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北。
蓝灰色全钢机车喷吐着蒸汽，拖带着三十多节车厢疾驰在原野之上。清一色的闷罐车厢，车门关闭，只开着上面的天井，从铁路边上一点也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车厢之内搭着临时床铺，一个个精悍的国防军军人表情严肃，正在高声唱着那首甲午年传唱了大江南北的满江红：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曾经参与北京事变，后来成为重点的清洗对象，在保定足足整训了小半年的国防军三十二师，上上下下只有一个心思：誓死卫国，洗雪耻辱
封闭整训的每一个白天，他们在国旗军旗下背诵誓词，在先帝遗像前许下承诺，在训练场上透支自己的全部体力和精神。在每一个夜晚，他们与整训军官，政治教导员促膝谈心，畅谈所见所闻，讨论国家的新政策，听取军官们勾画出的未来蓝图。
这些曾经蒙受了屈辱的军人们，经历了这一番回炉重炼，如同一柄反复淬火的利刃，只待一出鞘便要痛饮敌寇之血
武汉。汉阳区。
砖混围墙圈起了一大片建筑群，外间岗哨密布，戒备森严。
中华帝国最主要的军工厂之一，重要的枪械火炮生产基地武汉军工集团的总部就坐落于此。
厂区之内，早已不是前清时期的手工作坊景象，强固的钢筋混凝土厂房高大整齐，全套的通风排水装置和工业电风扇确保了工作环境的适宜，电气化流水线把一个个零部件，半成品枪械沿传送带向下传送，各个工位上着统一深蓝色工作制服的男工或女工戴着白棉布手套，熟练地把一个个零部件组装到枪械上。
进入战时经济管制已经半年。
这些工人，有些是原本军工集团的熟练工，有些是这两年增聘具备了一定经验的工人，有些是开战后紧急招聘的劳工。但无论是熟练工还是新手，合格品率却都还不错。这里面的道理说起来也不复杂：
第一，流水线模式的成熟，把复杂工序进行了彻底分解，每个工人基本只需要重复简单动作，而所有的动作都利用摄影捕捉进行了科学分解，规定了效率最高的标准动作，促使工人的无谓动作降到最低；
第二，高薪酬高福利，以及基本工资和计件工资的结合，这一套从皇室产业引入的体制，激发了工人对工作的忠诚。尤其是类家庭式的工厂文化，让这些来自贫苦农村的青年感受到了一种大家庭的氛围，也从积蓄颇丰成家立业的前辈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再加上考评机制，末位淘汰，班组竞赛，个个干得格外卖力；
第三，劳动力进行了科学分配。工厂采取了与皇室产业类似的措施：在一些不得不在极其狭小的空间内劳动的环节，采用了侏儒；在一些噪音过大的车间，使用听觉有障碍的工人，甚至根本就是聋子。
第四，严格的流程控制，在生产线中间和成品环节都有严格的监控，质量监督员可以随时停止整条生产线；
第五，所有的技术骨干，中高层管理人员全部参与利润分享计划，总分享比例高达15。
这一系列措施，再加上军工厂管理人员普遍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受过专业的商业培训，乃至国战引发的爱国主义热潮，奉献主义热潮，整个军工集团正是士气高涨。
组装完毕的枪械，枪弹，炮弹，爆破器材，流水一般从传送带进入转运间，又直接由手推车推到排队等候的卡车旁，装运上车，运往火车站入库，然后很快就会被装运上军火列车运往前线。
在帝国各地，各个被纳入战时管制体制的工厂都在中央统一要求下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而这个标准甚至远远超过了他们原本支付的工资由于大批青壮年男子入伍，或者应征才加军工，后方劳动力匮乏，而大本营经济组压下来的任务又很重，惩罚措施也很直白：完不成轻则罚款，众则坐牢
大家都知道所谓劳动改造的含义。好在限定百分之五的税后利润，一方面固然是限制了企业盈利，一方面也确保了企业不会亏本。无论如何，他们只能咬着牙提高工资，并且在大本营的强制性规定下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障，与工人分担成本，再加上中央政府提供的一部分，为工人在银行建立了养老金和医保账户，由大本营设立的帝国社会保障中心统一管理。
高工资，高福利，为国战做贡献，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再加上战备招工一般是由政府统一组织，大本营统一协调分配劳动力，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厂做工。
为了完成军工任务，很多工厂或主动或被迫地更新机器设备，提高工艺水准，在大本营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改善企业管理。国有银行，皇室银行和财阀银行根据大本营的条例，对购买国产设备提供低息贷款，利率和同期银行存款一致。对扩产活动还提供低息流动资金贷款，土建贷款，促使各企业纷纷扩产。为了争取更多订单，各厂也不得不努力降低物耗，在人力成本高涨的同时尽量提高效率，减低浪费。三班倒的八小时工作制也被推出，与两班倒共同成为工业上的主流。
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在大本营的统一调度安排下，各主要工业城市和工业区修建了公租房，低价出租给工薪阶层。
一般来说，刚刚进入城市的初等工人会选择工厂的集体宿舍，但这些没有家庭，顾念乡土的劳动力，在集体宿舍的生活中并不能真正找到对城市的归属感，最终只能沦为候鸟，随时可能回乡。
为了推动城市化，也是为了确保工业化的成果，以标准化预制件快速建设的公租房结构简单划一，但坚固耐用，必要设施一应俱全，一色的六层砖混楼，专门针对有一定年资或专业技术能力的工人，以较为低廉的租金满足他们的家庭需求，使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在公租房政策的推动下，很多有了一定基础的工人开始把自己的家属从乡下接到城市，真正定居下来，对工作也有了更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由于男性劳动力的匮乏，也是在帝国多年来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大批女性走出家门赚取外块。她们很快喜欢上了这种生活：经济独立性，集体氛围，作为劳动者获得了尊重，在公婆面前以一个“为国家做贡献”的独立人格，地位逐渐改善。
越来越多的平民儿童被送入了幼儿园，接受统一的幼儿教育。他们统一吃上了根据营养学调配的饮食，过着集体生活，接受有一定专业水准的幼儿教育，也根据教育部的指令，以及教材被进行了一定的国民教育。根据格林童话和中国民间传说为蓝本改编的故事集，着力培养幼儿的独立人格，与人为善，友爱互助和尊老爱幼，从幼年时就给他们打下中国国民的深深烙印。
帝国的招兵点附近天天人满为患。
为报刊上通篇累牍的英雄故事所吸引，为高额的军饷和社会地位所吸引，为前线似乎遇到一些问题而焦虑，为自己周围洋溢的爱国激情所鼓动，大批青年争先恐后主动要求应征。
在顺化犹太自治区，俄国人在北方的进展引发了普遍的忧患意识。犹太人仿照甲午旧例开始组建志愿军团，募捐活动更是有声有色。世界锡安主义者同盟对全世界的犹太族群发出呼吁：请注意，俄国人又要来了他们的目标，是毁灭所有的犹太人
在乡村，帝国农会以退伍军人为骨干，在大批农村劳力入伍，进厂或参加军工支前的情况下，组织了农业互助组，集中劳力快速高效地完成农活，尤其是帮助家中劳力匮乏的家庭解决困难。大家在农会的统一组织下，有人的出人，有牛的出牛，有好农具的出农具，有水井的出水，统一折价计分，收获的时候按分给与额外的补偿。
在各皇室产业下属的农场和牧场，大批壮劳力的离去迫使他们从皇室产业乃至美国的联合收割机公司购买了大批农业机械进行劳作。尽管这些面积巨大的农牧场采取轮更轮作，但借助优良的种子，科学的耕作方法，充足的灌溉，乃至有机肥和硝酸盐的施用，仍然让他们能够提供让其他传统农户望尘莫及的单产水平。
轮更轮作是郑鹰的坚持。一方面可以避免谷贱伤农，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土地肥力，降低化肥用量，避免土壤板结，也有利于土壤环境的自我修复。
中华帝国的皇室农场普遍采取了秸秆还田，最新型的综合型玉米收割机可以在收割玉米的同时对秸秆进行粉碎，并就地翻地掩埋，以补充肥力，避免土壤养分的快速流失，最终导致持续的贫瘠化，陷入恶性循环。
这些农场还同时饲养鸡和猪。豆粕，粮食和秸秆可以做成饲料，而鸡粪和猪粪又是最好的肥料。鸡苗和种猪都是美国引入的，洛岛红鸡，约克夏大白猪这些世界最顶级的品种，比另一个时空中的二十世纪初还要早就进入了中国。
不同作物的轮作也被采用。如在东北和内蒙河套地区的皇室农场采用的小麦和花生分季轮作，以及玉米小麦的分年轮作。
在河套的农场，普遍注意了同时种植树木以保持水土，另外没有进行过深翻土，避免深层的保湿土干燥化，土壤松散导致流失，最终荒漠化。
在内蒙和新疆的牧场，一种名为“小尾寒羊”的优良羊种在皇室和镇边军的牧场中得到了广泛育种和饲养。
在甲午北上统一全国后，畜牧业得到了帝国政府的空前重视。根据郑鹰的要求，帝国农业部广泛选取了海内外的优良羊种进行饲养比对，但最终入选的，却是产于山东西部，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的那一块交界地，被称为“小尾寒羊”的羊种。
这种羊是蒙古南下之时从草原上带来，由汉人多年繁殖。由于当地有斗羊的传统，人们有意选用高大健壮的公羊作为种羊以培养强壮好斗的羊只，久而久之就繁育出了世界上最顶级的优良羊种，无论是羊毛还是羊肉，生长速度，都是世界一流。
郑鹰等人并不知道，这个小尾寒羊在另一时空，虽然在某一段时间内因为某些政策不当导致了血统不纯，险些退化，但最终却成为了世界公认的顶级羊种，被称为“超级羊”。
无论如何，比对的结果让郑鹰等人欣喜若狂，并且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育种繁殖，并在皇室和镇边军的牧场中大力推广，逐渐走红。
与此类似，与小尾寒羊同一地区，还出产最优质的综合性牛种—鲁西黄牛，肉质鲜美，生长速度超快，挽力强，也逐渐得到了推广。
这些优良品种的引入，极大地提升了帝国畜牧业的效率，增加了肉食供应。最近两年，帝国开始尝试在部分小学和中学的免费午餐中强制规定了牛肉，以利用牛肉中的肌氨酸极大地促进人体肌肉发育，并利用其高蛋白促进脑发育，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善帝国居民的体质和智力发育。
这些农场是以农业公司组织起来的，收成的六成在农业公司内部分配。由于生产率高，人员相对较少，土地广阔，即使是基层的农业工人也都收入不菲。
这些农场管理者基本上都是退役的禁卫军军官，以及慈宁出身的农科专业技术人才，工人也都是退役的禁卫军。这种很有家庭特色的组织，确保了皇室产业内部的凝聚力和稳定。
在这一年，尽管一些边疆地区经历了战火，很多劳动力也投入了这场残酷的战争，但中华帝国的十八亿亩耕地依然生产出了两亿三千四百万吨粮食，平均单产每亩一百三十五公斤（扣除休耕土地），单产超过了满清末年的每亩一百一十五公斤，而总产量也超过了1949年之前中国的粮食最高产量—一点五亿吨。
相对于四点五亿的人口来说，这已经足以确保普遍温饱的前提下，有余力支持前线的大规模消耗，并补充各地的战略粮食储备，甚至还向中亚和欧洲出口了一部分粮食。
太平洋上，挂着米字旗的散货船正载运着美国生产的大批物资前往新西兰。他们将在哪里转身北上，把中华帝国订购的物资运输到广州，补充到中华帝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之中。这些货物，很大一部分是根据中华-美利坚二期债券的要求，用债券募集的美元购买美国商品。
美国的重轨，钢锭，牛肉罐头，春田式狙击步枪，大批军用和矿用炸药，润滑油，特种服装，牛皮护膝，农用机械，优良种子，种鸡，种猪，奶牛，肉牛，乃至通用机床，精密量具，乃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中国移民开设的牧场中养育的上好荷斯坦奶牛，法兰德斯红牛，德国黑白奶牛，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在中华帝国，借助一系列的政改措施，地方行政部门的权力被极大弱化，受到了上下两方面的有力牵制。
地方参政院掌握了财政预算批准权和财政支出的直接监控权，地方政府的一切开支全部从银行走专户，一举一动都在地方参政院的眼皮底下，这让大清洗之后的地方政府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操控资源，以权谋利。
各个国民组织和地方舆论媒体一只眼睛盯着政府，一只眼睛也在盯着地方参政院，而中央垂直控制的强力部门则无孔不入地监控着基层机关的动向，搜寻违规违纪的线索。
独立的司法部门现在有了越来越强的自信。大部分由留英和留美学生组成的最高法院**官团已经发出了宣言，“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
尽管由于战争时期的管制体制，大本营对社会资源的统筹进行强有力的控制，但司法部门依然在中枢的支持下顽强地对抗着打着各种旗号侵蚀司法独立的行为。在对涉嫌谋叛人员的审理中，司法部门对证据不足，或起诉存在问题的案件发回重审，甚至在检察部门的强力施压下，对一些复审依然存在问题的案件坚持了独立判决。很多案件最终闹到御前，在郑宇授意之下，行政部门和检察部门的努力宣告失败。尽管最终还是依靠最高权力者的干预而得到保护，但司法独立终究还是得到了维护。
清洗之后临时更换的一大批青年干部，至少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相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对中枢政策的执行也比较得力。在大本营统一管制的战时体制下，这些热情高涨，雷厉风行，对官场传统潜规则有些天然厌恶的青年官员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价值，也对因循已久的官场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
暂时得到了净化的官僚机构，至少在这一场战争中，表现出来了相对的廉洁与高效。尽管存在很多简单粗暴，尤其是迎合上意的现象，但相比之前地方政府的官吏们有些明目张胆地加征加派，人民的负担终究得到了明显的减轻。再加上强制性的限价和保证供应，普通民众的生活不但没有因为战争而恶化，反而有所改善，这让新政府在基层国民中的威望与日俱增，也对国家的整体动员构成了强有力的支撑。
蓝灰色全钢机车喷吐着蒸汽，拖带着三十多节车厢疾驰在原野之上。清一色的闷罐车厢，车门关闭，只开着上面的天井，从铁路边上一点也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车厢之内搭着临时床铺，一个个精悍的国防军军人表情严肃，正在高声唱着那首甲午年传唱了大江南北的满江红：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曾经参与北京事变，后来成为重点的清洗对象，在保定足足整训了小半年的国防军三十二师，上上下下只有一个心思：誓死卫国，洗雪耻辱
封闭整训的每一个白天，他们在国旗军旗下背诵誓词，在先帝遗像前许下承诺，在训练场上透支自己的全部体力和精神。在每一个夜晚，他们与整训军官，政治教导员促膝谈心，畅谈所见所闻，讨论国家的新政策，听取军官们勾画出的未来蓝图。
这些曾经蒙受了屈辱的军人们，经历了这一番回炉重炼，如同一柄反复淬火的利刃，只待一出鞘便要痛饮敌寇之血
武汉。汉阳区。
砖混围墙圈起了一大片建筑群，外间岗哨密布，戒备森严。
中华帝国最主要的军工厂之一，重要的枪械火炮生产基地武汉军工集团的总部就坐落于此。
厂区之内，早已不是前清时期的手工作坊景象，强固的钢筋混凝土厂房高大整齐，全套的通风排水装置和工业电风扇确保了工作环境的适宜，电气化流水线把一个个零部件，半成品枪械沿传送带向下传送，各个工位上着统一深蓝色工作制服的男工或女工戴着白棉布手套，熟练地把一个个零部件组装到枪械上。
进入战时经济管制已经半年。
这些工人，有些是原本军工集团的熟练工，有些是这两年增聘具备了一定经验的工人，有些是开战后紧急招聘的劳工。但无论是熟练工还是新手，合格品率却都还不错。这里面的道理说起来也不复杂：
第一，流水线模式的成熟，把复杂工序进行了彻底分解，每个工人基本只需要重复简单动作，而所有的动作都利用摄影捕捉进行了科学分解，规定了效率最高的标准动作，促使工人的无谓动作降到最低；
第二，高薪酬高福利，以及基本工资和计件工资的结合，这一套从皇室产业引入的体制，激发了工人对工作的忠诚。尤其是类家庭式的工厂文化，让这些来自贫苦农村的青年感受到了一种大家庭的氛围，也从积蓄颇丰成家立业的前辈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再加上考评机制，末位淘汰，班组竞赛，个个干得格外卖力；
第三，劳动力进行了科学分配。工厂采取了与皇室产业类似的措施：在一些不得不在极其狭小的空间内劳动的环节，采用了侏儒；在一些噪音过大的车间，使用听觉有障碍的工人，甚至根本就是聋子。
第四，严格的流程控制，在生产线中间和成品环节都有严格的监控，质量监督员可以随时停止整条生产线；
第五，所有的技术骨干，中高层管理人员全部参与利润分享计划，总分享比例高达15。
这一系列措施，再加上军工厂管理人员普遍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受过专业的商业培训，乃至国战引发的爱国主义热潮，奉献主义热潮，整个军工集团正是士气高涨。
组装完毕的枪械，枪弹，炮弹，爆破器材，流水一般从传送带进入转运间，又直接由手推车推到排队等候的卡车旁，装运上车，运往火车站入库，然后很快就会被装运上军火列车运往前线。
在帝国各地，各个被纳入战时管制体制的工厂都在中央统一要求下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而这个标准甚至远远超过了他们原本支付的工资由于大批青壮年男子入伍，或者应征才加军工，后方劳动力匮乏，而大本营经济组压下来的任务又很重，惩罚措施也很直白：完不成轻则罚款，众则坐牢
大家都知道所谓劳动改造的含义。好在限定百分之五的税后利润，一方面固然是限制了企业盈利，一方面也确保了企业不会亏本。无论如何，他们只能咬着牙提高工资，并且在大本营的强制性规定下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障，与工人分担成本，再加上中央政府提供的一部分，为工人在银行建立了养老金和医保账户，由大本营设立的帝国社会保障中心统一管理。
高工资，高福利，为国战做贡献，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再加上战备招工一般是由政府统一组织，大本营统一协调分配劳动力，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厂做工。
为了完成军工任务，很多工厂或主动或被迫地更新机器设备，提高工艺水准，在大本营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改善企业管理。国有银行，皇室银行和财阀银行根据大本营的条例，对购买国产设备提供低息贷款，利率和同期银行存款一致。对扩产活动还提供低息流动资金贷款，土建贷款，促使各企业纷纷扩产。为了争取更多订单，各厂也不得不努力降低物耗，在人力成本高涨的同时尽量提高效率，减低浪费。三班倒的八小时工作制也被推出，与两班倒共同成为工业上的主流。
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在大本营的统一调度安排下，各主要工业城市和工业区修建了公租房，低价出租给工薪阶层。
一般来说，刚刚进入城市的初等工人会选择工厂的集体宿舍，但这些没有家庭，顾念乡土的劳动力，在集体宿舍的生活中并不能真正找到对城市的归属感，最终只能沦为候鸟，随时可能回乡。
为了推动城市化，也是为了确保工业化的成果，以标准化预制件快速建设的公租房结构简单划一，但坚固耐用，必要设施一应俱全，一色的六层砖混楼，专门针对有一定年资或专业技术能力的工人，以较为低廉的租金满足他们的家庭需求，使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在公租房政策的推动下，很多有了一定基础的工人开始把自己的家属从乡下接到城市，真正定居下来，对工作也有了更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由于男性劳动力的匮乏，也是在帝国多年来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大批女性走出家门赚取外块。她们很快喜欢上了这种生活：经济独立性，集体氛围，作为劳动者获得了尊重，在公婆面前以一个“为国家做贡献”的独立人格，地位逐渐改善。
越来越多的平民儿童被送入了幼儿园，接受统一的幼儿教育。他们统一吃上了根据营养学调配的饮食，过着集体生活，接受有一定专业水准的幼儿教育，也根据教育部的指令，以及教材被进行了一定的国民教育。根据格林童话和中国民间传说为蓝本改编的故事集，着力培养幼儿的独立人格，与人为善，友爱互助和尊老爱幼，从幼年时就给他们打下中国国民的深深烙印。
帝国的招兵点附近天天人满为患。
为报刊上通篇累牍的英雄故事所吸引，为高额的军饷和社会地位所吸引，为前线似乎遇到一些问题而焦虑，为自己周围洋溢的爱国激情所鼓动，大批青年争先恐后主动要求应征。
在顺化犹太自治区，俄国人在北方的进展引发了普遍的忧患意识。犹太人仿照甲午旧例开始组建志愿军团，募捐活动更是有声有色。世界锡安主义者同盟对全世界的犹太族群发出呼吁：请注意，俄国人又要来了他们的目标，是毁灭所有的犹太人
在乡村，帝国农会以退伍军人为骨干，在大批农村劳力入伍，进厂或参加军工支前的情况下，组织了农业互助组，集中劳力快速高效地完成农活，尤其是帮助家中劳力匮乏的家庭解决困难。大家在农会的统一组织下，有人的出人，有牛的出牛，有好农具的出农具，有水井的出水，统一折价计分，收获的时候按分给与额外的补偿。
在各皇室产业下属的农场和牧场，大批壮劳力的离去迫使他们从皇室产业乃至美国的联合收割机公司购买了大批农业机械进行劳作。尽管这些面积巨大的农牧场采取轮更轮作，但借助优良的种子，科学的耕作方法，充足的灌溉，乃至有机肥和硝酸盐的施用，仍然让他们能够提供让其他传统农户望尘莫及的单产水平。
轮更轮作是郑鹰的坚持。一方面可以避免谷贱伤农，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土地肥力，降低化肥用量，避免土壤板结，也有利于土壤环境的自我修复。
中华帝国的皇室农场普遍采取了秸秆还田，最新型的综合型玉米收割机可以在收割玉米的同时对秸秆进行粉碎，并就地翻地掩埋，以补充肥力，避免土壤养分的快速流失，最终导致持续的贫瘠化，陷入恶性循环。
这些农场还同时饲养鸡和猪。豆粕，粮食和秸秆可以做成饲料，而鸡粪和猪粪又是最好的肥料。鸡苗和种猪都是美国引入的，洛岛红鸡，约克夏大白猪这些世界最顶级的品种，比另一个时空中的二十世纪初还要早就进入了中国。
不同作物的轮作也被采用。如在东北和内蒙河套地区的皇室农场采用的小麦和花生分季轮作，以及玉米小麦的分年轮作。
在河套的农场，普遍注意了同时种植树木以保持水土，另外没有进行过深翻土，避免深层的保湿土干燥化，土壤松散导致流失，最终荒漠化。
在内蒙和新疆的牧场，一种名为“小尾寒羊”的优良羊种在皇室和镇边军的牧场中得到了广泛育种和饲养。
在甲午北上统一全国后，畜牧业得到了帝国政府的空前重视。根据郑鹰的要求，帝国农业部广泛选取了海内外的优良羊种进行饲养比对，但最终入选的，却是产于山东西部，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的那一块交界地，被称为“小尾寒羊”的羊种。
这种羊是蒙古南下之时从草原上带来，由汉人多年繁殖。由于当地有斗羊的传统，人们有意选用高大健壮的公羊作为种羊以培养强壮好斗的羊只，久而久之就繁育出了世界上最顶级的优良羊种，无论是羊毛还是羊肉，生长速度，都是世界一流。
郑鹰等人并不知道，这个小尾寒羊在另一时空，虽然在某一段时间内因为某些政策不当导致了血统不纯，险些退化，但最终却成为了世界公认的顶级羊种，被称为“超级羊”。
无论如何，比对的结果让郑鹰等人欣喜若狂，并且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育种繁殖，并在皇室和镇边军的牧场中大力推广，逐渐走红。
与此类似，与小尾寒羊同一地区，还出产最优质的综合性牛种—鲁西黄牛，肉质鲜美，生长速度超快，挽力强，也逐渐得到了推广。
这些优良品种的引入，极大地提升了帝国畜牧业的效率，增加了肉食供应。最近两年，帝国开始尝试在部分小学和中学的免费午餐中强制规定了牛肉，以利用牛肉中的肌氨酸极大地促进人体肌肉发育，并利用其高蛋白促进脑发育，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善帝国居民的体质和智力发育。
这些农场是以农业公司组织起来的，收成的六成在农业公司内部分配。由于生产率高，人员相对较少，土地广阔，即使是基层的农业工人也都收入不菲。
这些农场管理者基本上都是退役的禁卫军军官，以及慈宁出身的农科专业技术人才，工人也都是退役的禁卫军。这种很有家庭特色的组织，确保了皇室产业内部的凝聚力和稳定。
在这一年，尽管一些边疆地区经历了战火，很多劳动力也投入了这场残酷的战争，但中华帝国的十八亿亩耕地依然生产出了两亿三千四百万吨粮食，平均单产每亩一百三十五公斤（扣除休耕土地），单产超过了满清末年的每亩一百一十五公斤，而总产量也超过了1949年之前中国的粮食最高产量—一点五亿吨。
相对于四点五亿的人口来说，这已经足以确保普遍温饱的前提下，有余力支持前线的大规模消耗，并补充各地的战略粮食储备，甚至还向中亚和欧洲出口了一部分粮食。
太平洋上，挂着米字旗的散货船正载运着美国生产的大批物资前往新西兰。他们将在哪里转身北上，把中华帝国订购的物资运输到广州，补充到中华帝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之中。这些货物，很大一部分是根据中华-美利坚二期债券的要求，用债券募集的美元购买美国商品。
美国的重轨，钢锭，牛肉罐头，春田式狙击步枪，大批军用和矿用炸药，润滑油，特种服装，牛皮护膝，农用机械，优良种子，种鸡，种猪，奶牛，肉牛，乃至通用机床，精密量具，乃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中国移民开设的牧场中养育的上好荷斯坦奶牛，法兰德斯红牛，德国黑白奶牛，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在中华帝国，借助一系列的政改措施，地方行政部门的权力被极大弱化，受到了上下两方面的有力牵制。
地方参政院掌握了财政预算批准权和财政支出的直接监控权，地方政府的一切开支全部从银行走专户，一举一动都在地方参政院的眼皮底下，这让大清洗之后的地方政府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操控资源，以权谋利。
各个国民组织和地方舆论媒体一只眼睛盯着政府，一只眼睛也在盯着地方参政院，而中央垂直控制的强力部门则无孔不入地监控着基层机关的动向，搜寻违规违纪的线索。
独立的司法部门现在有了越来越强的自信。大部分由留英和留美学生组成的最高法院**官团已经发出了宣言，“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
尽管由于战争时期的管制体制，大本营对社会资源的统筹进行强有力的控制，但司法部门依然在中枢的支持下顽强地对抗着打着各种旗号侵蚀司法独立的行为。在对涉嫌谋叛人员的审理中，司法部门对证据不足，或起诉存在问题的案件发回重审，甚至在检察部门的强力施压下，对一些复审依然存在问题的案件坚持了独立判决。很多案件最终闹到御前，在郑宇授意之下，行政部门和检察部门的努力宣告失败。尽管最终还是依靠最高权力者的干预而得到保护，但司法独立终究还是得到了维护。
清洗之后临时更换的一大批青年干部，至少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相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对中枢政策的执行也比较得力。在大本营统一管制的战时体制下，这些热情高涨，雷厉风行，对官场传统潜规则有些天然厌恶的青年官员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价值，也对因循已久的官场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
暂时得到了净化的官僚机构，至少在这一场战争中，表现出来了相对的廉洁与高效。尽管存在很多简单粗暴，尤其是迎合上意的现象，但相比之前地方政府的官吏们有些明目张胆地加征加派，人民的负担终究得到了明显的减轻。再加上强制性的限价和保证供应，普通民众的生活不但没有因为战争而恶化，反而有所改善，这让新政府在基层国民中的威望与日俱增，也对国家的整体动员构成了强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