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赵振中原本想法，是希望朱榕能成长为民众党外可以合作的一方盟友。毕竟，朱榕在东北可是有不少关系，朱庆澜更是德高望重，将来若是由他们父子出面相助，那在处理一些事情上要省不少心。而朱榕现在成为民众党一员，固然有利于行动上保持一致，为民众党指挥下的有关行动增加便利，但也难免会让人感觉有党同伐异之嫌。不过，既然唐明已经把朱榕发展到民众党内，那赵振中就要对一些安排进行调整了。
“我在和你说话，你想什么呢？”见赵振中有些出神，周安舒捏捏他的鼻子，又道，“朱榕还要等些天才能回来，先不着急。我这里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赵振中回过神来，摸摸鼻子，笑道：“说吧，我听着呢。”
“现在政府推行免费教育，可却有不少回民抵制。甚至少数别有用心阿訇还鼓惑、串联一些回民，这种情况可不能放任下去。”周安舒正色提醒道，“现在甘、宁、青大部已稳定下来，该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时候了。”
人民军进入西北后，为了避免引起当地民众的抵触，一直采取对各民族平等相待的态度，尊重各民族的传统习惯和宗教信仰。加上人民军在各地推行的减免田赋、兴修水利、修建道路、推行教育、救助贫苦民众等一系列惠民政策，根据地也很快稳定下来。生活好了，西北政府又推行各种善政，按说西北民众应该对政府、对人民军更贴心才是，但实际上却不尽然。
在初创阶段，人民军和西北政府都是从沂蒙调过来的人员组成，清一色是汉族。这种情况实在让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心中忐忑，特别是因历史上同治回乱、河湟之变等事件与汉族结下深仇的回民更为不安。不过，人民军和政府能让广大贫苦民众在连续的灾荒之年后有饭吃，又推行一系列善政，对各族一律平等相待，这使得各少数民族民众的心思也渐渐安定下来。
为了便于部队内部的管理，加上民众党奉行无神论，因而，这几年里人民军中虽容纳了少量蒙、藏、满等族，但基本上没有回民，政府中也仍以汉族为主。对于这种情况，占根据地90以上人口的广大汉民自然是扬眉吐气，也对政府、军队拥护有加，而除回民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并无不良反应。
回民之中，中下层贫苦民众见人民军和政府能一碗水端平，自家生活又确实得到改善，也没有什么不满。但一些回民上层人士，特别是一些寺院里承担讲经的阿訇，在西北政府推行免费教育的时候却惶恐起来。
长期以来，西北回民要接受教育只能到各个清真寺里听阿訇们讲经，并为此付出高额的报酬。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门宦。甚至出现祖孙几代人均为阿訇并以讲经等方式聚拢民众而形成近似古代门阀的势力。
人民军和西北政府推行的减免田赋等惠民政策能使得门宦等讲经阶层获得更多利益，因而并未遭到他们反对，但推广免费教育却等于是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阶层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这使得利益受到威胁的一些讲经人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其中极少数别有用心的阿訇宣称：“汉人的大军和政府现在把我们穆斯林兄弟排斥在外，又推行汉家教化，这是要灭亡我们的先兆。圣战的时候就要到了。”不过，这种极端说法却不为大多数讲经人所赞同。毕竟，经过同治回乱后，不但陕、甘两地总人口降低了两千万左右，就是西北回民数量也只有几十万。以现在分散在各地的这点力量对抗人民军，讲经人中的有识之士担心会给回族招来灭族之祸。
在同治回乱之前，西北陕甘两省回民人口约有7百多万，但在左宗棠平定回乱之后，西北剩余回民十不存一。左宗棠曾在他的《收抚回民安插耕垦片》中提到：“……陕回人数计之，从前无事时，散处各州县地方，丁口奚啻数十万，见计除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余则尽族西行，陕西别无花门遗种。……其死于兵戈、疾疫、饥饿者十之九……”
而甘肃境内，河西走廊原本是回族最早定居的地区，许多绿洲上都有回族村堡，经过西北回乱期间的杀戮、疫病、饥饿和战后的强迫迁徙，河西走廊在其后的很长时间内就没有一个回民而古浪县直到民国时期才有少量回民迁来居住。
就人民军控制的甘、宁、青三省来说，回民算是多的，但无论是回民总数还是所占人口比例，都处于绝对劣势。
由于曾经历河湟之变，又被马步芳裹胁了不少人口去新疆，在1934年的时候青海竟只有不足10万的回民。宁夏全省回民不过15人左右。而甘肃回民人口也才50万多点。
这分散在甘、宁、青各地，总共不过75万左右的回民，其中还有不少心慕人民军和西北政府善政而不愿与其为敌，加上还有畏惧人民军兵势不愿参与的，又没有武器装备，如何能成得了事？再说，青海、宁夏几位兵强马壮的马老爷都被人民军连番击败，凭一群匆忙间拉起来的乌合之众就更不是对手了。正是有这种种顾虑，尽管有极个别门宦中人极力鼓惑，可除了临洮一带的一些人外，并没有多少回民愿意真正参与其中。
“郑建涛曾告诉过我一些情况，比你说的还要严重。”赵振中笑了笑，又胸有成竹地说道，“你放心，宁夏和青海那边没事，只是甘肃临洮及周边一带有些人心思大了点。等这些人闹起来后，我们也正好以此为契机，推行宗教自主、宗教与民族分离、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
拿下晋西北后，人民军控制区域内的人口已经达到840多万，而根据地内回民总数还不到总人口的9，真正掺和到其中的不过一万多人。这些人的异动已被郑建涛领导的安全部所掌握，上报赵振中并经其同意后已拟订好了处置方案。
历史上马步青、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可就是跟着阿訇马占鳌在同治回乱先造反，后接受左宗棠招安的。有这样的先例在，赵振中对于那些在回民中有影响的阿訇们可从未轻视。在获知郑建涛所报告的消息后，赵振中就指示其不要打草惊蛇，先放长线钓大鱼，等那些人真的举事了，再一举将其全部拿下
如果没有这么一场乱子，赵振中等人若是一下子推行民族与宗教相分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那难免有些突兀，也很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而鼓动回民反对西北政府。但若是宗教极端分子先闹事，人民军和西北政府镇压后再出台有关政策，即便有人心有不满，面对有理有据，又有强大武力为后盾的西北政府也只能偃旗息鼓。
“光宗教自主、宗教民族分离、宗教信仰自由三项内容可不够。”见赵振中早有计较，周安舒又补充道，“怎么也得把那些宗教中的私刑，以及由宗教而来的陋习革除掉特别是其中对女性极为残忍的割礼。”
“这些都会有的。”赵振中点头道，“虽然不能废除一神教，可借着阿訇闹事这个由头，非得把西北的宗教和民族状况好好清理一番不可。总不能象原本历史上，一边宣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边却搞什么‘两少一宽’。接手的臭棋娄子不但断送了开局者一番心血，中断了民族间的融合，还使得西北敌对势力趁机发展起来。”
宗教自主、宗教与民族分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是赵振中准备在西北推行的三项最基本的民族宗教政策。有了这三个原则为前提，那后续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也就顺理成章。
宗教自主，就断绝了西北根据地内宗教受外来干预的可能，避免今后有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借宗教插手西北。
实行宗教与民族分离，那回民可就再非生而为教民。这样一来，只要其他政策配合到位，甚至会出现回民不信教，或者信基督乃至入道教、佛教的情况。
而宗教信仰自由又将信教与否变成个人的私事，其他家庭、亲友，乃至各种组织，甚至政府最多只能影响而不能左右民众个人的宗教信仰选择。
既然宗教信仰自由成为民众个人的私事，他人或组织不得干涉，结合废止宗教私刑的法规，这在实际上已破除了伊斯兰教只进不出的教规，意义重大
当然，除了这些基本原则之外，还要对传教场所、寺院财产等多方面内容加以限定。
赵振中已经让郑建涛组织人力搜集了西北区域内一些传教人巧取豪夺、欺男霸女、罔顾人命的斑斑劣迹。经再好，也会有人有意或无意地把经念歪的。何况这些盘踞西北多年的门宦中本来就不乏与官家、宗族势力结合而成的怪胎，出现些劣迹实在是寻常不过的事情。而有了这些证据确凿的材料在手，等平定骚乱后，正可作为西北政府限制宗教并推行一系列政策的依据。
西北好不容易获得了眼下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局面，绝不能因民族、宗教问题而受到干扰赵振中已经决定借机将那些极端宗教势力狠狠地清扫一遍。
“我在和你说话，你想什么呢？”见赵振中有些出神，周安舒捏捏他的鼻子，又道，“朱榕还要等些天才能回来，先不着急。我这里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赵振中回过神来，摸摸鼻子，笑道：“说吧，我听着呢。”
“现在政府推行免费教育，可却有不少回民抵制。甚至少数别有用心阿訇还鼓惑、串联一些回民，这种情况可不能放任下去。”周安舒正色提醒道，“现在甘、宁、青大部已稳定下来，该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时候了。”
人民军进入西北后，为了避免引起当地民众的抵触，一直采取对各民族平等相待的态度，尊重各民族的传统习惯和宗教信仰。加上人民军在各地推行的减免田赋、兴修水利、修建道路、推行教育、救助贫苦民众等一系列惠民政策，根据地也很快稳定下来。生活好了，西北政府又推行各种善政，按说西北民众应该对政府、对人民军更贴心才是，但实际上却不尽然。
在初创阶段，人民军和西北政府都是从沂蒙调过来的人员组成，清一色是汉族。这种情况实在让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心中忐忑，特别是因历史上同治回乱、河湟之变等事件与汉族结下深仇的回民更为不安。不过，人民军和政府能让广大贫苦民众在连续的灾荒之年后有饭吃，又推行一系列善政，对各族一律平等相待，这使得各少数民族民众的心思也渐渐安定下来。
为了便于部队内部的管理，加上民众党奉行无神论，因而，这几年里人民军中虽容纳了少量蒙、藏、满等族，但基本上没有回民，政府中也仍以汉族为主。对于这种情况，占根据地90以上人口的广大汉民自然是扬眉吐气，也对政府、军队拥护有加，而除回民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并无不良反应。
回民之中，中下层贫苦民众见人民军和政府能一碗水端平，自家生活又确实得到改善，也没有什么不满。但一些回民上层人士，特别是一些寺院里承担讲经的阿訇，在西北政府推行免费教育的时候却惶恐起来。
长期以来，西北回民要接受教育只能到各个清真寺里听阿訇们讲经，并为此付出高额的报酬。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门宦。甚至出现祖孙几代人均为阿訇并以讲经等方式聚拢民众而形成近似古代门阀的势力。
人民军和西北政府推行的减免田赋等惠民政策能使得门宦等讲经阶层获得更多利益，因而并未遭到他们反对，但推广免费教育却等于是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阶层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这使得利益受到威胁的一些讲经人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其中极少数别有用心的阿訇宣称：“汉人的大军和政府现在把我们穆斯林兄弟排斥在外，又推行汉家教化，这是要灭亡我们的先兆。圣战的时候就要到了。”不过，这种极端说法却不为大多数讲经人所赞同。毕竟，经过同治回乱后，不但陕、甘两地总人口降低了两千万左右，就是西北回民数量也只有几十万。以现在分散在各地的这点力量对抗人民军，讲经人中的有识之士担心会给回族招来灭族之祸。
在同治回乱之前，西北陕甘两省回民人口约有7百多万，但在左宗棠平定回乱之后，西北剩余回民十不存一。左宗棠曾在他的《收抚回民安插耕垦片》中提到：“……陕回人数计之，从前无事时，散处各州县地方，丁口奚啻数十万，见计除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余则尽族西行，陕西别无花门遗种。……其死于兵戈、疾疫、饥饿者十之九……”
而甘肃境内，河西走廊原本是回族最早定居的地区，许多绿洲上都有回族村堡，经过西北回乱期间的杀戮、疫病、饥饿和战后的强迫迁徙，河西走廊在其后的很长时间内就没有一个回民而古浪县直到民国时期才有少量回民迁来居住。
就人民军控制的甘、宁、青三省来说，回民算是多的，但无论是回民总数还是所占人口比例，都处于绝对劣势。
由于曾经历河湟之变，又被马步芳裹胁了不少人口去新疆，在1934年的时候青海竟只有不足10万的回民。宁夏全省回民不过15人左右。而甘肃回民人口也才50万多点。
这分散在甘、宁、青各地，总共不过75万左右的回民，其中还有不少心慕人民军和西北政府善政而不愿与其为敌，加上还有畏惧人民军兵势不愿参与的，又没有武器装备，如何能成得了事？再说，青海、宁夏几位兵强马壮的马老爷都被人民军连番击败，凭一群匆忙间拉起来的乌合之众就更不是对手了。正是有这种种顾虑，尽管有极个别门宦中人极力鼓惑，可除了临洮一带的一些人外，并没有多少回民愿意真正参与其中。
“郑建涛曾告诉过我一些情况，比你说的还要严重。”赵振中笑了笑，又胸有成竹地说道，“你放心，宁夏和青海那边没事，只是甘肃临洮及周边一带有些人心思大了点。等这些人闹起来后，我们也正好以此为契机，推行宗教自主、宗教与民族分离、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
拿下晋西北后，人民军控制区域内的人口已经达到840多万，而根据地内回民总数还不到总人口的9，真正掺和到其中的不过一万多人。这些人的异动已被郑建涛领导的安全部所掌握，上报赵振中并经其同意后已拟订好了处置方案。
历史上马步青、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可就是跟着阿訇马占鳌在同治回乱先造反，后接受左宗棠招安的。有这样的先例在，赵振中对于那些在回民中有影响的阿訇们可从未轻视。在获知郑建涛所报告的消息后，赵振中就指示其不要打草惊蛇，先放长线钓大鱼，等那些人真的举事了，再一举将其全部拿下
如果没有这么一场乱子，赵振中等人若是一下子推行民族与宗教相分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那难免有些突兀，也很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而鼓动回民反对西北政府。但若是宗教极端分子先闹事，人民军和西北政府镇压后再出台有关政策，即便有人心有不满，面对有理有据，又有强大武力为后盾的西北政府也只能偃旗息鼓。
“光宗教自主、宗教民族分离、宗教信仰自由三项内容可不够。”见赵振中早有计较，周安舒又补充道，“怎么也得把那些宗教中的私刑，以及由宗教而来的陋习革除掉特别是其中对女性极为残忍的割礼。”
“这些都会有的。”赵振中点头道，“虽然不能废除一神教，可借着阿訇闹事这个由头，非得把西北的宗教和民族状况好好清理一番不可。总不能象原本历史上，一边宣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边却搞什么‘两少一宽’。接手的臭棋娄子不但断送了开局者一番心血，中断了民族间的融合，还使得西北敌对势力趁机发展起来。”
宗教自主、宗教与民族分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是赵振中准备在西北推行的三项最基本的民族宗教政策。有了这三个原则为前提，那后续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也就顺理成章。
宗教自主，就断绝了西北根据地内宗教受外来干预的可能，避免今后有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借宗教插手西北。
实行宗教与民族分离，那回民可就再非生而为教民。这样一来，只要其他政策配合到位，甚至会出现回民不信教，或者信基督乃至入道教、佛教的情况。
而宗教信仰自由又将信教与否变成个人的私事，其他家庭、亲友，乃至各种组织，甚至政府最多只能影响而不能左右民众个人的宗教信仰选择。
既然宗教信仰自由成为民众个人的私事，他人或组织不得干涉，结合废止宗教私刑的法规，这在实际上已破除了伊斯兰教只进不出的教规，意义重大
当然，除了这些基本原则之外，还要对传教场所、寺院财产等多方面内容加以限定。
赵振中已经让郑建涛组织人力搜集了西北区域内一些传教人巧取豪夺、欺男霸女、罔顾人命的斑斑劣迹。经再好，也会有人有意或无意地把经念歪的。何况这些盘踞西北多年的门宦中本来就不乏与官家、宗族势力结合而成的怪胎，出现些劣迹实在是寻常不过的事情。而有了这些证据确凿的材料在手，等平定骚乱后，正可作为西北政府限制宗教并推行一系列政策的依据。
西北好不容易获得了眼下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局面，绝不能因民族、宗教问题而受到干扰赵振中已经决定借机将那些极端宗教势力狠狠地清扫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