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鹰击长空]第七十八章优等品，中国造（下）——
第七十八章优等品，中国造（下）
随着中国经济五年规划的推进，经济快速发展，上市公司上市后也是捷报频传，欧美商界掀起了投资中国的狂潮。
在这个时候，由于列强的备战，俄国重建，中国开发，以及某些力量通过种种手段从欧美市场吸走了大量资金，另一时空历史上的1907-1909年那一场因投机泡沫急剧膨胀之后猝然破裂而爆发的全球性经济萧条未能出现。股市泡沫还没有那么严重，而经济的增长基础还比较扎实。繁荣的经济推动了信贷的宽松，大批的欧美剩余资本除了追逐欧美证券，也蜂拥向东方“淘金”。
而在东方，五年规划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
国战胜利提升了国民信心，大片新增领土带来的大规模移民开发浪潮，良好的国家信用体系和金融体系源源不断地吸收着剩余资本，并把这些资金投向工商界，变成工厂，道路，市政工程，铁路，学校，医院。
这个生机勃勃的东方国家，在欧美投机泡沫破裂引发的萧条之中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国内市场，尤其是利用《东亚关贸协定》建立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大片的新增领土开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宽松的信贷，股市和商品交易所的推出，部分皇室产业下属企业通过股市出售旧股，实现皇室股份逐步退出，筹集资金投向其他重点项目，都让这个国家在外界的萧条中保持了高速成长的态势。
真正支撑这个国家经济成长的，首先是内需。
除了五年规划，政fu投入和宽松信贷引发的投资热潮，国内消费以前所未有的猛烈向经济注入了活力。
在收入分配领域，以国会立法形式发布的《社会保障法》明确了一整套医疗，失业保险和强制性养老金制度，而在强制性国家保障之外，商业化的保险公司也推出了更多的补充性保险。复兴党内的劳资关系研究会开始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声音，而新修订的《工会法》，《农会法》以立法形式保证了工会和农会在解决劳资纠纷，租佃纠纷等问题上的合法权利。
自1906年五年规划发布，国会系列立法之后，国内劳资之间几经较量，很多矛盾冲突也上升到了政fu不得不介入，甚至动用军警平息事态的程度。
不过，原本笃信政fu自然要站在自己这个“大纳税人”，“地方支柱”一边的企业主，紧接着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政fu只是维持秩序，却并不打算用暴力强迫工人就范。
而政fu派出的地方劳资关系协调委员会代表明确告诉工人：警察过来不是来镇压你们，而是避免双方的冲突演变成违法的暴力流血，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他们走上违法的道路。
工人一方选择了接受。
尽管苏维埃俄国革命的“成功”曾经让国内怀着某些心思的政治异见分子，或某种理想主义者怦然心动，但由于俄国人在华的恶劣形象，再加上英法等国政fu，以及俄国沙皇政fu对苏维埃革命进行了夸大性的丑化宣传，尤其是中国的工会组织牢牢掌握在复兴党劳资关系研究会，或者说掌握在皇帝手里，部分过激分子的煽动并没有引发真正的武力冲突。尤其是苏维埃革命最终失败，帝国政fu的强势，都让最为胆大妄为不甘寂寞的草根野心家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至少在目前还根本无力对抗政fu。
面对以中立姿态强力介入的国家暴力机器，工人们选择了回到合法框架内进行协商。
事态最终以妥协的形式得到解决：工人合理合法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但冲突中导致的业主损失也要集体赔偿，轻微违法行为被宽恕，而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依法得到惩处。
至于领头闹事者，政fu没有“秋后算账”。只要一切合法，这种“抗争”，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闹事”，政fu并不会强行干预。
这些事例，让劳资博弈中的各方力量清楚了政fu的态度，也明白了游戏规则。
一切的基础，在于法律，而斗争的方式，首先要合法。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原本没有工会组织的产业和地方，工人们也开始了串联。帝国几大工会组织，如华北铁路工人联合会，华南轻工业女工联合会，华东纺织工人协会等组织纷纷在各地设立分部，招纳会员。工会组织有自己聘请的律师，有外部审计，财务公开，内部则实行民主选举。
这些工会组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脱产的工会领导，但这些领导人的一切资金往来，在帝国金融领域采取的金融实名制体系之下，也是在工会组织制定的领导人财务公开体制之下，处于公开状态。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私自收纳实业界的贿赂，而一旦被发现有这类行为，将受到《反商业贿赂法》和《工会法》的双重制裁。
这些工会领导者都受过三年，六年甚至更多的基础教育，并且在工作之余自修了一些文化课，学习了法律和商业知识，通晓沟通艺术。他们大多有着政治上的野心和自己的理想，把工会看作了自己的事业，笃信自己在从事一项道德崇高的正义事业，并乐于同时收获上升的影响力，稳定的收入，成就感和道德上的满足。
从普普通通的生产线工人或普通白领，变成一个受人尊重，与实业界大亨们平起平坐，连政fu也要高看一眼的重要人物，他们很珍稀自己来之不易的一切。
所以他们格外注重言行。
尽管作为工会组织的领导，他们已经有了稳定的不菲收入，出入高门，平日往来的对面之人往往都是绅商巨子，名记，议员和政fu官员，但这些工会领导人依然穿着简朴整洁，作风淳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
他们清楚，一旦自己因脱离劳动阶层，追求奢侈享受被报界曝光，变成工会会员眼中的“叛徒”，“寄生虫”，自己将毫无意外地成为下一次选举的弃儿，甚至直接遭到弹劾罢免，就地被打回原形。
他们无法想象自己重新回到生产线，默默无闻，承受着鄙夷和不齿的情形。
就这样，国民收入增长计划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落实，面对国家权威明确表现出的对劳工阶层的政策倾斜，工商界尽管疑虑重重，终究只能接受。面对生机勃勃的国内外市场，没有人愿意因为与劳工组织之间的利益分歧而放弃更大的蛋糕——
廉租房事业，在各主要工业地区得到了快速推广。
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廉租房事业是政fu五年规划中的重点，政fu也拿出了真金白银，而效果如何，在战争期间的战时经济管制中已经显露无遗。
对地方来说，政fu的预算决策权和监督权都控制在地方议会手里，而地方议员大多是退伍军人，社会名流和绅商巨子。对退伍军人来说，推动廉租房建设，为退伍军人们谋福利是天经地义的；对社会名流来说，这样于国有利，于民有利，大大有利提升名望的事情自然也是要做的；而对绅商巨子来说，用政fu的钱建廉租房解决工商业骨干劳动力的居住问题更是顺理成章。
毕竟，这个时代的中国不是如某个位面一般在信用货币体制下玩印钞加土地增值的财富游戏，整个国家根本谈不上被房地产绑架。这个时代的所谓房地产，还基本停留在解决少数高收入阶层居住问题的层面，无论是规模还是水准，距离后世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就这样，廉租房建设本身带动了从水泥，钢铁，玻璃到家具，日用品，电力电气等需求，而工人租用廉租房之后，得以过上比较正常而舒适的家庭生活，也就从此在城市安顿下来，不再是以攒钱回家买地为目的的匆匆过客。这些新的城市居民开始消费，开始为子女的成长和教育储蓄，他们的余钱进入银行，通过乘数效应变成信贷，又回流实体经济。他们的消费为需求端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活跃了市场，刺激了商品生产的提升，而这些产能投资又增加了投资品的需求，活跃了运输市场，促进了运力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家庭如此，影响很小。可当数百万家庭如此，这种影响是可怕的。
到了这一步，中国的劳工阶层，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包身工或奴工。
他们加入了工会，每个人只需要缴纳很小的会费，而工会为他们向雇主争取合法权益。这些工会并非单个企业的工会，而是以地域和行业划分的大型工会。他们并非为单独某个企业的工人争取权益，而是通过集体性的磋商，迫使整个区域整个行业的资方接受劳工统一的要求。他们规模巨大，善于在法律框架内运用自己的力量，甚至精通和媒体打交道。
工人们缴纳少量的保险，企业缴纳另一部分，而更大的部分由政fu支付。工人们工伤有保险金，失业有救济金，医疗有保险金，退休有养老金。某种意义上说，也许这个群体得到的社会保障谈不上“从摇篮到坟墓”，甚至金额也比较微薄，但终究打消了工人对未来生活最大的担忧，也让他们真正在城市中落下了脚，不再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一个匆匆过客。
借助工会的力量，法律的保护，政fu政策的倾斜，工人不再是企业主的附庸，农民也不再是地主的附庸，他们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更加自信，而且有了自己的组织。他们开始学会什么是自尊，自信，独立。
人格独立，对未来抱有憧憬的劳工阶层，开始一步步地融入了工厂生活，逐渐把自己看成了工厂的一部分。拥有了主人意识的工人，秉持着那个时代传统的道德意识，对政fu和工厂都多了一些感恩。在新型薪酬机制的激励之下，在情感的支持下，在其他工人因改进工艺获得物质精神褒奖的鼓舞下，工人们也开始有了更多主动性，自动自觉地提高劳动效率，寻求工艺改进。
企业生产管理的提升，则主要来自于专业管理咨询机构的出现。
郑鹰规划的大工业体系，除了流水线，标准化，制度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则是专业分工。从流水线上的生产流程分工，到整个国民经济内部的专业化分工，这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多层次标准化分工体系。
原本出于保密考虑主要服务于皇室产业和少数财阀核心产业的专业化管理模式，在战后随着郑宇的推动，开始向其他企业组织扩散，而模式则走了专业化分工的道路。
原本属于皇室产业的一些专业性企业管理研究所，开始从皇室产业独立出来，转为商业化经营。仿效后世的专业咨询公司，他们采取了合伙人制度，依靠对企业提供专业的管理咨询服务，业务流程优化，生产管理模式优化等专业服务收取费用。
对于皇室产业长盛不衰的奥秘，众多企业早已是垂涎三尺。眼看着这些皇室产业的管理专家出来“创业”，自然是门庭若市。
能够付出高额费用引入专业管理模式的，自然是有心把企业做好做强，专注长远发展的企业家，而不是只是想着短期投机的暴发户。
不过，皇室产业的很多管理理念，也并非其他企业都可以接受，或者是能够接受的。流程控制，过程检测，产品检测，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企业内控，营销导向，公众关系，品牌深化，产品线延伸……这些令人眼花缭乱，超越时空的管理体系，对很多企业来说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天方夜谭，更是没什么必要的自寻烦恼。
但终究有人严格执行了，而且逐渐收获了成果。
当然，这些东西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更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们都有特定的适用背景，而在各个行业都有着不同的形变。这些管理咨询公司，既然专门从事这项事业，由顶着之前属于皇室名下的名头，当然也不会愚蠢到砸自家招牌。他们为企业带去全新的管理体系，同时也在不同的企业业态中，在管理优化的实践中汲取养分，不断提高，对原有的系统不断丰富，加以完善。
如同郑鹰旗下各情报机构和民间经济研究机构从前的做法一样，这些管理咨询公司有专门团队构建和管理庞大的资料库，把自己从事和收集到的企业信息，案例情况，跟踪回访数据等等分门别类地进行收集整理，以备未来调用。
这些机构也并非包打天下，他们还需要获得其他专业机构的支持。比如管理优化涉及到很多行业的，市场的，上下游的信息，这些基础资料需要花钱从市场调查公司，专业的经济情报研究所购买，甚至花钱雇佣他们专门进行相关调查。
对很多有过军旅生涯的企业管理者来说，这也的确是很好理解的事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从郑鹰到郑宇，对情报的高度依赖，情报网络的高度系统化和专业化，也同样影响到了这个国家的商业运作和企业行为。
有了这些内因，中国企业的经营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产品质量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中国企业高质量的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就在这些因素彼此的互动之下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出口上升-企业业绩提升-上市公司示范效应-更多国内外资金涌入实业-企业购买先进设备，改善工艺，开发新产品，提高工人待遇-产品质量提升，国内市场兴旺，出口提升。
以皇室产业与各财阀为核心，通过各行业内部在政fu协调之下组建的各种康采恩组织，中国企业在这个时代并没有陷入各自为战，争相诋毁和恶性竞争的死亡螺旋。
作为后起工业国，中国的工业生产力资源的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为了加速国家工业发展，郑鹰那一代人充分借鉴了后世日本等国家的“重点赶超”模式，即通过有效的产业规划和引导，集中优势资源优先发展钢铁，造船，汽车，机车和纺织等几大骨干产业，并借此带动相关产业集群，在几十年内实现了工业生产力和技术储备的快速提升。
以这些内在实力为基础，郑宇谋划的一整套国家制造业品牌整体提升，企业品牌推广和维护计划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
不过，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品牌的提升只是开始，真正的品牌塑造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复杂的工程，而绝非短期炒作和事件营销那么简单。
但至少，在这个时代，中国制造业已经取得了至关重要的制高点。
……
第七十八章优等品，中国造（下）
随着中国经济五年规划的推进，经济快速发展，上市公司上市后也是捷报频传，欧美商界掀起了投资中国的狂潮。
在这个时候，由于列强的备战，俄国重建，中国开发，以及某些力量通过种种手段从欧美市场吸走了大量资金，另一时空历史上的1907-1909年那一场因投机泡沫急剧膨胀之后猝然破裂而爆发的全球性经济萧条未能出现。股市泡沫还没有那么严重，而经济的增长基础还比较扎实。繁荣的经济推动了信贷的宽松，大批的欧美剩余资本除了追逐欧美证券，也蜂拥向东方“淘金”。
而在东方，五年规划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
国战胜利提升了国民信心，大片新增领土带来的大规模移民开发浪潮，良好的国家信用体系和金融体系源源不断地吸收着剩余资本，并把这些资金投向工商界，变成工厂，道路，市政工程，铁路，学校，医院。
这个生机勃勃的东方国家，在欧美投机泡沫破裂引发的萧条之中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国内市场，尤其是利用《东亚关贸协定》建立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大片的新增领土开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宽松的信贷，股市和商品交易所的推出，部分皇室产业下属企业通过股市出售旧股，实现皇室股份逐步退出，筹集资金投向其他重点项目，都让这个国家在外界的萧条中保持了高速成长的态势。
真正支撑这个国家经济成长的，首先是内需。
除了五年规划，政fu投入和宽松信贷引发的投资热潮，国内消费以前所未有的猛烈向经济注入了活力。
在收入分配领域，以国会立法形式发布的《社会保障法》明确了一整套医疗，失业保险和强制性养老金制度，而在强制性国家保障之外，商业化的保险公司也推出了更多的补充性保险。复兴党内的劳资关系研究会开始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声音，而新修订的《工会法》，《农会法》以立法形式保证了工会和农会在解决劳资纠纷，租佃纠纷等问题上的合法权利。
自1906年五年规划发布，国会系列立法之后，国内劳资之间几经较量，很多矛盾冲突也上升到了政fu不得不介入，甚至动用军警平息事态的程度。
不过，原本笃信政fu自然要站在自己这个“大纳税人”，“地方支柱”一边的企业主，紧接着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政fu只是维持秩序，却并不打算用暴力强迫工人就范。
而政fu派出的地方劳资关系协调委员会代表明确告诉工人：警察过来不是来镇压你们，而是避免双方的冲突演变成违法的暴力流血，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他们走上违法的道路。
工人一方选择了接受。
尽管苏维埃俄国革命的“成功”曾经让国内怀着某些心思的政治异见分子，或某种理想主义者怦然心动，但由于俄国人在华的恶劣形象，再加上英法等国政fu，以及俄国沙皇政fu对苏维埃革命进行了夸大性的丑化宣传，尤其是中国的工会组织牢牢掌握在复兴党劳资关系研究会，或者说掌握在皇帝手里，部分过激分子的煽动并没有引发真正的武力冲突。尤其是苏维埃革命最终失败，帝国政fu的强势，都让最为胆大妄为不甘寂寞的草根野心家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至少在目前还根本无力对抗政fu。
面对以中立姿态强力介入的国家暴力机器，工人们选择了回到合法框架内进行协商。
事态最终以妥协的形式得到解决：工人合理合法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但冲突中导致的业主损失也要集体赔偿，轻微违法行为被宽恕，而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依法得到惩处。
至于领头闹事者，政fu没有“秋后算账”。只要一切合法，这种“抗争”，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闹事”，政fu并不会强行干预。
这些事例，让劳资博弈中的各方力量清楚了政fu的态度，也明白了游戏规则。
一切的基础，在于法律，而斗争的方式，首先要合法。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原本没有工会组织的产业和地方，工人们也开始了串联。帝国几大工会组织，如华北铁路工人联合会，华南轻工业女工联合会，华东纺织工人协会等组织纷纷在各地设立分部，招纳会员。工会组织有自己聘请的律师，有外部审计，财务公开，内部则实行民主选举。
这些工会组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脱产的工会领导，但这些领导人的一切资金往来，在帝国金融领域采取的金融实名制体系之下，也是在工会组织制定的领导人财务公开体制之下，处于公开状态。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私自收纳实业界的贿赂，而一旦被发现有这类行为，将受到《反商业贿赂法》和《工会法》的双重制裁。
这些工会领导者都受过三年，六年甚至更多的基础教育，并且在工作之余自修了一些文化课，学习了法律和商业知识，通晓沟通艺术。他们大多有着政治上的野心和自己的理想，把工会看作了自己的事业，笃信自己在从事一项道德崇高的正义事业，并乐于同时收获上升的影响力，稳定的收入，成就感和道德上的满足。
从普普通通的生产线工人或普通白领，变成一个受人尊重，与实业界大亨们平起平坐，连政fu也要高看一眼的重要人物，他们很珍稀自己来之不易的一切。
所以他们格外注重言行。
尽管作为工会组织的领导，他们已经有了稳定的不菲收入，出入高门，平日往来的对面之人往往都是绅商巨子，名记，议员和政fu官员，但这些工会领导人依然穿着简朴整洁，作风淳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
他们清楚，一旦自己因脱离劳动阶层，追求奢侈享受被报界曝光，变成工会会员眼中的“叛徒”，“寄生虫”，自己将毫无意外地成为下一次选举的弃儿，甚至直接遭到弹劾罢免，就地被打回原形。
他们无法想象自己重新回到生产线，默默无闻，承受着鄙夷和不齿的情形。
就这样，国民收入增长计划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落实，面对国家权威明确表现出的对劳工阶层的政策倾斜，工商界尽管疑虑重重，终究只能接受。面对生机勃勃的国内外市场，没有人愿意因为与劳工组织之间的利益分歧而放弃更大的蛋糕——
廉租房事业，在各主要工业地区得到了快速推广。
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廉租房事业是政fu五年规划中的重点，政fu也拿出了真金白银，而效果如何，在战争期间的战时经济管制中已经显露无遗。
对地方来说，政fu的预算决策权和监督权都控制在地方议会手里，而地方议员大多是退伍军人，社会名流和绅商巨子。对退伍军人来说，推动廉租房建设，为退伍军人们谋福利是天经地义的；对社会名流来说，这样于国有利，于民有利，大大有利提升名望的事情自然也是要做的；而对绅商巨子来说，用政fu的钱建廉租房解决工商业骨干劳动力的居住问题更是顺理成章。
毕竟，这个时代的中国不是如某个位面一般在信用货币体制下玩印钞加土地增值的财富游戏，整个国家根本谈不上被房地产绑架。这个时代的所谓房地产，还基本停留在解决少数高收入阶层居住问题的层面，无论是规模还是水准，距离后世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就这样，廉租房建设本身带动了从水泥，钢铁，玻璃到家具，日用品，电力电气等需求，而工人租用廉租房之后，得以过上比较正常而舒适的家庭生活，也就从此在城市安顿下来，不再是以攒钱回家买地为目的的匆匆过客。这些新的城市居民开始消费，开始为子女的成长和教育储蓄，他们的余钱进入银行，通过乘数效应变成信贷，又回流实体经济。他们的消费为需求端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活跃了市场，刺激了商品生产的提升，而这些产能投资又增加了投资品的需求，活跃了运输市场，促进了运力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家庭如此，影响很小。可当数百万家庭如此，这种影响是可怕的。
到了这一步，中国的劳工阶层，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包身工或奴工。
他们加入了工会，每个人只需要缴纳很小的会费，而工会为他们向雇主争取合法权益。这些工会并非单个企业的工会，而是以地域和行业划分的大型工会。他们并非为单独某个企业的工人争取权益，而是通过集体性的磋商，迫使整个区域整个行业的资方接受劳工统一的要求。他们规模巨大，善于在法律框架内运用自己的力量，甚至精通和媒体打交道。
工人们缴纳少量的保险，企业缴纳另一部分，而更大的部分由政fu支付。工人们工伤有保险金，失业有救济金，医疗有保险金，退休有养老金。某种意义上说，也许这个群体得到的社会保障谈不上“从摇篮到坟墓”，甚至金额也比较微薄，但终究打消了工人对未来生活最大的担忧，也让他们真正在城市中落下了脚，不再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一个匆匆过客。
借助工会的力量，法律的保护，政fu政策的倾斜，工人不再是企业主的附庸，农民也不再是地主的附庸，他们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更加自信，而且有了自己的组织。他们开始学会什么是自尊，自信，独立。
人格独立，对未来抱有憧憬的劳工阶层，开始一步步地融入了工厂生活，逐渐把自己看成了工厂的一部分。拥有了主人意识的工人，秉持着那个时代传统的道德意识，对政fu和工厂都多了一些感恩。在新型薪酬机制的激励之下，在情感的支持下，在其他工人因改进工艺获得物质精神褒奖的鼓舞下，工人们也开始有了更多主动性，自动自觉地提高劳动效率，寻求工艺改进。
企业生产管理的提升，则主要来自于专业管理咨询机构的出现。
郑鹰规划的大工业体系，除了流水线，标准化，制度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则是专业分工。从流水线上的生产流程分工，到整个国民经济内部的专业化分工，这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多层次标准化分工体系。
原本出于保密考虑主要服务于皇室产业和少数财阀核心产业的专业化管理模式，在战后随着郑宇的推动，开始向其他企业组织扩散，而模式则走了专业化分工的道路。
原本属于皇室产业的一些专业性企业管理研究所，开始从皇室产业独立出来，转为商业化经营。仿效后世的专业咨询公司，他们采取了合伙人制度，依靠对企业提供专业的管理咨询服务，业务流程优化，生产管理模式优化等专业服务收取费用。
对于皇室产业长盛不衰的奥秘，众多企业早已是垂涎三尺。眼看着这些皇室产业的管理专家出来“创业”，自然是门庭若市。
能够付出高额费用引入专业管理模式的，自然是有心把企业做好做强，专注长远发展的企业家，而不是只是想着短期投机的暴发户。
不过，皇室产业的很多管理理念，也并非其他企业都可以接受，或者是能够接受的。流程控制，过程检测，产品检测，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企业内控，营销导向，公众关系，品牌深化，产品线延伸……这些令人眼花缭乱，超越时空的管理体系，对很多企业来说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天方夜谭，更是没什么必要的自寻烦恼。
但终究有人严格执行了，而且逐渐收获了成果。
当然，这些东西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更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们都有特定的适用背景，而在各个行业都有着不同的形变。这些管理咨询公司，既然专门从事这项事业，由顶着之前属于皇室名下的名头，当然也不会愚蠢到砸自家招牌。他们为企业带去全新的管理体系，同时也在不同的企业业态中，在管理优化的实践中汲取养分，不断提高，对原有的系统不断丰富，加以完善。
如同郑鹰旗下各情报机构和民间经济研究机构从前的做法一样，这些管理咨询公司有专门团队构建和管理庞大的资料库，把自己从事和收集到的企业信息，案例情况，跟踪回访数据等等分门别类地进行收集整理，以备未来调用。
这些机构也并非包打天下，他们还需要获得其他专业机构的支持。比如管理优化涉及到很多行业的，市场的，上下游的信息，这些基础资料需要花钱从市场调查公司，专业的经济情报研究所购买，甚至花钱雇佣他们专门进行相关调查。
对很多有过军旅生涯的企业管理者来说，这也的确是很好理解的事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从郑鹰到郑宇，对情报的高度依赖，情报网络的高度系统化和专业化，也同样影响到了这个国家的商业运作和企业行为。
有了这些内因，中国企业的经营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产品质量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中国企业高质量的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就在这些因素彼此的互动之下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出口上升-企业业绩提升-上市公司示范效应-更多国内外资金涌入实业-企业购买先进设备，改善工艺，开发新产品，提高工人待遇-产品质量提升，国内市场兴旺，出口提升。
以皇室产业与各财阀为核心，通过各行业内部在政fu协调之下组建的各种康采恩组织，中国企业在这个时代并没有陷入各自为战，争相诋毁和恶性竞争的死亡螺旋。
作为后起工业国，中国的工业生产力资源的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为了加速国家工业发展，郑鹰那一代人充分借鉴了后世日本等国家的“重点赶超”模式，即通过有效的产业规划和引导，集中优势资源优先发展钢铁，造船，汽车，机车和纺织等几大骨干产业，并借此带动相关产业集群，在几十年内实现了工业生产力和技术储备的快速提升。
以这些内在实力为基础，郑宇谋划的一整套国家制造业品牌整体提升，企业品牌推广和维护计划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
不过，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品牌的提升只是开始，真正的品牌塑造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复杂的工程，而绝非短期炒作和事件营销那么简单。
但至少，在这个时代，中国制造业已经取得了至关重要的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