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华夏魂(三)

    “卓如兄所虑之圣人政治,当视现实有无圣人而论,而非一概而论之。古之尧舜禹,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圣人也,故国有大治。而西夷无圣人,方求之于民治,以君民共主天下。然今日观之,天心轮转,我华夏代有圣人出,先为我华夏皇帝,而今上之圣明不下乃父。我华夏有圣人,自当兴圣学,匡扶华夏正统,此传统也,亦现实也。若猝然兴西学,以无知之民与圣人共治天下,难免事务昏乱,国事纷杂。”

    “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士农工商各有所司.既有圣人,万民自安,何虑天下不治呢?何必效法西夷,行此乱中求治的下策……”

    谭嗣同大作一出,字字扣住“国情”,歌颂“道统”,又捧住了“圣君”这面大旗,顿时“复古兴汉”派就是声威大震。

    不少人私下揣摩,这梁启超原本就对朝政多有批判,尤其力主民权民主,倡导平等自由,处处掣肘中枢大政。现在谭嗣同以前部长之尊,又打出如此义正辞严之旗号,天理人心尽皆在手,以顺击逆,何虑不胜

    眼看局势定鼎,不少政府内或政府周边的文人也开始按捺不住。

    帝国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统一党干将林可适发鸿文一篇,炮打议会政治:“……所谓议会者,遇事各显奇能,动辄大言欺人,或妖言惑众,或危言耸听,或故弄玄虚,争来论去而事无定论……回顾过往,凡重大决策,全赖我皇上圣明,乾纲独断,而议事诸君无君上干涉即百无一成,君上干预则遵旨照办,如此国会要之何用……”

    “……所谓政党政治,盖因西方阶级分化,阶层对立,又无圣贤之君以调和阴阳,故不得不行多党,以分别代言各阶层,牺牲决策之效率而弥合阶层鸿沟。我天朝家国天下,上下一体,虽有尊卑体制,实乃一家人也,官与民,君与臣,实乃父母子女之关系。如此敦睦之社会,何须多党,国会?难道于家庭之中,要子女举手以决定事务?奇哉怪也……我天朝既有圣君令主,则盛世可期,所谓国会,徒耗时间,实无益于国家黎民……”

    这个时候,连一些地方上实权在握的官员也迫不及待地决定站队,“以为陛下声援”。

    河南省新任副省长,因战争期间办事勤勉,支前得力而升迁的赵玄元在河南喉舌《新豫报》上发表文章,“……正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我华夏兴盛全赖君上统御有方。先帝者,千古未有之圣哲也;今上者,超迈古今之一帝也。我豫省生民,恳请为陛下立生祠,春秋祭祀,并请废国会,除政党,以圣君领内阁,复我皇明正道,则家国一体,再无妖言惑众,大言欺君者,天下必治……”

    一时间,在朝在野,颂圣不断。对过往传统的怀念,对国家民族的自豪,对先帝恩德的追思,对现任皇帝雄才大略的仰慕交织在一起,居然就生生掀起了更大的潮头,甚至连几个“督导国”也都牵连了进来。

    一直苦于“报效无门”的朝鲜首当其冲。

    朝鲜“大儒”崔炳皓秉笔直书,拍手称快:“我朝鲜三千里江山,千万子民俱受儒家教诲,小中华鄙陋之民尚知礼义廉耻,通晓君臣之道,奈何神州总有不肖之徒,钦慕夷狄鄙夷华夏,数典忘宗,此非禽兽之徒乎……”

    一批在京的琉球“国学大师”也忍不住出手,同声颂圣,连带指责提倡新学之人“黄皮白心,实乃香蕉人也”。

    正在此时,已经被视为“在野清流之望”的《华夏时报》刊登了“独秀”的一篇文章,舆论顿时又是一新。

    这篇名为《废理学,弃腐儒,华夏因此而兴》的文章,让所有“复古兴汉派”顿时如鲠在喉。

    “独秀”以毫不留情地笔调写道:“……所谓理学,实乃中华文明衰落之祸首。其学之残忍荒谬,纵观华夏历史,也未曾见过。此学把汉代经学之三纲五常发扬至极致,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道家的‘道’,佛家天台宗的‘理’融入儒学,并发扬到极致,把儒学发展为玄学,让知识分子的思想彻底陷入唯心主义诡辩的循环论之上……”

    “有人居然把理学和科学混为一谈,实在是如同蠢驴。理学提倡‘理气二元论’,用气来替代道家所谓的无和佛教所谓的空,气凝结为万物,又复散归于虚空,即佛教所谓一切归于虚无。所谓‘天理’,也就是道,则无处不行,为‘生物之本’,是变化的主宰。朱熹认为,人禀受气质而成型,而天理附着于气质之中,便是所谓气质之性和理义之性。人之所以有愚昧和罪恶,全是气质之弊,而理却是善的,故而人欲是恶的,人必须彻底消灭**,理学必须‘去人欲,存天理’。自理学大行,则中华之民也就彻底被阉割了一切主动性和创造性,失去了进取的动力和思想自由。人的**本来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而理学却认为人欲就是罪恶,强行要消灭而不是节制和引导人欲,此等荒谬绝伦扼杀人性和一切进步的谬论居然被冠以‘科学’的称谓……”

    “……所谓‘格物致知’,致的无非是礼法。理学认为理先气后,而理一也,万物之中的理是同一个东西,理即礼也,也就是礼教秩序就是宇宙间一切事物最本质的道理,所谓格物,求的便是礼法。此等邪说邪教,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混为一谈,把宗法礼教秩序置为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最高真理,实在是彻头彻尾的混蛋。自理学大兴之后,中国再无科学,再无思想进步,对于事物也没有了客观求是的精神,凡事务虚,开口闭口皆是四书五经,‘理一也’,‘理即礼也’,国家自然变越发落后。”

    “所谓皇明之物华天宝,文明灿烂,社会敦睦,君贤臣明,实在是天大的谎言谬论。于明季,朱元璋施政之残忍猛悍,堪称闻所未闻。即使以明朝史官多方美化,并藏于民间,朝鲜,日本和越南,后经多方对照之《太祖实录》的记载,以及明遗民谈迁所著并为满清所禁,后以民间多个手抄本对照整理的《国傕》,明黄景坊所著并在民间广为手抄流传之《国史唯疑》,以及众多地方史志,民间文稿,均清楚无疑地记载了朱元璋开创之苛政,从屠城,劫掠,滥杀平民,屠灭俘虏,到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屠杀功臣无所不有,实乃阉割华夏仁恕精神之一大凶手……”

    “朱元璋曾对刘基坦言,‘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明初文字狱,实乃满清文字狱之原型范本。当时之人文章中凡有‘作则’字样者,皆以讽刺朱元璋曾经‘做贼‘而论诛……”

    “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

    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

    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

    僧人一初作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罗网一日遍东西’‘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被怀疑抨击明太祖刑法太苛,斩。

    僧人来复作诗:‘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殊’字被视为‘歹朱’并骂太祖‘无德’,斩。

    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上有诗‘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大怒,将全寺僧人都杀了。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同,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斩。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斩。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被视为骂太祖当过和尚,斩。

    澧州学正孟清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斩。

    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作《万寿表》中有‘寿域千秋’,斩。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被视为;‘帝非’,斩。

    祥符县教谕贾翥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斩。

    台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法坤与发髡同,藻饰与早失同,斩。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道’与‘盗’同,斩。

    处州府学教授苏伯衡,作表笺误,下吏死。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太祖大怒,斩。

    状元张信训导王子,引用杜甫诗‘舍下荀穿壁’出题,被认为讥讽天朝,腰斩……”

    “《国史唯疑》记载,‘国初儒学官撰贺谢表笺,以嫌讳诛者,如曰作则,嫌于贼也;曰生知,嫌于僧也;曰有道,嫌于盗也;曰法坤,嫌于发髡也;曰帝扉,嫌于帝非也;曰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余类是。不知彼时文儒何从措笔?’”

    “朱元璋当政之后,对文人态度苛暴。其亲手制订之《大诰》直言,‘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即所有读书人必须无条件地和政府合作,而不合作就可以诛杀。朱元璋说到做到,高启案诛杀了原本曾经吹捧朱元璋并被树立为典型,后来却因对朱元璋施政严苛失望而辞官的高启,贵溪夏伯启叔侄俩自己砸断自己的手指,苏州姚润、王谟接到任命不出仕,都被斩首并抄家……”

    “根据明代国子监专志《南雍志》记载,朱元璋在国子监公开训诫:‘……今后学规严谨,若有无稽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帖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对一切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违抗官定意识形态的国子监生,鼓励告密,而且以凌迟酷刑和全家抄没对待,其对言论钳制和阉割知识分子思想之酷烈,闻所未闻。”

    “对儒家思想,有明一朝进行了系统性的阉割。洪武二年,朱元璋下令罢祀孟子,后为钱唐苦劝,以天文星相哄骗,一年后恢复祭祀。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删节《孟子》,凡涉及到抨击当时统治者无能和残暴的,提出统治者要对国家风气负责的,提出统治者当行仁政的,反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和横征暴敛的,提出人民可以对暴君的残暴统治加以反抗的,提出人民应有地位的—‘民为贵’,乃至提出国君有责任使人民丰衣足食的—‘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一律删除。洪武二十八年,御史游义生上书反对,触怒朱元璋而下狱,在狱中自杀。这一《孟子节文》从此取代了《孟子》,成为官定本,一直到十七年后,才在游义生的好友进言,最终恢复原本《孟子》。”

    “但永乐朝之思想阉割,比之洪武朝更甚。朱棣本人得国不正,本人非嫡非长,乃侧妃所生,又以清君侧之名悍然起兵作乱,纯系以力篡逆而据至尊,故而对政治异见分子采取极端血腥的屠戮,‘夷十族’,‘瓜蔓抄’,一切知识分子不得不对武装叛逆者俯首帖耳,彻底抛却一切自尊和良知……朱棣又系统性篡改《太祖实录》,《起居注》等文献,编造自己的身世,丑化建文帝,大兴理学,发布《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等官定意识形态,将理学推为国教,并严格管制思想文化。自此,明朝知识分子一步步从汉唐经世之儒,宋初军国器,变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明朝以八股取士钳制思想,‘文人皆从四书五经寻章摘句,所谓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故而其所养成者,皆yin逸骄奢,残民蠹国之人,使在位皆斯人,殊可忧也……此语流传至今,沁人骨髓,祖父以此望儿孙,师长以此教子弟。若曰果能金多粟丰兼车马妻妾之奉,读书之志愿已遂,能事已毕,一入仕途,凡有施为,浊秽邪曲,安有清正之望,乡塾中多以此为读书人佳话,仕风安得不坏。’”

    “在理学的礼教社会之中,人生而不平等,名位代表特权,上对下有绝对权威,而下对上最多只有劝诫。对权力者的唯一制约不过是道德和传统,也自然一步步走向虚伪和空洞,变成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士风败坏社会腐化……明朝不但继承了元代的下跪礼,更发展出廷杖来彻底摧毁臣下的自尊。明朝大臣遭此等奇耻大辱而反以为荣,自以为‘耿直’,殊不知自己早已自居为奴仆,对上无尊严,对下则颐指气使,典型的奴才象……所谓议礼,祖制,各路打着此类招牌的‘直臣’,不过是以死去皇帝的皇权对抗活着的皇帝,用祖先的死人牌为自己买名买好。而依靠孝悌维持法统的皇帝也轻易不敢挖自己家族的墙角,不得不寻求幸进之臣以分化,信用阉宦近侍以弄权,结果也就是四处掣肘,因循守旧,党争不断,国事日非。”

    “有明一代,君则多为昏聩之君,兼且自私自利,视国家为私产,祸乱国家而毫无羞愧。如朱棣‘靖难’涂炭生灵,又开官定思想八股取士,夷敢言之人十族而摧毁文人骨气,朱祁镇为求事功擅自征伐瓦剌导致生民涂炭,朱见深滥用奸邪国家动乱四处灾荒,官兵镇压无食则啖生民之血肉以充饥,朱厚照好大喜功而昏暴无能滥用民力,朱厚聪长年修道放任严嵩等奸臣祸乱国家,南对倭寇束手无策,北对蒙古屡战屡败,朱翊钧荒yin怠惰,自私自利,为易储之私心而放纵国政混乱,朱常洛沉迷酒色碌碌无为,朱由校任阉党把持朝政而以木匠为业……”

    “以所谓‘开边有功’,被满清‘丑化’的明武宗为例,自朝鲜,安南取回之《明实录》记载,‘壬戌,上以数骑猎于府城西,遂幸上方寺……总兵神周,奉旨至泰州搜取鹰犬,城中骚然,皆逃匿不敢出,乃括居民百余人充猎手,东循草场,大猎三日,仅得獐兔数只……戊寅,上阅诸ji于扬州,抚按巨具宴,却之,命折价以进。乙卯,至仪征,时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明日幸民黄昌本家,阅守备马昊所选ji,以其半送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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