失保守估计在7760万元以上。
实际上，在入夏之前、水灾尚未发生的时候，各地遭受旱灾的灾民就已经生活艰难。在5月16日，有记者报道，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赈会接到各省寄来灾民充饥之食品达52种。而这所谓的52种“食品”当中，除了包括谷糠、树皮、树叶、树根、草根、青草之外，还包括观音土、风化石、仙泥等吃下足以致人腹涨至死的东西
众多省份灾情触目惊心，人民军控制区域由于水利设施完善，除了甘肃洮水沿岸一带遭受过冰雹、黑霜、大风等灾害，有20万人口受灾外，其他也就是陕北春旱严重些，夏粮减产不少。不过，这个减产却是相对于人民军控制的其他区域而言的，若是同陕北以往年份比较，产量上却又超过许多。
在原本历史上，甘肃在35年所遭受的灾害可要重太多了。据有关记载，35年7月1日，兰州一带的降水竟达9尺多，破了几十年的记录而宁夏更是因黄河在入秋后泛滥，导致金积、炅武、宁夏、宁朔、平罗等县渠坝冲决，数十万亩良田均遭淹漫，10多万灾民无家可归，无衣食可用。
而现在，尽管黄河水势浩大，降水奇大，可在完善的水利工程、充分的抗灾准备面前，甘、宁两省有惊无险甚至还在大灾之年夺了个不错的丰收
大灾之年竟能获得丰收，这已让西北民众开怀不已，愈发感念人民军和政府的好来。再对比从广播里听到的外省灾害程度和灾民的凄惨生活，西北区域内民众的凝聚力、向心力进一步增强，建设热情也更为高涨起来。
对于田云逸等人统计上报的关于西北农业生产和受灾情况，赵振中看过后虽然心中高兴，却并未感到有多少轻松。全国有21个省区、近2200万人口受灾，光冀、鲁、豫、陕四省灾民就超过1050万。这么庞大的灾民数量，即便朱庆澜与华美公司配合，南京当局也一路绿灯，可受限于运力，今年最多也只能向西北转移400万左右的人口。
在这个年代，赵振中可以通过华美公司不计成本的从国外引进内燃机车和燃油，以加大物资、人员运输速度。但现在国内铁路系统整体落后，除了以华美中国分公司拥有的少量载重40吨的承重车厢外，国内绝大多数列车车厢都是双轴结构，载重量只有20多吨。尽管华美公司可再增加大承重量的车厢数量，可国内铁路的铁轨、路基却因当初的设计标准不见得能承受全天候的重载列车通行。
以津浦线上济南附近的洛口铁桥为例，这座1912年11月16日竣工的大桥，经过电气化改造后该桥到21世纪仍在利用，但全日通行列车也不过28对。而在1935年的时候，整个铁路系统信号指挥、调度，特别是夜间行车调度都很落后的情况，能日通过列车10对就已经不错了。这还是运输比较繁忙的津浦线，相对偏僻的平绥线运输能力就更差一些。
在33年夏，赵振中从国外引进多辆内燃机车后，曾想从天津到保德每昼夜能对开5趟直达列车，但当时的北宁铁路局却不同意。这其中除了和北宁铁路局局长殷同之间有过节的因素外，也因为当时平绥线日通行列车不过10对左右，当局不可能把一半的车辆调度放给华美。最终，也争取了夜间对开3列的许可。而劳之常也曾私下告诉赵振中，由于设计标准问题，平绥线能日通过3对重载货车就不错了，再多肯定会加快路基沉降。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赵振中才在西北建设铁路的开始，就要求加固路基并铺设重轨，为今后开通由载重40吨、60吨车厢编组的列车做准备。
而就眼下来说，利用平津、平绥两条铁路，按照每日华美可通行3趟重载列车，每趟列车40节计算，每日物资运送量不过4800吨。考虑到车辆检修、天气等原因，每月物资运送量能达到14万吨就是极限了。若按每吨粮食可供10人半年基本生活来算，一个月的运输量可供140万人半年所需。这对北方的灾民数量来说，只能算杯水车薪。若再考虑到灾民运输占用车辆，有关数量还会下降。
不过，好在只要灾民到了西北邻近地区，事情就好办多了，至少西北现在是不缺粮的。
在今年夏粮收获后，西北这几年积存的粮食除了保证区域内民众生活需要外，再额外负担千万人口一年生活需要也不成问题。况且，秋粮也应该有个不错的收成。
可西北这边有了粮食却不能向外送。华美公司头上顶着美国公司的帽子，南京当局和各省要员心有顾忌不会乱来。但若是人民军外运到各省的粮食，几乎可以肯定将被各方以“敌资”的名义截留。而截留下的粮食基本上不会进灾民口中，反而会落入要员们的私囊。况且，那也不利于向西北转移灾民。
赵振中深知，党国要员们的贪婪是没有底限的。这从美国白银法案实施以来南京当局的作为，特别是孔祥熙所拟订的政策，及其勾连要员通过中央银行大量出口银元获利的行径中就可看出。
中国的银元虽然成色不一，但面值一元的银元基本上含银量在22克上下，用美制换算的话，则大约为0.7555盎司。在34年10月中旬时，一元的大洋所含白银，其国际价格比国内价格高25以上；到35年春天，一元大洋的国际银价已超过国内银价50以上。此时，向国外出口一千大洋就可获利300到400元。
有这么大的利益驱动，白银走私自然成风。为了阻止白银外流，财政部长孔祥熙先是禁止白银出口，后见禁令并无多少人理会，便又于34年10月15日明令对白银出口征收10的关税。
在征税阻止白银外流的同时，孔祥熙却给经营外汇和金银交易的中央银行以白银出口免税的政策，使中央银行能够独家向海外出售大量中国白银，获取高额利润。若这种方式是公事公办，那也算是对中央银行充实资本或弥补国家财政的有效措施，但实际上，孔祥熙却国器私用，将这免税政策变成了自家和一些党国要员们大发横财的机会。
通过设立在上海租界中的华美分行和在美国的唐明等人，南京当局在白银外流上的举动赵振中虽然不能一清二楚，但通过有关情况却也大致猜个差不多。
种种限制之下，既不想肥了那些蛀虫，还希望能救助、转移更多灾民到西北，赵振中只能另想办法。
和田云逸、周安舒等人商量过后，赵振中还真找到了几种办法：
一是通过朱庆澜领导的慈善会和华美公司有关人员到灾区招收灾民时，在正式招收的老弱妇孺和一定青壮之外，让更多的灾民知道“到了西北有活路”，鼓动青壮自行去往西北。当然，这个法子适合距离西北近的晋、陕、绥等省。
二是让沂蒙根据地想法收留一些临近区县的灾民，减少山东灾民到西北的数量。山东今年因黄河、运河同时泛滥，灾民数量超过了350万。这么多的灾民全部转移到西北肯定是不现实的，只能从中挑选一部分。
三是朱庆澜等人招收并转移到西北的灾民应以河北、河南，以及鲁西北等地灾民为主。
这样一来，老弱妇孺和适量青壮由朱庆澜招收后转移到西北，而晋、绥、陕甚至冀、豫等省的青壮则可自行西去，加上周明远在沂蒙再招收部分灾民，应该可以救助、收留更多的灾民。
当赵振中把有关方案电告在沂蒙主持工作的周明远等人时，周明远经过仔细考虑后却又向赵振中提出了第四种方式。通过周明远所提的这种方式，不但可以救助更多的灾民，而且还和护卫军在山东未来的战略安排有机结合起来，并在赵振中此前所提的战略框架上做了进一步发挥。
接到周明远的回电后，对于其中救助灾民的事项，赵振中自然赞同，便通过华美公司系统予以开展。而对于护卫军未来在山东的发展战略，因将来要由谷海川等人具体落实，赵振中便把在军政大学学习的谷海川、姜一山、张公远几人分别找了过来，仔细研究沂蒙和山东几个不同方面的问题。最终，一个以周明远建议为基础，经过几人补充完善的护卫军未来发展方略呈现在赵振中眼前。
因西北的这番表态而受到震动的不仅仅是当局和关注其中所披露的民初历史事件的人，还有国内各界有识之士，以及感受到西北强烈敌意的日本人。
从九?一八以来，南京当局连续丧师失地、退让妥协已使国人对其深深失望，国内其他势力虽也有喊抗日口号的，可福建事变后十九路军被老蒋彻底改编，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出行国外；而去年**又被老蒋逼离江西，开始四处转战；至今在南京当局重兵围剿之下仍屹立不倒的却只有西北的人民军了。
人民军在短短几年内不但在西北这个地广人稀、条件艰苦、各族情势复杂的地方站住了脚，还屡次击破南京当局的进剿，甚至至今仍在向新疆、青海等地进军。再想到长城抗战时西北的表态和从那里流传出来的振奋人心的歌曲，各界人士已开始正视西北这股力量。在当局妥协退让、卖国媚日、压制民众抗日呼声的情况下，或许，西北未来会是中国抗日的希望所在也说不定。
相隔两天，8月1日，**常驻苏联的王明等人，以**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称为“八一宣言”。不过，这个宣言是在国外发表，而且最早刊载于35年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第10期上，其历史地位和意义不过是**取得胜利后通过宣传扩大的，而在35年夏秋之际，这个宣言在国内却没有什么影响。
国人对西北的希望在增大，而日本人也开始将西北列入关注的目标。就眼下形势看，西北人民军可是当下中国国内**武装中的强力者，几次打败南京当局组织的进攻，又旗帜鲜明发出抗日号召，这是日方所不能坐视的。
8月3日，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抵达太原，拜访阎锡山。高桥坦到太原，原本只抱着拉拢阎锡山、鼓动其与日方联合，进而为日本全面控制华北做准备。但在起程之前，高桥坦得知了西北发布的声明和社论，便又多了另外一个目的：尽可能的搜集有关西北的相关情报，可能的话，派人深入其内部探察情报，为日后控制华北、挺进西北做准备。
在一番不着边际的场面话之后，高桥坦表明了此番来意。对于高桥坦所说的由日本人支持阎锡山在华北取得统治地位的说法，阎锡山虽然也有些意动，可想想后便打消了念头。
开玩笑，若是真答应了日本人，头上顶个汉奸帽子不说，这晋西北的人民军和南边刘经扶的中央军肯定都会出兵对付阎锡山。当然，明确拒绝日本人不是阎锡山的作风。当下，阎锡山便打哈哈道：“阁下真看得起我，不过，山西周边有多股势力，容不得我不小心哪。这样吧，只要阁下能说服山东的韩向方、平津的宋明轩同意，我也同意就是。”
6月底的时候，中央军、东北军等部队已经陆续撤离平津、河北等地，而日军指使的汉奸白坚武、潘毓桂等，纠集一帮人打起“正义自治军”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虽然这次事端很快被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调集兵力给平息下去，可中央军南撤，东北军也即将撤离完，这之后平津等地的防卫又该怎么办？
无兵可用之下，北平军分会只好同意29军第37师冯治安部进驻北平。而从这开始，29军便在实际上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这样一来，华北的势力中，除了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保定的商震外，又多了个实际掌控着29军的宋哲元。
不过，29军的掌门人宋哲元却因老蒋此前出尔反尔，在19日撤消宋察哈尔主席的职务而一怒去天津做起了寓公。当时，宋哲元郁愤之下，面对前来送行的张自忠等人曾公开宣称：“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
宋的这番话传开后，老蒋自然是异常难堪。但当6月底29军进驻北平后，老蒋却发现自己在处理华北问题上处境有些尴尬。
当初，何应钦接到酒井隆6月9日送来的添加了其个人私货的通牒后，曾分别电告南京汪兆铭和老蒋。老蒋当时身在四川，但也立即回电，反对中央军南撤，并明确指出“应坚决拒绝，决难接受”。甚至，老蒋还分析了中央军南撤的个中利害：“不特不能消弭祸患，反增棘手之理由”，“两广更有辞可借”，“民众大失信仰”。
而南京的汪兆铭等人却在酒井隆的通牒面前乱了方寸，召开政治会议并研究后，认为只要日军不是摆明了进占平津，中央军南撤总比双方开战危害要轻。做出如此结论后，汪兆铭电告何应钦：中央军可以南撤。
面对老蒋和汪兆铭的内容相反的两份电报，何应钦思量之后，却选择了按照汪的电令行事。从这个方面看，何应钦后来因何梅协定被指卖国，不算太过冤枉。当然，中央军、东北军陆续南撤，华北兵力不足之下，让29军钻了空子也就不怎么令人奇怪。
而此前老蒋调29军南下的命令并未得到执行，现在29军又进驻平津等地，填补了中央军、东北军南撤后的空白，既稳定了当地的民心，又获得了各界的赞誉。现在中央军既无法重新北上，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又不比宋哲元更可靠，这个时候老蒋也只能把稳定华北的希望放在宋哲元身上。
可在天津做寓公的宋哲元却不愿答理老蒋通过某些渠道传递过来的橄榄枝。刚说过谁信老蒋谁就是傻瓜混蛋，总不能转眼就打自己的嘴巴吧？那样，宋大军长未免太没面子了。于是，他就在天津通过电报和老蒋玩起了欲拒还迎的把戏。最终，南京当局于8月28日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而宋哲元却一直拖到9月21日才正式就职。
眼下，面对高桥坦的鼓动，阎锡山拿韩复榘、宋哲元做挡箭牌，不过是推搪之词罢了。不过，高桥坦却没明白其中奥妙，还以为阎锡山不想率先出头，便打定主意等说服宋、韩之后再找阎锡山。
其实，在到山西之前，8月2日高桥坦已经到保定会晤了商震，希望商震与日本合作，掌控华北。而商震同样是热情接待，说的很好，并表示只要山西阎锡山、平津宋哲元、山东韩复榘能先同意，他商某人自然跟从。也因此，高桥坦被一杆子给支到了太原。
“那阎主任能否派人与我一起到西北去看看，我想了解下有关人民军的情况。”高桥坦又一重复自己的要求，“人民军对大日本帝国如此敌视，这是帝**人所不能容忍的”
“这个要求我办不到啊。”阎锡山连连摇头，“人民军与我部处于敌对，又对日本充满敌意，若我派人进入其防区，只要一被发现，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再说，您做为日方人员，若被人民军发现，结果可能会更糟。这种危险我可不能冒。”
阎锡山态度坚决，一幅为高桥坦安全着想的样子。可实际上，阎锡山想的更为深远：若按高桥坦所说的，一旦让人民军发现，那自己勾结日军的罪名是逃不掉，人民军非出兵作乱山西不可；而高桥坦要在山西境内出事，不管日本是外交解决还是出兵进逼山西，自己这个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肯定就做到头了，山西也将更加混乱，甚至整个华北乃至整个中日关系都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后果可不是现在一心求稳的阎锡山所能担负得起的。
见高桥坦还想开口再说，阎锡山赶忙用话堵住：“只要我还负责山西，就绝不会让日本朋友在这里出现意外”
闻听阎锡山如此说法，又见他表情真挚，高桥坦大为感动：“阎桑不愧是帝国的好朋友难怪板垣长官对您多有期待。”朝阎锡山比画了下大拇指，高桥坦又不死心地问道：“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可想？”
“我当年留学日本，与板垣君也算相知。”阎锡山不想深谈与板垣之间的关系，便接着说道，“不瞒阁下，前几年，我也派晋绥军参与过进剿人民军的行动。这也是他们去年年底进攻晋西北的原因。我们双方现在处于敌对，我派去的人被发觉后根本就没有好下场。”
阎锡山装模做样的叹了口气，脸上满是痛切：“停战后的这半年时间，我也曾派过近百人去晋西北等地，可大多却是一去无回，回来的几个后来又因伤重去世了。”
听阎锡山说的如此严重，高桥坦也打消了亲自去西北探察的念头。作为武士，就是死也要死的有价值，自己今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出差错。高桥坦一边说服自己，一边又问道：“既然人民军如此可恶，那你们双方又为何停战呢？”
“那是因为保德工业区里有几千美国人、德国人，为了避免产生不可挽回的国际后果，我只好命令部队暂停收复晋西北的行动。”阎锡山面上的遗憾连高桥坦都情不自禁地替他感到惋惜。
不想和高桥坦再继续胡扯，阎锡山便又道：“从西北回来又因伤重去世的那几个，倒是说了点有用的东西，不过，只是关于人民军所推行政策的。若是阁下有兴趣，我可以让人给你准备一份。”
“那就拜托了”被阎锡山的贴心打动，高桥坦竟向其鞠了个躬。
一通忽悠，打发了高桥坦。高桥坦离开后，陪同阎锡山接见的徐永昌、杨爱源等人各个神色怪异，今天算是开了眼。
阎锡山看看众人，自然明白他们心里想的什么，便幽幽叹道：“汉奸不能做啊，那可是有辱祖宗的可中央军都南撤了，我们现在就更不能硬顶了，只能用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招数周旋罢了。”
真真假假，阎锡山的话里却包含着一种难言的无奈。在场众人神情也肃然起来。
不过，日本人对山西的关注却并未放下，除了想通过太原当局进一步摸清人民军的虚实外，更主要的是想撺掇阎锡山参与未来的华北自治方案。
8月1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大佐石本飞抵太原，会晤阎锡山。
或许因拉拢阎锡山没见到太大效果，日方也开始对绥远展开行动。8月29日，高桥坦、羽山抵达归绥，见过傅作义后，又于30日赶到了包头。除了拜会当地军政长官外，高桥坦、羽山两人更关注绥远境内的地理人情。
日本人对华北的野心就这样一步步的暴露出来，在侵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同是在8月下旬，赵振中却开始关注起西北周边以及整个北方的灾情来。
从近几十年的灾害情况来看，31年全国范围的水灾是最大水灾，34年的旱灾则是最大的旱灾，而35年的灾害则是把31年、34年这两个最大的水旱灾害给结合到一块了。由于水、旱灾害双管齐下，竟把这过去的记录都打破了
在这一年里，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绥远、察哈尔、山东及苏北、皖北等广大地区，从开春到入夏，亢旱异常，兼有风、雹、虫、疫等灾害；湖北、四川、浙江等省部分地区也出现有旱情。入夏后，这些遭受过旱灾的地区却又洪水泛滥，转旱为涝。
此外，广东、福建、贵州、宁夏等也水患不浅，而遭受水灾最严重的则要以长江、黄河中下游的鄂、湘、赣、皖和鲁、豫、冀、苏等8省。据灾害过后的不完全统计，前述8省受灾县数达241个，被灾面积为139100平方公里，灾民人数达2198万多，直接财产损失保守估计在7760万元以上。
实际上，在入夏之前、水灾尚未发生的时候，各地遭受旱灾的灾民就已经生活艰难。在5月16日，有记者报道，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赈会接到各省寄来灾民充饥之食品达52种。而这所谓的52种“食品”当中，除了包括谷糠、树皮、树叶、树根、草根、青草之外，还包括观音土、风化石、仙泥等吃下足以致人腹涨至死的东西
众多省份灾情触目惊心，人民军控制区域由于水利设施完善，除了甘肃洮水沿岸一带遭受过冰雹、黑霜、大风等灾害，有20万人口受灾外，其他也就是陕北春旱严重些，夏粮减产不少。不过，这个减产却是相对于人民军控制的其他区域而言的，若是同陕北以往年份比较，产量上却又超过许多。
在原本历史上，甘肃在35年所遭受的灾害可要重太多了。据有关记载，35年7月1日，兰州一带的降水竟达9尺多，破了几十年的记录而宁夏更是因黄河在入秋后泛滥，导致金积、炅武、宁夏、宁朔、平罗等县渠坝冲决，数十万亩良田均遭淹漫，10多万灾民无家可归，无衣食可用。
而现在，尽管黄河水势浩大，降水奇大，可在完善的水利工程、充分的抗灾准备面前，甘、宁两省有惊无险甚至还在大灾之年夺了个不错的丰收
大灾之年竟能获得丰收，这已让西北民众开怀不已，愈发感念人民军和政府的好来。再对比从广播里听到的外省灾害程度和灾民的凄惨生活，西北区域内民众的凝聚力、向心力进一步增强，建设热情也更为高涨起来。
对于田云逸等人统计上报的关于西北农业生产和受灾情况，赵振中看过后虽然心中高兴，却并未感到有多少轻松。全国有21个省区、近2200万人口受灾，光冀、鲁、豫、陕四省灾民就超过1050万。这么庞大的灾民数量，即便朱庆澜与华美公司配合，南京当局也一路绿灯，可受限于运力，今年最多也只能向西北转移400万左右的人口。
在这个年代，赵振中可以通过华美公司不计成本的从国外引进内燃机车和燃油，以加大物资、人员运输速度。但现在国内铁路系统整体落后，除了以华美中国分公司拥有的少量载重40吨的承重车厢外，国内绝大多数列车车厢都是双轴结构，载重量只有20多吨。尽管华美公司可再增加大承重量的车厢数量，可国内铁路的铁轨、路基却因当初的设计标准不见得能承受全天候的重载列车通行。
以津浦线上济南附近的洛口铁桥为例，这座1912年11月16日竣工的大桥，经过电气化改造后该桥到21世纪仍在利用，但全日通行列车也不过28对。而在1935年的时候，整个铁路系统信号指挥、调度，特别是夜间行车调度都很落后的情况，能日通过列车10对就已经不错了。这还是运输比较繁忙的津浦线，相对偏僻的平绥线运输能力就更差一些。
在33年夏，赵振中从国外引进多辆内燃机车后，曾想从天津到保德每昼夜能对开5趟直达列车，但当时的北宁铁路局却不同意。这其中除了和北宁铁路局局长殷同之间有过节的因素外，也因为当时平绥线日通行列车不过10对左右，当局不可能把一半的车辆调度放给华美。最终，也争取了夜间对开3列的许可。而劳之常也曾私下告诉赵振中，由于设计标准问题，平绥线能日通过3对重载货车就不错了，再多肯定会加快路基沉降。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赵振中才在西北建设铁路的开始，就要求加固路基并铺设重轨，为今后开通由载重40吨、60吨车厢编组的列车做准备。
而就眼下来说，利用平津、平绥两条铁路，按照每日华美可通行3趟重载列车，每趟列车40节计算，每日物资运送量不过4800吨。考虑到车辆检修、天气等原因，每月物资运送量能达到14万吨就是极限了。若按每吨粮食可供10人半年基本生活来算，一个月的运输量可供140万人半年所需。这对北方的灾民数量来说，只能算杯水车薪。若再考虑到灾民运输占用车辆，有关数量还会下降。
不过，好在只要灾民到了西北邻近地区，事情就好办多了，至少西北现在是不缺粮的。
在今年夏粮收获后，西北这几年积存的粮食除了保证区域内民众生活需要外，再额外负担千万人口一年生活需要也不成问题。况且，秋粮也应该有个不错的收成。
可西北这边有了粮食却不能向外送。华美公司头上顶着美国公司的帽子，南京当局和各省要员心有顾忌不会乱来。但若是人民军外运到各省的粮食，几乎可以肯定将被各方以“敌资”的名义截留。而截留下的粮食基本上不会进灾民口中，反而会落入要员们的私囊。况且，那也不利于向西北转移灾民。
赵振中深知，党国要员们的贪婪是没有底限的。这从美国白银法案实施以来南京当局的作为，特别是孔祥熙所拟订的政策，及其勾连要员通过中央银行大量出口银元获利的行径中就可看出。
中国的银元虽然成色不一，但面值一元的银元基本上含银量在22克上下，用美制换算的话，则大约为0.7555盎司。在34年10月中旬时，一元的大洋所含白银，其国际价格比国内价格高25以上；到35年春天，一元大洋的国际银价已超过国内银价50以上。此时，向国外出口一千大洋就可获利300到400元。
有这么大的利益驱动，白银走私自然成风。为了阻止白银外流，财政部长孔祥熙先是禁止白银出口，后见禁令并无多少人理会，便又于34年10月15日明令对白银出口征收10的关税。
在征税阻止白银外流的同时，孔祥熙却给经营外汇和金银交易的中央银行以白银出口免税的政策，使中央银行能够独家向海外出售大量中国白银，获取高额利润。若这种方式是公事公办，那也算是对中央银行充实资本或弥补国家财政的有效措施，但实际上，孔祥熙却国器私用，将这免税政策变成了自家和一些党国要员们大发横财的机会。
通过设立在上海租界中的华美分行和在美国的唐明等人，南京当局在白银外流上的举动赵振中虽然不能一清二楚，但通过有关情况却也大致猜个差不多。
种种限制之下，既不想肥了那些蛀虫，还希望能救助、转移更多灾民到西北，赵振中只能另想办法。
和田云逸、周安舒等人商量过后，赵振中还真找到了几种办法：
一是通过朱庆澜领导的慈善会和华美公司有关人员到灾区招收灾民时，在正式招收的老弱妇孺和一定青壮之外，让更多的灾民知道“到了西北有活路”，鼓动青壮自行去往西北。当然，这个法子适合距离西北近的晋、陕、绥等省。
二是让沂蒙根据地想法收留一些临近区县的灾民，减少山东灾民到西北的数量。山东今年因黄河、运河同时泛滥，灾民数量超过了350万。这么多的灾民全部转移到西北肯定是不现实的，只能从中挑选一部分。
三是朱庆澜等人招收并转移到西北的灾民应以河北、河南，以及鲁西北等地灾民为主。
这样一来，老弱妇孺和适量青壮由朱庆澜招收后转移到西北，而晋、绥、陕甚至冀、豫等省的青壮则可自行西去，加上周明远在沂蒙再招收部分灾民，应该可以救助、收留更多的灾民。
当赵振中把有关方案电告在沂蒙主持工作的周明远等人时，周明远经过仔细考虑后却又向赵振中提出了第四种方式。通过周明远所提的这种方式，不但可以救助更多的灾民，而且还和护卫军在山东未来的战略安排有机结合起来，并在赵振中此前所提的战略框架上做了进一步发挥。
接到周明远的回电后，对于其中救助灾民的事项，赵振中自然赞同，便通过华美公司系统予以开展。而对于护卫军未来在山东的发展战略，因将来要由谷海川等人具体落实，赵振中便把在军政大学学习的谷海川、姜一山、张公远几人分别找了过来，仔细研究沂蒙和山东几个不同方面的问题。最终，一个以周明远建议为基础，经过几人补充完善的护卫军未来发展方略呈现在赵振中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