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自己所部能出击陕北，高兴之余，于镇山问道：“先生，依我们两个纵队的兵力，完全解决陕北井岳秀部也不成问题，为何要止步于无定河一线？”
“不要光看到井岳秀，还要看到黄河东边的阎锡山。”赵振中指点着沙盘解释道，“大军作战，依照我部眼下的推进速度，不等我们打到黄河边，阎锡山就能增兵陕北了。”
从定边到横山一带，距离约有200公里，而从横山到府谷一带还有200公里。大军作战，要想一气推进400公里，凭借人民军现有条件，怎么也要7、8天的时间。从地图上看，自桥山向东穿插要近一些，可这边却没有现成的大路，全是黄土丘陵上的沟壑，走起来反而更费时。
而只要有4、5天时间，就足够阎锡山调兵过河用了。不过，军渡、碛口两处渡口，都位于无定河东岸。阎锡山增兵之后，也应当是先增援榆林重镇。届时，人民军骑兵奔袭之下，抢在阎锡山之前控制无定河西岸还是有可能的。
“现阶段，让阎锡山增兵到陕北，这比我们将来过黄河再打他要有利得多。”赵振中又补充道，“现在还不是我们和阎锡山全面对阵的时候，正好留下榆林、神木、府谷几个县缓冲一下。”
尽管此番作战后，从保德向根据地向根据地转运物资已很难实现，可从海外运来的物资却还需要囤积到保德一带的物资仓库中。若是现在就越河作战，不但勉强，还会过早的中断海外向保德的物资运输。这可是得不偿失。
沉吟了一会儿，张明瑞说道：“先生，要照这样来说，我们此次作战存在两个变数。一是华北方面到底能向西北这边增兵多少；二是阎锡山又能向陕北这边增兵多少。这样来看，我们这场仗还要仔细些才是。”
“这的确是两个变数。”赵振中赞许地点点头，又说道：“不过，这两个对我们不利的变数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有利的变数，那就是冯玉祥离开后的抗日同盟军。只要这伙人依然在察哈尔或华北其他地方活动，南京当局就难以向西北大举增兵。”
抗日同盟军此前因苏联援助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就连苏联驻中国使领馆都出来辟谣，加上同盟军中又确实有**势力在活动，南京和北平方面决不会放着这样一支随时能威胁到平绥线的武装力量不顾，大举增兵西北的。
“至于阎锡山，在南京方面命令，加上我部靠近黄河，唇亡齿寒之下，阎锡山确实会增兵陕北。但山西和绥远眼下正遭受严重水灾，道路未修复之前，阎锡山能派到黄河西岸的兵力肯定不会多。”赵振中肯定道。
从6月份开始，绥远就大雨连绵，山洪暴发，黄河绥远段同时暴涨，沿黄各县受灾严重。而套内东胜等地因地势平坦，积涝成灾，也成了泽国。绥远境内平绥线附近的部队，在套内水势缓解，泥淖消尽前，是不可能增兵套内，出兵陕北的。
山西则从7月份开始遭受严重水灾。先是7月初汾河因连续降雨，水势暴涨，太原东南一带水深丈许，不少村落被淹没。7月下旬黄河又在永济决口，该县顿成泽国。
而赵振中知道，若天气仍象原本历史记载那样的话，山西在8月下旬还将在保德至柳林之间遭受黄河决口之苦。保德那边因华美公司的缘故，已经加固了黄河河堤，而其他地方恐怕就难免遭受洪水洗劫了。赵振中虽通过李云天提醒过山西方面，甚至还提供了一些水泥、石料等物资，可这些物资竟被地方上的一些官员给挪用了！眼看灾难将至，赵振中气愤之下，却又无能为力，干脆找借口离开。
赵振中此次渡河西来，并经套内长城外侧进入根据地，可是冒了一番风险。好在黄河的洪峰削减了不少，加上有大马力机帆船可用，总算有惊无险的渡河成功。
而到8月下旬，长达近300公里的黄河泛滥区域，又正好将碛口、军渡两处渡口给淹没。就算秋后能恢复通航，可黄河泛滥区域的泥淖却不是几天就能消除的。只要作战发生在10月底之前，阎锡山就是想大举增兵也困难。更何况，阎锡山又一向斤斤计较，让他平白增兵陕北已属不易，想让他不惜老本的大举增兵，估计没那可能。
对敌我双方的兵力分析完，又明确了此次作战所要达成的目的，赵振中又指点着沙盘说道：“此次作战，宁夏方面、陇东、陇中等地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不过河西走廊上，却有些地方要加强。从与宁夏河西交界的红水县到武威之间的长城段，由教纵负责。四纵担负从武威西部到肃州之间长城段防务，以及肃州以西对诸马的作战任务。”
河西走廊东起永登、古浪一带的乌鞘岭，西到玉门关，全长有900多公里，尽管放上四纵、教纵共计5万兵力，可要是全线分摊下来，还是显得有些薄弱。
赵振中盯着沙盘又看了一会儿，开口问道：“陈致远，高台以西的各县，现在还有多少民众？”
陈致远稍一思索，便回道：“经过两次大地震，多次余震后，高台以西的民众已基本上撤到河西走廊东部或者其他地区安置，现在那边剩下的总共不过4、5万人。再就是我们纵队在玉门、鼎新、金塔、肃州等地有6千多驻军。”
在去年12月25日发生一次大地震后，今年1月17日又发生了一次大震，其后又连续发生多次程度不同的余震。因为余震不断，原本重建家园的打算也只得停下，受灾区域的民众也转移到他方安置。
“既然这样，那尽快动员剩余的几万民众转移到其他区域安置。在秋收后坚壁清野，放弃高台以西的各县，将防线收缩到高台，利用高台与肃州之间的河流、丘陵阻击敌军。”赵振中决定道，“将那片地震后的废墟布上大量地雷后，交给诸马去头疼。另外，你部要多注意下甘州北部大盘道口，防止敌军从那里袭取甘州。”
赵振中的这个决定正合陈致远的心思，与其延长自己的补给线去和敌人争夺现在没有多少价值的地震废墟，那还不如收缩防线来得好。
“好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赵振中放下手中的细木棍，看着眼前的众人笑道，“至于拟订详细的作战方案，以及各部间的配合问题，由你们一起商量解决。形成具体方案后，报送给我就是了。”
众人里面，不算赵振中，共有张明瑞、周昊、杨天明等6位军委委员，拟订有关作战方案不成问题。何况，将来在座的众人都要独当一面，一味依赖赵振中拿主意可不行。
两天后，一份经过几次争论并经众人沙盘推演后的作战方案送到了赵振中面前。赵振中看后，对有关后勤物资补充以及炮纵的使用上又提了几点补充意见，便下发到各纵队，让大家遵照执行。
随后，赵振中又就有关事项叮嘱了众人一番，便悄然离开西北根据地，暗中返回了保德。接着，又再次到了青岛，与等在那里的周恬、伍秉义一起登船去往南洋。
此前赵振中声称要去南洋并非随口乱说，而是确实要去南洋就有关事项和致公党方面洽商，只不过他在真正出发前玩了个花招，去安排了下西北根据地的事情罢了。
经过近4年时间准备，致公党方面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准备着手发动南洋复国一事。不过，在发动前，陈炯明等人却想听听赵振中的意见。
在原本历史上，陈炯明因长期生活窘迫，在香港困顿一隅，最终于33年9月份因病去世。但现在，因赵振中等人的出现，特别是华美公司物质上的帮助，以及赵振中所提出的南洋立国的目标，都让陈炯明等一干南京当局眼中的“叛徒”焕发出了新的活力。现在的陈炯明虽然已经56岁了，但心中有了新的目标，精力实在不比年轻人差。
赵振中、周恬等人于8月21日乘船奔赴新加坡，而此时赵振中与张明瑞所说的变数则在其后不久就开始发挥作用。
8月23日，从保德南面的兴县黑峪口至离石县的柳林镇一带，200多公里长的黄河河堤决口。沿黄各县顿成泽国。民众逃上屋顶、树梢、山坡避难，有逃避不及的，都被洪水冲走。太原、祁县、太谷、文水、汾阳、洪洞、武乡等县，也因黄河水漫溢，相继成灾。
眼看太原城都要受灾，阎锡山再顾不得别的，忙着调集人员四下堵水。
而此后不久，作为另一变数的同盟军，也土崩瓦解，方振武、吉鸿昌也一度分道扬镳。
在冯玉祥离开后，面对逼近多伦的伪军李守信部，方振武、吉鸿昌两人率领剩余的5万多抗日同盟军于8月15日夜间，不战而退，弃守多伦。
16日，尽管方振武宣布接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可剩余的同盟军见部队不战而退，此前喊得最响亮的冯玉祥又早早溜走，各路人马也不愿再买方振武的帐，各本前程。
其中大部人马被宋哲元、商震所收编，而王英等土匪武装则投靠了日军，成为后来的大汉义军，部分蒙古族武装也投靠日军，成为伪蒙古**队。
8月24日，此前一直隐藏在幕后的**势力终于正式出面，在张北县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正式公开**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组织身份，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由柯庆施、吉鸿昌、张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组成，柯庆施任书记，吉鸿昌任总指挥。同时决定部队西开商都，然后出归绥，再南下蔚县，实现上海中央意图，即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建立新苏区。
但由于方振武不愿意和**合作，方、吉两部共约15000人的部队于8月26日分道扬镳。
不过，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原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未果，反而在赵承绶部的拦截下，又有部分人马投靠了对方。吉鸿昌无奈，只得率部回去找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北平。
9月10日，方振武、吉鸿昌两人把抗日同盟军改成了讨蒋联军，要求所部攻下北平，讨伐蒋贼。
原本当局对高举抗日大旗的同盟军还有些顾虑，但在该部转而讨蒋之后，南京当局和北平方面已经有了将其消灭的充分理由。
“不要光看到井岳秀，还要看到黄河东边的阎锡山。”赵振中指点着沙盘解释道，“大军作战，依照我部眼下的推进速度，不等我们打到黄河边，阎锡山就能增兵陕北了。”
从定边到横山一带，距离约有200公里，而从横山到府谷一带还有200公里。大军作战，要想一气推进400公里，凭借人民军现有条件，怎么也要7、8天的时间。从地图上看，自桥山向东穿插要近一些，可这边却没有现成的大路，全是黄土丘陵上的沟壑，走起来反而更费时。
而只要有4、5天时间，就足够阎锡山调兵过河用了。不过，军渡、碛口两处渡口，都位于无定河东岸。阎锡山增兵之后，也应当是先增援榆林重镇。届时，人民军骑兵奔袭之下，抢在阎锡山之前控制无定河西岸还是有可能的。
“现阶段，让阎锡山增兵到陕北，这比我们将来过黄河再打他要有利得多。”赵振中又补充道，“现在还不是我们和阎锡山全面对阵的时候，正好留下榆林、神木、府谷几个县缓冲一下。”
尽管此番作战后，从保德向根据地向根据地转运物资已很难实现，可从海外运来的物资却还需要囤积到保德一带的物资仓库中。若是现在就越河作战，不但勉强，还会过早的中断海外向保德的物资运输。这可是得不偿失。
沉吟了一会儿，张明瑞说道：“先生，要照这样来说，我们此次作战存在两个变数。一是华北方面到底能向西北这边增兵多少；二是阎锡山又能向陕北这边增兵多少。这样来看，我们这场仗还要仔细些才是。”
“这的确是两个变数。”赵振中赞许地点点头，又说道：“不过，这两个对我们不利的变数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有利的变数，那就是冯玉祥离开后的抗日同盟军。只要这伙人依然在察哈尔或华北其他地方活动，南京当局就难以向西北大举增兵。”
抗日同盟军此前因苏联援助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就连苏联驻中国使领馆都出来辟谣，加上同盟军中又确实有**势力在活动，南京和北平方面决不会放着这样一支随时能威胁到平绥线的武装力量不顾，大举增兵西北的。
“至于阎锡山，在南京方面命令，加上我部靠近黄河，唇亡齿寒之下，阎锡山确实会增兵陕北。但山西和绥远眼下正遭受严重水灾，道路未修复之前，阎锡山能派到黄河西岸的兵力肯定不会多。”赵振中肯定道。
从6月份开始，绥远就大雨连绵，山洪暴发，黄河绥远段同时暴涨，沿黄各县受灾严重。而套内东胜等地因地势平坦，积涝成灾，也成了泽国。绥远境内平绥线附近的部队，在套内水势缓解，泥淖消尽前，是不可能增兵套内，出兵陕北的。
山西则从7月份开始遭受严重水灾。先是7月初汾河因连续降雨，水势暴涨，太原东南一带水深丈许，不少村落被淹没。7月下旬黄河又在永济决口，该县顿成泽国。
而赵振中知道，若天气仍象原本历史记载那样的话，山西在8月下旬还将在保德至柳林之间遭受黄河决口之苦。保德那边因华美公司的缘故，已经加固了黄河河堤，而其他地方恐怕就难免遭受洪水洗劫了。赵振中虽通过李云天提醒过山西方面，甚至还提供了一些水泥、石料等物资，可这些物资竟被地方上的一些官员给挪用了！眼看灾难将至，赵振中气愤之下，却又无能为力，干脆找借口离开。
赵振中此次渡河西来，并经套内长城外侧进入根据地，可是冒了一番风险。好在黄河的洪峰削减了不少，加上有大马力机帆船可用，总算有惊无险的渡河成功。
而到8月下旬，长达近300公里的黄河泛滥区域，又正好将碛口、军渡两处渡口给淹没。就算秋后能恢复通航，可黄河泛滥区域的泥淖却不是几天就能消除的。只要作战发生在10月底之前，阎锡山就是想大举增兵也困难。更何况，阎锡山又一向斤斤计较，让他平白增兵陕北已属不易，想让他不惜老本的大举增兵，估计没那可能。
对敌我双方的兵力分析完，又明确了此次作战所要达成的目的，赵振中又指点着沙盘说道：“此次作战，宁夏方面、陇东、陇中等地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不过河西走廊上，却有些地方要加强。从与宁夏河西交界的红水县到武威之间的长城段，由教纵负责。四纵担负从武威西部到肃州之间长城段防务，以及肃州以西对诸马的作战任务。”
河西走廊东起永登、古浪一带的乌鞘岭，西到玉门关，全长有900多公里，尽管放上四纵、教纵共计5万兵力，可要是全线分摊下来，还是显得有些薄弱。
赵振中盯着沙盘又看了一会儿，开口问道：“陈致远，高台以西的各县，现在还有多少民众？”
陈致远稍一思索，便回道：“经过两次大地震，多次余震后，高台以西的民众已基本上撤到河西走廊东部或者其他地区安置，现在那边剩下的总共不过4、5万人。再就是我们纵队在玉门、鼎新、金塔、肃州等地有6千多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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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一份经过几次争论并经众人沙盘推演后的作战方案送到了赵振中面前。赵振中看后，对有关后勤物资补充以及炮纵的使用上又提了几点补充意见，便下发到各纵队，让大家遵照执行。
随后，赵振中又就有关事项叮嘱了众人一番，便悄然离开西北根据地，暗中返回了保德。接着，又再次到了青岛，与等在那里的周恬、伍秉义一起登船去往南洋。
此前赵振中声称要去南洋并非随口乱说，而是确实要去南洋就有关事项和致公党方面洽商，只不过他在真正出发前玩了个花招，去安排了下西北根据地的事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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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本历史上，陈炯明因长期生活窘迫，在香港困顿一隅，最终于33年9月份因病去世。但现在，因赵振中等人的出现，特别是华美公司物质上的帮助，以及赵振中所提出的南洋立国的目标，都让陈炯明等一干南京当局眼中的“叛徒”焕发出了新的活力。现在的陈炯明虽然已经56岁了，但心中有了新的目标，精力实在不比年轻人差。
赵振中、周恬等人于8月21日乘船奔赴新加坡，而此时赵振中与张明瑞所说的变数则在其后不久就开始发挥作用。
8月23日，从保德南面的兴县黑峪口至离石县的柳林镇一带，200多公里长的黄河河堤决口。沿黄各县顿成泽国。民众逃上屋顶、树梢、山坡避难，有逃避不及的，都被洪水冲走。太原、祁县、太谷、文水、汾阳、洪洞、武乡等县，也因黄河水漫溢，相继成灾。
眼看太原城都要受灾，阎锡山再顾不得别的，忙着调集人员四下堵水。
而此后不久，作为另一变数的同盟军，也土崩瓦解，方振武、吉鸿昌也一度分道扬镳。
在冯玉祥离开后，面对逼近多伦的伪军李守信部，方振武、吉鸿昌两人率领剩余的5万多抗日同盟军于8月15日夜间，不战而退，弃守多伦。
16日，尽管方振武宣布接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可剩余的同盟军见部队不战而退，此前喊得最响亮的冯玉祥又早早溜走，各路人马也不愿再买方振武的帐，各本前程。
其中大部人马被宋哲元、商震所收编，而王英等土匪武装则投靠了日军，成为后来的大汉义军，部分蒙古族武装也投靠日军，成为伪蒙古**队。
8月24日，此前一直隐藏在幕后的**势力终于正式出面，在张北县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正式公开**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组织身份，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由柯庆施、吉鸿昌、张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组成，柯庆施任书记，吉鸿昌任总指挥。同时决定部队西开商都，然后出归绥，再南下蔚县，实现上海中央意图，即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建立新苏区。
但由于方振武不愿意和**合作，方、吉两部共约15000人的部队于8月26日分道扬镳。
不过，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原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未果，反而在赵承绶部的拦截下，又有部分人马投靠了对方。吉鸿昌无奈，只得率部回去找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北平。
9月10日，方振武、吉鸿昌两人把抗日同盟军改成了讨蒋联军，要求所部攻下北平，讨伐蒋贼。
原本当局对高举抗日大旗的同盟军还有些顾虑，但在该部转而讨蒋之后，南京当局和北平方面已经有了将其消灭的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