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山川之绝络，关乎都邑。然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源委，无以识形势之全。
余真意觉得，这天下的山川河神，此时都应该在自己的封地，好好为大唐祈福。大战将起，这些人，都应该出一份力。在这龙池之中，他想到了大唐的运河。
山川形胜，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人工运河。
对比起天然存在的河川，经人工开凿的运河，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更为重要。除航运外，运河还用于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甚至可以这样说：社会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先民们不断拓展、连接、导引自然水系并开凿运河交联四海的改造自然的进击史。
水路运输相较于陆路，优势明显：运量大、成本低、损耗小、稳定性高……但天然河川，其航道走向不可能以人类意志为转移，且受地势影响往往走向相似，互相难有勾连。
仅靠天然航道，水路运输的效能十分有限。唯有通过开凿运河，将河川联系起来，才能真正释放水路运输的巨大力量。因此，运河对社会，可以说是“生命线”。
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是今苏州市内的胥河，至今仍轴舻相继，一如往昔。
京杭大运河之前的逾千年里，华夏的先民们已经在华夏大地上开凿了众多区域性运河，它们就像组成一幅宏大拼图的一个个散落的插片，直到历史的那个特殊节点，一一贯通连接，最终汇成这条世界上史上独一无二，隋唐大运河。
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这首诗是白居易暮年，一场中风后，不忍耽误正当妙龄的爱姬樊素，而遣其南归而作。诗中出现的数个地理概念汴水，泗水，瓜州、吴山，正是樊素南归应行路线。
自开封东流至徐州，汇入泗水，经江苏扬州南岸瓜州渡入长江，沿江南运河直下余杭。
这条路线，就是隋炀帝所下令修筑的隋唐大运河。这条大运河的出现，
据《大业杂记》载，仅开通济渠一段，即“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役丁死者十四五”。工程修筑速度在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但这也正是大运河及其主持修筑者隋炀帝最受争议之处。
南北朝乱世之后的统一王朝隋代，仅历文帝、炀帝二主，但父子二人都是开渠达人。
文帝时沿汉槽渠故道，开凿了从长安经潼关入黄河的广通渠，长约三百公里，规模较小；炀帝主导修建的是大运河的主体，从地图上看呈“人”字形。以隋都洛阳为“人”字起点，以通济渠向南连通黄淮，永济渠向北沟通黄河与海河，分别作为“人”字的撇捺，并进一步向南接通邗沟和江南运河，直抵钱塘江畔。
就大运河而言，隋炀帝的贡献值得称颂。但是，这必须建立在一个常识认知基础上：
隋炀帝所做的贡献更多的是连接，拓宽，贯通自春秋以来几千年年间历代所修建的地区性人工运河与自然河道，并不是完全凭借一己之力修成如此庞大的基础水利工程。大运河事实上是古代数千年来劳动人民共同智慧与辛劳的结晶，这是毋庸置疑的。
为什么是隋炀帝？大运河这样的史诗级工程，为何迟至隋代才出现？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把视野拉远。
从春秋至隋一千多年里，真正大一统的时间，其实只有秦及两汉四百多年的时间；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华夏版图都是分裂割据状态。而完成像大运河这样的全国性水利工程，需要三方面的资源：强大的国家意志、充足的人力规模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必须依托于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才有可能做到。
先前的统一王朝，秦代时间过短，且在始皇帝的时代，首先修筑长城边防与秦直道（这两项工程，其紧迫性及修成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开发中原水利运河工程；其次，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区域性运河还未出现，没有这些基础条件，谈全国层面的运河工程就如同空中楼阁。
两汉时代，受制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不足及南方地区开发程度严重滞后等多种硬性制约，从国家层面也并不具备实力和动力来开发如此规模的工程。因此在两汉多见的，是修建关键位置的核心工程：如长安至潼关的槽渠、重修邗沟以打通江淮水运以及东汉后期曹魏时在华北进行的一系列区域性运河工程等。
历史的重任，就这样历经千年，最终交到了重新完成统一的隋王朝统治者手中，更精确地说，就是交到了隋炀帝的手中。
隋炀帝杨广，在唐代以来的后世史家笔下，无疑是一位亡国毁家、荒淫暴虐的形象。但仅就才学胆识、文才武功、战略眼光来看，隋炀帝并非一无是处。
隋唐统治阶层，均出自西魏关陇军事集团，隋炀帝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
炀帝自幼接受系统严格的文化教育，史载其“少敏慧，美姿仪”。《全隋诗》有其诗文近五十首传世。文词瑰丽气势开阔，有魏武之风，后世文坛对其诗作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
大业十四年，隋炀帝杨广在江都遭宇文化及兵变缢死，不久隋王朝灭亡。后人论及杨广身死国灭，修筑大运河始终被作为其最重要的“罪状”之一。
但仔细想来，炀帝冒着这么大风险修大运河，其中真的没有更深远的考虑吗？
平陈后的十年他坐镇扬州，总领江南事务，淮扬丽人美景阅之无数，江南在这个层面上对他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在另一层面上，江南却真的让炀帝“魂牵梦绕”。
那十年给了炀帝第一手的经验，他深刻地了解，江南经过东晋南朝近300年的治理后，富庶繁华已是今非昔比。这也是他登基后修建大运河的工作，选择第一时间开通济渠与山阳渎的关键原因。而在灭陈后的十年间，江南地方门阀势力发动了两次大型叛乱，隋王朝在平叛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合适的运输通道，平叛力量难以及时投送也让炀帝下定决心要打通这条航道。
不过，对于关陇贵族出身，带有“鲜卑化的汉人”独特气质的隋炀帝来说，江南，终究只是天下之一隅；他真正的战略眼光，不局限于华夏版图之内，更在极高的战略高度审视中华版图的四邻。
彼时，突厥正在北部蒙古草原及中亚草原崛起，实力异常强大；东部契丹与朝鲜半岛的势力也正虎视眈眈地窥伺东北广阔的天地，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高句丽发兵四万进攻辽西；而西面占据今青海甘肃境的吐谷浑部如果不消解，其将与突厥一起切断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通道，其结果是将整个西域剥离出华夏版图。
由此，炀帝制定的战略国策，概括说来四个字：西攻东守。
西攻，包含两个具体方针：修好突厥，消灭吐谷浑，即一拉一打。为什么是与突厥修好？理由很简单：突厥势大，暂时还打不过；打吐谷浑的理由就更简单了，几个柿子数它最软，而且其占据的位置威胁最大，直接趴在河西走廊边，如果不进行消灭，丝路将断绝，国都长安也将永无安枕之日。
东守，属于战略性防御，待西部问题解决后，回头处理东部的契丹与朝鲜半岛势力。
想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规划，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隋王朝要有能力将中原版图潜能全部释放。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可能：修建全国性运河体系，才有能力将帝国的人、财、物集中于一点使用，实现效能最大化。
这就是隋炀帝甫一接班就立即开始大运河工程的本质原因。
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运河体系的搭建，使隋王朝的力量如同满弦之箭，炀帝的战略规划开始付诸实施。永济渠、通济渠与山阳渎完工后，炀帝亲征吐谷浑灭其国。并随后耗时半年，历千险亲巡丝绸之路，横穿祁连山脉直至张掖，西域二十七国咸遣使觐见。
史载：“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藩慑服，朝贡相继。”此战，将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境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达昆仑山脉的辽阔土地皆收入囊中，设西海、河源等四郡，归于王治。唐太宗曾就隋炀帝西巡一事对臣下感慨：“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以来不过一两代耳。”
、 而大运河全线贯通后，隋炀帝连续三年三征高句丽。史载其首征云：“大军集于涿郡……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雄师威武，然而这样雄浑的场面，却也暗藏了危机的影子。
要知道，三征高丽是在修建新都洛阳、贯通大运河、修隋直道、开太行山关隘等诸多国家工程进行之际，并“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如此徒耗民力，用兵百万，转战千里的战争竟然连续搞三次，真的是难以想象。《隋书炀帝纪》载当时民众之惨状：“于时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
“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大运河的开通，虽然为隋炀帝实现其既定战略计划打下了基础，但长期的穷尽民力，再加上其试图将中原及江南士族一起纳入统治阶层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侵害到了执政的关陇集团本身的利益。由此，隋炀帝围绕大运
河的所作所为，使他几乎是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失去民心及执政集团的支持，是导致隋王朝在富庶中迅速土崩瓦解的核心所在。
说隋王朝富足并不夸张。隋炀帝大业五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这一纪录直到年后的唐玄宗天宝年间才被超越。经济社会繁盛如北宋，终其一朝人口顶峰也不过于与隋大业年间相仿。
而随着大运河修成，其沿线陆续建起数十座国家粮仓，如黎阳仓、回洛仓、含嘉仓、河阳仓、常平仓、山阳仓等，用于储藏经大运河转运的江淮粮米。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中国古代历史，支持其形成和绵延发展的核心，无外乎四根基柱：郡县制、科举制、长城、大运河。
郡县制保证了华夏版图能够由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进行管理，为国家潜力的有效运用提供制度保障；科举制保证了阶层间一定的流动性，延缓了阶级矛盾过快累积以致出现不可调和的情形；
长城的存在，使北方的军事防御力量能集中于某几个关键节点进行有效防御，而不至于千里设防，散而无力；大运河则是国家大动脉，确保各项资源的高效积聚能力，为应对国家层面任何突发事件提供现实保障。
巧合的是，树立起这四根基柱的那两位帝王，命运竟是如此相似，他们如流星般在历史长夜中划过，却为后世留下了影响千年走向的资产。
隋唐大运河最核心的通济渠段，由于引自黄河水，自隋至南宋的五百多年间，河水携带大量泥沙，鸿沟、汴水、洛水、济水等水道均无数次淤塞泛滥，为保障水路通畅，历代均花费巨量的财富整修此水道。
京杭大运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人工运河，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这条担负着南北交通运输重任的千年漕运水道，以其跨越时空之长、流经地域之广、历史遗存之丰、文化底蕴之厚、价值之珍贵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那么，京杭大运河是怎样兴修起来的，又是如何将隋炀帝乘坐龙舟南巡的御用水道变成商业运输兴旺发达的黄金水道的？大运河的漕运为何成为了朝廷的经济命脉？为了确保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和漕运的安全，历朝历代对大运河的漕运又是怎样组织管理的呢？
黄金水道 历经千年打造。
大运河开凿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期。周敬王三十四年，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准备发兵北上攻打齐国。当时，长江和淮河之间没有水路可通。
为了长途运送军粮，夫差下令征调大批民夫，在蜀冈之上修筑邗城，在蜀冈脚下开凿邗沟，使之成为一条连通长江与淮河的人工水道。对于修筑邗城、开凿邗沟的建设场面，史书上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即“举锸如云”，可见其声势浩大。夫差是春秋时期吴国的最后一位君主，他被称为开凿大运河的“第一人”。
开凿邗沟成了大运河兴建史上的开端，邗沟全长约两百公里，扬州、淮安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因邗沟的开凿而诞生。此后邗沟一直都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历代王朝漕运的水上要道。邗沟的开凿客观上为当时我国东部地区的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随着南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日益发展，修建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尤其是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
纵观大运河兴建的历史，大规模兴建大运河一共有两次，第一次在隋朝。隋朝兴建的大运河称为“隋朝大运河”，也称为隋唐大运河。
随后的唐朝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疏浚、修整和治理，保证了水道的畅通无阻和漕运的正常运转。大足元年，即，朝廷在洛阳立德坊南隋唐大运河的洛水河道营建新潭码头，“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
有关史料上说，当时洛水河道上“槽船往来，千里不绝”“大船万艘，转漕相过”“航运贸易遍于三江五湖”“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从此，洛阳成了当时隋唐大运河沿线最大的港埠和全国水上交通运输的中心枢纽。各种商品物资通过隋唐大运河可以从洛阳东达于海、西至关陇、南下苏杭、北上幽燕。不仅如此，以洛阳为东端起点的水上“丝绸之路”，可以通达东南亚、南亚、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
帆影蔽日，桅樯如林，船来货往，络绎不绝。当时，洛阳已成为天下最大的物流园区和商品货物集散地，同时也是进出口货物的中转站
朝廷派出有关人员在汴口考察后认为，“退滩高阔，可凿为渠，引洛入汴”。
由于实施了引洛入汴的工程建设，不仅使汴京拥有了一条西连洛阳的畅通水道，而且还提升了汴河东达淮河的水位，改善了汴河漕运的条件，保证了京都的商品物资供应，让汴京继续保持天下繁华第一都市的地位。
由于隋唐大运河很容易淤塞，甚至会淹没河道，朝廷和地方官府必须要经常开凿、疏浚、整修、治理，才能让隋唐大运河能够继续使用。
大运河的命运始终与漕运制度相伴相生。所谓漕运，指的是古代王朝通过水路河道向京城和边关、灾区等指定地点大规模输送粮草的经济活动，而围绕这种经济活动所形成的整套制度、设施和人员、装备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交通运输体系。可以说，漕运是古代王朝维持自身正常运转的供应系统，也是古代王朝延续政治生命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
从秦汉时期到南北朝时期，由于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尚处于不完善阶段，人工运河尚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因此漕运也处于尚不发达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漕运走向主要是东西走向。直到隋唐大运河建成后，随着南方经济的兴起，漕运中心也逐渐南移，南粮北调成为了漕运的主要任务。进入京杭大运河时代后，漕运迎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借助京杭大运河直通南北的便捷条件，漕运可以将粮食和其它商品转运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朝廷调剂物资、平衡社会的重要措施。尤其是在明清两朝，漕运不仅可以促进南北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还使其社会历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运河漕运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兴旺，而且也加快了运河沿线城镇经济的发展。从有关史料中不难看到，随着运河的开发和运输规模的扩大，以及运输条件的改善，不仅使一批新兴城镇应运而生，成为新的商品集散地和漕运服务区，而且也让一批老旧城镇焕发了青春的活力，跃然而起，成为经济繁荣、交通方便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为了鼓励漕运，皇帝曾经规定：每条漕船准许携带货物二成，自由在沿途贩卖；并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代客运输酒、布、竹木等生活用品和生产物资，开展往来贸易。
这样一来，漕运带来的交通运输和商品贸易的便利也促成了运河沿岸市场网络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的许多城镇都是因漕运兴盛而兴盛，而许多城镇的衰落也无不是因漕运的衰落使然。这种漕运和城镇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存关系，正说明了运河漕运经济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自秦汉以来，历代都设置了管理机构和在职官员。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的各方面的漕运需求，转漕逐渐制度化。汉初时期，每年漕粮运量为几十万石。汉武帝刘彻登基初年，增加到了一百多万石。
三十年后，到了汉武帝元封元年，漕运一度增加到每年六百万石，漕运用卒达六万人。由各地护漕都尉管理，沿途县令也要兼领漕事，以保护漕运的畅通和安全。
到了唐宋时期，漕运管理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太宗贞观六年，朝廷设“舟楫署”管理漕政。唐朝中期以后，因漕运日益繁重，朝廷常令宰臣兼转运使等职，主管漕政。为了增加漕运能力，唐朝实行了“十船为纲，武官押运”的纲运制度和相应奖惩制度，并责成地方主要官员分工负责，后来又进一步明确了由沿河县令主持所在地段漕运事宜。运为辅的方式，确保军用物资及时地运到抗金前线的军营。
进入京杭大运河时代的元明清三朝，朝廷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系统日臻完善和日渐规范。，朝廷就一方面大力开发京杭大运河，另一方面扩大造船业规模，加强漕运管理，设置京畿都漕运司、江淮都漕运司两大漕运机构，主管官员为正三品。江淮漕运司负责将漕粮运至中滦，京畿漕运司再从中滦将漕粮运到北京。
设置了直属中央的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管理机构，即漕运总督部院，一般要派从一品或正二品官员担任漕运总督。
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在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以其特有的沟通功能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接在一起，将不同江河流域的生产区域联系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河承载了帝国，并且带动了运河沿岸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这是一条具有生命力的商贸之河、文化之河。漕运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国家可以通过漕运获得粮食供给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中央集权制度又为大运河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秦朝的建立，使漕运开始走上国家经济生活舞台的中心。
西汉以来，关
中居战略要地，所需粮食、物资渐趋浩繁，漕运之盛可谓“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网流沙。”
为保证漕运活动顺利进行，西汉政府积极经营河、渭运道，还开挖了三百里关中漕渠，整治了鸿沟运河系统，并广建仓储。可见，运河为长安的建设与一代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物力支持。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各割据政权的漕运多应战时之需，规模虽小，但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度支府，建立了区域性的漕运体系，为后代的重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隋朝广通渠、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和江南河的开凿，一个以洛阳为中心的全国运河网络和漕运体系也建立起来。
各地开始建造粮仓，以供转输或积储漕粮之用。至此，隋代的运河系统与仓储制度成为了漕运史上一个重大变革。唐代以降，漕粮供应地由关东逐渐转向江淮，东南地区日渐成为朝廷的主要赋税来源，地位显著上升。
大唐对漕运体系的发展将其推向巅峰，唐有天下，“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
漕运是至急至重的事，如沈括《平山堂记》所言：“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
尽管它与今天现代化的交通系统不能相比，但在当时已是人们可以利用的最便捷、效率最高的通道。
大运河漕运量的不足，使元朝政府另辟海上运输路线，至元十九年，首次开辟了从长江口的刘家港直航大沽的运输漕粮的海路，这是元朝的一大创举。
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两朝沿用大运河作为连接江南经济重心的漕运通道，既丰富了运输方式，如支运、兑运、长运，又增加了严格的漕粮征交制度，再加上康雍乾时期对大运河有效的疏浚治理，保证了大运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较为畅通，运河的漕运由此进入了最后一个辉煌时期。
目前，正是大运河从古至今提供的地理、交通、经济与文化联系，使运河两岸的城市自身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在日益深化的联系中发展为一个水平更高、规模更大的城市共同体。
大运河为沿岸创造的经济物质、生存方法、盈利财富，让我们看到了运河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其未来必定走向复兴与新生。
这六位龙王都是人间王者的形状，穿袍蹬靴，携侍带眷，衬以天云海水。
民间文学中所言龙王、龙宫之事，如龙王的呼风唤雨职能、龙宫多宝等等几乎全受到了佛经故事的启发，在其演绎的过程中，文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冲破佛教文化的桎梏，创造出了众多充满人格化的龙王形象。
龙王与道教同样关系密切。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它是在上古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和升仙思想发展而来的，上古的鬼神观念和龙的观念都被道教所摄取。
上古神话中龙是通天神兽，是升仙的坐骑，道教对此说全盘继承，神仙并以龙为脚力。道教的法术中有一种为“乘峤”，即乘坐神兽飞行于空中，与神仙往来，所乘的龙称为龙峤。
据道教经典说，乘龙者游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都不敢侵犯，无论到那里，都会有神出迎。早期的道教，尽管承认龙的施云布雨功能，却只是拿它当脚力使用，直到后来佛教将龙神据为己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大力争抢龙神，奉为龙主。
说起来缘于早期道教与佛教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争相拉拢封建君主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二是尽量附和民众心理，取得民众的认同。所以当佛教关于龙王的内容日益渗入中国文化之中产生社会影响后，道教就奋起直追了，把道教中的龙也附会为王，且后来居上，名目的繁多超过了佛教。
主要有四海龙王，东海敖广、南海敖闰、西海敖钦、北海敖顺，五方龙王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等数百位龙王。上古原始宗教的龙虽有神性，但并不占地盘。
发展到这时候，道教的龙王均有守土之责，诸天有龙，四海有龙，五方有龙，三十八山有龙，二十四向有龙，以至凡是有水的地方，无论湖海河川，还是渊潭池沼以及井、泉之内都有龙王驻在。
佛、道两教争相对龙宣传，刺激了民间对龙的崇拜，传统的龙也由神兽变成了神，于是使大江南北无处不存在龙王。[9]从隋唐开始，随着佛教、道教的盛行，佛、道中龙王的神话传说与早期民间的龙王信仰糅合在一起。
龙王信仰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也逐渐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唐玄宗时，诏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
北周静帝将皇位禅让与杨坚，杨坚创立了隋朝，后来，杨坚南下大胜陈，统一了中原。虽然表面上看着完成了统一大业，实则各门阀之间明争暗斗。尤其是长久以来的格局已经让不同门阀之间的经济，文化等观念形成了很大的差距。想要真正的统一，绝非容易。除了中原的门阀，少数民族也存在各个门阀割据的情况。
隋朝定都于长安，但是为了抵御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北方驻扎了大批的军队，军队所需的粮草，仅仅依靠北方是难以供应的，南方的粮草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运达，这就为挖掘大运河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历史上对于杨坚的死一直是有争论的，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杨广弑父，而后杨广赐死废太子杨勇。相传，杨广小时候很乖巧，在杨坚面前一直是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这和后来杀父杀兄的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历史上，曾有人对杨广称之为疯子皇帝，从他坐上皇位的这种举动来看，这种称呼一点儿也不为过。而从他在位期间的这些举动，更能够验证了这个称呼的正确性。
从客观条件来说，统一可以说是一个千秋伟业的事情，这也是历代皇帝都喜欢统一的一个原因。但是，统一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民富力强的前提下，但是隋炀帝为了统一，完全不顾民众的死活。这也就为他日后成为人们口中的昏君，打下了基础。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河流大多是东西走向的，很难有南北走向的。这种情况就为大运河的修缮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大运河船长两期啊多公里，这样一个大型的工程。
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仅仅用了十年就完成了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工程，当时的劳苦大众要经受多少苦难了，有多少人牺牲在这个工程中，但是这丝毫不在隋炀帝杨广的考虑的范围内。他不仅仅修建了大运河，而且修建长城，大兴土木。
隋炀帝杨广如此一意孤行，难道就没有人提出异议吗？当然有了，但是隋炀帝杨广容不得别人有异议，一旦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就将其杀害，后来渐渐的也没有人再敢提出不同意见了。就连当时的皇后，也是敢怒不敢言。
男人大多都被征去修大运河了、大修土木了，谁来种地？
面对沉重的税负，民众的生活日益窘迫、怨声载道。不管是哪个朝代，人民的日子太平了，那么这个朝代也会长久下去，如果人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那么这个朝代就很难长久了，这也就为后来的民众起义做下了铺垫。
隋炀帝在位期间，多次发动战争，最有名的当属与高句丽战争了。曾经三次发动高句丽战争，三次毫无所获，如果说发动高句丽战争，也不仅仅是在隋炀帝时期，那么为什么偏偏说隋炀帝时期的高句丽战争是劳民伤财呢？
这就要看发动高句丽战争的兵力是来自于哪里？李源时期，也曾经发动高句丽战争，但是，他大多是借用的军阀的力量，而隋炀帝，则大多是在民间征集兵力，这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李渊的做法不仅仅消弱了军阀的势力，而且还为民众获得了安宁的机会，而隋炀帝杨广则是在削弱民众的力量，而给军阀更大的实力。
阳光虽然做皇帝数年，但是在长安的时间也仅仅有三年，其他的时间都在外地，这并不是说他这个皇帝多么清正，而是说明他有贪玩的天性。
后来，各个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最有名的当属李密，他列举了隋炀帝数十条罪状。民众们纷纷揭竿而起。看到大势已去的隋炀帝，不敢再回长安了。就准备在洛阳大修宫殿，迁都洛阳。
后来宇文化及起义，隋炀帝杨广想要逃离，不曾想，被抓了个正着，被令狐行杀害。
历史上曾经有人说，隋炀帝杨广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其实这种说法恰恰相反。隋朝是在北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北周已经是外无强敌，内部和谐的一个朝代。再来看看隋朝留给唐朝的是一个什么情形？如果用一个烂摊子来形容毫不为过，从这一点来说，隋炀帝杨广已经倒退了，并没有在时代的发展上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
任何的各朝代都有各自得存在的意义，虽然说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被称为一个暴君，但是，他在位时期所进一步完善的京杭大运河，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对后代的关爱了，这在世界运河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大运河对后来的朝代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想要单纯的用好或者坏来评判一个人或者一个朝代真的太难了，因为不可能都是好的，也不可能都是坏的。关于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的说法，褒贬不一。有人说，这是一项千秋伟业，也有人说这个工程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更甚至有的人说，这个工程看出了隋炀帝杨广心狠手辣。
余真意觉得，这天下的山川河神，此时都应该在自己的封地，好好为大唐祈福。大战将起，这些人，都应该出一份力。在这龙池之中，他想到了大唐的运河。
山川形胜，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人工运河。
对比起天然存在的河川，经人工开凿的运河，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更为重要。除航运外，运河还用于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甚至可以这样说：社会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先民们不断拓展、连接、导引自然水系并开凿运河交联四海的改造自然的进击史。
水路运输相较于陆路，优势明显：运量大、成本低、损耗小、稳定性高……但天然河川，其航道走向不可能以人类意志为转移，且受地势影响往往走向相似，互相难有勾连。
仅靠天然航道，水路运输的效能十分有限。唯有通过开凿运河，将河川联系起来，才能真正释放水路运输的巨大力量。因此，运河对社会，可以说是“生命线”。
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是今苏州市内的胥河，至今仍轴舻相继，一如往昔。
京杭大运河之前的逾千年里，华夏的先民们已经在华夏大地上开凿了众多区域性运河，它们就像组成一幅宏大拼图的一个个散落的插片，直到历史的那个特殊节点，一一贯通连接，最终汇成这条世界上史上独一无二，隋唐大运河。
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这首诗是白居易暮年，一场中风后，不忍耽误正当妙龄的爱姬樊素，而遣其南归而作。诗中出现的数个地理概念汴水，泗水，瓜州、吴山，正是樊素南归应行路线。
自开封东流至徐州，汇入泗水，经江苏扬州南岸瓜州渡入长江，沿江南运河直下余杭。
这条路线，就是隋炀帝所下令修筑的隋唐大运河。这条大运河的出现，
据《大业杂记》载，仅开通济渠一段，即“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役丁死者十四五”。工程修筑速度在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但这也正是大运河及其主持修筑者隋炀帝最受争议之处。
南北朝乱世之后的统一王朝隋代，仅历文帝、炀帝二主，但父子二人都是开渠达人。
文帝时沿汉槽渠故道，开凿了从长安经潼关入黄河的广通渠，长约三百公里，规模较小；炀帝主导修建的是大运河的主体，从地图上看呈“人”字形。以隋都洛阳为“人”字起点，以通济渠向南连通黄淮，永济渠向北沟通黄河与海河，分别作为“人”字的撇捺，并进一步向南接通邗沟和江南运河，直抵钱塘江畔。
就大运河而言，隋炀帝的贡献值得称颂。但是，这必须建立在一个常识认知基础上：
隋炀帝所做的贡献更多的是连接，拓宽，贯通自春秋以来几千年年间历代所修建的地区性人工运河与自然河道，并不是完全凭借一己之力修成如此庞大的基础水利工程。大运河事实上是古代数千年来劳动人民共同智慧与辛劳的结晶，这是毋庸置疑的。
为什么是隋炀帝？大运河这样的史诗级工程，为何迟至隋代才出现？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把视野拉远。
从春秋至隋一千多年里，真正大一统的时间，其实只有秦及两汉四百多年的时间；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华夏版图都是分裂割据状态。而完成像大运河这样的全国性水利工程，需要三方面的资源：强大的国家意志、充足的人力规模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必须依托于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才有可能做到。
先前的统一王朝，秦代时间过短，且在始皇帝的时代，首先修筑长城边防与秦直道（这两项工程，其紧迫性及修成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开发中原水利运河工程；其次，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区域性运河还未出现，没有这些基础条件，谈全国层面的运河工程就如同空中楼阁。
两汉时代，受制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不足及南方地区开发程度严重滞后等多种硬性制约，从国家层面也并不具备实力和动力来开发如此规模的工程。因此在两汉多见的，是修建关键位置的核心工程：如长安至潼关的槽渠、重修邗沟以打通江淮水运以及东汉后期曹魏时在华北进行的一系列区域性运河工程等。
历史的重任，就这样历经千年，最终交到了重新完成统一的隋王朝统治者手中，更精确地说，就是交到了隋炀帝的手中。
隋炀帝杨广，在唐代以来的后世史家笔下，无疑是一位亡国毁家、荒淫暴虐的形象。但仅就才学胆识、文才武功、战略眼光来看，隋炀帝并非一无是处。
隋唐统治阶层，均出自西魏关陇军事集团，隋炀帝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
炀帝自幼接受系统严格的文化教育，史载其“少敏慧，美姿仪”。《全隋诗》有其诗文近五十首传世。文词瑰丽气势开阔，有魏武之风，后世文坛对其诗作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
大业十四年，隋炀帝杨广在江都遭宇文化及兵变缢死，不久隋王朝灭亡。后人论及杨广身死国灭，修筑大运河始终被作为其最重要的“罪状”之一。
但仔细想来，炀帝冒着这么大风险修大运河，其中真的没有更深远的考虑吗？
平陈后的十年他坐镇扬州，总领江南事务，淮扬丽人美景阅之无数，江南在这个层面上对他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在另一层面上，江南却真的让炀帝“魂牵梦绕”。
那十年给了炀帝第一手的经验，他深刻地了解，江南经过东晋南朝近300年的治理后，富庶繁华已是今非昔比。这也是他登基后修建大运河的工作，选择第一时间开通济渠与山阳渎的关键原因。而在灭陈后的十年间，江南地方门阀势力发动了两次大型叛乱，隋王朝在平叛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合适的运输通道，平叛力量难以及时投送也让炀帝下定决心要打通这条航道。
不过，对于关陇贵族出身，带有“鲜卑化的汉人”独特气质的隋炀帝来说，江南，终究只是天下之一隅；他真正的战略眼光，不局限于华夏版图之内，更在极高的战略高度审视中华版图的四邻。
彼时，突厥正在北部蒙古草原及中亚草原崛起，实力异常强大；东部契丹与朝鲜半岛的势力也正虎视眈眈地窥伺东北广阔的天地，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高句丽发兵四万进攻辽西；而西面占据今青海甘肃境的吐谷浑部如果不消解，其将与突厥一起切断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通道，其结果是将整个西域剥离出华夏版图。
由此，炀帝制定的战略国策，概括说来四个字：西攻东守。
西攻，包含两个具体方针：修好突厥，消灭吐谷浑，即一拉一打。为什么是与突厥修好？理由很简单：突厥势大，暂时还打不过；打吐谷浑的理由就更简单了，几个柿子数它最软，而且其占据的位置威胁最大，直接趴在河西走廊边，如果不进行消灭，丝路将断绝，国都长安也将永无安枕之日。
东守，属于战略性防御，待西部问题解决后，回头处理东部的契丹与朝鲜半岛势力。
想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规划，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隋王朝要有能力将中原版图潜能全部释放。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可能：修建全国性运河体系，才有能力将帝国的人、财、物集中于一点使用，实现效能最大化。
这就是隋炀帝甫一接班就立即开始大运河工程的本质原因。
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运河体系的搭建，使隋王朝的力量如同满弦之箭，炀帝的战略规划开始付诸实施。永济渠、通济渠与山阳渎完工后，炀帝亲征吐谷浑灭其国。并随后耗时半年，历千险亲巡丝绸之路，横穿祁连山脉直至张掖，西域二十七国咸遣使觐见。
史载：“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藩慑服，朝贡相继。”此战，将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境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达昆仑山脉的辽阔土地皆收入囊中，设西海、河源等四郡，归于王治。唐太宗曾就隋炀帝西巡一事对臣下感慨：“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以来不过一两代耳。”
、 而大运河全线贯通后，隋炀帝连续三年三征高句丽。史载其首征云：“大军集于涿郡……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雄师威武，然而这样雄浑的场面，却也暗藏了危机的影子。
要知道，三征高丽是在修建新都洛阳、贯通大运河、修隋直道、开太行山关隘等诸多国家工程进行之际，并“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如此徒耗民力，用兵百万，转战千里的战争竟然连续搞三次，真的是难以想象。《隋书炀帝纪》载当时民众之惨状：“于时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
“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大运河的开通，虽然为隋炀帝实现其既定战略计划打下了基础，但长期的穷尽民力，再加上其试图将中原及江南士族一起纳入统治阶层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侵害到了执政的关陇集团本身的利益。由此，隋炀帝围绕大运
河的所作所为，使他几乎是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失去民心及执政集团的支持，是导致隋王朝在富庶中迅速土崩瓦解的核心所在。
说隋王朝富足并不夸张。隋炀帝大业五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这一纪录直到年后的唐玄宗天宝年间才被超越。经济社会繁盛如北宋，终其一朝人口顶峰也不过于与隋大业年间相仿。
而随着大运河修成，其沿线陆续建起数十座国家粮仓，如黎阳仓、回洛仓、含嘉仓、河阳仓、常平仓、山阳仓等，用于储藏经大运河转运的江淮粮米。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中国古代历史，支持其形成和绵延发展的核心，无外乎四根基柱：郡县制、科举制、长城、大运河。
郡县制保证了华夏版图能够由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进行管理，为国家潜力的有效运用提供制度保障；科举制保证了阶层间一定的流动性，延缓了阶级矛盾过快累积以致出现不可调和的情形；
长城的存在，使北方的军事防御力量能集中于某几个关键节点进行有效防御，而不至于千里设防，散而无力；大运河则是国家大动脉，确保各项资源的高效积聚能力，为应对国家层面任何突发事件提供现实保障。
巧合的是，树立起这四根基柱的那两位帝王，命运竟是如此相似，他们如流星般在历史长夜中划过，却为后世留下了影响千年走向的资产。
隋唐大运河最核心的通济渠段，由于引自黄河水，自隋至南宋的五百多年间，河水携带大量泥沙，鸿沟、汴水、洛水、济水等水道均无数次淤塞泛滥，为保障水路通畅，历代均花费巨量的财富整修此水道。
京杭大运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人工运河，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这条担负着南北交通运输重任的千年漕运水道，以其跨越时空之长、流经地域之广、历史遗存之丰、文化底蕴之厚、价值之珍贵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那么，京杭大运河是怎样兴修起来的，又是如何将隋炀帝乘坐龙舟南巡的御用水道变成商业运输兴旺发达的黄金水道的？大运河的漕运为何成为了朝廷的经济命脉？为了确保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和漕运的安全，历朝历代对大运河的漕运又是怎样组织管理的呢？
黄金水道 历经千年打造。
大运河开凿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期。周敬王三十四年，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准备发兵北上攻打齐国。当时，长江和淮河之间没有水路可通。
为了长途运送军粮，夫差下令征调大批民夫，在蜀冈之上修筑邗城，在蜀冈脚下开凿邗沟，使之成为一条连通长江与淮河的人工水道。对于修筑邗城、开凿邗沟的建设场面，史书上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即“举锸如云”，可见其声势浩大。夫差是春秋时期吴国的最后一位君主，他被称为开凿大运河的“第一人”。
开凿邗沟成了大运河兴建史上的开端，邗沟全长约两百公里，扬州、淮安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因邗沟的开凿而诞生。此后邗沟一直都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历代王朝漕运的水上要道。邗沟的开凿客观上为当时我国东部地区的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随着南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日益发展，修建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尤其是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
纵观大运河兴建的历史，大规模兴建大运河一共有两次，第一次在隋朝。隋朝兴建的大运河称为“隋朝大运河”，也称为隋唐大运河。
随后的唐朝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疏浚、修整和治理，保证了水道的畅通无阻和漕运的正常运转。大足元年，即，朝廷在洛阳立德坊南隋唐大运河的洛水河道营建新潭码头，“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
有关史料上说，当时洛水河道上“槽船往来，千里不绝”“大船万艘，转漕相过”“航运贸易遍于三江五湖”“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从此，洛阳成了当时隋唐大运河沿线最大的港埠和全国水上交通运输的中心枢纽。各种商品物资通过隋唐大运河可以从洛阳东达于海、西至关陇、南下苏杭、北上幽燕。不仅如此，以洛阳为东端起点的水上“丝绸之路”，可以通达东南亚、南亚、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
帆影蔽日，桅樯如林，船来货往，络绎不绝。当时，洛阳已成为天下最大的物流园区和商品货物集散地，同时也是进出口货物的中转站
朝廷派出有关人员在汴口考察后认为，“退滩高阔，可凿为渠，引洛入汴”。
由于实施了引洛入汴的工程建设，不仅使汴京拥有了一条西连洛阳的畅通水道，而且还提升了汴河东达淮河的水位，改善了汴河漕运的条件，保证了京都的商品物资供应，让汴京继续保持天下繁华第一都市的地位。
由于隋唐大运河很容易淤塞，甚至会淹没河道，朝廷和地方官府必须要经常开凿、疏浚、整修、治理，才能让隋唐大运河能够继续使用。
大运河的命运始终与漕运制度相伴相生。所谓漕运，指的是古代王朝通过水路河道向京城和边关、灾区等指定地点大规模输送粮草的经济活动，而围绕这种经济活动所形成的整套制度、设施和人员、装备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交通运输体系。可以说，漕运是古代王朝维持自身正常运转的供应系统，也是古代王朝延续政治生命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
从秦汉时期到南北朝时期，由于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尚处于不完善阶段，人工运河尚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因此漕运也处于尚不发达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漕运走向主要是东西走向。直到隋唐大运河建成后，随着南方经济的兴起，漕运中心也逐渐南移，南粮北调成为了漕运的主要任务。进入京杭大运河时代后，漕运迎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借助京杭大运河直通南北的便捷条件，漕运可以将粮食和其它商品转运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朝廷调剂物资、平衡社会的重要措施。尤其是在明清两朝，漕运不仅可以促进南北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还使其社会历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运河漕运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兴旺，而且也加快了运河沿线城镇经济的发展。从有关史料中不难看到，随着运河的开发和运输规模的扩大，以及运输条件的改善，不仅使一批新兴城镇应运而生，成为新的商品集散地和漕运服务区，而且也让一批老旧城镇焕发了青春的活力，跃然而起，成为经济繁荣、交通方便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为了鼓励漕运，皇帝曾经规定：每条漕船准许携带货物二成，自由在沿途贩卖；并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代客运输酒、布、竹木等生活用品和生产物资，开展往来贸易。
这样一来，漕运带来的交通运输和商品贸易的便利也促成了运河沿岸市场网络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的许多城镇都是因漕运兴盛而兴盛，而许多城镇的衰落也无不是因漕运的衰落使然。这种漕运和城镇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存关系，正说明了运河漕运经济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自秦汉以来，历代都设置了管理机构和在职官员。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的各方面的漕运需求，转漕逐渐制度化。汉初时期，每年漕粮运量为几十万石。汉武帝刘彻登基初年，增加到了一百多万石。
三十年后，到了汉武帝元封元年，漕运一度增加到每年六百万石，漕运用卒达六万人。由各地护漕都尉管理，沿途县令也要兼领漕事，以保护漕运的畅通和安全。
到了唐宋时期，漕运管理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太宗贞观六年，朝廷设“舟楫署”管理漕政。唐朝中期以后，因漕运日益繁重，朝廷常令宰臣兼转运使等职，主管漕政。为了增加漕运能力，唐朝实行了“十船为纲，武官押运”的纲运制度和相应奖惩制度，并责成地方主要官员分工负责，后来又进一步明确了由沿河县令主持所在地段漕运事宜。运为辅的方式，确保军用物资及时地运到抗金前线的军营。
进入京杭大运河时代的元明清三朝，朝廷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系统日臻完善和日渐规范。，朝廷就一方面大力开发京杭大运河，另一方面扩大造船业规模，加强漕运管理，设置京畿都漕运司、江淮都漕运司两大漕运机构，主管官员为正三品。江淮漕运司负责将漕粮运至中滦，京畿漕运司再从中滦将漕粮运到北京。
设置了直属中央的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管理机构，即漕运总督部院，一般要派从一品或正二品官员担任漕运总督。
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在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以其特有的沟通功能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接在一起，将不同江河流域的生产区域联系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河承载了帝国，并且带动了运河沿岸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这是一条具有生命力的商贸之河、文化之河。漕运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国家可以通过漕运获得粮食供给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中央集权制度又为大运河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秦朝的建立，使漕运开始走上国家经济生活舞台的中心。
西汉以来，关
中居战略要地，所需粮食、物资渐趋浩繁，漕运之盛可谓“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网流沙。”
为保证漕运活动顺利进行，西汉政府积极经营河、渭运道，还开挖了三百里关中漕渠，整治了鸿沟运河系统，并广建仓储。可见，运河为长安的建设与一代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物力支持。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各割据政权的漕运多应战时之需，规模虽小，但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度支府，建立了区域性的漕运体系，为后代的重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隋朝广通渠、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和江南河的开凿，一个以洛阳为中心的全国运河网络和漕运体系也建立起来。
各地开始建造粮仓，以供转输或积储漕粮之用。至此，隋代的运河系统与仓储制度成为了漕运史上一个重大变革。唐代以降，漕粮供应地由关东逐渐转向江淮，东南地区日渐成为朝廷的主要赋税来源，地位显著上升。
大唐对漕运体系的发展将其推向巅峰，唐有天下，“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
漕运是至急至重的事，如沈括《平山堂记》所言：“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
尽管它与今天现代化的交通系统不能相比，但在当时已是人们可以利用的最便捷、效率最高的通道。
大运河漕运量的不足，使元朝政府另辟海上运输路线，至元十九年，首次开辟了从长江口的刘家港直航大沽的运输漕粮的海路，这是元朝的一大创举。
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两朝沿用大运河作为连接江南经济重心的漕运通道，既丰富了运输方式，如支运、兑运、长运，又增加了严格的漕粮征交制度，再加上康雍乾时期对大运河有效的疏浚治理，保证了大运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较为畅通，运河的漕运由此进入了最后一个辉煌时期。
目前，正是大运河从古至今提供的地理、交通、经济与文化联系，使运河两岸的城市自身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在日益深化的联系中发展为一个水平更高、规模更大的城市共同体。
大运河为沿岸创造的经济物质、生存方法、盈利财富，让我们看到了运河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其未来必定走向复兴与新生。
这六位龙王都是人间王者的形状，穿袍蹬靴，携侍带眷，衬以天云海水。
民间文学中所言龙王、龙宫之事，如龙王的呼风唤雨职能、龙宫多宝等等几乎全受到了佛经故事的启发，在其演绎的过程中，文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冲破佛教文化的桎梏，创造出了众多充满人格化的龙王形象。
龙王与道教同样关系密切。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它是在上古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和升仙思想发展而来的，上古的鬼神观念和龙的观念都被道教所摄取。
上古神话中龙是通天神兽，是升仙的坐骑，道教对此说全盘继承，神仙并以龙为脚力。道教的法术中有一种为“乘峤”，即乘坐神兽飞行于空中，与神仙往来，所乘的龙称为龙峤。
据道教经典说，乘龙者游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都不敢侵犯，无论到那里，都会有神出迎。早期的道教，尽管承认龙的施云布雨功能，却只是拿它当脚力使用，直到后来佛教将龙神据为己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大力争抢龙神，奉为龙主。
说起来缘于早期道教与佛教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争相拉拢封建君主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二是尽量附和民众心理，取得民众的认同。所以当佛教关于龙王的内容日益渗入中国文化之中产生社会影响后，道教就奋起直追了，把道教中的龙也附会为王，且后来居上，名目的繁多超过了佛教。
主要有四海龙王，东海敖广、南海敖闰、西海敖钦、北海敖顺，五方龙王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等数百位龙王。上古原始宗教的龙虽有神性，但并不占地盘。
发展到这时候，道教的龙王均有守土之责，诸天有龙，四海有龙，五方有龙，三十八山有龙，二十四向有龙，以至凡是有水的地方，无论湖海河川，还是渊潭池沼以及井、泉之内都有龙王驻在。
佛、道两教争相对龙宣传，刺激了民间对龙的崇拜，传统的龙也由神兽变成了神，于是使大江南北无处不存在龙王。[9]从隋唐开始，随着佛教、道教的盛行，佛、道中龙王的神话传说与早期民间的龙王信仰糅合在一起。
龙王信仰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也逐渐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唐玄宗时，诏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
北周静帝将皇位禅让与杨坚，杨坚创立了隋朝，后来，杨坚南下大胜陈，统一了中原。虽然表面上看着完成了统一大业，实则各门阀之间明争暗斗。尤其是长久以来的格局已经让不同门阀之间的经济，文化等观念形成了很大的差距。想要真正的统一，绝非容易。除了中原的门阀，少数民族也存在各个门阀割据的情况。
隋朝定都于长安，但是为了抵御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北方驻扎了大批的军队，军队所需的粮草，仅仅依靠北方是难以供应的，南方的粮草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运达，这就为挖掘大运河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历史上对于杨坚的死一直是有争论的，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杨广弑父，而后杨广赐死废太子杨勇。相传，杨广小时候很乖巧，在杨坚面前一直是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这和后来杀父杀兄的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历史上，曾有人对杨广称之为疯子皇帝，从他坐上皇位的这种举动来看，这种称呼一点儿也不为过。而从他在位期间的这些举动，更能够验证了这个称呼的正确性。
从客观条件来说，统一可以说是一个千秋伟业的事情，这也是历代皇帝都喜欢统一的一个原因。但是，统一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民富力强的前提下，但是隋炀帝为了统一，完全不顾民众的死活。这也就为他日后成为人们口中的昏君，打下了基础。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河流大多是东西走向的，很难有南北走向的。这种情况就为大运河的修缮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大运河船长两期啊多公里，这样一个大型的工程。
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仅仅用了十年就完成了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工程，当时的劳苦大众要经受多少苦难了，有多少人牺牲在这个工程中，但是这丝毫不在隋炀帝杨广的考虑的范围内。他不仅仅修建了大运河，而且修建长城，大兴土木。
隋炀帝杨广如此一意孤行，难道就没有人提出异议吗？当然有了，但是隋炀帝杨广容不得别人有异议，一旦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就将其杀害，后来渐渐的也没有人再敢提出不同意见了。就连当时的皇后，也是敢怒不敢言。
男人大多都被征去修大运河了、大修土木了，谁来种地？
面对沉重的税负，民众的生活日益窘迫、怨声载道。不管是哪个朝代，人民的日子太平了，那么这个朝代也会长久下去，如果人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那么这个朝代就很难长久了，这也就为后来的民众起义做下了铺垫。
隋炀帝在位期间，多次发动战争，最有名的当属与高句丽战争了。曾经三次发动高句丽战争，三次毫无所获，如果说发动高句丽战争，也不仅仅是在隋炀帝时期，那么为什么偏偏说隋炀帝时期的高句丽战争是劳民伤财呢？
这就要看发动高句丽战争的兵力是来自于哪里？李源时期，也曾经发动高句丽战争，但是，他大多是借用的军阀的力量，而隋炀帝，则大多是在民间征集兵力，这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李渊的做法不仅仅消弱了军阀的势力，而且还为民众获得了安宁的机会，而隋炀帝杨广则是在削弱民众的力量，而给军阀更大的实力。
阳光虽然做皇帝数年，但是在长安的时间也仅仅有三年，其他的时间都在外地，这并不是说他这个皇帝多么清正，而是说明他有贪玩的天性。
后来，各个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最有名的当属李密，他列举了隋炀帝数十条罪状。民众们纷纷揭竿而起。看到大势已去的隋炀帝，不敢再回长安了。就准备在洛阳大修宫殿，迁都洛阳。
后来宇文化及起义，隋炀帝杨广想要逃离，不曾想，被抓了个正着，被令狐行杀害。
历史上曾经有人说，隋炀帝杨广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其实这种说法恰恰相反。隋朝是在北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北周已经是外无强敌，内部和谐的一个朝代。再来看看隋朝留给唐朝的是一个什么情形？如果用一个烂摊子来形容毫不为过，从这一点来说，隋炀帝杨广已经倒退了，并没有在时代的发展上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
任何的各朝代都有各自得存在的意义，虽然说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被称为一个暴君，但是，他在位时期所进一步完善的京杭大运河，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对后代的关爱了，这在世界运河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大运河对后来的朝代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想要单纯的用好或者坏来评判一个人或者一个朝代真的太难了，因为不可能都是好的，也不可能都是坏的。关于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的说法，褒贬不一。有人说，这是一项千秋伟业，也有人说这个工程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更甚至有的人说，这个工程看出了隋炀帝杨广心狠手辣。